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漫天黄沙掠过，荒凉的戈壁滩上是否也会觉得风声凄厉？倘若奔驰的骏马失去了茵茵草原，那这一生是否还能不羁地狂奔？
我们不知道。
正如我们无法预料下一颗小行星是否会与地球擦肩而过，也无法挽留一朵马上就要凋零的雏菊。
人生，既不是永恒的灯红酒绿与声色犬马，也不会永远停留在衣衫褴褛和满目疮痍。
当你挺过那段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它就会成了你许多年后搭配着烧烤的一杯啤酒。那些年里似乎熬不过去的黑暗和凄苦，都是你回首往事时燃尽了的一支小小烟头儿。
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田旭也一样。
在这个世纪的某年某月某一天，田旭出生了，她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开始走上漫长的人生之路。
田旭刚上小学的时候，她爸爸说生她的时候，正好有一轮火红的太阳高高升起，光芒洒到产房外的白瓷砖上。让正焦急地等着消息的爸爸突然想到一个成语——“旭日东升”。
所以，田旭被叫做田旭。
时光荏苒呼啸而过，在田旭走进初中之前，她一度非常喜欢自己的名字。她觉得自己的名字笔画少、特别好写——小学的班里，有个名字四十多划的同学。班里每次写练习的时候，田旭已经写好名字、开始写题了，可那个同学还在一笔一画的写名字。
直到后来，田旭过了小考，上了初中。随着她的交友圈子越来越大，麻烦也越来越多。QQ和微信在零零后这一代里越来越普及，他们互相留下名字备注之后，田旭几乎每认识一个新同学，都要和人家解释一遍“我是女生”。
时间长了、次数多的让田旭自己都觉得麻烦。
所以，在十六岁的时候，田旭动了改一改自己名字的念头。
她想着，“我的名字，不说改得多么响亮或是温润，好歹要有个清清楚楚的性别特征。”
于是她打开字典，不紧不慢的一页页翻下去……她把以前在小说里看到的轻柔舒雅的名字全查了一遍，突然感觉改名字是个浩大的工程——首先要找出一个名字，其次要让她老爸同意。与起个新名字相比较，很明显，想要争得爸爸的同意是一个更难的事情。
于是田旭像从前的许多年一样，默默的放弃了。十六岁的田旭已经知道了许多事情，比如有些事不要强求——不要强求别人理解你，不要强求爸爸的意见能和自己一致。
还有一句——当忍则忍。
实在忍不下去，那就硬着头皮忍。
星移斗转，豆蔻年华已然不再。
田旭今年十八岁，她现在正在高三办公室里缠着高一时候的班主任问“汉语言文学”和“汉语国际教育学”的区别。
她作为一个平时成绩在二本靠下的偏科学生，甚至已经在高考前做好了“考不上大学我就去麦当劳打工“的决定，可最终的高考结果却意外的上了一本线。
办公室的空调吹得她浑身凉快得很，可燥热的心却被窗外的蝉鸣挑拨的蠢蠢欲动——这是这一年来，她第二次产生了反驳爸爸的冲动——她爸爸希望她的大学能够留在天津本地。
可她不想。
“我不想。”田旭说。
高考之前学校开了一次会，请了一个短头发的女企业家来做演讲，田旭发誓，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参加学校演讲没打盹。
这位女企业家除了有钱、有名，其实还是一位爱心人士，光彩的生平简历放好几张幻灯片都播不完。
演讲结束以后，田旭还得到了一本那位女企业家赠的书——《做最好的自己》，扉页是女企业家遒劲有力的笔迹：“责任，感恩，奋斗——成就你美好的未来。张秀燕 2018.12.24”。
从那次演讲结束之后，田旭感觉自己更清楚她想要什么了。
她想要做平凡人中的一个有光芒的人。
她想去外地闯荡、学自己最喜欢的专业、在后背纹一朵怒放的花。
但是爸爸不让。
她的爸爸是七八十年代的小混混，开过火枪打过架、蹲过监狱挨过打，胸前是一片青色的双龙戏珠，俩腿上分别纹着“忠”、“孝”二字，一口天津话的精髓全在她爸爸嘴里——骂人全是脏字、一口烟熏黄牙。
爸爸田玉林的青春期经历了太多，却惟独没有过爱情。那是田玉林每逢喝多了一定要说的事儿：明明是和哥们儿一起打群架，却一腔孤勇替人家顶罪。
等田玉林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以前的兄弟早已成家立业，孩子已经不喝奶粉了。
所以，田玉林用自己前半生走的弯路告诉田旭——我不希望你去外地。
