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贵族公子患目疾，双眼红肿，痛不可忍，急忙派人去请叶天士前来诊治。叶天士诊察过后说：“眼疾不必顾虑，那是膏粱厚味食之太过，体内热毒过盛所致，不治它也会好的。只是七日后公子的足心会生痈毒，如此则病不可救。”
公子一听此话，恐惧万分。叶天士接着说：“要想散去毒气，必须安心静息，以左手擦右足心36次，以右手擦左足心36次，每日如此7遍，待7天后再来诊治。”
7日后，再请叶天士来诊。公子说：“眼疾已愈，不知足心之毒还会不会发？”
叶天士笑着说：“上次我说足心生痈毒是假，那是吓唬你的，使得你断绝其他念头，让你一心注意到足心，以手擦足，可以引火下行，眼疾可愈。”这正是所谓的“眼病治眼，越治越重；眼病治脚，火下心静”。
相传，有年夏季，某丝绸店有位十四五岁的少年学徒在店内卖货。因闲坐无事时，这位少年学徒便将阴茎置货柜门目的铜环内玩弄。不料，因阴茎勃起充盈后被卡住，这位少年学徒又羞又痛，号啕大哭起来，因此引来了许多围观者，把店门堵得水泄不通。
但对此少见之事，大家一时无法可施。正好叶天士出诊归来，见众人皆围在店内，便上前观看。当他看到小学徒这种情况后，便悄悄取来一盆冰冷的井水，潜行到少年的背后，乘其不备，将水从头倾倒而下。少年学徒被这突如其来的冷水一激，阴茎惊缩而脱。
由于叶天士名满天下，傅闻附会自然多有，有些往往涉于荒诞。据说，他以落叶为药助孕妇生儿，因落叶知秋，秋乃收获之季，落乃落降之意，此即“医者意也”。
叶天士自己则对治病有深刻的见解，怀严谨的态度。他说：“剂之寒温视乎病，前人或偏寒凉，或偏温养，习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俸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讵有当哉？病有见证，有变证，必胸有成竹，乃可施之以方。”
有一次，有位任过太医的，为一位饮食不当又伤风寒的患者治病，诊脉开方后私下对患者身边的人说自己虽开出药方，也只是尽尽人事罢了。那药的效用也便可想而知了。
后来，这位病家后经人介绍，找到叶天士。叶天士诊过脉后，只简单地开了几味药，患者服药后泻吐渐止，精神转佳。叶天士再处一方，服下几剂，大病竟获痊愈。
有位富商的公子，忽然得病，不说话也不进食，总是闭目而卧，请了许多名医为其诊治，但都未见效。富商十分恐惧，特请叶天士前来诊治。
叶天士进入病人的卧房，来至床前，随即退出。叶天士说他不必切脉，就已经知道病情了，随即让人将病人移居另一室，取极陈小便一大桶，置于病人头侧。
然后，让人用瓢舀取小便，从高处倾入另一空桶中。待空桶满后，重复再倾入原桶，如此折腾了数次，病人开始呻吟，并索取饮食，就这样不药而愈。
后来，有人询问原因，叶天士说：“我一进病人的房间，就闻到异香扑鼻，等我走到床边，香气愈发馥烈，就知道他是因香窜之气过甚而病，故用陈小便之气以收之。”
另有一位女子，新婚后忽然晕厥，家人请叶天士为其诊治。叶天士进入新房，诊视病人后，说：“此病为香麝闭气所致，可以用秽气解之。”即令人将新妇抬至院中，取大粪数桶，围绕其头部放置，并同时搅拌，顿时秽气蒸腾，不久这位女子即苏醒。
碰到自己治不好的病，叶天士乐于倾听同道的意见，也虚心吸取其诊病立方的长处。当时，叶天士与薛雪都是江苏吴县的名医。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好友，两家住得也很近，经常在一起切磋医术。由于瘟疫在苏州流行，因此官府在此设立了医局，名医轮流参加义诊。
有一天，医局里来了一名更夫，全身浮肿。由于薛雪先到医局，于是他给这更夫诊了脉，然后挥手让他出去，对他说：“你的病很重，没法治了，回去吧。”
更夫出了医局的大门，正好碰上叶天士来医局。于是，他求救于叶天士。叶天士经过细致的诊察后，对他说：“不用害怕，吃了这两剂药就会好的。”
更夫将这两剂药服完后，病果真治好了。薛雪恰恰目睹了这一切，认为叶天士是有意给他难堪，心中又恼又恨，回家后就把自己的书房改名为“扫叶庄”。叶天士听说后也非常生气，就把自己的书房改为“踏雪斋”，从此两人不再往来。
