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与史实：世界近代史的细节
16到19世纪才逐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舞台很大，多国表演，你方唱罢我登场。
看世界近代的各类条约，应该弄明白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平等还是不平等要看“前提”。
第二，“丧权”和“辱国”要分开来看。
第三，评判战争之后签订的条约，要看战争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而战，战争胜负有没有外力起作用。
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下看，“辱国”“丧权”的关系，可以引出两方面的思考：
其一，“辱国”“丧权”往往是国家本身衰弱引起强国的觊觎、入侵，不过，我们常说的“落后挨打”，只涵盖了一个层面。
其二，把“辱国”和“丧权”不加区分，往往带有特殊的意图。
改革本来不神秘——世界史上的改革及其类型
从世界历史上典型的改革事例中，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些规律：
第一，改朝换代之后建立新制度比较容易，等社会肌体或国家机器出了大毛病才改革，难度一般都很大。
第二，越是目标宏大的改革，取得的实际效果越小，想一劳永逸的改革往往都达不到预期目标。
第三，如果“破旧”比较彻底，“立新”也较为顺利。很显然，拆了旧房子再盖新的，非但工程进展顺利，盖起的新房子也耐久。
第四，对“社会病”或“国体政体病”诊断失误，改革的措施越强硬越糟糕，但准确诊断病症，开出高明的处方，未必能治疗社会或国家的痼疾。
文化交流中的“理解”问题
不同文化的跨界交流，“互通有无”并不难，难的是对外来文化的“理解”。
在徐光启看来：天主教义教化下的西洋诸国“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其久安长治如此……此番景象俨然理想中的上古三代之治”。
实际上，中世纪的欧洲，一点也不太平，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根本不是什么理想社会。
这种情况，可称为对外来文化的“误读”。细究起来，有客观上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可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
首先，能否准确“理解”，取决于所输入的外来文化的信息是否完整。
其次，功利因素既是文化交流的动力，也是“理解”外来文化的障碍。
其三，不同文化“对接”之后才遇到如何“理解”的问题，而交流双方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社会状况是“对接”的前提。
其四，固有的观念和偏见也妨碍了对异文化的“理解”。
“枳”“橘”之变：从“旅美派”看成才环境
“旅美派”又称“叙美派”，指“侨居美洲的叙利亚作家”。
本来这些从事创作的侨民大部分来自黎巴嫩，但“黎巴嫩共和国”1943年才成立，历史上黎巴嫩是叙利亚的一部分，故而称“叙美派”而非“黎美派”。
旅美的阿拉伯作家有一些共同特点：
一、移民之前用母语阿拉伯语写作，移民后兼用英文写作；文学素养中既有阿拉伯文化底色，也吸纳了西方文化的养料。
二、通过文学创作，既努力让西方读者了解阿拉伯世界，也希望阿拉伯人民了解西方文明。三、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东西方的历史和现实，不囿于成见，不人云亦云。
四、作品具有深邃的哲理与丰富的想象。
殖民地问题与威尔逊的“公平”方案
美国的总统中，名气最大的是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不过，我却喜欢伍德罗·威尔逊。这位总统一生做过教师、校长、州长和两届总统，提出过“十四点”和平纲领。威尔逊在讲完“十四点”纲领之后，还指出：“我所概括的整个方案贯穿着一条明确的原则，这条原则是针对所有人民和民族的公正原则；每个民族无论强弱，都享有自由和安全的平等权利。”
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受挫，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也显得“不合时宜”，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处理殖民地的“公平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殖民地问题起到推动作用。
无论如何，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纲领，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关于威尔逊“十四点”纲领带来的喜悦，有的著作中描述，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骚动”。
看“差异”与找“差距”
去年读了《差距》，今年读了《大国的幻象》，有不少感想。
初读这两本书的共同感受是：不过如此！王冲的《差距》并没有贺卫方和吴稼祥说的那么好，王文的《大国的幻象》也没有李肇星和房宁说的那么新鲜。
王冲认为，在国与国之间作比较时，我们更应该看别人的优点，人家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王冲谈差距，并未否认差异。
王文着眼于差异，但也不否认目前中国与欧美国家相比在个人素质、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有一些差距，不过，在他看来这种差距越来越小了，有些方面甚至超越欧美了。
王冲和王文都对中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只是王冲迫切地希望我们追赶，努力弥补差距；王文觉得我们有今天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慢慢来，不走美国式道路我们也能走到世界前列。
追求智慧还是寻找“药方”
我们这个时代提倡国学，重视国学，从文明的提高、知识的积累、学术的醇化角度讲，都是必要的。可是，这些蕴藏着智慧的“国学”里面，一定能找到现成的救世“药方”吗？如果说国学里面有“药方”，甚至有“药”，清朝及清朝之前早就使用了，何至于旧王朝越来越腐朽，一路下滑。不仅中国的“国学”，就是作为“西学”基础的希腊罗马思想，本身也不包含促使欧洲国家现代化的“药方”。无论是中国的“国学”，还是欧洲的古典学问，性质都是一样的。真正的救世良方、治世良药，往往要在现实世界中寻找。
世界史视野的“宏观”与“多维”——中东史研究为例
我们为什么要探究历史？为什么要探究世界历史？为什么要探究区域和国别史？
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发展。不过，当代人应看到这样的一些事实：
（1）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毁坏了生态环境。
（2）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远没达到最佳时期。近代以来，政治斗争、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各类冲突不是弱化，而是烈度增大。
（3）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同时，由于对现代科技文明的依赖，人自身的器官出现功能退化，精神、道德、心理因素也有倒退迹象。
中东史研究就属于“区域史”研究，即集中力量探讨这个地区的历史。
中东各国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也没有在健康、顺畅的外部环境中“成长”，造成中东一些国家始终无法追赶的距离。要揭示这一问题的根源，可以借助于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等理论与方法。
战争与“反战行动”
战争能否避免的问题，是个理论课题、历史课题，也是现实课题。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现有的论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人民的革命和反战行动推动下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世界人民共同反法西斯的成果。
基于此，我们试作分析。
在战争史坐标上看“反战行动”
人类历史上，除了断断续续的相对和平时代，其余时段都表现为人类的矛盾、冲突、战争，可见战争是较为常规的人类行为之一。我们有理由对人们的各种行为提出质疑。针对“人民反战”的“正义”行动，通过历史表象，才能作较为彻底的剖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的人民的确有不同程度的“反战行动”。
把世界史上这几次重要的战争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每次大规模的或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中间或尾声都有人民的反战行动。
基本论断：战争和实际利益有关
“战争在历史上一直是解决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利益和冲突的最后手段。”战争能否避免，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战争是人发动的，由动机和意图驱使，所以战争不是客观的或注定的。没有抽象的战争。
“人民”，不会对战争缺少感性和理性认识。“一场战争打不打得起来，什么时候打起来……个人的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发挥着更大作用。”
战争史说明：人本能地“趋利避害”是问题的实质
鲁迅先生曾说：“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是不会动的。”其实，不仅中国人如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在某些方面都是如此，也不妨说，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世界人民是不会动的。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
结语：能否避免战争，取决于人们是否重视历史
现今，我们至少得对以下事实深刻反思：
其一，战后关于战争的教育是不够的。
其二，战后数十年，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有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战争和武装冲突，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无战事。
其三，科技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利益的相互渗透，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力量的多元化趋势等，大概是抑制战争的因素。
其四，我们应看清人类自身的优势和缺陷，冷静地认识和估量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