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苔之厚薄，若紧贴舌面，似从舌里生出者是为有根苔，即真苔；若苔似浮涂舌上，刮之即去，称为无根苔，即假苔。有根苔表示胃气未衰，无根苔表示胃气已衰。
榜方通衢的由来
清代王械《秋灯丛话》中有一则“榜方通衢”的故事。
山东莱州刘某，遇一和尚给他一本《海上方》，治病很有效，尤其是解砒霜毒的药方，更是效验如神。有位戚某多次向刘索求解砒霜中毒之方而未得，一直耿耿于怀。
戚某为了得到这此方，特地在家中置办了酒席邀请刘某。饭后，戚某关上门，突然对刘某说：“你已经中了砒毒了，快把解砒毒的药方告诉我，我好救你性命。”
刘某开始不信，但不一会感到腹中疼痛，于是无奈地说：“你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把我生命当儿戏？快取三钱白矾来。”戚某取来白矾，刘某用水调好服下，立刻解了砒毒。
戚某厌恶刘某吝啬自私，不肯把解砒毒的药方外传，干脆把此方写在榜纸上，张贴在四通八达的路口，以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榜方通衢典故的由来。
白矾原名矾石，又称明矾，经煅制后，失去结晶水，则称枯矾。白矾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其味酸、涩，性寒，外用解毒杀虫、燥湿止痒，内服止血止泻、祛除风痰。内服时能刺激胃黏膜，引起反射性呕吐，从而将胃中的毒物吐出，以达到解救中毒的目的。
所谓的牵线切脉
中医诊察断病，素来须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才能准确地辨证施治。至于中医切脉的专著，当推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和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最驰誉中外。
中医的切脉术可谓博大精深，且颇灵验。但把它吹捧得玄之又玄，则莫过于历史上宫廷医官为皇亲国戚的夫人、千金们看病时的“牵线切脉”了。
相传，有一次清代慈禧太后患病，陈御医就是在既不能目睹其神色，又不敢探问其病情的状况下，隔着帷帐，在红绿丝线上切脉，然后小心翼翼地开了三贴药方。慈禧太后服药后，果然药到病除，于是特赐予陈御医“妙手回春”金匾一块。
牵线切脉纯属故弄玄虚之举，是历代医官因受缚于封建礼教不得已而为之的骗技。据说，陈御医晚年隐退之后，透露出了当年他为慈禧太后牵线切脉的内幕。
原来，当陈御医获悉将召自己为慈禧太后看病的消息后，急忙变卖家产，花重金贿赂太后身边的内侍、宫女，从他们口中得知慈禧太后是因贪嗜螺肉太过而生疾。牵线切脉时，陈御医强装镇定，然后开出消食健脾的处方，终使慈禧太后药到病除，化险为夷。
《友渔斋医话》中说：“孙思邈，唐季之真人，其治人疾病，必详问至数十语，必得其情而后已。何后人反智，以三部难形之脉，决人无穷之病，若非浅学无知，必遵古贤之训。”
中医临床诊疗时，一定要仔细揣摩，认真观察，详细收集各种临床信息，四诊合参，综合分析，全面把握，对病情有个整体了解，以增加诊断治疗的准确性。
苏东坡曰：“吾有疾病，必尽告医，使其了然于心，然后参以脉。今人以脉试医，犹以身试药也。”患者在就医时，一定要向医生详细叙述自己的病情，不要有所隐瞒，更不要抱着考核医生水平的心理，一言不发，听凭医生诊脉，这既是对医生的放任，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任何情况下的讳疾忌医都是不可取的。
反畏之中藏玄机
“本草言明十八反，半蒌贝蔹芨攻乌，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这就是有名的十八反歌诀。十八反、十九畏是目前中医药界普遍使用的配伍禁忌。
所谓十八反，即：乌头反贝母、瓜蒌、半夏、白蔹、白芨；甘草反甘遂、大戟、海藻、芫花；藜芦反人参、沙参、丹参、玄参、细辛、芍药。
十九畏指的是：硫磺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川乌、草乌畏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赤石脂，人参畏五灵脂。
相畏配伍可使药物某些方面的功效减弱，并非绝对禁忌；而相反配伍则可能影响到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不可合用。但是，古代许多名医大家，也有用相反相畏的药物配伍制成方子，用于疑难痼疾的治疗，留下了发人深思的“以毒攻毒”的经典医案。
东汉名医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就用了不少相反相畏的组方。比如，治疗寒气厥逆一症时，半夏与乌头同配成方，名曰“赤丸”；治疗顽固性痰饮时，又将甘遂与甘草配伍，制成“甘遂半夏汤”。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中使用相反或相畏的组方有146个，治全身浮肿的“大豆汤”，就将甘草、甘遂、乌头、半夏两组反药同用，取其大吐以去湿，相反相激，以获良效。
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海藻玉壶丸”，甘草与海藻相伍，用于治疗瘰疬之症；清代医家吴瑭《温病条辨》中的“化症丸”，人参与五灵脂同用。
《百一选方》中记载：安徽滁县人韩咏患脚气上攻，流注四肢，结成肿核，赤热疼痛。有一医者用甘遂研为细末，以水调敷于肿核上，另以甘草浓煎内服。肿核竟迅速消散，一服而病去七八，再服而愈。