后来，叶天士的母亲患病，叶天士小心翼翼地开了处方，可就是不见好转。薛雪知道此事后，他笑笑说：“这病要是放在别的病人身上，叶天士早就用白虎汤了，而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就没办法了。白虎汤药性虽重，此病却是非用不可。”
这些话传到叶天士耳朵里，他很佩服薛雪的见解。他确实想用白虎汤，但担心母亲年高承受不了。听了薛雪的话后，就给母亲用了白虎汤，果然病很快好了。这件事教育了叶天士，觉得医生应心胸宽阔，互相学习，于是主动地去薛雪家登门拜访，两人重归于好。
徐大椿（字灵胎）也是苏州名医，与叶天士有“瑜亮”之比，但二人却从未谋面。有一次，叶天士对其门人说：“吴江来了一位秀才徐某，治病颇有心思，但药味太杂，此乃无师传授之故。”后来，叶氏得到宋版《外台秘要》，仔细品读后，又对其门人说：“以前说徐生立方无本，谁知俱出《外台秘要》，可知学问无穷，不可轻量也。”颇显叶天士的胸襟。
叶天士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证，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在诊断上则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弥补了仲景书之残缺。
有年夏季，叶天士的外孙刚满一岁，患了痘疹，但闭而不出，病情十分危重。于是，叶天士的女儿将其抱回娘家让父亲救治。叶天士诊视后，竟认为病情已难以挽救。
女儿听后大哭大闹，以头撞父，说道：“父亲常说痘无死证，怎么自己的外孙患痘疹，你就救不活了？要是你的外孙活不了，你女儿也不想活了。”
叶天士不得已，只得苦思救治之法，思索良久后，吩咐将外孙裸体置于一间空屋中，不准任何人进去，并锁上门，自己带上钥匙径直打牌去了。女儿欲进屋看看，没有钥匙进不去，打发人去找父亲，他玩得正酣，不肯回去，气得女儿在家里哭得死去活来。
半夜时分，叶天士才回家，然后去看自己的外孙，见其痘疹已出，粒粒如珠，甚是佳象。原来空屋中蚊子很多，借其叮人皮肤促使痘发，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就痊愈了。
叶天士一生对医药很严谨，在他看来，医这个行当，断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干得的，须得有先天的悟性，后天的刻苦，才能具此活人之术以济于世。
有一年初秋，叶天士乘船出诊，该船刚刚新抹了桐油，光亮如新。忽闻岸上有人大声吆喝，称桐油新抹，不能接近菱秧，命令船只改道以避之。
叶天士自思道：“桐油为涌吐顽痰之品，不想其与菱相克也。”他日，有一妇女抱小儿就诊，其病为伤食，已经更换数位医生无效。叶天士亦诊为食积，但似与寻常食积不同。
叶天士经详细询问，方知小儿为食菱角过多所致。猛然忆起上次乘舟之事，遂于消食药中加入桐油一味，其病顿愈。叶天士就是从一次偶然的实践中悟出了治病之法。
《内经》云：“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即由各种气候、物候、病候等外在现象，去推理、归纳得出各种规律、道理，也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许多中医道理就是这样得来的。
叶天士临死时，还谆谆告诫他的孩子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
无论是从叶天士的医学理论，还是他的治学态度，以及他那种敏而好学，更名换姓求师学艺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这是他给后人留下的一笔不可计量的财富。
消渴以多尿、多饮（饮水量及次数明显增多）、多食、形体消瘦，或尿有甜味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证。消渴之名，首见于《素问·奇病论》。根据病机及症状的不同，《内经》还有消瘅、肺消、膈消、消中等名称的记载，并认为五脏虚弱、过食肥甘、情志失调是引起消渴的原因，而内热是其主要病机。
