在那寒冷阴暗的大白天，许多人都曾见到一个身材高大得非同寻常的人。他自己说名叫亚当·索科洛维奇，以前当过海员。这人忽而出现在尼古拉耶夫火车站附近，忽而又出现在涅瓦大街的好几个地方。他走在利戈夫广场的人行道上，不知为什么正经八百地凝望亚历山大三世的纪念碑和打转儿掉头的有轨电车，并且注视来来往往的穿黑衣服的行人、去站上接客的马车夫们、从车站拱门里钻出的邮车，以及驶过的灵车——那灵车载着黄亮亮的薄皮棺材，却没有一个送葬的人跟在它后面。后来，他站在阿尼厅科夫桥端悒悒地俯视深蓝色的河水，被脏雪弄成灰不溜丢的驳船。他还沿涅瓦大街逐一研究橱窗里的陈列商品。要不留意他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撞见他的人都有一种模糊的不悦和不安感，不禁暗暗想：“哎哟，这先生阴沉得好可怕！”
他的鞋，瘦口裤子，背上沾上泥浆的厚呢大衣和皮制英国便帽都说明用了好久了，任何天气情况下都没有脱下来过。他出奇地高，出奇地瘦，加上长腿和大脚踝，胡子精光的光秃秃的嘴巴，发达的下巴和下巴下少有的凹洼，上身下身没有一处长得协调。他阴森个脸，像是不怀好意，却又极其专注，久久地伫立橱窗跟前，双手插在裤袋里，口叼着烟嘴。难道他真对那些领带、手表、箱子、文具之类感兴趣？一下子便能看出——不，他是属于那种成天在市里游逛的怪人，之所以成天游逛是因为他只在街路上方能思考，或是因为无家可归，或是在等待、冀盼。
掌灯时分，他是在离拉兹叶不远一家小酒馆跟两名水手一块儿度过的。
三人都不脱去外衣，围坐在幽暗客堂中一张很不舒服的靠墙餐桌旁。索科洛维奇的位置尤其不舒服：有个站在客堂深处倚着柜台小酌的圆头矮个鞑靼人正瞪眼瞅他脊梁；在他对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啤酒厂的广告画，画三个轻狂的公子哥儿把高筒礼帽推到后脑勺上，手执冒气泡的酒杯；从左面吹来顾客进出开门时的穿堂风，从右面还有跑堂来回奔走带起的人来风。附近有道门槛，走下三级台阶便是走廊，从那儿飘来厨房的酸味和煤气味。那儿还另有一门通台球室，台球室半明半暗，几个男子举着台球杆儿在桌旁走动，单穿马甲，头部隐没在阴影里。索科洛夫坐到那个不舒服的位置上，从大衣袋里掏出烟斗，接着皱眉注视起啤酒广告。两名水手正跟跑堂搭讪。他给烟斗装上烟丝，谁也不看，管自用浓重的低音悠悠说道：
“为什么专挂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不挂些招贴。也就是说能正确反映人类理想的醒世警言？难道，比方说，这些个花花公子真能表达出即使只占十分之一的人类理想吗？”
“你自己也许是个地主家的少爷。”水手之一列甫琴科不怀好意地说。
“若说我是少爷，那也是人类的少爷，”索科洛维奇的戏谑语调正巧与对方的讽刺匹敌，“我的地主家庭出身并不妨碍我看清世界和世上的英雄豪杰，也不妨碍我当汽车司机……你可知道，瞧你在大街上丧魂落魄似的不知追逐哪个俏娘为好，倒怪有兴味的。”
说罢点燃烟，将拿烟斗的左手胳膊肘支到桌子上。他的大衣翻领里没有衬衫，裸露的手腕上刺着青色文身—— 一条身子歪歪扭扭的日本龙。
整个黄昏他都像喝茶似的喝高加索白兰地，用粉红色沙丁鱼做酒菜，一个劲儿吞云吐雾。两名水手，一如所有受欺凌的干粗活的人，话多牢骚多，每人只希望谈他个人、揭露宿敌及上司的种种丑恶勾当，并且吹嘘他自己：一个说，有次他扇了好挑剔的大副“耳刮子”；另一个说，有次把水手长扔进了大海。每人都争着说话，甚至还嚷嚷：
“不信？要不要我打赌？”
