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往年一样的仲夏傍晚，金银花的香味儿在空中飘着，马龙不请自来地敲响老法官的家门。法官一向早睡早起，晚上九点他已经套上了睡衣哗啦啦洗了澡，早上四点也会如此。并不是他喜欢这样。他也希望和其他人一样，投入梦神的怀抱，一觉睡到早上六七点钟。但是早醒的习惯已经养成多年，改也改不了了。法官肥胖的身躯爱出汗，所以一天他得洗两次澡，他周围的人也都习惯了他这么做。所以到了清晨和黄昏，老法官就会哗哗地一边洗澡，一边用鼻子哼着歌曲……他最喜欢唱的淋浴歌是“在孤独松柏树的小路上”，还有“我是来自佐治亚理工大学的闲散碎片”。那天晚上他不像平时那样唱得津津有味。因为下午和孙子的谈话让他困扰，平时洗完澡他会在耳朵后面抹点花露水，今天晚上也忘了。洗澡前他去过杰斯特的房间，但孩子不在那儿，也不在院子里。当门铃响起时，法官正穿着一件白色条纹睡衣，手里抓着一件外套。他以为是孙子回来了，他赤着脚就下了楼，穿过走廊，外套就随便搭在胳膊上。见到马龙，两个人都有些诧异，马龙尽量避免看到法官的脚。因为身体肥胖，法官的那双脚显得很小。法官也试图把脚藏到睡衣里去。
“你怎么来了？”法官问，语气里仿佛已经过了午夜。
马龙说：“我在外面散步，就想也许可以来拜访你一下。”马龙看起来受了惊吓而且很绝望，法官看出来他在有意找借口。
“你看见了，我刚洗完澡。进来，我们正好可以喝一杯。八点以后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总是很舒服的。我会把床垫得舒舒服服，你可以躺在我的法国躺椅上，或者你躺床上我躺沙发上，都可以。是什么让你烦恼？你看起来就像被鬼追着。”
“我也这么感觉。”马龙说。他无法自己承受生病的事实，那天晚上他告诉了妻子玛莎自己得了白血病。然后他就从家跑了出来，就像受了惊吓，想从别的任何地方得到些安慰。他已经预想到了妻子知道真相后，会让他俩从前的那种亲密关系重新回来。自从结婚以来，这种关系已经久违了。但当他在这个温柔的夏夜把真相告诉妻子后，结果比他想象得还要可怕。玛莎哭了，坚持用古龙香水给他洗脸，还谈到孩子们的未来。事实上，玛莎根本就没问他医生的报告，就当那是完全正确的，她丝毫不怀疑：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得了不治之症，正在慢慢地死去。这种悲伤和笃信让马龙气恼，也很害怕。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玛莎谈到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吹石岩的蜜月，谈到孩子们的出生，谈到他们曾经一起的旅行，还有生活中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她甚至谈到孩子们的教育，还有她的可口可乐股票。妻子是一个现代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有时候马龙觉得对她简直性冷淡。对性毫无兴趣常常让马龙觉得自己粗俗、不文雅，甚至没教养。今晚当玛莎出乎意料地暗示要和自己过性生活的时候，马龙吓坏了。
马龙感到自己身心俱疲，玛莎拥抱他，哭着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这句话是他们夫妻间性事前的暗语，但是已经多少年没有说过了。本来这句话是他们的大女儿艾琳还是小娃娃的时候，有一年夏天看着大孩子们在马龙家的草坪上翻跟头。小艾琳在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就大声叫：“爸爸，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呢？你想让我给你翻个跟头，对吧？”而在那些夏日的晚上，湿漉漉的草地和童年里孩子们说的那句话，就成了他们年轻时做爱的暗语。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二十年了，玛莎又一次用这句话暗示，说的时候她把假牙托小心地放在有水的玻璃杯里。马龙非常害怕地想到，不仅仅是自己快要死了，而且其实身上某些东西已经死去，从前他没有意识到。于是他一句话没说，匆匆忙忙地就跑进夜色里。
