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朝臣的那些想法，朱由检也猜的八九不离十，不过他不想去纠结那些，不管是谁，只要给朕做好工作，你就是大爷，要是给朕添乱，对不起，那凉快那呆着去。
朱由检殴打梅丕思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早有预谋，只是今天刚好借着徐光启的由头，给言官一个下马威。
当然，朱由检对于是否出手，早在前两天就分析过，钱谦益为了进入内阁，自然压制跟着其身后的东林言官。而与阉逆有点瓜葛的官员，自保还来不及，哪敢出头？
一班老臣自是不会轻易出手，而那些勋贵和武官，还巴不得自己打那些欺压在他们头上的文官。还有一些数量不多中立官员也不会出手，他们与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往深里说他们是保皇派，不会轻易为难皇帝。
剩下的，只有韩爌为首的东林官员会发难，但是不会做的太过火，毕竟韩爌想要继续执政，就必须得到皇帝的支持，
朱由检这么分析完，觉得能够出来反对就只有韩爌他们那些官员，以及一些无权无势小官。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朱由检今天狠狠的打了梅丕思一巴掌，用意威慑其他言官。
说起明朝言官，其地位非同一般，劝谏皇帝，监察百官，澄清吏治，风闻言事，可谓一时风光无限，明朝前期这些言官确实廉洁奉公，反复肃贪，评议朝政弊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可到了明末，已经和一班大臣狼狈为奸，携手共谋发展，成为贪污腐败的好帮手。
崇祯初期，言官开始明目张胆的与朝中大臣同流合污，为其摇旗呐喊，攻击政敌，这时已经没有对错，只有自己利益，只要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大肆攻击，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最让人感到气愤的是，这些言官已经不在安于别人行贿，而是明目张胆的索贿，每当县官进京，那些言官便称“开市”，意思是要挣钱了，他们会主动登门索要钱财。
朱由检从《明史》看到给事中廖国遴，杨枝等言官，每当地方官进京述职，接受考评，谋求升官之际，他们就会登门索要钱财，一旦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竟然会连夜扣门进行恐吓敲诈，吓得一些官员赶紧掏出所有钱财，有些可怜的，甚至变卖身上衣服，用以讨好这些言官。
以此可见明末的言官已到了什么样的混账地步，除了极个别的清廉言官，基本无药可救，朱由检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这才想出殴打言官的举动。
为什么要用殴打的形式来警告那些言官，而不是采用一贯的廷杖形式，这些朱由检也是经过思考的。
明末有个奇特的现象，被廷杖的官员一旦丟官罢爵，回去以后往往被一帮腐儒捧得老高，他们认为这位言官不畏强权，敢于向皇帝叫板，也就成了天下文人的楷模。而得到天下文人的认可，其后半生基本衣食无忧，那日子是滋润的很。
这个结果对于朱由检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廷杖本就是惩罚出错官员的一种措施，以达到惩戒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于是朱由检采用了亲自殴打言官的办法，能起到比廷杖更好的惩戒作用，毕竟被皇帝亲手殴打的言官能有几个？皇帝的侮辱性动作，能让那些言官印象更加深刻，从而不敢在朝堂上，无凭无据的乱咬，也算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
这些，只是朱由检给言官一个警告，后面会逐渐的拆分瓦解这个体系，特别是东林官员，他们正是靠着言官起家的，瓦解言官犹如挖他们的墙角，不过一切都要慢慢来，并且朱由检暂时还不想动这些言官，后面一些事件，没有他们的参与，还真有点不好弄，有句话说的好，废物也有其利用的价值，此言不虚。
徐光启见皇帝为了庇护自己，竟然亲自出手，与言官周旋，自是感动不已，他用感激的目光看着皇帝，眼睛有些湿润起来。
“徐爱卿！接着奏本！”朱由检的声音从玉阶上传来，徐光启用袖袍擦了擦眼角，然后举起了奏板。
“自天启六年以来，山陕各处州县接连大旱，灾民日益增多，陛下体恤臣民，忧心如焚，百官出谋划策，竭力救灾，然始终无法解救灾民与水火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旱情严重，无法出产粮食，以致功败垂成，臣知番外有引进的甘薯，此物极其耐旱……”
徐光启先是肯定皇帝与百官的救灾成绩，同时也指出救灾不利的因素，又提出甘薯抗旱的优势，以及甘薯种植的方案，最后又把救灾的措施一一道来，不知不觉半个时辰就过去了。
徐光启最后给奏章起了个名字，叫《甘薯救灾疏》“陛下！《甘薯救灾疏》利国利民，恳请陛下予以执行！”
徐光启的一片长篇大论，事实清楚，论述准确，救灾措施基本到位，干货满满，与那些无事就打嘴炮的言官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上，朱由检听了十分满意。
就算这样的优质奏章，也不能逃过那群言官的猛烈炮火，徐光启刚把奏章递上去，就有言官跳了出来“陛下！微臣对此奏章略有质疑，请与准奏！”
朱由检见此，也是无语了，这些家伙要是不让他们说话，还真的比杀他们还难，于是他皱着眉头，不耐烦的摆了摆手“说！”
“是！”言官说着一摆头，把目光投向了前面的徐光启，然后说道；“微臣有三处质疑的地方，还望徐大人给以解惑。”
徐光启回道；“这位大人请讲。”
“第一，微臣质疑甘薯是否有徐大人所说那样，抗旱能力很强，假如效果不明显，耽误救灾时机，这个责任谁来负？”言官所说还是比较有道理的，他精准的抓住甘薯是外来物种，大家都不熟悉此物的特性，有所质疑也是正常的。
“关于甘薯的特性，本官曾经在江南试种过，绝不是无的放矢。”徐光启说这话的时候，底气十分足，用事实说话是最有利的辩驳工具。
对于这个问题，朱由检也在明史上看到，确实有徐光启试种的记录，所以对言官的质疑，自然不屑一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