索科洛维奇吸着烟斗，嚅动着下巴，郁郁地不发一言。从喀琅施塔特到蒙特维的亚他都算得上是酒肆的常客了，练就了百喝不醉的本领。他只喜欢杜松子和苦艾酒。今晚饮量毫不逊他伙伴，但表面上微醺并不对他有任何影响。而这更使两名水手不满，并且，据他们后来说起，叫人恼火的还有他那拒人千里之外的冷脸蛋和沉思默想的神秘神情；无论他的性格、他的过去，还是他现在无家无业的生活，都没法儿弄清楚。很快就喝醉的列甫琴科有次对他嚷道：
“妈的，别那么大模大样！我们请你喝酒，你干吗对朋友不理不睬，净摆弄你那破烂烟袋？”
可索科洛维奇冷冷回敬：
“请放客气些，别嚷嚷。嚷嚷只能使我来气。我已不止一次奉告过，酒对我起不了作用，也不能使我由此特别高兴。我的味觉是很迟钝的，我是所谓的变态人，明白了吗？”
列甫琴科窘不知对，但装作不在意的样儿：
“也请你别那么自高自大。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说你是变态人，那就该压根儿不沾酒，可你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再瞧你那身架子，单手就能把人治死。可你却说……”
“我说得千真万确，”索洛科维奇打断他的话，提高声音说，“任何一个变态人往往某一感觉特别敏锐，操办某种事特别有能耐，相反，在其他方面，他的感觉是退化了的，明白了吗？有没有气力那是另码事儿。”
“怎能知道他是变态人呢，如果他强壮如牛？”列甫琴科言带讥诮。
“比方说，可根据他的耳朵来分辨，”索科洛维奇似真似假地回答，“变态者、聪明人、流浪汉和杀人犯都长有一副圆环耳朵，也就是说像用来绞死人的套索圆环。”
“得了吧，任何人如果恼恨过头都会杀人的，”另一水手叫皮利尼亚克的随口说，“有一次我在尼古拉耶沃……”
索科洛维奇等他说完以后方始开腔：
“皮利尼亚克，我也怀疑这样的耳相只有所谓变态人方有。一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概括而言，人人内心都隐藏有杀人的欲望乃至虐待他人的欲望，有一些人的谋害简直无法克制，而缘由是各式各样的，例如，出之于隔代遗传因素或心中过深地沉积着对人的仇恨感。他们杀人，一点儿也不是由于恼怒，而杀人之后，不但不感到一般人所说的内心痛苦，相反，他如释重负般生怕回归正常，尽管他的愤懑、憎恨、嗜血欲表现为杀人这样的卑鄙行为。人们说谎已说够了！杀人者见血之后必然受强烈震动，感到畏惧、痛苦等——全是一派谎言！罪必伴罚之类的小说只是在造假。要写就写犯罪而并不由此受惩罚。凶手的心理状态取决他对杀人的看法，取决于他所期待的是绞刑。满足感难道是赏赐进行种族残杀的人，从事战争、革命、绞死罪犯的人的内心会感到痛苦和恐惧？”
“我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列甫琴科骄傲地说。
“是吗？”索科洛维奇向他投去沉重的目光，说，“你有否读过关于刽子手杰布列尔的纪事？他不久前死于巴黎郊外自己的别墅里，享年八十岁，一生中遵从他那最最文明的国家政权的命令，用铡刀铡了整整五百个人的头颅。所有刑事档案都密密麻麻地记下凶犯们的作案始末：如何残酷，如何冷静，如何无耻，如何疯狂。不过不只是变态人、刽子手和苦役犯方有杀人欲，所有人类的书籍，所有的神话、史诗、壮士歌、史记、戏剧、小说全都载有杀人之类的内容——难道有人读罢大惊失色的？每个孩子都读了美国作家库珀写的儿童小说，那里面曾谈及如何剥下带发头皮。每个中学生都读到过亚述国王用俘虏的人皮造城墙的故事。每个神父都知道《圣经》中‘杀死’一词重复出现一千次以上，并且大部分均以赞美的口吻感激上帝所为。”