老法官在前头领路，他光着的脚踩在深蓝色的地毯上显得粉扑扑的，马龙跟在后面。他们都觉得很高兴能以彼此为友。“我告诉了我妻子，”马龙说，“我得了那个……白血病。”
他们走进法官的卧室，那里有一张大床，床角有四根柱子，床上有顶棚还有羽毛枕头。打褶的垂帘很厚重，散发着一股霉味儿，靠窗有一把躺椅，法官指着椅子让马龙坐，自己则去倒了两杯威士忌。“马龙，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缺点，那第一件事他就会把这个缺点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人们都是很贪心的……贪心让他指责别人，或者变得小气……这就是一个小气的人可以看出来的唯一毛病。”被自己的话激动着，法官几乎喊起来，“结果让一个小偷去抓另一个小偷……”
“我明白，”马龙回答，他有点儿不知道如何接法官的话，“可是我不理解……”
“我就要说你的事，”法官用绝对权威的语气说，“几个月前你告诉我海登医生还有你血液里的那些奇怪的特殊东西。”
“是啊。”马龙困惑地回答。
“是这样，就在今天早上我和杰斯特从药铺回家的时候，我正巧看见海登医生，他让我大吃一惊。”
“怎么了？”
法官说：“他病得很厉害。我从没见过谁像他那样身体垮得这么快。”
马龙竭力去领会法官这句话的意思，“你是说……”
法官的话非常坚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海登医生自己得了一种奇怪的血液病，他就更容易诊断说你得了病，而不说是他自己。这很有可能啊。”马龙仔细思考着法官这个荒诞的推理，想着是否真的有一线希望。“毕竟，马龙，我有很丰富的医学经验，我在约翰·霍普金医院待了三个月。”
马龙想起海登医生的手和胳膊。“海登医生的胳膊的确很细而且有很多毛。”
法官听了这话几乎嗤之以鼻：“别傻了，马龙。毛多不多和生病没什么关系。”马龙有些不好意思，更想听法官解释他的推理。于是法官继续说：“医生没告诉你真相，因为恶意或者居心不良。很简单的逻辑，人都是想把自身不好的事情甩出去，这想法是有传染性的。我今天一看见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脸色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斜眼看人，他的眼神避开我就好像有什么羞耻的事情。在约翰·霍普金医院里我可是见过很多这样的面孔。我在那里时身体完全没问题，认识那些从救护车上被抬下来的每一个病人。”法官很坦诚地说，“虽然你很瘦，你的眼神非常正直，所以你没事。你该多吃动物肝脏。‘肝盐’。”他几乎喊起来：“是不是有种治血液病的药叫作‘肝盐’？”
马龙看着法官，眼神里带着几分迷离几分希望。“我不知道你在约翰·霍普金医院住过，”他轻柔地说，“可能是由于你政治职业的缘故没有声张吧。”
“十年前我体重三百一十磅。”
“你的体重一直保持得很好啊，我可从没觉得你胖。”
“胖子？当然不是啦。我只是有些很壮罢了……但有一件事，我总是会头晕。这让我太太蜜西担心，”说着法官瞟了一眼墙上妻子的照片，那照片正在他对面墙上挂着。“她甚至说该去看医生……实际上她总是唠叨这件事。我长大后就从没看过医生，直觉告诉我医生的办法要么是吓唬你一通，要么就让你节食，反正都没好事。我和塔顿医生是好朋友，我们曾一起钓鱼和打猎，但是他和别人不一样……否则我不会去找医生，也不希望他们来找我。除了头晕以外我的身体非常棒。当塔顿医生去世的时候，我的牙痛得厉害……我猜那是身心失衡，于是我去找了塔顿医生的哥哥，他是咱们这里最好的骡子医……我喝多了。”
“骡子医生！”马龙对法官的信赖一下子变得支离破碎，甚至有些错愕。老法官没注意到马龙的变化。
“当然啦，那是给医生办葬礼的那个星期，又是守夜又是出殡的，我的牙疼得要命……于是普克，就是塔顿医生的哥哥，就帮我把牙拔了……他就用了平时给骡子用的抗生素和麻醉剂，骡子的牙齿可是很结实，它们又很倔，可不喜欢人随便碰它们的嘴巴，它们很敏感的。”
马龙点点头，心里对法官的做法很失望也很惊讶。于是他突然改变话题：“这幅蜜西的画像真是栩栩如生。”
“有时候我也这么认为。”法官很得意地说，他总是认为自己的东西都比别人的好——即使一样的东西，也是他的好。他一边沉思一边接着说：“有时当我不高兴或者悲观的时候，我觉得萨拉把蜜西的左脚画坏了……当我情绪非常糟的时候，我觉得那脚画得像条奇怪的尾巴。”
