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象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我盼望着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胡适。
胡适信奉的西医未能治好自己的病，反而被他反对的中医所治好，这给了胡适很大冲击，使胡适转变了对中医的偏见。当时余云岫一伙文人到处奔走，叫嚣“中医不科学”、坚决反对中医。作为学术界的领袖，胡适的观点无疑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胡适在题文中倍加赞赏陆仲安的高明医术和颂扬祖国医学的伟大，确实是发于内心的肺腑之言。他还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前景的“西为中用”有着殷切的期盼，经过几十年的科学发展，已经变成了现实，遗憾的是，他和陆医生都未能见到。
黄芪，味甘，性微温，归脾、肺经，功能补气升阳、益卫固表、利水消肿、托疮生肌，可用于脾胃气虚及中气下陷，肺气虚及表虚自汗、气虚外感，气虚水湿失运的浮肿、小便不利，以及气血不足、疮疡内陷的脓成不溃或久溃不敛等。
《珍珠囊》中说：“黄芪甘温纯阳，其用有五：补诸虚不足，一业；益元气，二也；壮脾胃，三也；去肌热，四也；排脓止痛，活血生血，内托阴疽，为疮家圣药，五也。”
若是益气补中，则黄芪宜炙用，其他方面多生用。凡表实邪盛，内有积滞，阴虚阳亢，疮疡阳证实证等，均不宜用。
汤显祖与《牡丹亭》
名剧《牡丹亭》是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作品，相传汤显祖是受名医朱震亨一首药名诗的启发才写出此剧本。朱震亨医术高超，对病人不论贫贱一律平等相待，因此闻名遐迩。
汤显祖十分敬佩朱震亨的医术和品行，两人交往甚密。有一次，汤显祖去拜访朱震亨，正适朱震亨午休。汤显祖不想打搅了朱震亨的美梦，便在他的书房里静候。
无聊之中，汤显祖信手翻书案，发现有一墨迹，上书：
牡丹亭边，常山红娘子，貌若天仙，巧遇牵牛郎于芍药亭畔，就牡丹花下一见钟情，托金银花牵线，白头翁为媒，路路通顺，择八月兰开日成婚，设芙蓉帐，结并蒂莲，合欢久之，成大腹皮矣，生大力子，有远志，持大戟，平木贼，诛草寇，破刘寄奴，有十大功劳，当归期，封大将军之职。
这是朱震亨巧集药名成文的戏作，这首药名诗巧借20多味中药名，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美好的爱情故事。汤显祖阅毕颇受启发，于是以此诗为线索，构思出了剧情，并取药名诗中的首句“牡丹亭”3字作剧名，写就了不朽之作《牡丹亭》。
于右任看中医
1933年10月的某一天，沪上名医陈存仁应邀出诊，到病家一看，认出躺在床上的病人竟是国民党元老、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陈存仁诊脉察症，断为“湿温伤寒”。
当于右任得知陈存仁是中医后，说：“我的病非看中医不可。你的诊断很正确，三天前在南京中央医院，他们替我验过血，说我是伤寒病的早期。我一听到伤寒二字，就想到这种病非看中医不可，所以私自由南京坐火车到上海，请中医来诊治。”
在陈存仁的精心治疗下，于右任的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半个月后热退身安。此时，于右任对陈存仁说：“这次幸亏有你为我治疗，我非常感谢，但是我生平没有钱……身上只有一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这一次你为我诊视了很久，我预备写一本怀素体的千字文答谢你。”
陈存仁说：“于老是国家之宝，你能送我一本千字文，是一种殊荣，比送诊费贵重得多。”于右任为书法大家，人人以得其墨宝为荣。此后两人成为知交，常有来往，于右任每次到上海来，多与陈存仁会晤。
袁枚与医家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世称随园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不仅工诗文，而且崇尚医药学，著有《随园食单》，记载了清代盛世时的饮食精华。
袁枚曾任江苏溧水、江浦、沭阳等地的知县，与江苏吴县名医徐大椿结识十数年，交谊甚厚。袁枚在《徐灵胎先生传》里记叙了自己因病求医，初次晤见徐大椿的情景。
乾隆31年秋，袁枚突然患病，左臂短缩僵直，不能屈伸，疼痛难忍。因延医饵药竟无寸效，便慕名想请徐大椿（字灵胎）诊治。于是，他乘船去徐大椿隐居的洄溪。
袁枚虽在弱冠时即闻吴江布衣徐大椿之名，但一直无缘相见。此次他担心无人引见，这位孤傲的名医未必肯见自己。谁知名片递上后，徐大椿开门迎客，“握手如旧相识，具鸡黍为欢，清谈竟日，赠丹药一丸而别”。
