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一点零零碎碎的记人文章，和做记者的积习有关。二十多年前，我在报社编《流杯亭》副刊，其中有个栏目涉及古今人物，属于打捞记忆的园地。没有稿子时，自己就得填空，于是留意类似的文章。好在有作家朋友的帮忙，甚至得到了黄裳、张中行、汪曾祺等前辈支持，栏目办了近八年，结识的作者多多，自己的趣味，也随之改变了。
从前读苏轼谈论历史人物的短章，觉得彼此不隔，好似炉前对话，趣味良多。但这个路数今人已经不再尝试，类似的文字似乎也难看到。五四之后的文章，学习西洋随笔者渐多，宋元以来的文脉断了，唯有京派文人还留有些许残迹，可惜已不能造成大势。因为大众的口味和作者的口味均已变化。是时风对于文人的影响大呢，还是文人对时风的影响大，一看就清楚了。
逸闻轶事中常常含有历史的本然之色。文化史的幽微之处，有时就在其间。教科书里的文章，是经过筛选的，许多重要的历史片段，无法进入文本。所以，读史与读人，还有另一类文字，那些“负暄琐话”类的闲言闲笔，就补救了某些不足。郑逸梅、张中行等人的文章一度风行，与此未必没有关系。而一些正史里的看法，也据野史笔记有所更改，这是后者的价值所在。
我自己没有考据的功底，历史感也稀薄得很，写这些文字，似乎也难逃附庸风雅的责难，只是自己的态度还算认真，所以不想去骗取读者什么。我对于近代以来的文人感受不深，谈论他们未尝不是隔靴搔痒。之所以还在那个世界停留很久，是为了寻找遗失的存在，看看它们对于今人是否还有意义。所得呢，也是喜忧参半，有时候也怀疑自己的选择，也许是在不断编织精神的幻影吧。
写陈年往事，今人有不同的方式。启功生前不太赞成作家一味地吐苦水，以为人生多姿多彩，有超脱的眼光才对。他看见张中行回忆里的苦状，就觉在记忆里浸泡过久，于是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吧。启功先生自己的文章，嬉笑怒骂都有，有时用幽默的笔触调侃一下众生相，遂又跑到庄子式的意境里了。但张中行不是这样，他要揪住历史的瞬间，放大记忆的底片，将其打印出来，给世间的过客们看：瞧，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人生！他写蔡元培，写胡适，写北平胡同里的人物，好似有佛门普度之音，断不了的是慈悲心。对于古今人文脉络的处理，也未尝不是自己信念的折射。
有时看到一些人生前把记忆的痕迹铲掉，觉得很是可惜。像杨绛对于手中信件、日记的处理，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小的遗憾。但杨绛的考虑也不无道理，有些远去的恩怨，纠缠下去实在不值得，清白好于浑浊，让世间更平淡才好。但有些记忆损失了也真的可惜。比如台静农对于鲁迅，是有独家心得的。然而他晚年在台湾写字画画，就不能触碰鲁迅。因为那是禁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后期，在台湾看不到鲁迅的书，倘谈论鲁老夫子，会有牢狱之灾。台先生最该写的文字没有出来，实在是一大憾事。这样的遗迹消失，是永远不能复原的。
我的老母亲八十六岁了，近年来渐渐失去记忆，每天都像个孩子似的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有一次我偶然发现她未完稿的回忆录，便读给她听，希望能够唤起她的记忆。当母亲被那些远去的战争声音叫醒的时候，眼里有点忧郁的神色，好像记起了什么不快的事情。然而很快又平静下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在记忆模糊的时候，她年轻时代留下的痛感也消失了。
这时候我感受到了失忆的母亲给自己带来的苦楚，当以往的时光与生命感受没有关系的时候，某些意义也在丧失。忽然记起一位熟悉的作家在一部小说里对于失忆者的描述，那些失去言说能力的人，掩埋了人世间许多的悲欣。这对于健全的人而言是一个遗憾，因为那些曾经的存在与我们未尝没有关系。
记忆研究是一门学问，内中的道理显然很深。私人记忆与群体记忆间的关系，梳理清楚也并不容易。有一次见到在东北插队的老友，谈及那时候的知青生活，场景的还原竟然完全不同。后来有人建立了微信群，时常谈及青年时代的往事，我发现，自己认为重要的，别人没有记住，而所能笑谈的，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花絮。于是我想，言说出来的，未必是记忆的本真，鲜活的人与事，还静静地躺在时光的深处。差异性的记忆，以及记忆的选择性，构成了精神的不同路向。这路向何以形成？每一种存在都有价值么？看来在基本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全弄清楚。
这一本书也算是历史碎片的一种，都与自己多年关心的话题相连。那些行走在我们前面的人，常常让身后的人看不见他们的表情，能发现的仅仅是路上之影、风中之音。近代史曲曲折折，说它是一条苦路也不无道理。路苦，而影子却印出形体的曲张、开合，让我们窥见了精神的刻画过程。我们因一种思想的承接而寻觅前人，其实想知道的是自己应如何走路。人的一生相同的地方很多，最不同的一个是走别人的路，一个是走无人走过的路。后者更悲壮，也更能体现创造力，然而尝试者殊少。看看前人的一些选择，自己总有一种惭愧之感，文化语境相隔过远，我们与前人就天各一方了。如此说来，写作也是搭桥，为的是弥合陌生者之间的鸿沟，我们还是应该跨过它，不要相互隔膜为好。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