“为此它方被称作《旧约》，它是部古代史嘛。”列甫琴科反驳道。
“而新时代的历史更毋庸说了，”索科洛维奇道，“如果猩猩读得懂文字，必然毛发倒竖……”他收起眉尖，掉头去看别处，“现代的两脚兽怎么跟该隐比！他们早就远远超过了他，早就没有了原始式的天真。猩猩所处时代既没有亚述王、恺撒大帝、宗教裁判所，也未曾发现美洲大陆，也没有口衔雪茄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国王，更没有潜艇发明家一次就将数千人埋入海底；既没有雅各宾党罗伯斯庇尔分子，也没有开膛破肚的杰科夫们……你作如何想呢，列甫琴科？”他问，重又把严厉的目光投向水手，“当代诸公有否为该隐和《罪与罚》中的主人翁拉斯科尔尼科夫而难受过？用金字载入史册的那些暴君有否难受过？当你读到土耳其人杀死百万个亚美尼亚人，德国人往井内投放鼠疫杆菌，腐烂尸体充塞战壕，飞行员向巴勒斯坦的拿撒纳投炸弹的时候，你有否感到过痛苦？以最最残忍的手段欺凌近邻，将繁荣昌盛建立在人类白骨之上的巴黎人或伦敦人曾否感到内疚呢？感到痛苦的仅仅拉斯科尔尼科夫一人，而且仅由于没有血气并顺从了凶狠的作者的意见，后者把基督塞进他所有的低级趣味小说。”
“落帆！该转向啦！”列甫琴科企图改变这场使他腻味的谈话。
索科洛维奇沉默下来，朝两膝间的地板上啐了口唾沫，安详地继续道：
“现今有千万人在参加战争，欧洲不久将成为杀人凶手的王国，但是，任何人都明白，世界并不会因此而发疯。有人曾说过，上撒哈林岛去是可怕的，我倒愿意知道，过上一年两年，战争结束之后，谁还会想起去欧洲曾是可怕的事呢？”
皮利尼亚克开始讲述他叔父吃醋杀妻的事。索科洛维奇听他讲完后沉思良久，后来说道：
“有一种心理驱使人去杀害女性。这种心理来自我们的感官：女性的体躯给人以愉悦。但生养我们的女人这一高等动物只对粗暴的强有力的雄性方展示其淫欲……”
他把胳膊肘支在膝头上重又不声不响，仿佛把谈伴忘了个干净。
到了十一点，他高傲地起身与仍留酒馆的水手们道别，重又去涅瓦大街。
浓重的夜雾裹住了涅瓦大街的灯光。寒气袭襟。站在弗拉季米尔街口指挥熙来攘往的马车、雪橇和汽车的警官，连胡子也都染满白白的霜花。在帕尔金附近，一匹侧身跌倒在车辕上的牡马正踢蹬着四蹄，企图站立起来。马车夫腰间束条巨大而奇怪的围裙，围着马转圈儿，帮忙，结果白费劲。一个脸蛋通红的魁伟街警，艰难地张开冻僵的嘴唇叫嚷，并挥起线手套里的手驱散看热闹的路人。索科洛维奇听说轧死了一个横穿马路的穿浣熊皮大衣的白胡子老头，据闻还是个著名作家。但索科洛维奇停都没停又回涅瓦大街了。
一些人赶过了他，还带着诧异的眼神从下到上地打量他，而他也赶过了另一些人。他把手抄在裤口袋里，耸起肩，将雾湿的下颌藏进大衣领，均匀地迈着长脚：左脚，右脚，左脚……左脚的跨步比右脚的大。与此同时，睨视着走在他前面的人。这些行人与他这大个儿比尤其显得矮小。屋影从电线杆滑落进夜雾和嗒嗒的马蹄声中。有的还是神气活现的溜蹄快马，从鼻孔里喷出一阵阵热气，奔起来犹如风驰电掣。一辆双套轻便马车一晃而过，车上年轻军官紧紧搂住年轻太太的腰肢，后者依偎着他，将脸躲进羔羊皮手笼……索科洛维奇放慢脚步，久久地瞅着他们的背影，瞅着冷雾中的涅瓦大街、电车中昏黄的灯光和电车辫子上一亮一亮的电火花，他大脸盘上露出定神的狰狞模样。
