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于1892年生于东京市京桥区入船町。在芥川龙之介出生的当时，入船町一带是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在这条街上居住的日本人，加上芥川龙之介一家，总共只有三户人家。那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芥川龙之介只在这里生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芥川龙之介对自己的出生地念念不忘，充满了怀念之情。在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作品中，贯穿了一种浓厚的对于异国情调的憧憬，这大概与他对出生地的眷念有很大的关系。
芥川龙之介的生父名叫新原敏三，在外国人聚集的入船町一带经营乳业，并在郊外的新宿拥有牧场。芥川龙之介出生的那年，父亲43岁，母亲33岁，同为所谓的“大厄”（大灾）之年。按照当时的风俗，在父母大灾之年出生的孩子，形式上是要将其丢弃的。将他“捡回来”的“父亲”则是生父的朋友松村浅二郎。也就是说，芥川龙之介在刚出生的时候就成了“弃儿”。这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似乎预示着芥川龙之介多舛的命运。就在芥川龙之介七个多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发狂。这件事对芥川龙之介的人生及文学思想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冲击。自己是狂人的孩子，这阴晦而近乎强迫的观念长久地压抑着芥川龙之介，他终生都未能摆脱这一巨大的压迫感。
因为母亲突然犯病，芥川龙之介很快就被过继给了舅父芥川道章，成了芥川家的养子。芥川龙之介（后文统称为“芥川”）跟随着养父母生活在本所区的小泉町，一直到1910年芥川十八岁为止。该地位于两国车站附近，紧靠隅田川，是个有着浓厚江户遗风的地方。不用说，该地的风物对青少年时期的芥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芥川作品中独有的江户情趣，与他这一段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芥川家世代皆为武士，深受武家文化的熏陶。芥川的养父母及常年照顾他的姨母都喜欢文学、美术及歌舞伎等。受家庭氛围影响，少年时代的芥川酷爱读书看戏，喜欢听养父母讲古代的怪谈和佛教中因果报应的故事。这些早年的教养潜移默化，极大地丰富了芥川文学的趣味。
1910年9月，芥川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高中，同级生中有后来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久米正雄、菊池宽、松冈让、井川恭、成濑正一等人，他们对芥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旧制高中，聚集了来自各地的精英，是一个锻炼人品和学问的好地方。东京“一高”素有学风自由、思想自由的传统。从小就爱读书的芥川在这里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学习。按照他在自传体作品《大导寺信辅的半身》和《一个傻子的一生》中所罗列的，在高中期间，芥川读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歌德、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莫泊桑、波德莱尔、易卜生、萧伯纳、魏尔伦、龚古尔兄弟、惠特曼、福楼拜等人的作品。他尤其偏爱西方世纪末的文学。所谓的世纪末流派是十九世纪末期以法国为开端，在欧洲诸国形成的一股充满颓废、享乐、唯美的怀疑主义的文学思潮。芥川之所以对这一流派的文学情有独钟，不仅是因为他的青春期与明治末年相重叠，使他产生了一种淡淡的末日惶恐，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世纪末文学中所独有的怀疑主义精神与芥川与生俱来的怀疑主义的精神气质极大地吻合。这一时期经由西方世纪末文学所强化的怀疑主义精神，成为芥川文学思想的灵魂，历来为论者所瞩目。同样，在芥川文学的深处流淌着一股清新而甘冽的知性清流，这既与他在教养主义盛行时代的广泛的读书体验有关，也有其个人禀赋的因素影响。
1913年9月，芥川从东京“一高”毕业，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其时，日本的耽美主义文学达到鼎盛时期，耽美派文学以杂志《昴星》为阵地，其代表者有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吉井勇等人。芥川对这一派的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受到了其影响。
1914年2月，第三次《新思潮》创刊。芥川作为同人参加，其他的成员主要是他高中时代的朋友，如久米正雄、菊池宽等人。第三次《新思潮》前后一共只出了八期。芥川先后在上面发表了几篇译作及处女作《老年》，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不过，这段经历对芥川来说十分宝贵，不仅成为其走上专业作家之路的契机，也磨炼了他的写作能力。
