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士，生于湖南长沙。哲学大家、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
关键词：
剪影、书呆、宽和、仁厚、逻辑、治学、授业、思省、逸事、癖好、钟情、赤心、诚服、晚景、长眠、享誉
剪影
清华学生曾这样写道：“初见马约翰先生，你未必能知道他是体育教授；初见郑桐荪先生，你也未必敢断定他是教务长；金岳霖先生，你却一望而知他就是哲学大师。他眼镜厚厚的，帽子的边缘务求正好遮眼前的光；他有时西装外面套件大褂，有时大褂外面又套件棉袍，反正都有理。”
金岳霖的学生回忆老师：“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投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汪曾祺回忆：“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却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在西南联大，金岳霖畏光，常年戴着墨镜；郑昕喜欢喝酒；吴宓有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冯友兰评定此句不妥；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占卜。故而闻一多曾赋诗打趣哲学系的上述教授们：“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马二即冯）评红袖，占卜冗三（冗三即沈）用纸枚。”
欧阳中石追忆老师金岳霖：“金老当年魁梧高大的身躯，一领宽博的蓝布长衫，一顶无顶的遮阳帽，黑框宽厚的近视眼镜，举止大度从容迟滞而神采奕奕的气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涌起一种‘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后接近起来，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爱抚。”
徐志摩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夸张地描写过金岳霖与秦丽莲（徐翻译成丽琳）“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黄永玉忆及50年代的金岳霖：“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
书呆
少时，金岳霖学习过于投入，晚上做梦说梦话时还在背书。一次，他在睡梦中背诵一篇古文，姐姐偷偷拿了书在一旁对照，发现他居然背得一字不差。
1927年，徐志摩给梁实秋写信，叙述金岳霖之事：徐告诉金、徐家地址，但金与秦丽莲怎么也找不到，还来信抱怨徐的房子“究竟是在天堂上还是在地狱里”。金在信中并没有告知徐自己的住处，而是让徐到其一位张姓友人的家中找他们，徐按照金提供的门牌号四十九号A去找，却只找到四十九号没有A，敲门一问，这家亦不姓张。徐找遍了金可能去的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于是请梁实秋在《青光》副刊上登一个寻人启事，并对梁说：“因为你想这一对天字第一号打拉苏阿木材（上海话，极蠢的人）可以蠢到连一个地址都找不到，说不定这三两天内碰着了什么意外，比如过马路时叫车给碰失了腿，夜晚间叫强盗给破了肚子，或是叫骗子给拐了去贩卖活口！谁知道。”徐还对梁抱怨道：“秋郎，看来哲学家是学不得的。因为你想，老金虽则天生就不机灵，虽则他的耳朵长得异样的难看甚至于招过某太太（按：指梁实秋的太太程季淑）极不堪的批评，虽则他的眼睛有时候睁得不必要的大，虽则——他总还不是个白痴，何至于忽然冥顽到这不可想象的糟糕？一定是哲学害了他，柏拉图、葛林、罗素，都有份儿！要是他果然因为学了哲学而从不灵变到极笨，果然因为极笨了而找不到一个写得明明白白的地址，果然因为找不到而致流落，果然因为流落而至于发生意外，自杀或被杀——咱们这追悼会也无从开起是不是？”徐说话虽刻薄，但他却真正把金岳霖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十分热切要把我的朋友金岳霖博士介绍给你认识……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在中国知识界不在任何人之下。”
冯友兰晚年记载：“金先生这个人，随随便便，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说应酬话，不知道的人以为高傲，其实不是，就是那个样子。他从欧洲回来，在中国社会里看到人不知道说什么话，把中国传统礼节都忘了，见一个人，到客厅里，别人一介绍是谁……就只是嘿嘿，并说：‘后来我发现，大家都是那个样子，不需要说什么话，只是嘿嘿就行了。’”
金岳霖对学问极为专注，时常“忘我”，他曾对冰心说：“我这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某日，金岳霖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哪儿？”金忘了，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我忘了”，便对服务员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那位服务员说不行，金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问道：“你没听见人说过？”王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这才提醒了金岳霖。
后来金岳霖将他忘记名字之事作为笑话讲给朋友听，朋友跟他说了潘梓年的事：潘在重庆时，一次需要签名，但他却想不起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他还是想不起来，只好再问：“阿里个潘哪？”意思是说“潘什么”呀，一个“潘”字还不够。金岳霖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性更严重的潘梓年。
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路易斯也是一“忘我”之人，金岳霖在清华授课时，曾讲述过一个他的笑话：路易斯有一次去邮局取包裹，签名时，他忘了自己的名字，未拿到包裹。回家路上，有人喊了一声：“Professor Royce！”他才想起自己的姓名，又折回邮局。
金岳霖在清华任教时，一次，校长梅贻琦外出，委托陈岱孙代理校务。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有手纸，他便给陈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内容如下：“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金岳霖习惯上午全心全意研究学问，拒绝会客，雷打不动。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西南联大时期，有时太投入，甚至忘记日本飞机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机突袭云南，空袭警报响起，金却沉浸在学问之中，对警报充耳未闻。日机炸毁了周围的几座楼，幸运的是，他住的那幢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时，发现四周一片狼藉，木然不知所措。敌机离开后，陈岱孙、李继侗、陈福田急忙跑回来，只见金岳霖正呆立楼门口，手中还拿着一直没有放下的笔。
金岳霖怕光，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他自己对学生打趣道：“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某日，梁思成看见金岳霖的厨师外出采购，拿了一张面额5000元的活期存折，惊讶不已。他找到金问其缘由，金回答：“这样方便。”梁说：“若不慎丢失，岂不枉哉？”金依旧答：“这样方便。”梁建议道：“这样吧，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高于‘活期’。”金听罢连连摆手道：“使不得的，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的便宜？”梁无奈，只能详细叙述储蓄的规则，金听罢，停顿片刻，欣然道：“你真聪明！”决定改存后，金又犹豫起来，因为他准备在自己去世后留1000元酬谢他的厨师，他对梁说：“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日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来了？”梁闻此语，大笑不止，笑毕，详细告诉金如何将1000元另为厨师开一个户头，金听罢，露出孩童般的喜悦道：“你真聪明！”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的时候订了许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甚是烦恼。一次友人上门，他愁容满面地请大家喝牛奶，并拱手对大家说：“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大家只好应诺，接着，厨师便端上滚沸的牛奶，大热的天，友人们碍于已经应允，只好硬着头皮一饮而尽。几日后，友人们再登门，又受此等礼遇，而且金口气坚定，友人实在不堪其苦。如此几次后，一位友人得知情由，对金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听后大赞道：“你真聪明！”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坐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一次，哲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党委书记去看望金岳霖，问他有什么要求。金不假思索地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也不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所长替他解释说：“是要稿费。”但金觉得稿费只是好听些，仍旧傻傻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宽和