他斜穿过阿尼奇科夫桥走上大街另一边的人行道。风更烈、雾更重了。远处，在暗沉沉的半空，市杜马大厦的塔尖上亮着时钟上一眨一眨的小红灯。索科洛维奇驻步点燃一支香烟，好一阵子在溜眼看那些出现在街头的粉姐儿。在他身后，商店已经打烊，大橱窗里郁郁地亮着夜间照明灯，橱窗里的模特儿——金发美女瞪起长睫毛眼睛，身穿呢的、皮的贵重大衣，从时髦的灿然夺目的女衬裤中露出死僵僵的木腿……嗣后他继续往前，走进雾中的喀山大堂前的广场，跨入多米尼克饭店。在那儿，人们像在大街上似的不脱大衣站着吃喝。他在一个角落里找了个座位，然后要了份黑咖啡。这里十分昏暗，只从人头攒动的酒柜处投来一丝光亮。一个头戴礼帽的冻脸胖子突然出现在他身旁，请求允许拿根桌上火柴盒里的火柴。划亮的火柴照出了索科洛维奇的脸，冻脸胖子搭讪道：
“你很像我在维林斯克的一位熟人。敢问阁下，是雅诺夫斯基不是？”
他看了胖子一眼，冷起脸回答：
“你错了，包打听先生。”
在多米尼克他坐到子夜一时。最后，人走席散的饭店响起噼噼啪啪的桌椅碰撞声。那是关店门后获得了自由的跑堂们在把座椅粗暴地往桌上摞。他看了看他的大银表，站起身来。
夜雾中的涅瓦大街可怕得吓人，空空荡荡，一片死寂，从北极来的惨白浓雾隐藏着难以知晓的秘密，在人行道上，在黑黑的橱窗和紧闭的大门附近尤显得阴森。还有一些女郎在人行道上遛弯儿，她们打扮得花里胡哨，哼着小曲，迈着悠闲的步伐，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儿，可是透心凉的冷气冻得她们打战，有些女人像是妖魔附身，冻脸蛋儿十分可怕。
索科洛维奇出了多米尼克，走了约莫二百步，便挽起其中一位女郎——后来得知她叫科罗利科娃，她则简称自己为科罗利克的膀子。科罗利克个儿不高，瘦削，但由于庸俗的时髦装束显得胖胖的，头上的女帽也大而无当，黑丝绒皱成一团儿，上面胡乱插些樱桃形玻璃珠；大颧骨小脸蛋，加上凹陷、油黑的眼睛，模样儿颇像蝙蝠。她在索科洛维奇躬身行走的当儿挡在道上做出不注意的样儿晃晃脑袋，一手牵裙，抽出藏在乌亮的手笼里的另一只手来捂住嘴巴，似乎说：在你面前的是位女性呀！对方投了她锋利的一眼，立刻挽住她膀子并招来停在街角上的马车。于是这对坐进专装散客的四轮马车的人先沿着涅瓦大街，后穿过广场，经由尼古拉耶夫车站的自鸣钟楼（这时车站黑糊糊的，它已将各次列车发往俄罗斯雪野深处），然后经过那个高头大马上巍巍然地跨着一名骑士的糟糕雕像、费恰尔广场、几条夜雾弥漫的街巷，进入首都郊区的神秘暗夜。
一路上索科洛维奇只抽烟不说话，使科罗利科娃很感尴尬，于是她开口说，按她意见，库图佐夫牌的烟要比丁香牌烟好得多。这种带点儿友好性的平常谈话还未触及正题，说来显得可怜巴巴却楚楚动人。但索科洛维奇仍保持缄默。于是她只得启口请求先把陪伴费付了，并假装勇敢地补充说，如果要她伴一通宵，只是在肯付好价钱的情况之下才答允。他默默掏给她两枚银卢布。她收下，将其中一枚塞到上下齿之间咬了一下，发现是假币，便将之塞进手笼，说这枚银卢布不能作数，收下只是为了留个纪念，她要求男方另付。索科洛维奇迟疑了一下，又给了一卢布。霎时间她换了另一姿态：突然打个寒噤，似乎弱女不胜寒的样子，依偎到他身上。打寒噤许是假，然而，应该说，她用情却是真诚的：她被这严若无情的魁伟强壮汉子吸引住了。可对方对柔情视而不见。
他们走得很远。最后科罗利科娃吩咐赶车人在一幢二层砖楼前停下。楼门前悬的牌子是：“贝尔格拉特旅社”。这儿地处僻野，时间已是午夜一点三刻。
索科洛维奇偕同科罗利科娃沿粗地毯铺的楼梯来到二楼半明半暗的走廊。管迎客的听差尼扬丘克原本在一张窄窄的长椅上盖着破羊皮领的皮大衣睡觉，骤见索科洛维奇的高大身材、阴森森的脸和雾湿的美国式胡子吃了一惊，他站起身，不友好地问：
“要干啥？”
“装什么糊涂，蠢货！”索科洛维奇高傲地回了一句，塞进他手里半卢布的银币，撇下他顾自往前走。
