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层设计与改革挑战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2012年“两会”主题定在改革方法论上，“改革”将是贯穿整个“两会”报道的一个主线。改革共识，是我们想重点请教您的一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现在对改革还没有达成共识，即使你有政策、有文件也执行不下去。据此要问，改革共识来自什么地方？如何达成？高层怎么在利益分化很厉害的情况下达成共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顶层设计，是否应该给大家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比如说，这几年在经济领域里面哪些目标有希望达成，过几年、十几年，政治改革要达成哪些目标，执政党是否应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预期？
任剑涛：我首先把改革共识问题做一个正反两面的处理。正面处理是，达成改革共识的极端重要性，已经变成了一个面对改革的共识了。其积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象征：大家都意识到必须改革，现状是令人不满的。左派不满现状，是因为改革不符合他们所期待的社会主义理念；右派不满现状，是觉得改革不符合他们期待的市场经济范式。
所谓分裂性共识，就是大家都赞同必须改革，但改革的目标取向不同。其实，这是改革以来共识的基本态势。
就此而言，中国的改革成就主要印证的是社会主义改革落定在市场经济上的成功。
重建改革共识，需要在左右两派，尤其是极左、极右的两端之间，以中左和中右为基准，以严格的中间派——没有多大立场的技术官僚派为接受尺度，确立起基本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左右各派都已经很难回到长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识上去了。那个共识，通过三十几年的发展，已经耗尽了它的共识资源：左派似乎看不到这一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内涵，而右派似乎瞧不出这一经济形态的市场取向。
第二个挑战是，我们要批评性地思考“顶层设计”问题。对“顶层设计”，必须避免两大误会：其一，所谓“顶层设计”，不是国家顶层领导的设计而是关乎整个改革的总体性设计。其二，所谓“顶层设计”，不是某一个人拿出来，大家都认同、欢呼的改革方案，而是各自都提出自己的、有价值偏好的顶层设计，然后在竞争当中逐渐凸显引导改革走向的优势。
《21世纪》：他们是因为站在那个年代成功的先例上来看待这种路径的。
任剑涛：可以这么说。一批影响不小的60后学者，包括郑永年等，都将英雄式的改革视为中国改革的预设。我也曾经承诺这种预设。但是，随着中国改革深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思想世界已经浮现在人们面前，这对中国筹划下一步的改革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思想局面中，改革的顶层设计，将不再是一元化的建构，而是一种多元竞争的促动。
《21世纪》：其实您说的顶层设计内涵一个基本原则。
任剑涛：对，说到底，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要凸显宪制政体的基本制度地位，这是中国的改革要努力实现的基本政治目标。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处理的问题就是权力要不要规范。
第三个挑战，是社会秩序的重建。当下的人们缺乏心理准备的，是对权力本身的威胁性和对日常生活秩序的威胁性交叠出现。对整个社会发展来讲，改革总是具有风险的。
二、改革的周期、代价与突破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说中国将会遭遇不可避免的经济社会发展周期？
任剑涛：不可避免！
《21世纪》：但是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周其仁等都在说，如果改革能够推进下去的话，再有二三十年的繁荣是可以预期的。
任剑涛：经济学家的乐观有时候显得很可爱。我觉得，林毅夫、周其仁的乐观判断，值得商榷。经济学家们常常不太考虑经济发展的政治牵绊。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严重缺乏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兴趣，对法律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很低，他们几乎只是通过一些表面数据就开始断言经济发展前景。他们没有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那种政治学功夫，因此很多预测显得有些不靠谱。
《21世纪》：做好消极的准备工作？对一个国家来讲，承受改革代价，会有一个承受幅度或者说底线。如果按照中国度过发展周期的理想设计，是不是超过了中国目前能承受的代价？
任剑涛：“代价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下一步改革面临的第四个挑战。什么叫改革的代价？就是在改革中失大于得的付出。严格说来，中国的改革还没有付出过高昂代价。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国的得失相较，得远远大过失。但如果我们拒绝推进改革，现阶段已经开始显现的起码三个代价将更加醒目地呈现出来。
第一是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社会崩溃的代价。
第二是正式制度体系应对能力的弱化甚至失效。
第三是价值世界崩溃的最沉重代价。
《21世纪》：您刚才提到改革面临的三个挑战，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任剑涛：比较而言，前两个挑战都促成深度改革的正面准备，让人们对多元价值、多元竞争做好心理准备，其积极的导向，差可安慰人心。最大的挑战在于第三个，这也是今天中国改革需要突破的最大困境之一，就是对改革失败的担忧太强烈，以至于不愿意推进任何改革，以为任何改革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的可怕后果。
三、改革的动力机制
《21世纪》：那么，在您认为上下对改革心怀一种畏惧的情况下，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任剑涛：首先，对改革处境足够危险的状态不要只是心怀畏惧。其次，需要明确一点，所谓的改革动力说，是个伪命题。因为改革从来不缺乏动力。
任剑涛：不是不足以直接推动改革，而是因为你预设了我刚才反驳的条件——只有国家高层精英才能推动改革，似乎只要国家高层领导动念改革，问题就迎刃而解。
《21世纪》：实际上，关于改革一直都有一个危机动力说啊。
任剑涛：危机动力说其实是一个有序动力说。其言说逻辑是，中国有危机了，中央领导依照设定的顺序赶紧改，就会渡过危机。这实际上是种误解。广东“乌坎事件”有什么有序发展、顶层布局吗？完全没有。它就这么突兀地来了，当地政府搞不定，世界几百家媒体在那跟着。那怎么办？当局只好派出高层官员去跟村民谈判。这中间完全没有什么顶层设计。偶发性的改革，一步一步推进，一次一次发展，可以实现最后规范国家权力的改革目标。
《21世纪》：是不是需要在现代化普遍价值与国情之间调适呢？
任剑涛：中国的改革，应当由中国国情促成具体做法，普世价值构成改革导向。不要将两者安置在对峙的位置上，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
《21世纪》：我听说，每个城市都在提自己的城市精神，各自提完以后再总结归纳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任剑涛：其实完全不必搞得这么复杂。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就三大指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文化。围绕这三大目标确定起来的基本价值，也就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
第一，经济领域里确立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
第二，政治领域里确立现代民主政治的主导地位。
第三，在社会领域里塑造公民政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