在一场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马上说要买来看，他的学生沈有鼎马上对老师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王浩从美国回来，金岳霖每次见王浩必叫上沈有鼎作陪。金对人说：“沈先生有学问，其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
金岳霖性情温和敦厚，与人谈话总是说“如果这样，那会怎样”，或说“或者……”“可能……”，甚少盛气凌人地与人争辩。
30年代，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毗邻而居，分住一套房屋的前后院。他曾赠梁氏夫妇一联云：“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后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听到林的话后，连连鼓掌赞成。
周礼全回忆：“我的毕业论文提出了一个知识论系统。我的观点是属于金先生所反对的‘代表论’一派的。我在论文中也几次批评了金先生的朴素实在论。我颇为得意地把论文交给金先生。他约我大约一星期后去他住处面谈。后来，我按时到金先生的住处（当时他住在昆明园通公园中梁思成先生家里）。金先生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批评。我就一个一个问题做出答辩。金先生又对我的答辩进行批评。我又为我的答辩辩护。这样一来一往，辩论越来越激烈，声调也越来越高，使得梁先生家里的人推开门来看，是否我同金先生吵架了！这次辩论从下午两点多一直延续到快六点。我告辞时，金先生把论文还给我。我在回联大的路上翻阅了我的论文，看见金先生在论文上多处写了批语。我现在还记得的批语有：‘无的放矢’，‘这是自相矛盾’，‘你现在不也承认了外物吗’？我当时感到很失望，而且还担心金先生会给我一个‘不及格’的评分。但是，后来评分公布，出乎意料，我不但及格，而且评分还是相当高的。”
又一次，金岳霖与周礼全就一个哲学理论进行讨论，周说金的理论不够清楚，金就进一步做出阐明和解释。但周还是表示不能理解，金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的思想怎么这样顽固！”周也生气地回应：“不是我思想顽固，是你思想糊涂！”金气得脸都涨红了，从坐椅上站起来，两只手撑在面前的书桌上，身体前倾，两眼紧盯着周。周此时感到自己太失礼了，只得低着头，静候老师的训斥。金盯了一阵后，一边口中喃喃地说：“我思想糊涂，我思想糊涂。”一边慢慢地坐回椅子上。又过了一会儿，他冷静地说：“今天的课在此打住。下次上课时，我们继续讨论。”一星期后又上课时，周礼全紧张地走进金岳霖的房间，金比平日更亲切地叫周坐下，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旧按规定的程序上课。
金岳霖极喜欢孩子，抗战期间，他常到钱端升家串门。钱端升和夫人陈公蕙平常很忙，没有时间陪孩子玩耍，但金一来，孩子们就有了“头儿”。钱的两个孩子一个乳名“都都”，一个叫“弟弟”，金一到钱家，就用他们的乳名哼出《马赛曲》“都都……”“弟弟……”，或者用口哨吹出《马赛曲》。他常抱着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或带着他们去散步。孩子们一看见他，就高兴地叫“金爸，金爸！”
金岳霖在昆明时，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家的孩子比赛，看谁的水果个头大。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孩子们，他再去买。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艾的演讲主题是批判形式逻辑。艾讲完后，金岳霖对其发言评价道：“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张奚若在旁边扯金岳霖的衣服，让他不要说了，但金没有打住。
5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课程照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执行了一段时间后，金岳霖发现学生的体质下降，于是他和其他老师一起压缩学时，减轻学生负担，并让他们增加体育锻炼。某日聚会时，他发现许多学生近视，便向学生介绍保护视力的方法，并拿自己视力差的事情打趣，告诫大家务必要保护好视力。
每逢过年，金岳霖就邀请学生们到他家中聚会。在金家，学生们从不觉得拘束，有说有笑。每次金岳霖都让厨师老汪做西餐和烤肉招待学生。后来，金的学生王雨田到北大哲学系工作，一次偶尔对金说起怀念老汪的手艺，几天后，金让王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王到后，金岳霖打开抽屉拿出老汪做的一盒点心送给王，王心中无限温暖。
金岳霖家常是青年教师聚会交谈的场所，每到春节，他便组织青年教师到家中聚餐联欢，大家戏称金岳霖为“我们的光棍司令”。
一次，欧阳中石在临湖轩前的草地上和几个同学一起闲聊，他模仿老师们的样子让大家猜，前面几位都猜中了，模仿到金岳霖的时候，大家却都没说话，他很是纳闷儿，觉得自己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怎么猜不出来呢，于是又夸大了金的特点再模仿了一次，但大家只是诡谲地冲他笑笑，仍不说话。无意中回头一看，金岳霖正站在他身后，他大为尴尬。一个多月后，欧阳中石在办公室的过道碰到金岳霖，他掉头便跑，金将他叫住，欧阳中石心中惶恐不已，心说还不一定要受到什么样的呵斥呢！结果金只是和善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好调皮呀！”后来有一次，欧阳中石在贝公楼演京剧《将相和》，金岳霖坐在前排的正中间的座位上观看，谢幕的时候，金站起来靠近舞台冲他问道：“你真是欧阳中石？”欧阳答是，金笑着点头道：“你是真调皮，好，好。”欧阳中石这才明白金岳霖说“调皮”并不是生他的气。
1977年底到1978年初，金岳霖因肺炎住进医院，连续多天夜里神志不清，不停说胡话，早晨醒来后，才能认出人来。每次醒来，他总是大声叫道：“啊，×××啊！你辛苦了！”他躺在床上，或扬手致意，或将右手放到耳边致敬。他还将自己收藏的好酒、好茶送给大家以示感谢。
1982年，金岳霖从事教学研究工作56周年庆祝大会上，欧阳中石走到金岳霖的轮椅前向金致敬，谁知金问旁边的人说：“他是谁？”旁边的人答道：“他是欧阳中石，您不认识他了？”金很严肃地说：“我从来不认识他。”欧阳听了此话心中内疚，因为这几年他很少去看望老师。几日后，金让人捎信给欧阳，问为什么不去看他。欧阳中石便和刘培育等人一起去看望金。进门前，欧阳对其他几个人说，不要介绍，看他到底认不认识我。结果一进门，金岳霖就叫道：“欧阳中石你过来！”欧阳忙走过去，金岳霖拉着他的手说：“开玩笑！你，我会不认识？岂有此理！你们知道吗？他可调皮嘞！”
晚年金岳霖住在干面胡同，邻居的小孩子经常向金岳霖要烟盒，金岳霖就将烟盒积攒起来送给孩子们玩。干面胡同的小孩儿很多，常在院子里嬉戏，楼里的老先生们觉得孩子的打闹声太吵，无法安心工作，便联名上书请相关部门进行约束。有人让金岳霖在联名信上签字，金拒绝了，他说：“以后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靠这些孩子们呢。”
叶秀山回忆，每次金岳霖坐着平板车经过前院时，满院的小孩儿高声喊“金爷爷”，而金岳霖则以他特有的方式“喔喔”地和他们打招呼，几乎天天如此。
仁厚
金岳霖平易近人，学生都喜欢亲近他，来自朝鲜的学生方淳谟常和金岳霖来往。方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将8000多册西文书籍捐赠给了北大哲学系，作为他怀念清华哲学系（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并入北大哲学系）、怀念金先生的纪念品。
方淳谟告诉周辅成，乔冠华去日本留学的路费，为金岳霖所赠。乔冠华逝世前，告诉来医院探望他的周辅成，他非常想念金先生。
金岳霖在清华任教时，到宿舍看望学生，发现有的学生来自南方，衣被单薄不能御寒，金便将自己的棉衣、毛毯送给他们。1981年，清华哲学系的师生聚会时，一位学生说：“金先生三十多年前送给我御寒的那件棉袍，至今还珍藏在身边，见到它就像见到金先生一样。”
1935年，年仅16岁的殷海光从清华大学出版的逻辑学教材上知道金岳霖的名字后，给金教授写了一封信，就自己对逻辑的看法向金请教。金岳霖对这位中学生极为赏识，回信告诉他，可以阅读哪些书籍，并将书寄给他阅读。
1936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学，但因家境贫寒，无力负担学费。殷便写信向金岳霖求助。金接到信后，让张东荪为殷安排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得到张的肯定答复后，金复信殷海光，让殷到北平来读书。谁知，殷海光到北平后，张却没有践诺，金岳霖只好自己负担殷海光的生活费用，并且每周安排时间与殷见面，一边吃饭，一边谈学问。殷海光初到北京，颇为自卑，但金岳霖每和他谈一次话，他心头的压力就减少一分。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疏散在校学生，金岳霖又自掏腰包，拿出50元作为殷海光回家的路费。
在西南联大时，有个叫林国达的学生常在课堂上向金岳霖提一些奇怪的问题。一次，他又提了一个怪问题，请金解释。金想了想说：“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一下被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游泳遇难，上课时，金岳霖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他始终没有笑容。
抗战时期，金岳霖时常接济同人好友。张奚若家经济困难，生活拮据。某日早晨，张夫人发现客厅的椅子上放着数额不小的一笔钱，忙问张道：“哪来的这么多钱？”张也颇为奇怪，后来想到昨晚，金岳霖曾到家里来聊天，才恍然大悟：“一定是老金办的好事！”
钱端升一家五口都靠钱一人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常常入不敷出。金岳霖等几个单身汉知道后慷慨解囊，帮助钱家渡过难关。金岳霖去世后，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忆及金，仍感激不已。
西南联大一些学生的家在沦陷区，经济困难，难以负担学费，又是金岳霖资助，学生方得以继续求学。
清华的哲学系、北大的哲学系和社科院哲学所的不少人都受到过金岳霖的资助，学生们一有困难，就去找他。有些人不好意思直接对金岳霖说，便让他的学生周礼全代为转达。