如今，科学家们通过药理研究和动物实验，验证十八反、十九畏的科学性，研究数据表明：甘草与甘遂合用时的毒性大小，取决于甘草的用量比例；贝母、半夏与乌头配伍，则未见明显的毒性；而细辛与藜芦同煎，则导致了实验动物的死亡。
可见，中药的反、畏，是前人经验的总结，自有他的道理。那些反药方剂的产生，往往是针对个别的病例，非猛药不可救，不能说具有普遍性。
对于普通患者而言，若无充分根据和应用经验，一般不应以相反相畏之药合用。特别是缺乏医药专业知识的患者，更不能乱用相畏、相反的中药。
药物之间的作用称为“七情”，即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除单行是指单味药物的应用外，其余六方面都是指药物与药物之间的配伍关系。
相须：指药物之间有协同作用，配伍在一起应用可以加强治疗的作用。
相使：一是协助君药治疗兼证，使整个方剂治疗作用包容的范围更全面；二是使药有的时候可以抵消、减轻君药的毒副作用，使中药方剂的治疗更安全，更容易被患者接受。
相畏：指两种药物之间互相克制，一起配伍使用会降低治疗作用。相畏也可以是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
相恶：指两种药物能相互作用而抵消、削弱原有的功效，因此应避免一起配伍应用。
相反：指两种药物在一起配伍应用，能产生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原则上需避免应用。
人们的认识是发展的，对于药物的了解也是不断深入的。对于古代认为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的药物，经过实践检验，现代看来有些是可以在一起配伍应用的。
另外，相反属配伍禁忌，如十八反、十九畏，这样的药物应尽量避免一起应用。但是也有人认为并非绝对，甚至认为，相反之用能以毒攻毒，相反相成，产生较强的功效。若运用得当，可愈沉疴痼疾。如《兰台轨范》之大活络丹，乌头与犀角同用，治疗中风瘫痪、痿痹痰厥、阴疽流注、跌打损伤等。
中药一词的由来
我国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现存的传统医药典籍中却没有“中药”一词，而只有“本草”或“药”。那么，“中药”一词是何时才开始出现的呢？
这要从西医的传入说起。从明末清初开始，西方近代医学逐渐传入我国。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药开始流入我国。传统医药和西药都是取材于自然界的天然物质。不过，传统医药在制法上落后于西药，基本上停留在生药阶段，导致传统医药在某些方面逊色于西药。
为了振兴祖国医药，许多有志之士远离祖国，漂洋过海，学习西医药。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西药教育。辛亥革命后，西药学教育在我国逐渐推广。
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大城市已形成中西药相互鼎立和并存的局面。人们为了同西医、西药相区别，便将我国传统医药分别称之为中医或汉医、中药或汉药。正是由于西药的传入，才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中药”一词。
中药缘何称本草
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以来，“本草”一词经千百年的沿用，已有了特殊的含义，它已经成了所有中药材的统称。有些中药材是动物和矿物，为什么统称中药材为“本草”呢？
五代时期的韩保升说：“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药材统称为“本草”的公认的解释。
古代以“草”或“草本”作为植物的代称，而中药里又以植物药为主，所以说这样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但若从药物的起源来看，认识还可再深入一步。
原始人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了某些动、植物的医疗功效。由于人类对植物接触最多，认识最早，起初寻找药物时只是在植物中进行，所以最初的药物只有植物。
《说文解字》中说：“药，治病草也，从草。”反映了最初只有植物药的状况。虽然，后来人们又发现了动物药、矿物药，但这一概念被保留了下来，所以后世把药物称为“本草”。
煎药用具：一般以瓦罐、砂锅为好，搪瓷器具亦可，忌用铁、铜、铝等金属器具，因为有些药物与铜、铝、铁等一起加热之后，会发生化学反应，可能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煎具的容量宜大些，以利于药物的翻动，并可避免外溢耗损药液。同时应加盖，以防水分蒸发过快，使药物的有效成分不全释放。
煎药的用水：以用洁净的冷水，如自来水、井水、蒸馏水均可。前人常用流水、泉水、甘澜水（亦称劳水）、米泔水。根据药物的特点和疾病的性质，也有用酒或水酒合煎。
用水量可视药量、药物质地及煎药时间而定，一般以漫过药面3~5厘米为宜。目前，每剂药多煎2次，有的煎3次，第一煎水量可适当多些，第二三煎则可略少。每次煎得量100~150毫升即可。
煎药火候：前人有“武火”、“文火”之分，急火煎之谓“武火”，慢火煎之谓“文火”。一般先用武火，沸腾后即用文火。同时，要根据药物性味及所需时间的要求，酌定火候。
解表与泻下之剂，煎煮时间宜短，其火宜急，水量宜少；补益之剂，煎煮时间宜长，其火宜慢，水量略多。如将药煎煮焦枯，则应弃之不用，以防发生不良反应。
最早的病历
病历是记载病人病情、诊断和处理方法的记录。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病历出现于西汉。
