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情况，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后明确表态：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作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于是，法院很快宣告这两个农民无罪。这一判决就相当于给了新生的股份合作经济一个合法性的地位。
县委书记不敢听、不敢说、不敢看
1986年，温州诞生了第一家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但据该厂的创始人回忆说，当时的县委书记周方权对这家企业是持三不敢的态度：一是不敢听，二是不敢说，三是不敢看。
但实际上他对这个厂子是相当的关心，换句话说，也是非常担心这个厂的发展和命运。20世纪80年代的桥墩可是有名的穷地方，工业相当不发达，人们感到生活没有出路，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着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急切地想找寻一条出路，于是想到了办家工厂，这就是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最初兴建时的动机。实际上这家厂子在1985年就已经开始筹集资金、准备建厂了。
温州人就是这种态度，认准了一件事说干就干。于是，为了筹集这个3 000吨级的小厂预算的38万元，桥墩人分了80股，每股5 000元，共40万。但是在1985年，对贫困的桥墩人来说，5 000元也是相当可观的，一般的人家一下子是拿不出5 000元的，因此，半股也有，3人凑一股也有，终于凑足了近40万。可是开工基建时又在资金上出现了很大缺口，实际上建成此厂需要120万，这80万的资金从哪里来？用厂长的话来说，这些钱与其说是借来的，不如说是“骗”来的，娶媳妇的钱也“骗”来，建新房的钱也“骗”来，这样子才有这家啤酒厂。这件事情在县委书记的心中一直沉甸甸地装着，他不敢听，就是因为在当地那么差的经济条件下，一下子从老百姓那里筹集得了一百多万的钱，一旦有个闪失，那可真的承受不了，于是他不敢听汇报。
不敢说，是因为当时的啤酒产业结构已经趋于饱和，不想让他们办厂，但是他们迫于现实的生活需要，又需要建个厂，而且大家的热情很高。
不敢看，是因为一到现场就要表态，但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还是不敢轻易表态的。
但是，谁也想不到，就这样一家让县委书记望而却步的厂子，竟然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温州人特有的团结生存了下来。截至1988年，全县三家股份啤酒厂，藻溪的不景气，龙港的破产，只有桥墩还在坚持发展。于是这年的8月份，县委书记周方权率领的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工作组进驻桥墩门啤酒厂，从此，该厂就成为了中国股份合作制的一个试点企业。该厂的董事长吴祖忠曾对记者说过：“工作组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三大任务：一是完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组织机构，进一步明确职责、权利和义务。二是根据合作企业特点和原有的我厂的规章制度，结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编纂了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规范章程。该章程共七章二十七条，1990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的14号令是以我们的这一章程为蓝本的。三是评估资产、清资定股、明晰产权，发入股证书。”从这时起，该企业成为了我国第一个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温州市的领导们为了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早在1987年就由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但是此法规对温州的民营企业没有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于是在1988年，温州市又派出了这个专门的工作组，来到苍南桥墩门啤酒厂考察调研，力求在协助该厂进一步规范“股份合作制”经营的基础上，形成一部参考性、实用性更强的股份合作制的企业章程。这个任务是由时任苍南县县委办调研室副主任的黄正瑞同志负责的，正是由他设计起草了中国第一部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为此，黄正瑞解释说，这是温州市领导们为了掩护温州经济的发展，而制定的一部理论法规，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适应生存和发展的策略。