消渴病的三多症状，往往同时存在，但根据其表现程度上的轻重不同，而有上、中、下三消之分，及肺燥、胃热、肾虚之别。通常把以肺燥为主，多饮症状较为突出者，称为上消；以胃热为主，多食症状较为突出者，称为中消；以肾虚为主，多尿症状较为突出者，称为下消。
消渴病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故清热润燥、养阴生津为本病的治疗大法。《医学心悟·三消》中说：“治上消者，宜润其肺，兼清其胃……治中消者，宜润其胃，兼滋其肾……治下消者，宜滋其肾，兼补其肺。”可谓深得治疗消渴之要旨。
本病除药物治疗外，注意生活调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儒门亲事·三消之说当从火断》说：“不减滋味，不戒嗜欲，不节喜怒，病已而复作。能从此三者，消渴亦不足忧矣。”其中，尤其是节制饮食具有基础治疗的重要作用。在保证机体合理需要的情况下，应限制粮食、油脂的摄入，忌食糖类，饮食以适量米、麦、杂粮，配以蔬菜、豆类、瘦肉、鸡蛋等，定时定量进餐。戒烟酒、浓茶及咖啡等，保持情志平和。
治温有功的吴瑭
吴瑭，号鞠通，字配珩，淮阴区大兴庄人，清代卓越的医学家。吴瑭从小就非常聪明，三岁能背百首诗，14岁就取得乡试秀才第一名。他很有志向，发奋读书，15岁就离家到淮安城里去求学，决心要考取功名。据说在淮安学堂里成绩一直优秀。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他改变了初衷。1777年，其父吴守让患病。为此，他不得不离开学堂，回家带父亲去求医，但终因无良医医治而亡。
其父的病逝，对吴鞠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数日守灵的日子里，他一直苦思冥想，“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于是下决心要在医药道路上寻得真经。
二十四、五岁时，他移居于邑之西坝镇三盛码头处，毗邻于当时高姓开的“问心堂”药店，与该店主相处甚密，故有被邀在该店一度坐堂之说。期间还不时到河下拜访一些知名的医家探讨，以求深问。当时还写出《问心堂温病手札》，但是，这并不满足他对医经真谛的追求。他总嫌自己学得太少，掌握得太慢。由此，产生了往远方求学之意。
1783年秋，吴鞠通得到了一个难逢的机遇。皇上下诏检校《四库全书》，经乡人大学士张符巽介绍，便赴京参加检校。白天和同仁一起检校《四库全书》，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便悄悄地跑到藏书阁翻阅医典。《四库全书》检校后，吴瑭便开始了他的游医生涯。
吴瑭给人看病，诊断准确，用药神奇，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一时间名扬天下，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就连宫内也常带他去看病。
嘉庆年间的一次瘟疫流行时，吴瑭拯救了无数的病者，被人所赞颂。道光11年，吴瑭已74岁，阔别故乡近50年，难免思念家中的妻儿老小，不觉流下泪来。
后来，他与在京好友汪廷珍商量，欲告老还乡。汪廷珍了解吴瑭性格和为人，便托请户部张公为其开脱，后道光帝准允还乡，并念其治瘟有功，赐以两万两银子作为归乡盘缠。
从此，吴瑭离开了京城，于道光11年秋，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淮阴。吴瑭归乡之后，并未居功自傲，而是一如既往地慈善于民。他在西坝杨家码头旁复建了“问心堂”，继续为民医病，还为当地百姓在小张河上建造了一座三孔桥。
道光16年秋，吴瑭因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享年79岁。
