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不仅出老板，还是一个出经验、产模式的地方，这源于温州人天性爱冒险，从来就有“敢为天下先”的超凡勇气和决心，因此温州人创下了很多让人感叹的“全国第一”。
首开“包产到户”之先河
自家的田，70岁的老太也会出来除雪的
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温州的创业者是由于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知之勇”而走向成功的，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很多时候能给温州人这种“无知之勇”提供舞台，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探险者所必备的一种气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于全国农民来说，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事物，可对于温州老百姓，它却早已是个老话题。
1956年，中国农村集体化改造的运动势头正猛，各地纷纷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接着又是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狂热过后，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脱离了生产力发展实际，是一种空想。
有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人认识到，没有经过资本积累过程的社会主义经济是难以取得长足进展的，体制的僵化将仍然可以使年轻的社会主义丧失活力。这一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村：社员磨洋工，受穷吃不饱；虽然吃不饱，仍旧磨洋工。
1956年的春天，正值全国农村进入合作化运动的高潮，隶属温州专署的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与县农工部干事戴洁天下基层考察。在一块合作社的菜地里，发现厚厚的冬雪压住了油菜，白茫茫的一片，可是为何没有社员出来除雪呢？李云河纳闷地望着戴洁天。这时旁边的一位老大爷叹口气道：“唉！大雪天，人们都在家里陪老婆孩子烤火呢，可要是自家的田，管保连70岁的老太也会出来除雪的。”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这年的9月份，李云河就在该县燎原合作社悄悄开始了从生产队以下实行“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和“产量责任制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试验，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形势好不好，肚皮是记号
从开始实验的短短十个月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工的人数不但多了，而且质量好了。人家说不要问哪一块土地是燎原的，你只要到田野里走一走、看一看，哪里的庄稼长得好，哪里的农民干劲大，肯定就是燎原社的。
包产到户试点很快收到成效，9月，戴洁天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并上报县委、地委。不久，燎原社的经验便如星星之火般迅速燎原开来，到1957年春，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1 000多个。
在温州农村进行这场包产到户试验的时候，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正进入第三个年头，农村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况下，温州人的包产到户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冒险，还是一次思想冒险，而其倡导者更是冒着断送其一生政治生涯的危险。但李云河没有畏惧，他一直抵制着四面八方涌起的一片反对和讨伐声浪，坚决推行包产到户。
1956年11月19日，当时的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指责燎原社包产到户是倒退到小农经济的单干去了。李云河对此很不理解，于是在1957年1月27日，他根据燎原社的实践撰写了长文《“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理直气壮地向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陈词，坚持说自己的主张和实践对农民有利。6月，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发动起来以后，从高层到地方，批判李云河与包产到户的文章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1957年10月13日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永嘉县搞包产到户。
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处在浪尖上的李云河很快就被打杀在“左”的风潮中。后来李云河不仅被冠以“右派”，同时，还被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由行政15级降为19级，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温州人很务实，他们不怕批判、不怕死，就相信吃饱饭才是真理。于是，在永嘉，人们仍在偷偷地实行“单干”，明“纠”暗“包”。在许多地方，精明的温州人搞起了两本账，同那些前来纠正包产到户的干部玩起了“捉迷藏”。就是在大跃进时期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仍有许多的地方在实行着“单干”。到1975、1976年，温州的永嘉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竟占77%，有三分之一的山场也包产到户。这就是大胆的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
直到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温州人的包产到户才算是正大光明起来，历史才给了李云河一个公正的决断，1979年5月，李云河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落实了政策。回首这段沧桑的历史，李云河从来不为自己所做过的尝试感到后悔，因为他知道自己作为一名党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使农民经济上翻身、过上好日子。
在1982年的一次农业系统的会议上，李云河听到仍有人在会上抨击农民的“单干风”，他霍地站起来，慷慨陈词：“形势好不好，肚皮是记号，评论责任制，产量是标准。农民吃尽了错误路线的苦头……为什么不能单独种几亩责任田呢？”这就是一身是胆的李云河，一心只装着百姓。有人问，是谁给了他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他说了两个字——农民。