尼扬丘克初时不悦，想说“这样的话我早听腻了”，但手接触到钱，再又认出了科罗利科娃，听到走过身边时投给他的话：“你认不出是我吗？今儿我发财啦。”便皱了皱眉，叨叨地抱怨每天得受警察的气，抢到索科洛维奇前面，划亮火柴，在亮光下打开客房门。这是个结构复杂的、散发着香味的房间，虽有点儿闷，却很暖和。窗户的一半被院中的建筑物屋面挡住，窗玻璃成了黑的。从外面传进来闷声闷气的说话和机器转动声，还不时亮起通红的火光，像是忽然从地狱里面冒出来似的。
“那是怎么回事？”索科洛维奇问。
“在做夜班：清除污秽。”尼扬丘克话声里怨气未消。他把镜台上荷花蜡烛盘里的两支蜡烛点亮，放下花细棉布窗幔，问客人需要些什么。
索科洛维奇给自己要了克瓦斯，接着奇怪地冷冷一笑，补充说：
“给小姐来点儿水果。”
“其他水果没有，”尼扬丘克回答，“有葡萄，一卢布半一碟。”
“很好，就送葡萄。”
兴许科罗列科娃得到如此款待很得意，她当真像大冬天有人奉献葡萄的小姐那样扫视着房间，跺着挨过冻的脚，一面往手笼里吹热气，一面娇滴滴地说：
“哎哟哟，外面真冷！”
过了会儿，尼扬丘科托个大盘子进来了，盘里放着葡萄和两个打开瓶塞正冒气泡的瓶子。索科洛维奇待听差一走，立刻关门上锁。科罗利科娃站在桌子跟前摘食青颜色的冻葡萄，同时还在往她带锯木味的手笼里吹热气。她那可怕的冷脸同伴则在墙脚里脱大衣并解下紫色粗绒围巾。嗣后窗外凶险的火光和夜间作业的嘈杂声隐匿了，客房内部的情景不为外人所知。凌晨四时，走廊里的铃声惊醒了尼扬丘克。他套好裤子，穿上毡靴，往铃箱察看。灯亮的是三号房，还从三号房门后送来女人的声音，要他送一匣泽菲尔牌卷烟。睡眼蒙眬的尼扬丘克从小卖部取烟回来，却忘了哪号房要的烟。于是他敲了敲八号索科洛维奇的门。问他的是门内粗鲁的低嗓门：
“什么事？”
“你那位小姐要我送烟。”尼扬丘克回答。
“我‘那位小姐’从未要过烟。也不可能要烟。”低嗓门带着教训口气。
尼扬丘克立时记起是谁要的烟，于是把它交到一只从三号门缝伸出的胖手掌里，回到走廊尽头的木长椅上，一下子睡熟了。昏昏的静静的旅馆走廊只有均匀的挂钟嘀嗒声。
他再次被唤醒已是六点多。八号房的客人已穿戴整齐，站他面前摇晃他的肩膀。
“这是付你的房费和小费，”他说，“现在，开门让我出去，我该去工厂上班了。我那位小姐吩咐在九点钟叫醒她。”
“葡萄的钱哪位付？”尼扬丘克不安地急急问。
“都在内了，”索科洛维奇说，“照我计算，一共四十七戈比，可我给了五十五，明白了吗？”
随后不紧不慢地往楼梯走去。
尼扬丘克因为瞌睡，半睁半闭着眼睛整整肩头的大衣，走在他前面下楼开门。索科洛维奇耐心地等待他用钥匙费力转动锁孔。最后，门开了，他越过尼扬丘克，竖起大衣领子，像歌手那样捂住脖子不使受凉，说了声“再见”，便走上潮湿的空气新鲜的街道。天还很黑，街上静无人迹，但这昏暗，这寂静，正预示着清晨即将来临。在市郊，整个儿城市上空响起了大小工厂的汽笛声，用各种声调召唤劳动贫民上班。旅社对面的路灯向它附近街面投下暗淡的光影。夜里落过小雪，雾已消散，栅栏后的木墙一夜之间披上了举哀似的白色。但见索科洛维奇打个右转弯，便消失在远处了。冻得发抖的尼扬丘克关好大门，转身回他的二楼。
再躺下睡觉已不值得，他开始寻找椅下的靴子。忽然，他看到八号门半开着，门里有灯光。他立刻奔了过去。房里静悄悄，即使人在睡觉，也不会那样静得可怕。烛盘里的两支插蜡已快燃尽。一个个阴影在昏暗中晃动。而在床上的被子底下，露出俯卧着的女人的光裸的短腿，头被闷在两个枕头下面。
1916年
（石枕川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