就在芥川参加《新思潮》的同一时期，发生了一件对他影响较大的事情。那时的芥川爱上了一位名叫吉田弥生的女孩。两人几乎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遭到了芥川家族的反对，最后不了了之。初恋的失败，让芥川切身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养子的不自由，也感受到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的秉性。不久之后，芥川于1915年11月在《帝国文学》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罗生门》，其主题成了芥川文学的起点。
1915年12月初，在朋友的介绍下，芥川得以结识文坛巨匠夏目漱石，并成为漱石的弟子。夏目漱石对他的评价很高，这对初出茅庐的芥川来说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他不但处处受到漱石巨大的人格魅力的感染，也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漱石的帮助。
1916年2月15日，第四次《新思潮》复刊，同人有久米正雄、菊池宽、芥川等五人。第四次《新思潮》一直延续到1917年3月，一共发行了十一期。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文坛大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第四次《新思潮》成了“新思潮派”的代名词。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芥川。芥川的名作《鼻子》就发表在第四次《新思潮》的创刊号上。夏目漱石高度称赞了《鼻子》，鼓励芥川继续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鼻子》的成功，为芥川在文坛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鼻子》幽默的外表之下，浸透了芥川对于人性深刻的绝望，其怀疑主义的精神气质和厌世的情绪呼之欲出。
1916年7月，芥川从东京帝国大学的英文科毕业。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就收到了《新小说》9月特别号的约稿。《新小说》不同于同人杂志，是当时作家登龙门的权威刊物。能在《新小说》上发表作品固然是件光荣的事情，但同时也意味着要接受更多读者的检验，可以说成败就在此一举。芥川在这一期《新小说》上推出的是《山药粥》。夏目漱石从杂志上读到这篇小说后，第一时间给芥川写信，高度赞扬了这篇作品。《山药粥》一炮走红，备受各方好评。于是，著名的文艺杂志如《中央公论》《文章世界》和《新潮》等都纷纷向芥川约稿。因为《山药粥》的成功，芥川迅速获得了其作为流行作家的地位。
1916年年末，在“一高”时期的恩师的帮助下，芥川在位于横须贺的海军机关学校谋得英语教职。同年的11月下旬，为了方便上班，芥川搬家至镰仓，开始了新的生活。在镰仓迎来1917年新年的芥川踌躇满志，接连在《中央公论》《黑潮》《大阪朝日新闻》《新潮》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名气如日中天。在这一年的5月，芥川的第一部作品集《罗生门》出版，紧接着在同年11月，第二部作品集《烟草与魔鬼》出版。在一年之内连续出版两部作品集，充分显示了芥川作为一位新晋作家的巨大存在感。
对于芥川来说，在镰仓生活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为平稳、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1919年1月，芥川又抛出了他的第三部作品集《傀儡师》，收录了1917年10月以后的作品，其中包括了《奉教人之死》《戏作三昧》《地狱变》这些所谓的“切支丹物语”“江户物语”和“王朝物语”的代表作，创作全面开花。第三部作品集的问世，使得芥川在文坛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题材多样，而且创作手法娴熟，日臻精湛，得到了世人如潮的赞誉。
1919年3月，芥川辞去海军机关学校的教职，同时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
学界一般将芥川的创作生涯分为三个时期：从《鼻子》的问世到成为专职作家为前期，从1918年到1924年的六年为中期，之后直到他去世为止为后期。与前期光彩耀人的光景相比，中期的芥川则显得沉闷了许多。1919年，芥川相继发表了《路上》《妖婆》等作品，但都是失败之作。1919年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最乏味的一年。1920年，芥川推出第四部作品集《影灯笼》。同年1月，他先后发表了《灵鼠神偷次郎吉》和《舞会》两部作品，算是找回了一些信心。在这一年里，芥川还创作了《素盏明尊》《南京的基督》《杜子春》等作品。情况虽然比上一年有所好转，但已难再现昨日盛况。1921年3月，芥川集结出版了第五部作品集《夜来花》，收录了1920年发表的作品及1921年发表的《秋山图》和《山鹬》等，共计15篇。
就在《夜来花》出版后的这年3月，芥川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视察员来到了中国。芥川于3月30日到达上海。但是，他在上海患上了干性肋膜炎，在医院住了三周多，直到4月23日才出院。此次中国之行，芥川先游历了江南一带，然后乘船溯江而上，先后到了庐山、武汉、长沙等地，还北上去了北京，最后从朝鲜回国，前后历时四个月左右。尽管大阪每日新闻社对芥川的中国之行抱了极大的希望，指望他能及时发回旅途中的见闻，但是由于健康等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如期实现，一直到1925年11月他才出版了《中国游记》，草草收场。
