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前，英国政坛正陷入停顿的僵局。辉格党统治了这个国家70余年。1688年光荣革命标志着诺曼征服以来王权和贵族的政治博弈最终落幕。征服者威廉虽然建立了英国国王的无上权威，但在愤怒失势的盎格鲁-萨克逊贵族中，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联盟。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之一，是王权与贵族势力的较量被加速和提前了，英国贵族有能力质疑、挑战国王的权威。
但是时过境迁，曾经引领贵族投身革命的少数无私的领袖已经不在了，随着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长久以来作为党派信条和口号的无私原则和信念。
宪政危机的斗争至少明确了几个长久以来困扰英国的问题。正如罗素勋爵所说：“1784年的大选决定了未来40余年英国政府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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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辉格党被彻底击败了，但这却只是一次新辉格党人暂时的蛰伏。埃德蒙·伯克所缔造的这个党派日后将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成就非凡且影响深远，虽然伯克的党甚至不愿给他一个内阁的席位，他仍然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启蒙者。他以不懈的努力，把自英国革命以来的政治实践中一直被排斥在外的大众观念，重新变得举足轻重。伯克第一个理解了新时代的重大意义，并宣告了这一新兴政治运动的原则，他让辉格党意识到这个被遗忘的真理：政府应该为全体人民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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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以前的其他思想家，比如抛弃了“天赋王权”观念的博林布鲁克，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爱国君主论的论证将导向这一原则：人民的利益是政府的真正最终归宿。基于洛克的理论，博林布鲁克给出了他的著名三段论：“因为任何人都无法以完全独立的状态生存于世，人们自然而然地结成社会；又由于人类社会无法以无政府的无序状态而存在，人们同样只能组织起政府自我管理：既然政府的建立意出于民，应允于民，政府的最根本目标便是看顾所有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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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英格兰，大致说来可能存在四种主要的政治思潮：第一种以英国革命以来的辉格党为代表，他们主张由一些天选的显贵家族领导英格兰的百姓，这种政治秩序是仁慈的上帝的完美创造；第二种我们可以冠以博林布鲁克之名，他以无与伦比的才华和魄力阐述的理论，经比特、诺斯和乔治三世无比拙劣的20年实践，最终迎来狼狈耻辱的失败；第三种是伯克所发起的，并由他的弟子进一步演绎和发展；第四种政治潮流兴起于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又从法国爆发的划时代的反封建反特权革命中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
有人认为伯克未能把握和参与这些更伟大的思潮和政治改革，这未免对他不太公平。我们不能忽视，正是他卓越的贡献，启发和促进了这一运动。人们似乎总爱习惯性地盯着伟人们的未竟之功求全责备，为何却不能对他们已取得的杰出成就表示敬佩、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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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伯克是雄辩家还是思想家的问题，大可不必深入讨论。最简单的答案也最恰当：两者兼而有之。不可否认，伯克无愧于思想家的称号，他揭示出这样一条充满思辨性的事实：政治不是某种抽象理论的科学，而是一种以道德为标准的实证性艺术；他的箴言深刻而彻底：“任何道德和政治命题都不具有普适性。”在这一方面，较之其他任何政治作家的思考，伯克的学说显然蕴含着更可贵的真理。
但这一成就，以及更多政治思考的智慧火花，都不同程度地被他在政坛上雄辩家的万丈光芒所掩盖而相对黯淡。他的华丽辞藻同样致命地妨害了谨慎和精确，使他错过了探讨未知事物的最适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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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理解伯克的语言文字的特点，我们必须清楚，伯克始终活跃于政坛恶斗的风口浪尖。这既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缺陷。在他从政生涯中的某些时刻，甚至也不乏为了在政治斗争中获胜而抛弃道义不择手段的例子。但是同时我们应该铭记，伯克的政治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当辉格党抛弃了他为之设想的政治主张和指导原则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其决裂，与其斗争。伯克最终脱离辉格党的原因，与当初之所以投身他们是一致的，他就是这样激情不变，初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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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伯克政党活跃分子的身份对深入发展他丰富广博的思想理论有所妨碍，但另一方面也带给他特殊的优势。伯克思考的着眼点一直都是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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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伯克的方法论中的确包含着他自己也无法避免的固有缺陷，在他去世后，这种缺陷在社会氛围的影响下更被严重加剧。只想关注现实是人的自然倾向，天才如伯克都难以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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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对哲学家阴谋集团的憎恶和轻蔑并非如通常所说，是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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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克职业生涯中的所有阶段，我们都能看到他对激进或革命的思想和活动有一种与生俱来且恒久长存的厌恶。让社会达到稳定的平衡状态，或者他所说的和谐，是他评价、衡量一切的目的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