“我可没这么觉得，先生，”马龙安慰他说，“再说脸才是重点，脸上的表情最重要。”
“都一样，”法官热切地说，“我真希望我妻子的画像是雷纳德[10]先生或者哪位大师的杰作。”
“嗯，那就另当别论。”马龙说，他望着法官的姐姐画的肖像，的确不怎么样。
“我现在学会了，对廉价的自家创作的作品不该留下来……特别是提到艺术的高度。但那个时候我哪里知道蜜西会离我而去呢？”
泪水让法官本来一双混浊的老眼亮了起来，他沉默了。总爱喋喋不休的法官一说到已故的妻子就会无语。马龙也沉默了，回想着往事。法官的妻子死于癌症，在她长期卧病期间，是马龙每次给他按医生处方抓药，他经常去看她——有时候马龙还会从自己家的花园里摘些鲜花给她带去，或者带一瓶古龙香水，为了缓解他带去吗啡的事实。那时候法官经常一个人在屋外独自溜达，他一直尽量陪着妻子，马龙常想，法官这样做会不会对他的政治生涯不利。蜜西得的是乳腺癌，切除了乳房。法官非常悲伤，他在市医院大厅里徘徊，甚至骚扰那些不是负责他妻子病情的医生，他就那么哭啊，问个不停。他还组织第一浸信会教会的人一起为他妻子祷告，每个星期天他都以妻子的名义捐给教会一百美元，放在写着妻子名字的信封里。当他妻子回家后，很明显是在恢复中，他欢欣鼓舞，他买了一辆劳斯莱斯，雇用了一个“安全的黑人驾驶员”开车每天让妻子去兜兜风。当他的妻子知道自己的病复发之后，她瞒着丈夫，所以有段时期他还是整天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过日子。当再也无法隐瞒，法官看出了妻子的病加重，他不想知道真相，竭力自欺也隐瞒妻子。为了避开医生，也不再咨询，他只接受让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住在家里。他教妻子打扑克，当她感觉好些时，他们两人就经常打牌。当他的妻子明显受到疾病的煎熬时，法官就踮着脚尖轻轻走到冰箱那里去吃些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食物，想着像妻子刚刚动过一个大手术，病得很重，正在恢复中。他从每天的悲伤中坚持这么安慰自己，不想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妻子死的那天是十二月，有霜。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寒冷的空气里传来圣诞节的歌曲。法官精神恍惚，疲惫得无法放声哭，只是不停地打嗝，感谢上帝，在葬礼期间才有所缓解。那个冬日的傍晚，葬礼结束后，来宾们也都离开了，法官独自一人坐着那辆劳斯莱斯又去了墓地（一星期后他把这辆车卖掉了）。在墓地，当第一颗星星带着寒霜升起来，他用拐杖触碰着新立起来的墓碑周围的水泥，看看工人们做的是否结实，然后他让那名“安全的黑人驾驶员”开车带他回家，筋疲力尽地睡着了。
法官最后看了一眼那幅肖像，就移开了充满泪水的双眼。他相信像妻子这么完美的女人再也没有了。
在适当的哀痛日子过去之后，马龙和城里其他人都觉得法官会再婚的。甚至法官自己，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感受着孤独和难过，感到心里充满一种难言的空虚和期待。星期天的时候他会穿戴整齐去教会，神情严肃地坐在第二排的长椅上，眼睛盯着唱诗班。他的妻子曾经是唱诗班的一员，他喜欢看那些妇女唱歌时喉咙的颤动和胸部的起伏。在第一浸信会唱诗班有些很可爱的妇女，特别是一个女高音，法官经常看她唱歌。然而城里还有其他教会的唱诗班。虽然心里有些负疚感，法官还是去过长老会，因为那里有一个金色头发的歌者……他的妻子就是金色头发的女人……这位歌者唱歌时喉咙的震颤和胸部的起伏让法官着迷，但除了这些，法官觉得她并不符合他的口味。于是，法官每次都穿得西装革履，去拜访很多不同的教会，每次都坐在第一排，用裁判的眼光审视着唱诗班，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音乐，唱歌很大声却总是走调。对于他频繁更换教会，没有人非议，但是他自己有些负罪感，会大声为自己辩白：“我是为了看看不同教会门派在信仰和教义上有什么不同。我妻子和我思想都是很开放的。”