有一位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冬天连棉衣都没有，金岳霖得知后，将自己穿的中式棉袍送给他。后来荣不慎将长袍的前面烧了个大洞，就用一块旧布打了个方方正正的大补丁，荣心里觉得不安，但金岳霖见到后笑着说：“你把长袍改成‘补服’了，暖和就行，穿着‘补服’学哲学好嘛。”1950年12月，荣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入伍，在清华举行的欢送会上，他依旧穿着这件棉袍，金岳霖高兴地对他说：“听说你给朱总司令写了血书，山东大汉投笔从戎了，我们哲学系也出了个解放军！”
金岳霖的学生梁志学毕业后分配到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后被划为右派。1960年5月，哲学所研究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新到的资料。金岳霖和所领导坐轿车去，梁志学则骑自行车。横穿马路时，梁被人撞倒在地。金在车内看到后，忙对身边的姜丕之说：“你看他摔倒了，你们得把他扶起来。”姜说：“是的，我们正在挽救他。”后来司机将金岳霖的话告诉了梁志学，梁极为感动，当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金岳霖却不以为然，并且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面前如此说，让他感到了金先生对学生的殷切爱护。
50年代，沈从文生活窘迫，情绪低落。金岳霖每次去沈家拜访，都会使沈全家沸腾。金总要带些食物，与沈从文低声地品评好吃与否，还会从怀里掏出几个硕大的苹果跟沈的两个儿子比谁家的苹果大，然后留下给他们吃。
一位山区农村青年鼻子天生有缺陷，金岳霖为其支付住院整容的费用，为他整好了鼻子，这位青年后来顺利娶妻。他还曾为一位三轮车工人的母亲支付医药费。他们一到梨子丰收的季节，就为金岳霖送来他最喜欢的大梨，表示感谢。
1976年唐山大地震，金岳霖睡在塑料防震棚里，对灾区人民感同身受，便捐献了一笔钱给唐山受灾同胞。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将仅有的3000元悉数交公。
逻辑
金岳霖少时，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他将这两句话作为前提，推理得出的逻辑结论竟是“朋友如粪土”。
徐志摩这样描述好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常请同人和学生座谈。一次，金岳霖被请来座谈，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出的，大家以为金一定会讲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着，甚为得意。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关系甚好。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胡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过，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抗战时期，大家常跑警报，金岳霖的一位研究生依据老师所授理论做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他便仔细查看人们经过的路线。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曾对研究生冯契说：“马克思的著作有种理论的美。”但金岳霖瞧不起苏联的教科书，特别对苏联的教科书批判形式逻辑很反感，他说：“形式逻辑怎么好反对？你反对形式逻辑的那些话，也要遵守形式逻辑。”
汝信回忆，50年代，传闻当时某位党的领导人对逻辑讨论发表看法，表示不赞成金岳霖的观点，金听到此传闻后，对汝信等人说，他十分崇敬那位领导人，但他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除非有能说服他的充分理由。大家听后，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金岳霖到北大哲学系担任系主任。金排课极其严格，对教授的要求极高，如“中国哲学史”课程便由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任继愈等多名教授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分段讲授。一次，某教授要求在哲学系开课，金岳霖一口回绝：“谁讲什么课，就像确定菜单一样，先上哪一道，后上哪一道，早已安排就绪。你现在插进来，不是乱套了吗？”气得该教授大骂金学阀。
1974年，金岳霖告诉学生梁志学，他要写文章批判某种哲学错误，梁以为他要批孔，文章写出来后，梁一看，原来金岳霖是批判“左”派理论家摧残逻辑科学。梁怕金惹祸，委婉地告诉他国外对这个话题早有争论，之前《哲学译丛》曾登过两篇文章，并让他看看。两周后，金岳霖对梁说：“那两篇文章我看过了，看来现在还不是允许我讲出自己看法的时候。”
金岳霖回忆胡适时这样评价道：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哇！”
治学
赴美国留学之前，金岳霖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学习一段时间后，因实在缺乏兴趣，便改学政治学。他写信给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金岳霖留学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对逻辑学产生了兴趣。他回国时，正好清华原本教授逻辑学的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清华就聘请金代替赵继续讲授逻辑学，于是，金岳霖就边授课边学习。1931年，金岳霖再次到美国留学一年，师从哈佛大学的谢菲教授学习逻辑学。金岳霖告诉谢菲，他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谢菲哈哈大笑。
在欧洲游学时，金岳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散步，有几个人在大街上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掺和进去，和他们争论起来。这次争论过后，金岳霖对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T.H.格林的著作时，金岳霖第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他对逻辑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
在英国剑桥大学时，金岳霖师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著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到罗素、穆尔、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并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开始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学体系，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回国后的金岳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早年在清华任教时，每星期到校上课三天，他必须一早就从城里赶到清华园，这样一来，上午的时间便耽搁在路途中。所以他每周只有四个上午可以用于治学，他极为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规定在此期间不会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他习惯先冥坐思考，有所得才笔之于纸。朋友们都知道他的这一习惯，所以决不在这四个上午去拜访，以免吃闭门羹。
金岳霖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再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1935年，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出版。此书被中国逻辑学界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同朱自清、陈岱孙、李继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唐继尧家花园戏台的大包厢里。几位同人把大包厢最清净的角落划出来安置金岳霖的小床和小书桌，供他写作，并尽量不去干扰。金岳霖的《论道》一书就是在此地写就。
金岳霖在《论道》中将“间”和“时”区别开来，金岳霖说，《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有人问金岳霖，为什么书名叫“论道”，金回答：“道有中国味。”他写《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两人常互看稿子，也互相影响。冯说自己的书是“旧瓶装新酒”，金的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他对金的影响比较小，如果有的话，则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
《论道》出版后，令金岳霖耿耿于怀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提出意见，唯一提出意见的是林宰平。他颇为寂寥地对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金岳霖曾做过一次演讲，内容是治哲学和文学都要碰到一个“说不得”的问题，说不得当然难以言传，但是还要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么这种传达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来做到的呢？演讲过后，金岳霖又写了一篇文章《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更加详细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冯契听完演讲的第二天，遇到了汤用彤，他向汤介绍了演讲的内容，汤听完后感慨道：“金先生的思想真深刻！”