这次会面，给袁枚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徐大椿因病逝世后，袁枚痛悼老友，写成《徐灵胎先生传》，称赞徐大椿是一位经世济民、德才兼备的杏林大医。
袁枚与清代温病学大家，江苏吴县的另一位名医薛雪亦有交往。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先生。他兼通数艺，曾被两征鸿博而不就。《清史稿》记载，薛雪“工画兰，善拳勇，博学多通，于医时有独见”。其声名奇才，为杏林、武林、诗坛和画苑所称誉。
《随园诗话》中记载，薛雪生性藐视权贵，公卿达官请他看病，常常推托不愿往诊，而袁枚生疾，则不招自至，诊脉疏方，关怀备至。袁枚曾作《病中谢薛一瓢》的诗说：“十指据床扶我起，投以木瓜而已矣。咽下轻瓯梦似云，觉来两眼清如水。”
乾隆30年，袁枚寓居苏州，厨役王小余病瘟疫，众医家无措，束手待毙。正待入棺之际，恰好薛雪来访。他举着蜡烛诊察了王小余的病情后，认为尚可救治，便说：“吾好与疫鬼战，恐胜亦未可知。”于是，用药一丸，捣石菖蒲汁调和后灌服。一剂下咽，病人的神志转清；二剂饮下，王小余就死里逃生而愈，令袁枚惊叹不已。
乾隆35年，薛雪九十岁而殁。他的孙子薛寿鱼写了墓志铭后，寄给袁枚斧正。文中概述了薛雪的生平，竟无一字言及他在医学上的成就，反而将其置于理学一流。
袁枚读后深感不公，大为愤慨，认为这是“甘舍神奇以就臭腐”。他写了《与薛寿鱼书》作答，盛赞了薛雪在医学上的功绩。他告诉薛寿鱼，“医之效立见，故名医百无一人；学之讲无稽，故村儒举目皆是”，将其祖父称为理学家，在理学中未必增加一伪席，而方技中转失一真人，若将其祖父的医案良方辑录传世，可以拯病寿世，比程朱的语录要高明实用。
历史上文学家和医学家结为挚友，互为诗朋的事不胜枚举，留下文苑杏林的千古佳话。袁枚挥洒笔墨，为一代名医徐大椿立传，为薛雪正名，表明了他对中国医药文化的热爱。
胡雪岩办药店
杭州百年老店胡庆余堂中药店和北京同仁堂，是我国南北两家最古老、最著名的中药商铺，民间素有“南有胡庆余，北有同仁堂”的说法。胡庆余堂中药店的老板是胡雪岩，他是一个对医药一窍不通的商人，但为何却开起了药店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胡雪岩原籍安徽绩溪，从小聪明伶俐，精明强干，后来发迹了，成为国内首富，产业遍及钱庄、当铺、丝绸、茶叶、军火各业。又因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而以军功赏加市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红珊瑚，皇帝并赏穿“黄马褂”，特赐紫禁城骑马。
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因此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居住在上海时，有一次他小妾突然患病，他心急如焚，连夜请沪上名医诊治。天还未亮，就差人去药店配药。
药店老板酣梦中被人吵醒，心中有气，随手抓了药又去睡觉。药抓回来，胡雪岩不放心，亲自检查，发现有几味药质量低劣，很不洁净，大为恼火，喝令仆人即去调换。
仆人回来后，战战兢兢地说：“药店老板说，药材出门概不退换，如果你家老爷嫌药材质量太差，请你们老爷自己开一家药店好啦！”
胡雪岩一听此言，十分恼怒，拍着桌子发誓要开办一家货真价实的国药店。后来，他先在杭州开了一家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店，又于1916年在上海开设了胡庆余堂。
胡庆余堂还高悬着一块“戒欺”横匾，匾上文字为当年胡雪岩亲笔所书：“几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年心济世，不以劣品戈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敢于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
这块“戒欺”之匾也有一段来历。相传胡庆余堂开张后的第2年，一位采购员误将大批豹骨当做虎骨买了回来。后来有人向胡雪岩汇报了此事，他立即召集全体职工开会，命令将全部豹骨销毁，并当众写下这篇“戒欺”文，嘱刻在匾上。从此，这块“戒欺”横匾就挂在了胡庆余堂人的心头。“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也就成为胡庆余堂的一条铁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