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不仅是当代温州经济实践的发端，而且它也印证了温州人的不畏上、不畏书，只唯实的品质以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冒险精神。这一点李云河、戴洁天可以证明，所有的温州人可以证明。
第一次尝试“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没钱照样办大事
在温州，龙港镇的缔造者——陈定模的事迹已经成为一则传奇，他用智慧和坚韧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温州人的创业神话。
1984年5月的一天清晨，陈定模来到了当时的县长家，主动请缨担任龙港镇的镇委书记。他直截了当地对县长说：“我不要钱，但要给我权……”就这样，6月3日他来到了龙港，镇里的文书问他：“同志你找谁？”他说：“我是来镇里工作的…… ”
当时，一片荒滩的龙港镇才6 000多人，比一个乡还小，镇里只有一架电话机还要转接，甚至连一家理发店也没有。而陈定模原来所在的钱库区拥有9个乡、141个村、17万人口。此时陈定模手中没钱又没人，最后他向河底高村借了3 000块钱，与其他8位干部一起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建设事业。
在世人的眼中，8个人、3 000块钱要建一座农民城，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陈定模硬是凭借自己的大智大勇做到了。
面对着当时的龙港镇：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老街，街两旁是破旧不堪的农舍，再往前就是一大片滩涂和一条汩汩流过的鳌江。陈定模的心中升腾着一股创业的豪情，他在心中构思着这座未来的农民城，竟然忘记了自己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
于是，他像一个陀螺一样，立马开始了行动。他通过走访调查，亲自绘制了一张详细的地图。但图纸只是图纸，画在纸上的城市再美好，毕竟是画在纸上的东西，要把它建起来才算。可是怎么建它呢？
龙港镇要建城，仅造路、供水、排污等三项公共设施就要500万元，更不用说那些画在纸上的建筑了！向驻地村民集资？且不论村民愿意不愿意，即使他们愿意也无能为力。在当时，别说是龙港，整个温州都是穷得丁当响；指望政府拨款？别说政府计划中没这么笔庞大开支，就是政府肯出钱也说不准是猴年马月了。
对此，陈定模想出一个没钱也能办大事的锦囊妙计，那就是“借鸡生蛋”。
官有两个口，一个介绍经验，一个做检讨
1984年，一则《龙港镇对外开放的决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旁边就是陈定模绘就的那张规划图。公布的优惠政策有八条，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的口号。陈定模带着7个干部组成4个宣传队，带上图纸，分赴全县12个区镇不断宣传。很快借助宣传攻势造就出了一个龙港热，许多商户纷纷趁着这股热潮来了。到当年8月底，在一个月内申请到龙港镇落户的农民就达2 000余户，陈定模的手头上很快就聚集了农民们作为集资款交上来的12亿元资金，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也梦幻般地开始从温州大地上崛起了。而作为回报，陈定模则给予到来的商户地皮使用权。
凭一张图纸就集得12亿元，这样的事情听来是令人欣赏的，但在当时却潜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风险：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于是，有不少人在心里嘀咕：陈定模卖图纸集资造城，这不是公开出卖国有土地吗?陈定模不就是违法了吗？接着，调查工作组就进了镇子，然后就是上级领导的召见、谈话、严厉的批评、限令改正等。
但是，陈定模没有被吓着，他凭感觉龙港的路子是行得通的。一方面，他翻阅马列经典，想给自己的集资建城找个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他有自己的谋略和智慧来应对一切的压力和诘难。他曾说过：“官有两个口，别人一个口工作，一个口吃东西；我两个口，一个口介绍经验，一个口做‘检讨’。”面对一次次的质问和调查，陈定模申辩无效，论理无功，他违心地检讨自己：“土地是国宝，是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而与此同时，在龙港却还是春笋般地冒出高楼大厦。他以农民特有的“狡黠”的“怠工”心理始终如一地干他的事。
在今天，集资兴建开发区已经是一种普通的发展模式，但在20年前的温州，这种做法却带着极大的风险性，因为当时政策统得还比较死，人们的脑子也没转过这个弯儿来。
陈定模是最早转过这个弯儿来的人。多年后，他总结自己那时的做法时说，中国探索集镇化建设路子的阻力主要来自传统观念，一旦你铺开了，就比想像中的要容易得多了。
不管怎么说，农民城毕竟是建起来了，而且它就矗立在人们的眼前，一直到今天。事实胜于雄辩，当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工业园区取代了当年破落沉寂的江村之时，一切都无需再争论了，因为先进与落后的对比本身就有着强大的说服力。为此，今天人们由衷地感慨：当年的陈定模玩的这一手“空城计”实在绝，像魔术师一样，原本手上空空，虚空一晃，结果手中什么都有了。殊不知，当时的陈定模为了建造这个“中国第一座农民城”要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那需要一种敢于抗拒权威、无所畏惧的超凡勇气。总结那段历史，陈定模一语惊人：“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怪不得，有人评价陈定模是非常之人，因为只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举，才成非常之事。
“胆大包天”之第一人
大巴能包，飞机为何不能包？
众人皆知，温州人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胆子极大。他们好像什么都敢包，有包地的，有包海的，有包油井的，甚至有人胆大到敢“包天”。胆大“包天”的这个人就是中国均瑶集团总裁王均瑶。
1989年的春节，忙于生意的王均瑶耽误了购买回家的火车票，为了能够过个团圆年，王均瑶和老乡商量了一下，决定包一辆大巴。但是通往温州的山路非常难行，大巴一路颠簸，行驶缓慢，心急的王均瑶随口说了一句：“车太慢了。”谁知一位同乡却挖苦他说：“嫌慢，你包飞机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均瑶真的思考起了这个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这个小小打工仔看来，包飞机并不是一件不可行的事情，既然土地能包、大巴能包，飞机为何不能包呢？而且那时温州已经有机场了。既然事情可行，那就可以一步步地做起。接下来王均瑶想的是：首先，温州机场是不是太小；其次，要向长沙机场问一问飞机能不能“包”，假如能包，新修的温州机场会不会存在无法降落的问题。王均瑶回到温州之后，这一连串的“问题”成为春节聚餐中的热门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