清华哲学系常组织师生进行讨论和辩论，尤以逻辑组的辩论最为热烈。组内教师都是金岳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认为对方讲得不对，便进行反驳，今天驳不倒，下次准备好再来。
金岳霖的好友沈性仁（陶孟和的夫人）告诉其弟沈性元，金岳霖对他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了厚厚的一叠稿子，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便把全部稿子毁弃，重新开始写，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绝不将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
金岳霖一生写了三部著作，他自评：“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知识论》原本于抗战时期就已经完稿，全文六七十万字。当时金岳霖害怕稿子毁于日机的轰炸，便时常带着稿子跑警报。到了山边上，他就坐在稿子上。一次，日机轰炸的时间太长，等轰炸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站起来就走，忘了拿稿子。等他记起急忙回去寻找时，稿子已经不见了。金岳霖只好重新撰写，到1948年12月，重新写就的《知识论》终于完稿。
金岳霖两次撰写《知识论》，耗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即金岳霖去世前一年，《知识论》终于得以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金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授业
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受清华的委托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名教师，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而后的三十多年中，金岳霖培养了许多哲学人才，桃李满天下。金的同事汪子嵩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胡乔木回忆老师金岳霖讲课，他“年轻力壮，讲课生动，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学生非常爱听”。
金岳霖上课，先问学生们有没有书（英文本），然后请大家看第一章第一页。看完后，他问：“看了这页，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没有？”全班五十几名学生鸦雀无声。金说：“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一页的话都是对的呢？”还是没人应声。金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不讲话？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头的地方，用词这么多，大体的意思是说那是很明显的，人类的知识是从感性来的。他说是‘很明显的’，你们说是很明显的吗？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人类的知识是不是从感性来的呢？比如说2+2=4这是从感性来的吗？”他接着说：“我希望同学们注意，以后在看书的时候，特别是当作者说那是很明显的什么、什么等等，你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不是很明显，问题往往错在这里。”金岳霖的这一席话对乔冠华触动极大，乔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教会了我对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
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但是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同，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学生钱耕森回忆，金岳霖备课极为认真，每堂课前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提纲用钢笔写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天冷的时候，金走进教室坐定，从大衣袖筒子里拿出提纲来。到期末考试时，他打破传统的当堂闭卷笔试的方式，出一些哲学范围内的考题，让学生们到图书馆去查询资料，做好了再交卷。
金岳霖讲授“知识论”课程，许多学生叫成“认识论”，为此，金上课时专门解释“知识”和“认识”的区别，他举了很多例子加以说明：“对于桌、椅、木、石等死的东西，哲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论证其不真实，认为不过是众多感觉的复合体，好像言之成理；如果认识的对象不是呆板的死物而是一个大活人，哲学家作出的上述分析和判断就会遇到麻烦。”说到这里，他指着学生陈龙章，并代替陈回答道：“你不承认我的存在，我就坐在你面前，你把我怎么办？”讲到“你把我怎么办”时，金把头一摆，胸一挺，脖子一梗，做出不服气的样子，听课的同学都会心地笑了。
一次，有学生（据汪曾祺回忆可能是陈蕴珍，即萧珊）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逻辑学很枯燥，金岳霖回答道：“我觉得它很好玩。”
金岳霖曾在西南联大开设一门选修课程“符号逻辑”，许多人都听不懂，如同听天书，因而选修的人极少，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但王浩却是例外，上课时，金岳霖经常讲着讲着，便停下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殷海光曾选修金岳霖的逻辑课，金却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殷海光喜欢金岳霖的逻辑，而另一位同学则偏爱黑格尔的哲学，期末，二人就各自喜欢的领域分别写了读书报告交给金。成绩下来后，殷发现自己的分数低于写黑格尔的那位同学。他怒气冲冲地跑去质问金岳霖，金告诉他：“你的思路虽和我相同，但你的功夫没有他深。”殷海光觉得，金岳霖的这种客观和公平“在中国文化分子中是少有的”。
金岳霖上课常提问，因没有学生名册，不知道学生的名字，于是有时他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那时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的穿法在联大女生中颇为流行，穿其他颜色毛衣的较少）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岳霖很注意地听着，等回答完了，他说：“yes！请坐！”
金岳霖曾为他的研究生冯契单独开课，他让冯每周六到他的住处去读书。开始读休谟的《Treatise》时，因为只有一本书，便由冯契捧着朗读，金岳霖半闭着眼睛听。听着听着，他突然说：“打住。”然后开始提问。面对金的提问，冯往往如忽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摆脱困境。此时，金便详细地从各个方面为他讲述、解析、探讨，不一定得出结论，但将问题引向深入。金岳霖对休谟的书烂熟于胸，某一页的某句话，或某个重要的概念，他都记得。他常对冯说：“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蹋了！”
王雨田回忆，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在清华开知识论课程，他坐在椅子上讲，让学生们自由讨论，他边讲边提问，课堂上师生之间不时展开热烈的争论，当听不清楚发言时，他便将右手举在耳边以示用心去听，听到高兴时，他会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哎”一声，用手一压，以示兴奋。
我国逻辑学教材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金岳霖60年代主编的《形式逻辑》，以此书为蓝本的其他逻辑类教材至今至少有几百种。
思省
1922年，留学欧洲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即“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殷海光回忆：“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地答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金岳霖说：“就我个人说，我是在抽象思维方面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百分之百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世故，因此在生活道路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不同情于我的人难免觉得我麻烦，甚而至于讨厌。同情于我的人又不免发生一种随时加我以保护的心思。”
吴宓将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刊载于报章，金岳霖曾对他进行规劝。金岳霖晚年回忆：“现在我觉得我的话确实不妥当。我同张奚若的来往中，有几次他当面批评我，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没理会。现在看来，他批评我的情况，就如我同吴先生的对话一样。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儿，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回忆看来是有益的。不回忆的话，我不至于发现上面的错误。”