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淳于意，因曾任齐国的太仓长，人称仓公。他在管理粮仓之余便四处搜寻药方，拜求良医，后来他便成了一代名医。病历就是淳于意首创的。
淳于意是个细心的人，他给人治病诊病时，总是把病人的病情和自己诊断处理的方法记下来，当时人们把这称为诊籍，现在我们称它为病历。
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为淳于意作传时，曾摘要记录了他的25份病历，这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人最早的“病历”。
十问歌包括了中医问诊时所注重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这种歌诀便于记忆和传授，一直流传至今，对中医的临床问诊有着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
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
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
妇女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
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占验。
最早的医学校
南北朝刘宋元嘉年间，设立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隋朝创立了太医署，主要是一些太医们集中在一起办公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医学教育行政机构。
隋朝的太医署有主药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博士2人，咒禁博士2人。其规模不大，设置不全，所以只能算是医学校的初级阶段，并不能算正规的医学校。
唐高祖武德七年，在长安建立了唐太医署。唐太医署由行政、教学、医疗、药工四大部分组成，与现在医学院校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相类似。
唐太医署由皇家直属，设太医令2人，是太医署的最高行政官员，相当于现在医学院校的校长职务；还设立太医丞2人，他们作为太医令的助手。太医丞手下则有医监4人，医正8人。以上18人都是太医署的行政长官。
太医署分医学部和药学部，医学又分四大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包括伤科）和咒禁科。四科之中，医科最大，总共有164人。其中医师20人，医工100人，医生40人，典药2人，医博士1人，医助教1人。学生入学后，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甲乙经》等基础课程，然后再分专业学习。学生都由太医署中的博士、助教教课。
针科共有师生员工62人，其中博士1人，助教1人，针师10人，针工30人，学生20人。针科学生先学医学基础理论，然后重点学习针灸专科。
按摩科共有师生员工36人，其中博土1人、按摩师4人、按摩工16人、学生15人，以学习按摩专门技术为主。咒禁科共有师生员工21人，其中博士1人、咒禁师2人，咒禁工8人，学生10人，主要学习道禁和佛教中的五禁。但该专业人数最少，影响最小。
太医署规定学生除了入学考试以外，月、季、年都有考试。对于学习9年仍不及格者，即令退学；考试成绩优良的，予以奖励，以保证学生的质量，并且可以及时发现人才。
太医署中，“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对于教师和教辅人员的考核制度，保证了师资队伍的质量，也保证了整个医学校的教育质量。
药学部虽然没有医学部大，但也有一定规模。药学部包括“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二十四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药学部还设有药园，所以当时不仅从理论上，还通过实践培养药学专门人才。
唐太医署为当时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以后历代都设立类似唐太医署的医学校。宋代，把医学校划归国子监管理。国子监是当时主管教育的高级领导机构。宋代医学校的规模也有了扩大。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医学校都与唐太医署相类似，改变不大。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最早的医学协会
明代穆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出现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民间医学学术研究协会，即“一体堂宅仁医会”。关于一体堂宅仁医会，徐春甫《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中有记载。
顺天府（即今北京）的医家徐春甫等，组织了一体堂宅仁医会。当时的医学协会是由客居顺天府的医家们组成的。据载，该会成员46人，有徐春甫、汪宦（著有《医学质疑》、《统属诊法》）、巴应奎（撰《伤寒明理补论》）等，都是当时的名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