其实法官从没有想过再婚，他经常提到妻子，就好像她还活着。只是他心里仍然感到空空的，渴望什么来填补，比如食物和酒精，或者看看唱诗班的妇女。潜意识里他开始暗中寻找和已故妻子相似的女人。蜜西小姐是完美的女人，于是他自然就认为完美是标准。比如一个唱诗班的歌者，也只有唱诗班可以吸引他。这个要求并不难达到。但是蜜西还是很棒的扑克玩家，一个未婚的、唱诗班女子，还是玩扑克的高手，这就难找了。蜜西死后两年的一个晚上，法官邀请了凯特·斯宾娜小姐来吃周六的晚餐。同时他还邀请了凯特上了年纪的姑姑作陪，然后他精心安排晚饭，就像给妻子做的一样。晚餐的第一道菜是牡蛎。然后是鸡肉和咖喱土豆，黑醋栗和杏仁拌在一起的菜，这是蜜西活着时最喜欢的一套菜谱。每道菜都有葡萄酒和白兰地，还有冰激凌作为甜点。为了这次晚宴，法官忙活好几天，并且确保用的是最好的盘子和餐具。结果这次晚宴却是个完全的错误。晚宴刚开始就发现凯特小姐从来不吃牡蛎，法官想劝说她吃，可是她非常害怕这东西。然后因为不习惯喝酒，凯特小姐喝了一点儿后就开始不住地傻笑，这种傻笑在法官看来似乎在故意挑逗他，这让法官有些莫名地恼怒。凯特小姐的姑姑是位老姑娘，她说凯特这辈子从来滴酒不沾，惊讶侄女会喝了这么多。在这顿无聊的晚宴结束时，法官的希望已经动摇了，只是还没有完全放弃。他拿出一副扑克牌，准备和两位女士玩一玩。他还记起妻子纤纤细手，手指上带着钻戒，那是他给妻子买的。遗憾的是，凯特小姐居然从没摸过纸牌，她的老姑姑还说，对她而言，玩牌就是站在了通往魔鬼游乐场的入口。晚宴提早结束了，法官自己在睡觉前喝光了白兰地。他埋怨自己忘了凯特小姐一家是路德派，和第一浸信会不是一个级别的基督徒。于是法官安慰自己，不久他天生的乐观又恢复了。
但是他对教派和教义还没有开放到都能接受的地步。蜜西出生在圣公会教派家庭，他们结婚后就和他一起成了第一浸信会的成员。海蒂·皮瓦小姐是圣公会唱诗班的，唱歌的时候她的喉咙震颤得很有节奏。圣诞节的时候在唱到哈里路亚这一段时全体都会起立，年复一年他都会被这段感动，一直呆坐着像个傻子，过半天才发现大家都站起来了，于是为了弥补他就使劲大声唱，教堂里就数他嗓门嘹亮。但是今年圣诞节唱到哈里路亚时他竟然没有注意，因为他的注意力都被海蒂小姐吸引过去，他伸长脖子看着海蒂小姐唱歌。做完礼拜他凑过去邀请海蒂小姐和她上了年纪的母亲下周六来家里吃晚餐。他又一次费心准备了很多。海蒂小姐有点矮胖，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她年龄不小了，法官心里很清楚，但是他自己也不年轻，年近七十的人了。海蒂寡居，所以不是他考虑的结婚人选（法官下意识地在四处寻找爱情的时候，他已经排除了寡居的女人，当然啦，这包括离婚的，因为他的原则就是离过婚的女人不应该再婚）。
这次的晚餐和上一次路德教派的完全不同了。法官发现海蒂小姐非常喜欢牡蛎，她还试图把一个整的牡蛎一口吃下肚。她的老母亲还讲了个故事，说海蒂有一次做过一顿牡蛎全席……有生牡蛎，扇贝加牡蛎还有很多，老太太都一一道来，用来招待生意伙伴佩赛，也就是“我亲爱的老伴”，结果发现佩赛根本不能吃牡蛎。老太太喝了点酒，说的故事越来越长，越来越无聊，女儿几次想转移话题都没成功。晚饭后当法官拿出纸牌，老太太说她老眼昏花认不出牌，她更愿意坐在壁炉旁喝她的酒。法官教海蒂玩二十一点，发现她还蛮机灵，学得很快。但是这让法官更想念蜜西了，想念蜜西纤细带着钻戒的手。另外就是，海蒂胸部过于丰满，显得肥硕臃肿，他不由得和妻子的比较，蜜西的胸脯非常娇小柔嫩，事实上，法官更忘不了蜜西的一侧乳房被切除。
情人节那天，法官被一种空虚吞噬得难过，于是他从马龙的店里买了五磅一盒的心形巧克力，让马龙小赚了一笔。然而在去海蒂家的路上，他左思右想觉得不妥，结果还是慢慢走回家去。他自己把所有的巧克力都吃了，足足花了两个月。但是由于后来还发生过一些类似的无功而返的故事，法官最终放弃，而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孙子身上，全身心地爱着杰斯特。
法官对孙子杰斯特的溺爱已经没有底线了。城里流行着一段笑谈，说有一次在教会野餐时，法官很仔细地从孙子的饭食中挑出辣椒，因为这孩子不喜欢吃辣椒。孩子四岁的时候，他可以背主祷文和诗篇二十三章了，这都是爷爷耐心教导的结果。当城里人们聚集的时候，法官就让杰斯特在大家面前背诵，看大家惊叹杰斯特神童般的表演，让法官无比自豪和喜悦。因为对杰斯特投入了他的全部精力，他心中的悲伤渐渐消减，对唱诗班女人的迷恋也消退了。尽管不承认年龄越来越大，他每天早上很早去法院的办公室——早上走着去，中午由司机接回来，吃一顿长长的午餐，下午司机开车再带他回到办公室去工作几个小时。他在法院和马龙的药店都会措辞激烈，周六晚上他会在“纽约咖啡馆”后面的一个屋子玩纸牌游戏。