金岳霖说：“对于政治，我是‘辩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金岳霖晚年思省：“在新中国成立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逸事
金岳霖字龙荪，生于1895年七夕，据其侄儿回忆，金父七夕之日从外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得知其夫人正要分娩，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
少时，金岳霖对衣服很是挑剔。他喜欢花衣，即一种上面有蟠龙、下面有海水江崖图案、前后左右都开衩的马蹄袖长袍。有一次母亲带金岳霖出门做客，让他穿着绿袍红马褂，金岳霖死活不肯，一向对母亲很顺从的他为此和母亲闹了一场。
金岳霖觉得，清华学堂的伙食很糟糕，四大碗全是肉。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前来参观，胡美问金伙食如何，他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金岳霖被时任学监的周贻春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岳霖在回家途中遇到房东古德太太。房东太太发现金的脸色不是很好，便关切地问道：“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金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鹅湖边绕湖而走，这下吓坏了古德太太，以为他欲寻短见，忙紧跟其后，还找人帮忙，劝他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赵元任和杨步伟在欧洲游玩，遇到了金岳霖。金向他们借钱，杨以为他生活困难，便借给他30元，并打算等自己的钱汇到后再借给他一些。谁知三天后，他们收到金从意大利寄来的信件，信中说，他想想三十元够到意大利去玩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儿多玩几天。
1924年，金岳霖写信向国内的徐志摩借钱，说若再没钱，他就要跳河了。当时的徐志摩正因为向林徽因求爱被拒而苦闷，他复信说：“不仅你在法国要跳河，我在中国都要跳海了……我们彼此都应互相祝贺，因为你没跳河，我也没跳海，我们都还活着。”
为追求林徽因，徐志摩欲与时已怀孕的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但无论徐如何坚持，张就是不愿离婚，徐颇为苦恼。一天，他在一个中国饭馆里同几位朋友闲谈，朋友说：“你单是吵离婚，而不想法把你太太有所安顿，是离不成的。”于是天真的徐志摩向朋友问计。他们说：“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徐又问找谁做替人好。大家都说徐的好友、哲学家金岳霖还未结婚，最好徐将张幼仪移交给金。不料金岳霖也在此处吃饭，与徐等人仅一道屏风之隔。金听闻后，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饭桌前招呼“嘿”，满座为之大惊。
金岳霖曾与冯友兰、贺麟、瞿菊农、林宰平、沈有鼎等人一起办《哲学评论》，南京国民政府曾就此事要求他们回话。当时众人决定安排冯友兰为理事、贺麟为秘书，同南京方面的人打交道。而金岳霖的任务就是坐在沈有鼎旁边，阻止他发言。金虽不赞同他们的安排，但还是照办。时为考试院副院长的陈大齐发言后，沈有鼎按捺不住，两三次准备站起发言，都被金揪住了衣服，不让他说话。金岳霖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就此事向沈有鼎道歉。
但据任继愈回忆，金岳霖曾对他们说，沈有鼎第一次站起来想要发言时，被金拉住了，第二次，沈乘金不备，猛然站起，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但沈并没有讲他熟悉的逻辑，而是讲未来的新哲学将是博大的三民主义唯心论大体系。
长沙临大分配宿舍时，大家觉得金岳霖比较洋派，便让他和英国教授燕卜荪同居一室。金岳霖每次一进宿舍，就闻见一股臭味，时间一长，臭味越来越大。后来，金岳霖实在不堪其臭，等燕卜荪出门后，往燕的床底下一看，全是臭袜子。原来燕卜荪从不洗袜子，每次换下来后便扔到床底下，于是臭袜子越堆越多，故而臭气熏天。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也吵架。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是full of pride and prejudice（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devoid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部著名小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和朋友们到周六就在金家聚会，他们称之为“星六聚会”。“星六聚会”客人极多，五花八门，陈岱孙回忆，常客为学界中人，多为北大、清华、燕京的同人，也有金的学生们；学界中人也偶尔有外籍学人，如哈佛大学的校长坎南，由女儿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也有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士；陈还曾碰上过在戏剧界崭露头角的几位青年演员，遇到过几个玩蟋蟀的老头儿。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被他称为“湖南饭店”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一次，金岳霖的侄儿金鼎汉去看望叔父，金岳霖对金鼎汉说，他很喜欢李清照的词，特别是《声声慢》。金鼎汉说：“我也很喜欢这首词，但这首词里有一个矛盾。”金岳霖问：“什么矛盾？”金鼎汉问他：“黄花是什么？”金岳霖回答：“黄花当然是菊花，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嘛！”金鼎汉又问：“乍暖还寒时候，是什么时候？”金岳霖说：“是春天，早春。”金鼎汉接着问：“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应该是早春吧？”金岳霖回答是。金鼎汉继续说：“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怎么又到秋天？”金岳霖一下被问住了，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得好好考虑考虑。”金鼎汉没在意，谁知回北大后，接连收到金岳霖的好几封信，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最后金岳霖认为，“乍暖还寒时候”肯定是春天，这一点毫无疑义，只能认为“黄花”不是菊花，而是早春时节的迎春花或连翘花。
杨步伟在昆明买火腿，店家让她用长铁针扎进去，拿出来闻闻气味好坏再买。一天，金岳霖和张奚若来访，杨步伟便告诉他们买火腿的方法，金听后极为兴奋，马上说：“我们这就去买。”三人到了店里，店家拿来一个火腿，他打一针进去闻闻，说再换一个，如此换了三四个，店家起了疑心，问道：“难道我们火腿都不好吗？”金解释说：“因为真好闻，我都想吃了，所以愿意多闻闻。”杨步伟和张奚若大笑不止，忙叫金不要再换了，杨步伟将金打过针的火腿都买了下来，店家煞是欢喜。
30年代，中国哲学会成立，金岳霖是核心人物之一，并担任哲学会的会计，一任就是十几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通货膨胀，金所管理的700多元经费变得不值几文，金还曾考虑，是否应该赔偿损失。
1952年，金岳霖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一文中，对学生殷海光和王浩进行了批判。在海峡彼岸的殷海光读到此文后，“思绪起伏不定”，但当有人撰文批评老师时，他立即撰文对其进行批判，他说这些人没有设身处地地为身在大陆的老师考虑。
陈修斋回忆，一次他和金岳霖在办公室闲聊，谈到了养鸡，金说，南方许多地方包括他的家乡湖南，每到春天小鸡开始成长时，就有人专门到各村各户为人阉鸡，公鸡阉了之后极易增肥，肉也好吃，但北方没有阉鸡。金当即就说要打个电话给副市长吴晗，让他抓一抓这件事情，可以首先在北京推广，改善北京人民的食品状况。
50年代，金岳霖、冯友兰、潘梓年三人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到莫斯科访问，由于三人都不会俄文，点菜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连吃饭都要翻译陪同。一次，翻译外出，到吃饭的时间还没有回来，三个人只能干瞪眼。金岳霖在招待所走廊上，用英语和法语大叫：“能说俄文和英文的同志们请出来！”结果无人理会，一直等到翻译回来他们才吃上饭。
昆明大观楼有一副长联，上下联一共90字，一次，毛泽东问刚从昆明回来的谢富治：“长联还有吗？”谢说：“我回去给您抄回来。”毛答：“不必，我背得出。”金岳霖说：“大观楼的长联我也背得出来。”说完他便开始背诵，抑扬顿挫，声音朗朗。
1981年，已是86岁高寿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1981年春节，他大病一场，近乎瘫痪，可他却兴致勃勃地对学生刘培育说起收音机里听来的关于棉花产量增加的事情，并且自我安慰道：“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癖好
金岳霖是一位美食家，喜欢西餐，对中外各种菜的不同特点说得头头是道，能分辨出许多种不同的甜，晚年他说自己最为欣赏的是“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
金岳霖酷爱京剧，家中收藏许多名角的唱片，“文革”中，他的唱机被红卫兵当成“四旧”抄走，他便时常将唱片拿出来把玩。他说，看看唱片，仿佛就听到了声音。大家戏称金岳霖爱听“无声的唱片”。
罗常培一次对学生介绍金岳霖说：“金先生所读的西洋小说之多，不下于吴（宓）先生所读的中国小说。”可见金岳霖对小说的喜爱。他看过许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他都喜爱，据说他还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
金岳霖喜读清代张船山、黄仲则的诗作，到晚年还能背诵，他得知学生陈克明也喜欢二人的诗后，异常欢喜，问陈有没有二人的诗集，得知陈有后，当即让陈借给他阅读，并再三保证看完后归还。过了一段时间，金岳霖让厨师老汪还回诗集，几个月后，又托人借了回去。