在今天，回首温州首先提出“股份合作”这一新型经济模式及其最终被确立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可圈可点的事情真的不少。譬如说，在1986年11月1日，温州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它是由以杨嘉兴为首的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的，第二年所创的利润达到一百多万，占到1987年全省城市信用社利润的四分之一。而且有数据统计说，截止到1993年，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已达到36 887家，其速度发展之快，效益之惊人，无不证明股份合作制是适合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途径。
对此，不少的经济学家都在感慨温州经济的发展，证明了民间力量的强大和可畏。
包下朝鲜最大的商场
“进攻”朝鲜，蓄谋已久
2004年，有一个温州商人成功地跨越鸭绿江，以温州人特有的抢占市场先机的本能一举承包了平壤第一百货大楼１０年的租赁权。据悉，平壤第一百货大楼位于平壤市中心黄金地段，营业面积36万平方米，该商人将要投资５ ０００万元对大楼进行整体的改建装修，并计划在2004年底正式营业。
温州人会做生意世人皆知，但是作为这些年以来第一个敲开朝鲜大门做贸易的温州商人自然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他就是现任沈阳中旭集团董事长——曾昌飚。
据他描述，自己一直盯着朝鲜市场长达七年了，可谓蓄谋已久。从1997年起，曾昌飚就打起了“进攻”朝鲜的主意。那时，在商海中跌打翻滚多年的曾昌飚已经成功地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而且又集合沈阳的温州商人进一步投资建立东北服装材料城，短短几年，就将其发展成为横贯东三省的服装面料的集散地，不仅吸引了东北商人，而且还有俄罗斯、韩国、朝鲜商人也来此进货。
这时，精明的曾昌飚就开始琢磨，何不把生意做到国外去？后来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和分析，认为俄罗斯经商没有人身保障，经营环境不太好；而韩国市场已经具有成熟的规模，短时间打入有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最终选择了朝鲜。
从1997年开始，曾昌飚就开始了和朝鲜之间的贸易往来，只不过那时受政策的限制，大宗的货物贸易还是由政府出面来完成。但是相比较于和其他外贸企业做生意，曾昌飚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贸易形式还是相当吸引朝鲜的贸易官员的，另外，曾昌飚的货源价格也比较便宜。
这七年（1997～2004）来，曾昌飚为了打开朝鲜市场，一面大搞人情外交，一面实地调研，这两手都很硬。前者主要是指这些年来，他一直跟朝鲜的许多重量级人物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包括朝鲜驻沈阳领馆、朝鲜部、省级等领导。每一次朝鲜领导人到中国来，他都用最高的待遇、最真诚的态度接待他们，让他们住最好的宾馆，回去的时候，还会特地赠送对方一些铅笔、笔记本等生活用品。正是这些人让曾昌飚更好地了解了朝鲜，也为他计划的顺利实施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这又展示了温州人善拉关系的一大特征。后者主要是指曾昌飚每年都要去朝鲜很多次，目的就是考察朝鲜国家政策的变化。对此，他说：“我要了解这个国家，到底今年和去年有什么区别，政策又有什么调整。”
就像一只勇猛的豹子时刻盯住自己的猎物，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伺机而动，一下子扑向自己的猎物。2003年，曾昌飚苦苦等待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一年的10月，朝鲜国家最高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据曾昌飚介绍说，其实从2002年开始，朝鲜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有了一些松动，这主要表现在：“大幅度、全面提高了物价和职工工资，同时推出了允许个体经营、商店租赁和土地承包，设立了经济开发区，企业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了。对外商投资也有相应的政策及配套措施。对老百姓而言，过去有点积蓄没地方用，现在的余钱更多了，他们迫切需要消费，提高生活质量。”这一切充分说明“进攻”朝鲜的最佳时机来临了，在曾昌飚的眼中，朝鲜就是一块闪着金灿灿光芒的处女地，可供挖掘的商机实在太多了。
