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餐厅在经营了两年多后，生意做不下去了，它曾有过一段属于它辉煌的时刻，但是那么短暂，我们还没品味出它的甜美，就走向了下坡。我当时还小，不关心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只是记得零星地听到妈妈提起过，那时候有很多赊账，尤其是有一些小“官员”总爱来喝小酒。我也会好奇的问问，为什么不把赊的账要回来呀，妈妈也只是叹息到“哪有那么容易。我一个女人家是没那本事的，你爸爸脸皮又薄，又不爱和那些人打交道，总归是不了了之了”。不过说到底，因为父母的勤劳吃苦，这第一家店还是赚了些积蓄的。
我七岁多的时候终于上了一年级，因为多上了小半年学前班，我比班里的其他多数孩子都要大半岁左右。由于我是老家户口，在市里上小学的时候本来是要交跨区费的，还是父母请学校的副校长吃了一顿饭，送了点小礼后，才免了我的跨区费。所以，这件事让父母重视起了户口的问题。在打拼的期间，他们一直在打听迁户口的事，但是迁户口好像特别难，一直没能办下来。
后来，父母又辗转换了个地段开了一家小店，这家小店大概也开了一年多，最终以赔钱告终。开第二家小店的时候，我已经上二年级下学期了，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小店近，离小学和幼儿园都远，奶奶也早就回老家了，所以我就成了“小家长”负责接上幼儿园的弟弟，然后一起回家。我们有的时候坐公交，有的时候就一路玩一路走回家。我挺喜欢接我弟的，因为我可以和他一起在幼儿园多玩会儿滑滑梯、蹦蹦床，我们上的同一所幼儿园，它是当时市里较好好的幼儿园之一，所以里面有好多好玩的。对了，幼儿园的伙食还不错，因为妈妈总是说我上幼儿园没吃亏，因为吃的多，早就把交的伙食费吃回来了，说着说着，老妈总是一脸有点得意的表情，我听了总会默默地想，这不就是遗传嘛。所以我从小就是吃货，也总比同龄人胖那么一丢丢，按现在的话说叫“微胖”。
第二家餐厅里有我的童年快乐时光，也有我难以忘怀的心理阴影。
新换了地段并没有转运，餐厅经营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那时候，我家的小店还带着卖早餐，爸妈真的是天没亮就起床，凌晨了才打烊，每天就睡4个多小时。而作为孩子的我自然还不懂得收敛脾气，偶尔会发点小脾气，也会把不高兴摆在脸上，所以我可能撞到枪口了，我会被骂，也会被打。然而，越小也是越无畏，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会通过摔门、大声哭闹来表达我的愤怒和抗议，他们因此就评定我“性格怪的很；脾气不好”等等，这种评价直到我成年后偶尔还会被拿出来使用。通常就是你顶回了他们的话，把他们惹毛了，就会气呼呼地瞪着眼睛说“你从小就脾气怪的很”说完转过头不看你，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他们这样多像个小孩呀，又好气又好笑。
中国人常常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没有从父母那里或者别的地方学会宽容的人成为父母后，他们会把这句话奉为真理。因为这是从古流传下来的，怎么会错呢？这是不需要辩证地看待，不需要思考，而且短期内会快速收获表面效度的方法—得到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很不幸，我的爸妈恰恰就是那类父母吧。为了教育我，使我改掉坏脾气，他们可以随时训斥你，严重一些可以打你，如果这还不够，那还可以“威胁”你。“你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回老家！”这句话成了我的魔障，它让幼小的我过早就体会到阴郁的感受。虽然是在自己家里吃饭，我却要压低自己的身体，降低我的存在感，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菜掉桌上，吃相不雅等等问题迎来训斥。自此，我开始往一个“乖孩子”转变。
虽然我变成了一个“乖孩子”，但爸妈的笑容也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因为第二家餐厅还是开不下去了。这个时候，我姑父打来电话，说是可以通过疏通关系，帮我们全家弄到他们那儿的户口。
我的姑姑，很多年前嫁到了我们所在城市下的一个小镇，我的姑父是个河南人，他们在小镇上种蘑菇。我觉得父母那个年代的婚姻很是随便，姑姑怎么会嫁那么远，又为什么会嫁给我姑父，从父母口中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我爷爷奶奶对女婿的要求还真是低，似乎只要有人能娶他们的女儿，他们的责任就完成了。姑姑和奶奶一样，也是个不爱说的人，她也是随了大流，没有什么要求就把自己嫁了。我姑父爱抽烟，又爱吹牛，还特别喜欢和别人争论，甚至会和我这个小孩争论。我们开第一家餐厅的时候，姑姑全家（包括我的一个表哥和一个表弟）也到市里来过一次，我对姑姑、姑父、表哥表弟并没有觉得很亲近。
面对一筹莫展的生意和越来越大的城市生活压力，父母思考再三，给了姑父两万多块钱去帮我们办户口，然后我们全家就搬到了小镇。搬家那天，租了一辆大卡车和一辆小卡车，它们装了我们开餐厅积累下的全部家当，餐桌、餐椅、杯、盘、碟子等等，车行驶了近两个小时，才到了我们重新生活的地方----清水镇。
搬到小镇半年多后，我们的户口终于办下来了，是属于没有土地也没有宅基地的农村户口，但是妈妈很郑重地把它和家里的存折放到了一起。当天晚上，我看到他们脸上难得的笑容。
我们从四川来到西北的城市，又从城市搬到了扎根的小镇，这一路的搬迁，我没有感受到颠沛流离，我只知道有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