邓以蛰（邓稼先之父）是大书法家邓完白之后，对中国画的鉴赏极有造诣。他常给朋友们讲画，指着一幅作品说：“你看这一笔！”听者巴巴地等着他接下来的高论，谁知接下来他什么也不讲了，道理尽在不言中。而金岳霖颇能理解这种不言之教，也常学邓的姿势取乐。对于书画，金岳霖并不评论某一作品的的真伪，而用喜欢不喜欢来代替。
金岳霖说：“我平时好大，却不喜功。”他喜欢摆几个大苹果在桌上，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观赏。抗战时期在昆明，他很喜欢当地产的大橙子和铁皮大石榴，选几个大的摆在家中观赏。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客厅靠墙的长案上，仍然放着一长列水果，季节不同颜色也各异：殷红发亮的大苹果，浅绿、白里透红的大水蜜桃，黄澄澄的大鸭梨……
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对苹果的热爱一时传为美谈，据说，他每星期必去王府井买几个苹果，以供观赏。他的视力较差，出门时还常戴墨镜和半月形的遮阳帽，大家怕他坐平板三轮车途中出意外，劝他让别人代劳，但他却坚持亲自去买。
金岳霖去王府井买苹果，指明要特大的，还要记下分量，售货小姐知道他的爱好，总是帮他精心挑选。“文革”后，有人知道他的喜好，特地送给他漂亮的美国苹果（蛇果）。
金岳霖的侄外孙女闵珊华回忆：“走进外公的房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大得出奇的水果，它们被当成工艺品，陈列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苹果、桃、橘子、梨都排着整齐的圆圈，层层向上收缩，而稳坐在中间最高点上的，自然是‘梨状元’了。这些水果姿态之奇，体型之大，真让人大开眼界。……这些大号水果，他自己舍不得吃，也舍不得送人。除了最得意的学生外，很难有人得到他的‘恩赐’。记得我小时候向他要大梨，他总是摸摸这个，拿拿那个，又看看我，要好几分钟时间，才能把一个‘探花’、‘榜眼’之类的梨赏给我，至于‘状元’，那可休想得到。……他之所以酷爱大梨，可能跟他的经历有关，他常回忆起在红海边上吃过的大梨；也可能和他的审美观有关系，他以大为美，曾多次对我母亲说：‘你女儿很漂亮，好大的个子！’”
金岳霖最忌讳送礼，如果有人送了礼物，无论是谁，他都会声色俱厉地将他赶出门，不留一点情面。但有三样东西例外：年历、湖南菜和大梨。他最喜欢吃侄女金莹做的菜，每次金莹让女儿闵珊华送菜过去，他都高兴地对厨师老汪说：“老汪，莹妹子又送豆豉蒸肉来了，你给我收好，我要慢慢地吃！”
金岳霖喜好养鸡，其原因据说是林徽因曾送给他几只小鸡。沈性元回忆说，金岳霖曾养过一大群鸡，他常站在院中盯着活蹦乱跳的鸡群，久久不愿离去，有时则发出朗朗的笑声，或是弯腰不停地喂鸡。
金岳霖曾在庙会上买到一对黑狼山鸡，这是金第一次养鸡，他对这对鸡很是宝贝，养得极为尽心。在他的呵护下，公鸡长到九斤四两重，母鸡也超过了九斤。冬天来了，金岳霖觉得自己没有准备让它们过夜的房子，怕它们无法御寒，便按照书上所讲，用灌墨水笔的管子喂它们吃了一管子鱼肝油，结果鸡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有一天，杨步伟接到金岳霖的电话，说有要紧的事，让杨赶紧到其家中一趟。杨问什么事，金不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妇产科医生，以为是与金同居的秦丽莲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
到金家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死死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鸡的事，金养了一只母鸡，三天了一直鸡蛋生不出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抓过鸡一看，原来金时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长到十八磅重，因而鸡蛋下不来，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杨一掏就出来了。金岳霖见了，赞叹不已。事后，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以资庆祝。
在昆明时，金岳霖也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抻着脖子，和金岳霖在一个桌子吃饭，相处极为融洽。一到空袭警报响起时，别人都出城疏散，他却进城去抱他的大公鸡。
与梁思成夫妇同住在昆明的龙头村时，金岳霖养过一只黄公鸡。这只公鸡异常骁勇，经常将别家的柴公鸡打得节节败退，是村中的霸主。但因此鸡太过嚣张，被人一棍子打死了。回到北京后，金岳霖又养了一只鸡，又因逞凶被人打死了。
钱耕森回忆：“金先生当时在自家的小花园中养了一只很大的洋种公鸡，体格健壮，色彩斑斓，精神抖擞，不时还边喔喔地啼着，边拍打着双腿，摆着一副好斗的架势，令人煞是喜欢多看它一眼呢！园子的地上摆了不少盆的蟋蟀，屋内的窗台上、桌上和地下也摆了许多盆的蟋蟀，总计不下数十盆吧！那些蟋蟀都是红头黑身子，当它们振翅搏斗时竭力发出唧唧叫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倒也蛮像演奏出一首奇妙的乐章呢！”
一次，金岳霖参加斗蛐蛐比赛，用一只九厘八的红牙黑打败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他认为斗蛐蛐可不只是娱乐，它还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和科学。
金岳霖好抽烟，曾抽雪茄醉倒。他晚年回忆说：“我从前是抽烟的。水烟抽过，不大喜欢。纸烟抽得最多，曾有瘾。好的抽惯了，贱的简直抽不得。斗烟我很喜欢，并且把烟斗作为美术品来欣赏。烟味最好的是雪茄。在德国，我曾抽过一支巨大无比的雪茄，一次抽完，醉了……我这个人从来乐观，唯一想‘自寻短见’或‘自了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烟醉的时候。”
陈克明回忆，金岳霖“治学谨严，知识渊博，不落俗套，不赶潮流，为人冲虚守正，生活极有规律”。他原本吸烟，后发现吸烟有害健康，便改为每天抽三支，后减至一支。他将喝酒也改为每天一两，睡前以花生米等送下，既能安神，又能助眠。他坚持散步，每天傍晚雇一三轮车，坐至金鱼胡同北口，下车沿着王府井从北向南，再由南向北，散步半个小时，坐车回家。“文革”期间，为免遭非议，他将三轮改为排子车。晚年，他目力每况愈下，不便出门，便在室内走动，坚持走半个小时。
据黄集伟记载，“文革”开始后，革命派不许金岳霖用车，金要去协和医院看眼病，便问道：“停用专车可以，可我怎么去协和看大夫？”革命派答道：“给你派辆排子车。”金岳霖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携一小马扎，端坐于排子车上，一路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小时候，金岳霖吃过一种“大李子”，后来他在美国吃过一次，到了60年代，他在大连见到大街上有卖这种“大李子”，每个都有半斤以上，非常高兴，一口气买了四篓。晚年他无限怀念地回忆道：“这东西就是我最爱吃的水果……我一生只吃过两次，小时候吃的不算。”
金岳霖雇了一个二级厨师为其做饭，但他最喜欢吃的只是油炸龙虾片，有人戏谑道：“不知那位二级厨师是否因此顿生明珠弃暗之嗟！”
金岳霖从小对猫没有太多好感，儿时家中养了一只黑母猫，经常找隔壁家的黄公猫谈情说爱，但黄猫不大回应，家中有老鼠，黑猫也不管。晚年他与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一家同住，梁家养了一只猫，此猫与梁从诫夫人方晶的感情最好，对金最不感冒。不过后来猫对金的感情有了进步，金对它的态度也有了改观。一次，金正写回忆录，猫跳上桌子，站在他的稿纸上。金将它赶走后发现，猫的爪印留在稿纸上，他戏称这是“首都六月落梅花”。
钟情
金岳霖曾有一位外国女友Lilian Taylor，中文名秦丽莲，是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小姐，曾与金一起到欧洲游学。据杨步伟回忆，1925年，金岳霖回国，秦丽莲也随之来到中国。“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她与金岳霖在北京同居过一段时间。
秦丽莲曾在山东大学教授英文，她的学生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忆：“她在20年代是美国古义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20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
金岳霖和梁思成夫妇交谊极深，30年代在北京，他们一直比邻而居，常常是分住一处房子的前后院，除了早饭，金岳霖的午饭和晚饭大都和前院的梁家一起用餐。抗战时期，一到假期，金岳霖总是到梁家居住。林徽因、梁思成相继去世后，金岳霖仍和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同住。
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说，1931年的一天，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与梁思成说话时，如同小妹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听闻此语，痛苦万分，他苦思一夜，反复思量考虑，将自己和金岳霖做了比较，觉得自己不如金岳霖，第二天他告诉林：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金岳霖，祝愿他们永远幸福。当林徽因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时，金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比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
金岳霖在《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一文中写到一件趣事。一天上午，他正在书房读书，听到空中有男低音叫“老金”。他便赶紧跑到院子里，一看，发现梁思成夫妻二人正坐在并不牢固的房顶上，他觉得不大妥当，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两人哈哈大笑。