三焦辨证适用于温热病体系，诊断明确，便于施治。三焦的正常传变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顺传”途径，“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始上焦，终下焦”。
上焦病证主要包括风热袭表证、热邪壅肺证、邪陷心包等证，涵盖心包、肺两脏病变。邪在上焦，应选用轻清宣散，或芳香清化之品，其药性轻薄，如同鸟之羽毛，能轻扬浮散而祛邪于外，寓“轻以去实”之意，此即“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但又不可拘泥于此，凡上焦病变属邪热壅肺者，可用麻杏石甘汤；属痰热结胸者，可用小陷胸加枳实汤。
中焦病证主要包括胃经热炽证、肠道热结证、湿热困脾等证。因中焦是升降出入的枢纽，因此用药既不可太轻，也不能过于重浊，应平衡而均匀，即“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
下焦病证主要包括热耗肾阴证、阴虚动风等证。邪在下焦，病位偏低，故用药应当选用质重味厚的药物，才易于抵达病所，即“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二进宫的徐大椿
徐大椿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名医，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县人。少时习儒，为诸生，20岁时从学于名医周意庭，精研岐黄古术。徐大椿博学多才，兼通数科。《清史稿》说他对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等，“靡不通究，尤遂于医”。
乾隆24年，雍正进士、文华殿大学士蒋溥患重病，太医们屡换方药，症情仍不减，病势日渐危笃。乾隆帝遂下诏，遍征海内名医，令各地官吏擢举本地名医入京。大司寇秦惠田首荐江苏名医徐大椿，乾隆帝遂下诏令徐大椿入京，让他限日内愈疾。
徐大椿诊察了蒋溥的病情后，奏知说，蒋公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乾隆帝久闻徐大椿的才学医名，见其诚朴，便命其入太医院为供奉，赠儒林郎。徐大椿无意于御医生活，不久即借病乞归，回到家乡，隐居于洄溪，一边行医一边刻苦著述。
乾隆45年，皇帝宠信的太监中贵人患疾，乾隆帝再召徐大椿入京。此时，徐大椿已经79岁了，体弱多病，已经不堪长途跋涉和舟车颠簸之苦。
但皇帝下了诏令，又不能抗旨不遵。徐大椿只得让儿子带着棺材，随他一起启程。入京后，徐大椿抱病给中贵人诊脉处方后，便卧床不起，第三天便怏怏而逝。
徐大椿医学思想倾向于尊经崇古，“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于古法”。松江王孝贤夫人，素有出血之证，时发时止，发则微嗽。此次感冒变成痰喘，不能平躺入睡，日夜伏几而坐，将近不能支持。先请常州名医法丹书诊治，无效而请徐大椿诊治。
徐大椿诊毕说：“此小青龙证也。”
法丹书说：“我也认为是小青龙证，但患者体弱而素有血证，怎么可以用麻桂等药呢？”
徐大椿说：“急则治标，若更喘数日则难救治。先治其新病，愈后再治其本病。”
法丹书说：“就如你所说，但病家却不知道。治本病而死，死而无怨。如用麻桂而死，则不咎未治本病，而恨麻桂杀人。我不能担此责任，你若不考虑这些，我也管不着，你独自一人承担即可。”
徐大椿说：“服之有害，我一人承担，只求先生不要阻拦即可。”遂用小青龙汤，服后气平就枕，终夜得安，再经调理竟获痊愈。
事后，徐大椿叹曰：“法翁颇有学识，并非时俗之医，然能知而不能行者，善于涉艺行道，万一不中则谤声随之。余则不欲以此求名，故毅然用之也。”
淮安有一富商杨秀伦，因患病而不能进食，前医因其年高且是富贵之人，屡屡给予补药，不仅未见成效，反至闻到饭味则呕，不吃不睡已经一个月余，每天以人参汤延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