从中国回去后，芥川的身体每况愈下，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失眠症。芥川拖着病体，忙于撰写因为中国之行而耽误的杂志社的约稿。1922年，芥川分别在几本著名杂志社的新年号上发表了《竹林中》《俊宽》《将军》《众神的微笑》等作品，依旧显示了他作为著名作家的市场价值。但是，在进入1922年之后，芥川的身体状况更差了，作品的质量也出现了下滑的势头。1923年，各大文艺杂志的新年号上已不见芥川的身影，对芥川来说，这是自1917年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进入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在芥川从镰仓搬回东京的第二年（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日本，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日渐盛行。1920年5月，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成立。这样的时代动向自然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文坛的走向。1921年10月，杂志《播种的人》的创刊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开始在日本盛行。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们将多数既成作家斥为资产阶级作家，否定并攻击这些文学的价值。尽管芥川在1922年1月发表了小说《将军》，表达了自己的反战态度，但还是遭到了来自“普罗”文学派的猛烈攻击。芥川一向标榜艺术至上主义，但面对呈燎原之势的“普罗”文学和紧迫的社会局势，他也不得不开始关注现实社会问题。
1923年5月，芥川出版了第六部作品集《春服》。该作品集收录了第五部作品集中未收录的15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由“王朝物语”“切支丹物语”以及“开化物语”组成的所谓的“历史物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春服》之后芥川再也没有创作过曾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历史小说。他对于甚嚣尘上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可能无动于衷。迫于时代要求，芥川积极地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同年5月，芥川创作了“保吉物语”系列的首篇作品《保吉的手记》。同年6月，日本共产党受到大检举，同年9月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地震之后，芥川继续撰写“保吉物语”的续篇，题材来自当年在海军机关学校的生活，希望开拓出新的领域来。但遗憾的是，世间对“保吉物语”系列的评价并不高。1924年7月，芥川推出了第七部作品集《黄雀风》，收录了《春服》之后的十六篇作品。该作品集中的佳作只有《一块地》和《丝女纪事》两篇，作品总体质量明显下降，难掩其创作的颓势。与之相应的是，社会上也开始出现批判的声音，认为他的小说艺术已走到了尽头。在他的朋友中，比他稍晚登上文坛的菊池宽和久米正雄等人已经成功转型为通俗作家。但是，芥川做不到，因为这不符合他的禀赋和艺术追求。艺术创作的受挫，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死亡。
1925年正月，芥川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大道寺信辅的半生》。这是他第一部正视自我、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芥川想通过这种写作方式来为自己打开新的局面。这篇作品成为划分芥川文学中期和后期的一道分水岭。这一年，芥川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好转，但他还是发表了《海边》《泥提》和《死后》等作品，但都不是上乘之作。1926年1月，芥川相继在《中央公论》和《新潮》上发表了《湖南的扇子》《年终一日》。那之后，芥川几乎就停止了创作，在家人的陪同下去汤河源疗养。这一年，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除了肠胃病、痔疮之外，神经衰弱症也加剧了。就在这种痛苦的状态下，芥川创作了《点鬼簿》，发表在该年10月的《改造》上。这篇小说充满了鬼气，暗示了其直面死亡时的复杂心态。进入12月之后，芥川开始执笔《玄鹤山房》，连载于次年一、二月的《中央公论》上，这是他最后的力作。
进入1927年之后，令芥川烦心的事更多了。芥川的姐夫西川丰涉为骗取巨额保险金而烧毁了自家的房子，并留下大量借款卧轨自杀。从这一年的新年开始，芥川就一直在为此事奔走，不但要照顾姐姐一家的生活，还要替姐夫还债。芥川完全被生活击倒，神经衰弱症极度恶化。这一年的5月，友人宇野浩二突然发狂，对孩提时代经历了母亲发狂并一直担心自己也会遗传这种精神疾病的芥川来说，这个打击实在太大，成了他自杀的诱因。据芥川的好友小穴隆一在《两幅画》一文中透露，这年夏天，芥川就写了遗书，托付了身后之事。总之，从种种迹象来推断，芥川在写《点鬼薄》时就已经在认真思考自杀一事了。当然，除了健康原因之外，创作力的下滑也同样是让他走上不归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晚年的芥川对基督教非常关心，在自杀之前相继写下了堪称绝笔的《西方的人》和《续西方的人》，但是宗教的力量也没能拯救他的生命。1927年7月24日凌晨一点左右，芥川吞下过量的安眠药，在床上读了一阵《圣经》后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