金岳霖曾一度搬离梁家，他在致费正清的信中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
文洁若回忆，其同学谢延泉与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十分要好，曾到梁家去玩过几次。她说，尽管大夫严禁林徽因说话，好生静养，可林见了来客还是说个不停。谢延泉还亲眼看见金教授体贴入微地给林端来一盘蛋糕，那年头（1946年），蛋糕可是罕物，估计不是去哈德门的法国面包房就是去东安市场的吉士林买来的。
一个星期日下午，文洁若在骑河楼上校车返回清华时，恰好和金岳霖同车。车上的金教授一反平时在讲台上的学者派头，和身旁的两个孩子说说笑笑，指指点点——他们在数西四到西直门之间，马路傍到底有多少根电线杆子。文洁若一下子就猜出，那必然是梁思成、林徽因的一对儿女梁再冰和梁从诫。当时，梁再冰正在北大外语系学习，梁从诫也在城里的中学住宿，金岳霖可能是进城陪这两个孩子逛了一天，再带他们回家去看望父母。
1955年，得知林徽因去世的消息，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号啕大哭。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金岳霖回忆林徽因的追悼会时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在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送上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九十岁的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举座感叹唏嘘。
《林徽因传》出版时，该书作者陈宇想请当时已经86岁高龄的金岳霖给林徽因写一段话，金思考很久后，缓缓地回答：“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据陈宇讲述，金岳霖看到林徽因的照片时异常激动：“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对我们说：‘给我吧！’陈等答应为他翻拍一张，金老生怕别人忘了，还拱手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当拿到照片时，“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一位学生受婚恋挫折打击后，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前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终，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的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金岳霖终身未娶。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透露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有与浦熙修结婚的打算。60年代，民盟中央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作为中央常务委员，积极参加，并因此认识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二人过从甚密，金常约她到家用餐，金家雇有一位厨艺高超的厨师，浦熙修也极为赏识。不久，他们相爱，准备结婚。不巧的是，此时金岳霖因病住院，浦熙修也被确诊患了癌症，结婚的事就耽搁下来了。当时彭德怀受到批判，浦是彭的妻妹，浦的女儿是彭侄儿的未婚妻，而金岳霖是党员，李文宜去探望金岳霖时，委婉地劝说金不要急于结婚。出院后，金岳霖马上去看望浦熙修，此时浦已经病重，卧床不起了。金岳霖终于没有结婚。
赤心
辛亥革命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在美国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金岳霖悲愤不已，坐在他在房东古德家临街的走廊上痛哭了一场。
冯契到北方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前，去向老师金岳霖辞行，金非常赞赏冯的举动，他连声说：“好，好！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也要到前线去扛枪。”两年后，冯契回到西南联大复学，去看望金岳霖，金特地准备了咖啡和点心（这两件物品在当时很难得）招待冯。冯讲起他在前线的情况和见闻，金岳霖听得很高兴，不时插话：“八路军真能打仗！”“游击队神出鬼没！”“照你说，中国人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他告诉冯契，他们这一代人，一直担心中国要被瓜分，要亡国；能把日本鬼子打败，中国就有希望了！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一发表，立刻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强制人人必读的“最高领袖”著作。
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金岳霖毫不客气地对胡说：“不能事人，焉能事鬼？”
抗战期间，金岳霖等几位教授去美国访问，当时国民党要求出访人员填写一份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金岳霖拒绝填写，将表格扔进废纸篓。
据金岳霖自己回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夕，金有一次碰见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钱稻孙。两人谈及国事，金表示非抗日不可，钱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金听了以后，异常气愤，很想打钱。但是受“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金最终还是强忍着没有动手。
1948年12月间，很多人选择出国或者去往台湾。离开的人中，中年人居多，年纪大的相对较少。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回到清华几天后，又立即回美国去了。金岳霖后来回忆说：“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金岳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朝气蓬勃的革命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所以金岳霖最害怕的就是中国被瓜分，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开国大典后不久，金岳霖在一次清华哲学系师生座谈会上兴奋地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啊！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金岳霖按规定出门可以坐哲学所的汽车，但他却不用，而请一位退休工人蹬三轮板车代步。汝信曾多次看到金岳霖正襟危坐在三轮板车上，穿行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许多人认为这样与其身份不符，劝他坐汽车，但他却拒绝道：“当前汽油供应这样困难，连公共汽车顶上还带着煤气包，我怎能浪费公家的汽油去办私事，况且一般病弱的老百姓也乘坐三轮板车，我以此代步也并不有失身份。”
学生徐亦让回忆，金岳霖的工资，除了交党费外，便是支付厨师、车夫、保姆的工资，然后寄一部分回家乡，余下的将将够他一个人的生活费。他每次都要多交党费；他给厨师和车夫终身工资，表示即使他先去世，也要支付他们全部的工资，他这么做，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为国家减轻负担；70年代初，他曾患过18次肺炎，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便找到党组织说明，他的存款，一部分作为党费，另一部分作为师傅的生活费。他寄钱回家乡，是不忘家乡的养育之恩，为社会减轻负担。
粉碎“四人帮”后，金岳霖的学生去看望老师。金见到自己的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听者分外吃惊。
金岳霖晚年，沈性元去看望他，当谈及国际间大政客拙劣的表演时，金岳霖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掌，边拍打椅子的扶手边用带有湖南乡音的普通话高声骂上两句，以解心头愤恨。
诚服
抗战胜利后，贪污、腐败、贿赂成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金岳霖对国民党极为失望。这时，他逐渐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北平解放后，他更是感到过去对共产党的看法都是受了国民党的错误影响。
离开昆明前，金岳霖碰到黄子卿，黄问金：“回到北京后，共产党来了，怎么办？”金回答：“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
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说：“知识分子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开设毛泽东思想研究课，邓以蛰开设唯物辩证法课，作为系主任的金岳霖鼓励学生们选修这些课程，并带头听课。他学习马克思主义时说：“现在我比作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他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我放弃了以前所作的学院哲学，转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第一次招生就录取了11名新生，金岳霖异常高兴，说这在哲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他预言以后的学生将会更多。
