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整理文献的事，认识不一，说它艰难的，就像涉水登山，说它容易的，就像上街买菜。不管如何，愿意做这事的人本来不多，而有能力去做的，真越来越少了。整理文献的总体水平正在下降，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苏州向称文献之邦，卷帙之繁富，可谓汗牛充栋。前代学者热衷从事，不遗馀力，前后相继，成绩相当可观。署名郑虎臣编的《吴都文粹》，虽说来历可疑，但总有筚路蓝缕之功。钱穀编的《吴都文粹续集》，则承前启后，功莫大焉。至道光时，顾沅更辑成《吴郡文编》，凡二百四十六卷，稿本流传近二百年，新近影印问世，精装大本六册，煌煌可观，可谓苏州文献史上的一桩大事。在苏州历史上，热心搜集、整理本地文献的乡贤很多，即以丛书来说，如吴伟业的《太仓十子诗选》、徐行的《依园七子诗选》、顾士琏的《吴中开江书》、任兆麟的《吴中女子诗钞》、邵廷烈的《娄东杂著》、谢家福的《望炊楼丛书》、缪朝荃的《汇刻太仓旧志五种》和《东仓书库丛刻初编》、俞庆恩的《太昆先哲遗书首集》、丁祖荫的《虞山丛刻》和《虞阳说苑》、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的《吴中文献小丛书》等等，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乡邦文化遗产。一九六二年，旅居北京的顾颉刚、俞平伯、王伯祥拟编印一部《吴门风土丛刊》，以顾禄的《清嘉录》和《桐桥倚棹录》为树干，前冠蔡云《吴歈百绝》，后缀袁学澜《苏台揽胜词》、《虎丘杂事诗》、《姑苏竹枝词》、《田家四时诗》、《吴门新年杂咏》、《岁暮杂咏》六种，“聊为吾乡掌故所寄”。但当时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此议只能搁置，至今未能如愿，却可见乡前辈的桑梓之情。
文献的作用之一，乃供学者研究、参考、引用。如今热心苏州文化的人很多，研究或描述的著作总已有几千之数，作者自然要借助文献，可惜的是，其中不少都存在引用文献的差错。究其原因，一是凭记忆，自然不可靠；二是转抄而来，前者错后者自然也错；三是依据的版本有问题。大概没有人认为文献不重要，也大概没有人认为学术研究可以不要文献，但实际上认真对待文献的人不多，好学之名，莫不追逐，好学之事，也就难说了。至于去做文献的辑存、校勘、研究，不但是寂寞的事，更有点吃力不讨好，做的人自然也就不多了。
我却有点不合时宜，对整理文献满怀兴趣，一是不能天天写书写文章，需要变换状态，聊作休息；二是知道自己根基差，需要补做一点功课。做功课就要交作业，这些年来也交出几份，既有快乐，也有教训。如《苏州文献丛钞初编》（古吴轩出版社版）三十种，虽然也改正了前代印本的错误，但“校书如扫叶”，印出后看看，纰漏仍有不少，悔之莫及，更明白这事不容易做，非得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不可。但在这个过程中，也知道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东西，那是颇有快意的。如整理《浮生六记》（北京出版社版）时，发现沈复的少年友人顾鸿干，其实名鸿千，乃石韫玉表弟，石韫玉集中有《顾鸿千椿萱棣萼小影题词》。而憨园的养母温冷香，应该是潘冷香，在《虎阜志》等书上都有记载。这都是《浮生六记》传抄本留下的错误。沈复也并非名不见经传，《畊砚田斋笔记》就著录：“沈复，字三白，元和人。工花卉。殿撰赵文楷奉诏封中山王，复曾随往琉球，其名益著。”这段话后来被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卷五十引录。我没有找到《畊砚田斋笔记》，而《历代画史汇传》今存道光五年家刻本，付梓之时，沈复应该尚在人世，不像杨引传说的“遍访城中无知者”。同时可知，世界书局本《浮生六记》伪作两记，说沈复是嘉庆五年随赵文楷出使琉球，依据的就是这段记载，而《畊砚田斋笔记》记载的谬误，是将沈复与另一位随赵文楷出使的苏州人缪颂弄混了。再如整理《桐桥倚棹录》（中华书局版）时，发现袁学澜《重过抱绿渔庄感旧记》中写的就是顾禄，他的卒年也就清楚了。最近我在编选《虎丘文献选钞》，天一阁藏抄本《虎丘百咏》，作者施於民，生平无考，苏州某君的一本书里说他是晚清人，但抄本有作者自注：“曩与毛西河先生试茗于澹香楼，又已六载馀矣。”同一抄本上的《题虎丘百咏》，作者焦袁熹，乃康熙三十五年举人，则施於民当是康雍间人无疑。这些爬梳之乐，不去做自然也是得不到的。
文献延续了历史，延续了文化，切不可小觑。苏州前辈学者钱仲联、朱季海两先生的最大学术成就，就在整理前人的文学、史学著作上。虽然事属寂寞，几无名利，却值得去做，并且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文献、重视文献、整理和刊印文献，让文献更好地来为学术进步服务。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