这些年来他一直有一个信条：“健康的心灵来自健康的身体。”他的中风也没能改变他的座右铭。身体恢复过来之后，他又回到原先的生活规律中。现在他虽然只是早上去办公室做一点儿工作，不过是拆开那些越来越少的信件，看看《米兰信使报》《花枝邮报》，星期天读《亚特兰大宪法报》，但后者上面的文章经常把他惹恼。法官有一次摔倒在厕所，杰斯特因为年轻睡得太熟，过了好几个小时才听到爷爷的叫喊声。这种“小中风”来得太突然，开始法官还希望恢复起来会很快。他不承认这是真正的中风——只认为这是“骨髓灰质炎”的轻微反应，或者是“小中风”之类。当他能下床走动后，他开始宣布用拐杖，因为他喜欢拿拐杖的样子，他甚至认为这个小病让他的头脑更敏锐，因为他在生病中思考了很多“新的研究”。
老人焦灼不安地等着门闩响。“杰斯特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他声音里带着抱怨，“他平常总是为别人考虑的，会告诉我晚上他去哪儿。在我洗澡前，我听到不远处传来的音乐声，我就猜他会不会到院子里去听。但是音乐声停了，我到院子里叫他没人答应。已经过了他睡觉时间了，他还没回来呢。”
马龙把自己过长的上嘴唇抿了抿，虽然他不喜欢杰斯特，还是很温和地说：“唉，男孩子嘛，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经常担心他，成长在一个充满悲伤的家庭中，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悲伤之家。有时我想也许就是这让他喜欢伤感音乐，他的母亲在音乐上很有天赋的。”法官说这话的时候忘了他隔开了一代人，“我的意思当然是指他的祖母”。他纠正道，“杰斯特的母亲只是在那些激进、悲哀和混乱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几乎大家都对她印象不深刻，现在我都快记不清她长什么样了。浅色头发，棕色眼睛，说话声音很好听……她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名的酒贩子。虽然我们对她有些成见，她还是给我们家带来了运气，如果算是的话。”
“问题是，她夹在强尼的死亡和杰斯特的出生之间，还有蜜西的第二次病倒。这就需要非常强大的内心来支撑，而米拉贝尔显然没有这么坚强的个性。”的确，对法官而言，最清晰的记忆是有一个周日吃正餐的时候，儿媳妇用很温柔的声音说：“我爱烘烤的冰激凌蛋糕。”法官当时自以为是地纠正她：“米拉贝尔，”他语气严厉地说：“你爱我，爱记忆中你丈夫的样子。你爱蜜西。但不是你爱烘烤的冰激凌蛋糕，明白吗？”他带着愉快的目光看着眼前自己正在切开的蛋糕，指出米拉贝尔用词不当，“你喜欢烘烤的冰激凌蛋糕，明白这两个词的区别了吧，孩子？”她明白了，但是她倒了胃口，“明白了，先生。”她说着放下了叉子。法官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生气地说：“吃啊，孩子。你现在的身体需要多吃。”但是他这么一说反而让米拉贝尔哭了，离开了餐桌。蜜西责备地瞟了一眼丈夫，也离开了桌子，把法官一个人留在那里生气。为了对他们的离去有所告诫和惩罚，那天下午他故意和她们保持距离，自己一个人锁在书房玩牌，当他听到有人转动门把手，而他故意不去理会的时候，他感到一种很大的满足。他甚至在每逢星期天去强尼墓地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去而没有和妻子和儿媳妇一起去。在公墓转悠了一圈让他心情又好起来。四月的黄昏他去散步，在整天都开着的超市买了一口袋糖果，橘子甚至还有个椰子，这些都是晚餐桌子上大家欢迎的食物。
“米拉贝尔。”法官对马龙说，“如果当时送她去约翰·霍普金医院生孩子就好了。但是我们家女人都是在家里生孩子的。谁知道会出这个状况。再说，人都是事后明白，当时糊涂。”他结束了这段话，不再提他那因生孩子死去的儿媳妇。
“米拉贝尔死得很可惜，”马龙只是想说些什么，“现在女人已经很少会因为生孩子死去，所以真遇上了就格外令人伤心。她每天下午都到我的店里来买卷筒冰激凌。”