曾昌飚曾经说过，即使在国内的积压商品一过鸭绿江就成了紧俏货。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朝鲜最需要的是生活用品和日常用品，像牙膏、牙刷，包括小工具、小电器等，可以说朝鲜老百姓有钱也买不到。这其中的利润空间能大到5至10倍。曾昌飚以打火机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在温州只卖5毛钱，在朝鲜可以卖到3至5元，这样的买卖如果不做，在曾昌飚看来简直是白痴。
我会改变你们国家的经济
有人说，温州人财大气粗，但无数的温州人创造的一个个惊人的奇迹，无不说明他们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和独特的群落。曾昌飚曾经对一位朝鲜的领导人说：“我会改变你们国家的经济。”一语惊人，立刻使得那位领导瞪大了眼看着曾昌飚，一脸的惊诧和质疑。
其实，这并不是曾昌飚在说大话、吓唬人。事实上，朝鲜政府这一次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给予曾昌飚的两大优惠政策也说明了他们改革的决心和诚意。这两大优惠策略：一是只征收两种税，即5%的进口关税和5%的所得税；二是朝鲜政府废止了以前使用的外币兑换券，官方汇率也由过去的1美元兑215朝元调整到1美元兑换150朝元，这个政策使得中国企业能够以公平合理的汇率与朝方进行货币结算。这些在曾昌飚已经是相当的优惠了。
这是朝鲜方面为曾昌飚创造的政策上的便利。此外，这一次开拓朝鲜市场，曾昌飚也不再单枪匹马一人上阵，他要率领300多个温州商人一起进驻朝鲜，典型的“抱团”打天下、有钱大家赚的温州人的经营理念。这件事情其实曾昌飚早就在着手准备了。早在2001年，中旭集团就在辽宁朝阳市建了一个当地最大的华隆商业广场，其中的温州商人占了绝大多数。几年来，这个商业广场成为了一个主要面向朝鲜的重要出口基地。而且这些跟随曾昌飚入住平壤的温州商人，除了签证费外，别的费用一概不收，曾昌飚说，这样可以最大化地保证他们有利可图。营业员也是雇佣当地人，每月工资大概只需70元人民币左右，成本相当低。很显然，这一次曾昌飚进入朝鲜，不仅是带去大量的资金，而且还要带去温州人特有的经商理念和思想。
对此，曾有人评论说：“温州商人会做生意，早已不是新闻，但此番进入朝鲜，意义就非同一般了。一个国家经济开放的成果，总是先从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开始体现出来。平壤第一百货大楼租给中国商人经营，就等于获得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它的象征意义和示范作用不可低估。而温州商人此次跨过鸭绿江跟比非洲商人更陌生的朝鲜商人做生意，其勇气、其魄力、其眼光，对于包括上海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生意人而言，又有何种启示呢？”
其实，所谓的启示还是要追溯到曾昌飚这个杰出温州商人的身世上。1969年出生在温州永嘉桥头镇的曾昌飚很小就得了小儿麻痹症，造成了身体残疾，到现在这位叱咤商场的英豪还是跛着一条腿。但是正应了那句话“自古英才多磨难”，身体上的残疾并没有使年少的曾昌飚消沉和失落，他选择了奋起和拼搏。于是，凭着一种坚忍的毅力成就了曾昌飚人生的辉煌。
温州人的经商意识好像是渗透在骨子里的，在家里曾昌飚是老大，刚上小学时他已经开始边读书边做纽扣生意。1990年，高中毕业后，曾昌飚来到北京，做了一年的商场管理员。勤奋好学的他白天上班，晚上到北京图书馆翻阅有关商场管理的书籍，这种知识上的积累对其日后的事业帮助很大。后来他来到沈阳，花30万元买下了一个连年亏损的经销服装衬里布的经营部，开始迈上了独立打拼天下的历程。
这之后，通过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和联系，曾昌飚主要改善了货源和销售两方面，凭借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思路建起了自己良好的经营信誉，买卖很快就扭亏为盈了。从此，曾昌飚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仅建成了东三省最大的服装材料城，而且在1999年，成立了中旭集团，经营范围迅速扩展到房地产开发、金融投资、国际贸易等大型的项目。这一系列辉煌的战绩足以证明这个看似“口出狂言”的温州人，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朝鲜大干一场，能够活跃和改变朝鲜的经济也绝不是“痴人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