换句话说，这或许就是老一辈的思想观念——无论如何，还是自己家在的地方好。
但是现在，田旭不想像过去十几年一样听她爸爸的话了。
她成年了。
一个成年人，总得有点自己的想法不是？她盼了这么多年的十八岁，自己终于可以为自己的选择做主了是不是？
不是。
“别去外地了，离你爸爸太远了。”“你爸爸现在一身病，腿又不方便…你也没个妈妈，你走了以后谁照顾他啊！”“学姐那会就是非得去外地，现在在外头特别受罪。”“去南方干嘛啊！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一下雨以后宿舍里全是虫子。”
像这些虽然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的确是为了自己考虑的建议，田旭这几天听了几十回。直到高考开始报志愿的第一天晚上，田旭依然在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我到底要不要去外地呢？
田旭想去外地，去外地闯一闯。家庭想让田旭留下来，留在天津。竭尽全力的那种留在天津，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不想去的大学，她家里也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留在天津。
最终，田旭和爸爸互相妥协了。
天津的大学占了志愿前半段的大多数，其他大学也大多是天津周边的城市。
田旭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在想，“我过去的十几年里等待成年，成年以后等待高考，高考之后等待上大学。因为我坚信我的命运马上就要攥在我自己手里啦——可是我成年了、高考了、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我的未来呢？”
这不是田旭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了。
高一的时候，美术老师收学画画的学生，高考的时候可以走艺考，相对而言考大学简单一些。那时候的田旭还是个一米五几、将近一百二十斤的小矮胖子，却还是一度自命不凡的样子。
美术老师看她画的画有点意思，便走到她的座位旁边，操着一口不太顺嘴的普通话问她：“你要不和我学画画吧，以后好上一本。”
田旭看了看比自己只高了一小截还带着口音的美术老师，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却还是坚定的说：“我不想走艺考。”哪怕后来美术老师好几次想让田旭学美术，田旭都是毫不留情地拒绝。
或许是田旭自命不凡、不希望靠着艺考来考一个好大学；或许只是单纯的因为她家根本花不起学美术的钱。
当然，田旭怎么会让别人知道呢？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她就是老师眼里的“特殊学生”——两岁多父母离婚、父亲残疾，家庭不和睦，小时候唯唯诺诺不敢交朋友不敢大声说话……同班同学笑着喊她“没娘的孩子”“你爹是个瘸子…”
……她再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家的事、不想再被人瞧不起。她想要站在哪怕社会最低端的最顶端上，她不仅要养活自己、出人头地，还要尽了义务、养活她爸爸。
所以，终于她妥协了。
她听了亲戚的话，把所有天津范围内的大学提前、把所有外地大学放在后面。
包括她看了许久才选好的几所很稳妥的师范大学，全部推后了。
终于，田旭又一次向生活妥协。在自己还没上小学就要懂得放弃小裙子之后，她又妥协了。
她不哭不闹，只是有点无力。
她知道，她不能去一所师范大学、学她最喜欢的古汉语专业、不能去一个喜欢的大学、学新闻编辑。就像高二的时候，因为交不起艺考的钱而没学编导时那样的无奈。
哪怕高考前，学校安排她在高三最后一次升旗仪式里演讲发言、哪怕学校毕业典礼上她是高高在上的主持人……这都弥补不了一个叫“贫穷”的东西亲手从她生命中剥离下去的空洞。
可能这才是生活。
就像醉酒之后抽了几口的香烟，只要丢在地上用脚碾灭，它就只能是一个烟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