“她喜欢吃甜食。”法官说话时露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因为他也因此受益，他经常会说：“米拉贝尔喜欢吃草莓酥饼”或者类似的这些精美小吃，把他自己的馋嘴说成是怀孕的儿媳妇想吃。妻子蜜西活着的时候很有办法，也很有坚定的策略，一直把法官的体重控制在三百磅内，她也从不提什么卡路里、节食之类的字眼，她只是偷偷读食品上写的卡路里表格，然后仔细调配食物，法官对此一无所知。
“最后城里每个小儿科大夫都咨询过了。”法官几乎是辩解地说，好像他因为没有好好照顾亲人受到了责备，“但是这是很罕见的一种毛病，没有人能预知。到了我该死的日子，我会后悔没有一开始就送她去约翰·霍普金医院。他们擅长处理疑难杂症和罕见病的。如果不是他们，我今天也早就死了。”
马龙从这些对其他人疾病和死亡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慰藉，他轻声地问：“你的病是属于复杂还是罕见？”
“也不是那么复杂和罕见，只是有些怪，”法官扬扬自得地说，“当我最亲爱的妻子死后，我感觉太糟糕了于是开始自掘坟墓。”
马龙吓得一哆嗦，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他的老朋友在坟地里用牙咬着泥土，痛苦地哭号。由于自己的病，他对这种突然出现的画面毫无防御能力，不管怎么抵抗都没有。对疾病的主观认识是如此强烈，马龙对即使是最温暖和客观的感念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比如，只是提到一个很普通的可口可乐名称，就会让他感觉羞愧和耻辱，认定这个公司不是一个好的供货商，这只是因为他妻子买了他们的股票，她是用她自己的钱买的，并把它们放在米兰信托银行一个保险柜里。这些反应来自内心深处，是一种本能，马龙自己都没意识到它们有着扩散出来的力量和下意识里不好的影响。
“后来有一次我在你的店里称体重，结果有三百一十磅。但其实这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只是担心那时常出现的头晕。我是想也许有什么稀奇的事情发生我才会注意到。结果稀奇的事就真的发生了。”
“怎么啦？”马龙问。
“那是杰斯特七岁的时候，”法官岔开话头开始抱怨那些日子，“哦，一个男人带一个没有母亲的小孩，多么艰难！不仅要抚养他，还要教育他。哦，买那些婴儿食品，半夜突然孩子耳朵疼，我就把止痛剂蘸了糖喂他，还有把香油滴到耳朵里。当然大部分事情是他的保姆克里奥佩特拉做的，但是我自己的孙子，我义不容辞，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叹口气然后接着说，“不管怎么说，当杰斯特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我就决定教他打高尔夫。周六天气好的下午，我们就去米兰市的高尔夫俱乐部场地打球。我就是自己打，让杰斯特看着不同的拿杆方式和姿势。我们来到……来到一个小池塘，就在树林边上……你知道那地方，马龙。”
马龙从没打过高尔夫，也不是俱乐部成员，但是他还是点点头，带着几分自豪。
“总之是我那么一挥杆，就突然晕倒了。我感到自己扑通一下掉进池塘里去了。我掉进去差点儿淹死，周围一个成年人也没有，只有一个七岁的小孩和一个黑人球童。是他们俩救我上来的。他们怎么把我拉出来的我都不清楚，我只顾使劲瞎扑腾，浑身湿透。我一个三百多磅的大人，他们俩拉我肯定很费劲儿。但是那个黑人球童很聪明有灵气，最后他们终于把我拉出池塘。这个头晕的毛病终于引起我的警惕，我认真地决定该去看医生了。因为我从来不喜欢也不相信米兰的医生们，我灵机一动就去了约翰·霍普金医院。我知道他们专治怪病和罕见病症，像我这种。我给那个救我的球童一块金表，上面刻着拉丁文呢。”
“拉丁文？”
“Mens Sana in corpora sano.就是健康的心灵来自健康的身体的意思。”法官平静地说，这是他懂的唯一一句拉丁文。
“非常贴切。”马龙说，他一句拉丁文也不懂。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和这个黑人男孩有种特殊的联结，你可以说是一种悲剧色彩的联结。”法官慢慢地说，闭上眼睛，好像眼前有个帘子遮住了这个话题。马龙很好奇，却无法得到满足。“不过，”法官继续说道，“我雇他当了我的贴身仆人了。”“贴身仆人”这个过时的说法给马龙触动很大。
