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在这里写一篇献词，也不是替这本书请求保护：[1]如果书是好的，人们一定会去读它；如果书不好，那么人们读与不读，我更不必计较了。
我把第一批信拿出来，试一试公众的口味；在我的文书夹中，还有大量别的信，日后可以发表。[2]
但是，这得有个条件：我不愿人们知道我是谁；如果人们知道了我的姓名，我将从此缄默。我认识一位女子[3]，她走路的姿态相当好看，可是别人一看她，她就瘸了。毋须将我自身的缺点提出来供人批评，这作品本身的缺点已经够多了。如果人们知道我是谁，就会说：“他的著作和他的性格不相称；他应当把时间用在更适当的地方：一个庄重的人犯不着干这样的事。”[4]批评家们绝不缺少这一类感想，因为作这类感想用不着很多的智慧。
在这本书中提到的那几个写信的波斯人，曾经和我住在一起，朝夕相共。由于他们把我当作另一世界的人看待，他们什么都不瞒着我。的确，从如此辽远的地方迁移来的人，毋须再保守什么秘密。他们将大部分的信札给我看，我抄了下来。甚至趁他们不注意，我看了几封别的信，而那些信他们本来决不会向我公开的，因为信的内容使虚荣心与嫉妒心受到很大的损伤。
所以我仅仅做了翻译工作。我的全部困难，在于使这作品适合法国的风俗。我尽可能减轻了读者对于亚洲语言的负担，我把读者从为数无穷的、高雅无比的词句中援救出来，否则这些词句会使读者一直厌倦到云端上去。[5]
但是，我给读者所做的事还不止这些。我删去了长篇大论的客气话，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豁达大度，亦不亚于我们。我省略了无数的繁文缛节；那些细节非常经不住光天化日的照耀，它们只应当在两个朋友之间自生自灭。
如果发表书信集的作者，大部分都像我这样办，他们的著作可能会全部消逝。
有一件事常常使我诧异：这些波斯人，对于法国的风俗习惯，有时竟和我一样熟悉；甚至其中细微的情况，他们也都了解；并且我深信，许多游历过法国的德国人所注意不到的事物，他们全都注意到了。我想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法国居留甚久；更何况一个亚洲人在一年之间熟悉法国人的风俗，比一个法国人用四年工夫熟悉亚洲人的风俗容易，因为法国人性格开朗，喜欢倾吐衷曲，正等于亚洲人沉默寡言、秘而不宣的程度。
按一般习俗，允许翻译者，甚至允许最野蛮的注释家，将原作赞扬一番，指出它的功用、优点和高妙之处，而把这一番话，作为翻译品或注解录的卷首点缀。我并没有这样做，人们很容易猜测我没有这样做的理由。最好的理由之一，就是写这一番话是非常可厌的，何况放在本身已经非常可厌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放在一篇序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