清华哲学系的教授们都爱抽恒大牌香烟，金岳霖说：“恒大烟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烟好，名字也好，毛主席也喜欢这恒大牌烟呢！”金岳霖逝世一年后的1985年，到北京参加金岳霖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的清华哲学系1952届学生，都不约而同地带上了恒大牌香烟。
从1951年起，金岳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自我批评。金岳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的勇气来自于周恩来总理的示范。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报告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这对金岳霖的震动很大，也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因而在思想改造上进行得较为彻底。
金岳霖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一次，金岳霖在王府井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一直于心不安，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哲学所党小组会上主动检讨，认为这是过分的奢侈，是受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
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望他，当得知侄女已经加入了美国籍后，他竟二话没说，将侄女赶出家门。
一次，金岳霖对周宜明说，他想找个老伴，向周征求党支部对这件事的意见，周告诉他：“假如有关于对方的政治情况需要了解，党组织可帮助了解，此外，一切完全可以自己决定。”
金岳霖说：“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死了。”他主要指的是喝酒，因为解放前一应酬就喝酒，解放后应酬少了，自然喝酒少了。
金岳霖曾检讨：“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做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王浩要求金岳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得更清晰一些，金回答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讲得那么清晰。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七十多岁的金岳霖主动要求“下放”。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做好“下放”的准备工作。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晚年金岳霖写回忆录，第一句话是：“我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他接下来写道：“他（毛泽东）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他就给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个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金岳霖关于形式逻辑的观点和毛泽东有分歧，“文革”中，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此事，说：“毛主席批评后理应很好地检讨自己，可我却不……”当时听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只听金接着说道：“你说怎么着，我竟然还闹情绪！”金的学生叶秀山听了这话，简直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毛主席曾经对金岳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于是八十多岁的金岳霖坐着平板三轮车，每天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1982年，当金岳霖听说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招生6万人的时候，激动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翌年，他听说该校招生25万人时，更是兴奋不已。他向函大的老师表示“致敬”，感慨地说：“在解放前，一所很大的大学一年只培养几个、几十个学逻辑的学生，现在一年就有几万、几十万人学逻辑，这应该感谢伟大的时代。”
晚景
晚年金岳霖曾担任哲学所的副所长，并被评为一级研究员。金认为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一次，他生病住进了首都医院，医院将他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的通透明亮的大病房。金怕光，提出想要一个单间，首都医院不同意，因为他不是高级干部。后来金就转入了邮电医院。出院后，他对梁从诫提及此事。梁告诉他，他根本不是高级干部。金岳霖这才恍然大悟。
金岳霖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从诫称呼金岳霖“金爸”，金岳霖很依赖梁从诫，不时会提高嗓门问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亲昵地问：“从诫回来没有？”
沈性元去看望金岳霖，“有时碰上梁从诫伉俪和他俩的爱女全在家，望着安卧在金老床上的大黄猫（猫享有一长方白布垫褥）那眯细双眼、懒洋洋好不舒坦的样子，更令人觉得：这屋里不是一姓的三代的一家，‘和平共处’的气氛，是那么自然、融洽。”
1981年，金岳霖大病一场，他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便于1982年3月7日立下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1984年，刘培育去给他送工资，到金家后，金还没醒来，蜷着腿躺在床上宛如十来岁的小孩子。醒来后，他已经认不出刘，告诉他名字后，他异常高兴地，高声叫着刘的名字说：“刘培育又来看我，逻辑室又来人看我！”发现已经9点半后，他又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刘和保姆帮他穿好衣服后，他挣扎着起来到沙发前，嘱咐保姆按时叫他起来听广播。
长眠
1984年7月，金岳霖因腹泻住进医院，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大叶性肺炎，住院治疗。9月20日，他的病情加重，高烧不退，痰在喉间上不去也下不来，送入急救室急救。10月初，精神稍稍好了些，但有时认不出人来，10月8日出院回家静养。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金的学生汝信得知先生逝世的消息赶到其家中与先生告别，和哲学所的同人一起将金岳霖的遗体抬上担架的时候，发现金岳霖离去时穿的竟是一套破旧的内衣，见此情景，汝信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金岳霖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林徽因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因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与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他们三人，终于又可以团聚。
享誉
冯友兰说：他（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冯友兰指出：金岳霖是打破中国传统哲学“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情况的第一个人，也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
张申府曾高度赞誉，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欧阳中石评价老师说：“要说搞逻辑，他（金岳霖）绝对是第一位的。”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中写道：“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经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
王晓渔眼中的金岳霖是个孩子气很重的人，他说：“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
殷海光赞美金岳霖的《逻辑》：“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又说，“此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仅仅就这本书的文字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他最后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扔，说：“你们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谨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金岳霖是将西方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汪子嵩认为：“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可惜这个发展进程后来被打断了。”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又说，金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