“我掉进池塘给我敲响了警钟，我去了约翰·霍普金医院做全面检查，因为我知道他们擅长处理怪病的。我带着小杰斯特一起去的，为了让他扩大知识面，也是奖励他和那个黑人孩子成功救了我。”法官其实是害怕自己一个人单独面对医院的环境，但他不愿意承认，“于是我就在医院见到修姆大夫。”
马龙想象着医院里医生的诊室，乙醚的味道，还有孩子们的哭声，潜意识里海登医生手里拿着的裁纸刀和他的诊断书也出现在脑海里，想到这儿，他脸都白了。
“修姆医生问我是不是吃得太多，我向他保证我只是很正常的饭量。接着他的问题越来越细。他问我，比如，一顿饭吃几块饼干？我说：‘就是通常的数量啊。’像那些医生一样，他刨根问底地问我‘通常的量’是多少？我告诉他说是‘就一打子或再多两块’。这么一说之后，我知道我遭遇了滑铁卢了——彻底失败。”
马龙眼前瞬间闪过水浸泡的饼干、丢脸的丑态，还有拿破仑。
“医生说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现在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不会过多久；要么开始节食。我承认我被他的话惊呆了。我告诉他这个问题太严重我得好好想想。我得想十二个小时之后才能告诉他我的决定。‘我们会发现节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法官大人。’你是不是也很讨厌，他们这些医生一说话就喜欢用‘我们’二字，其实只是对我而言。他可以回家吃上五十块饼干十个冰激凌蛋糕都没关系——而我，就得节食挨饿，我是非常生气地开始想这个问题。”
“我也讨厌医生用‘我们’二字。”马龙非常赞同，想起在海登医生诊所他对自己说“我们可能是遇到白血病了”的时候，他的情绪波动很大。医生的话给了他沉重打击，到现在他还没缓过劲儿来。
“再说，”法官接着说下去，“我讨厌这个，非常讨厌，医生一本正经地好像在告诉我病情的真相。我非常生气地想着那个什么节食问题，说不定我马上就会真的中风晕倒。”法官又立刻纠正自己，“是完全可能心脏病发作或者来个‘小中风’之类的。”
“他们这么做很不对，”马龙非常赞同法官的意见。他曾经问过医生自己的病情真相，但是他问也是为了有个安慰的话语，他怎么知道一个普通的春倦症可以变成一个不治之症？他希望从医生那里得到同情和安慰，结果却得到一张死亡通知书。“这些医生们都干了什么呀？上帝，他们只知道洗手，看着窗外，编织各种可怕的事情，而你仰面躺在病床上，或者半裸着坐在椅子上等着他们的最后通牒。”马龙的声音带着愤怒和疲惫，结束了他的申诉，“我真高兴当初医学院没有读完，我的灵魂和良心里都没有当医生这种执念。”
“我可是认认真真地想了足足十二个小时，像我说的那样。一个我说去节食，而另一个我却说，见你的鬼！我就这么活谁也管不着！人不就活一辈子嘛！我想起莎士比亚的话‘是生存？还是死亡？’痛苦地思索，无法决定。傍晚的时候一名护士走来，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的牛排比我的手掌还厚，还有绿大头菜和西红柿沙拉。我看着护士，她胸脯小但很美丽，脖子很可爱——对一个护士来说，她真是长得不错。我告诉她我的问题，问她节食到底会怎么样。结果她说：‘这就是您的节食食谱啊，法官大人。’她的话让我难以置信，当我确认她的确不是在哄骗我后，我告诉修姆医生我决定听他的话节食，然后我就大吃起来。我没有告诉他我还喝点儿酒之类，我自己想办法弄到啦。”
“怎么弄到的？”马龙问，他知道法官的小弱点。
“上帝有他奇妙的方法做工。我当时不是把杰斯特从学校带出来跟我去了医院吗，当时大家都说我这么做非常奇怪。有时候我也这么想，可是心里面其实我是害怕我会在北方这个医院死去。开始我并没有计划，但是现在有了。一个七岁的男孩正好可以帮助他生病的爷爷去附近的酒店买瓶酒来。”
“生活中的窍门就是把不愉快的经历变成愉快的。我的肚子一缩小，我在医院的日子就好过了，三个月内我掉了四十磅。”
法官看到马龙眼里充满渴望的神色，突然感到有些内疚，因为他自己说得太多了，都是关于自己的健康问题。“你也许觉得我的生活到处是玫瑰和美酒，其实马龙，不是这样，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从没向任何人说过，一个很严重、可怕的秘密。”
“怎么回事？到底是……”
“我节食体重下降了，我很高兴，但是节食给我身体系统带来不良后果。我节食一年后，去约翰·霍普金医院做例行检查，结果发现我血液里糖分过高，也就是得了糖尿病。”马龙多年来一直卖给法官胰岛素，听到这个消息并不奇怪，但是他什么也没说。“这不是致命的病，这是节食造成的后果。我大骂修姆医生，并威胁他要去告他，但是他给我讲了一通道理，作为一个资深法官，我也知道这种事告也没用。于是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样子：你知道，马龙，虽然不是致命的病，但你每天得打针。这虽然也没什么，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让公众知道我有这么多健康问题，会给我造成一些麻烦。不管大家承认不承认，我现在仍在我政治生涯的顶峰。”
马龙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当然这其实也没什么丢脸的。”
“肥胖，小中风，现在又来个糖尿病——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影响太大啦。虽然我们白宫里也住着一个瘸子，住了十三年。[11]”
“我对你在政治上的敏锐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法官。”马龙虽然这么说，但是那天晚上他却莫名其妙地开始对老法官丧失信心——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知道——至少在医疗上的信赖是没有了。
“多年来我一直是用医院派来的护士给我打针，但是现在我有机会改变这一情况。我找到一个男孩子，他可以帮助我给我打针。他就是你问过我的那个黑孩子。”
马龙突然想起来了，说：“不会是那个蓝眼睛的黑人吧？”
“就是他。”法官说。
“您对他都了解多少？”马龙问。
法官陷入沉思，想起他生活中的悲剧是如何围绕这个男孩子发生的。但是他只是简单地对马龙说：“他正是那个我掉进池塘后救我上来的黑孩子。”
然后两个朋友就会心地大笑起来，笑他们生活中都遇上的巨大不幸。两人想着一个三百磅重的大胖子老头儿被人从高尔夫池塘里拽上来的样子，越发笑得歇斯底里，笑声在灰暗的暮色中回响。这种对巨大不幸爆发出的笑声半天都停不下来，于是他们就尽情地笑了好一阵子，为自己的不幸狠狠地大笑一场。最后法官先止住了笑，“说实话，我是想找个我能信赖的人，所以除了这个救了我命的小男生，我还能相信谁呢？胰岛素剂得非常小心使用，这玩意儿有些神秘，必须得让非常聪明又有责任心的人来管理，比如煮针头，还有其他事情。”
马龙想，那个黑人孩子也许很聪明，可是一个黑人，再聪明又能聪明到哪儿去？他替法官害怕，因为他看到那双冷酷、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有他自己的碾槌、屋里的老鼠和死亡。“我不会雇那个黑孩子的，不过也许你比我更了解他。法官大人。”
法官又想起自己担心的事情来：“杰斯特又不跳舞也不喝酒。就我所知他甚至不约女孩子们。他到底去哪儿了？很晚了，马龙，你觉得我是不是该报警呢？”
报警的想法和兴师动众的场面让马龙感觉紧张，“怎么啦？还没有那么晚，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我想我倒是该回家了。”
“马龙，你打个出租车吧，费用我来付。明天我们接着讨论约翰·霍普金医院的事情。因为，说正经的，我觉得你应该去那里瞧瞧。”
马龙说：“谢谢您，先生。我不需要叫出租车——清新的空气对我有好处。不用担心杰斯特，他肯定一会儿就回来了。”
虽然马龙说走回去对自己有好处，夜晚也很温暖，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却感到寒冷和虚弱。
回到家，他悄悄爬上床，没有惊动妻子。但是当她温暖的屁股碰到他时，他想起过去富有激情的生活来，这让他感到一阵沮丧——他赶忙挪开身子。唉，死亡已然在逼近，活着的人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