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巴斯盖特距爱丁堡25英里，位于通往格拉斯哥的路上。1811年，这里还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奶牛在街上走来走去，孩子们在一旁打闹。偶尔，牛和孩子们会让到一边，以便让马车通过。大卫·辛普森和妻子在村里经营面包店，辛苦劳作供养女儿和六个儿子。实际上，他们刚刚逃过破产，第七个“重大事件”就到来了——乡村医生接生下了詹姆斯·杨·辛普森。
詹姆斯九岁那年母亲去世，姐姐担负起了照顾一家人的责任。孩子们逐渐长大，尽管贫穷，但一家人非常亲密。詹姆斯矮小结实，做任何事都精力充沛，尤其喜爱书本。13岁时，他俨然已经是家里的学者了，大家决定让他替“全家人”当学生，供他上大学。1825年，爱丁堡大学正式接收了这名囊中羞涩的学生，14岁的辛普森。两年的学习之后，他决定攻读医科。
于是他开始在爱丁堡皇家医院做学生。那个年代最有名的手术室之一坐落在医院顶楼，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外科医生罗伯特·利斯顿在那里工作，他干截肢的活儿比任何人都麻利[4]。
成为医学生的第一天，辛普森开始在手术台旁观摩。那时没有消毒隔离墙，也没有白大褂和口罩，更糟糕的是没有麻醉剂。一个脸色惨白的女病人被带到手术室、惊恐地躺到手术台上，手术台右边放着一个盆子来盛血，医生的助手把她死死按住。然后，身着黑色礼服，只围了条围裙的利斯顿举起了手术刀，“嗖”地一下插进病人身体，一旁的辛普森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毛骨悚然。病人可怕的尖叫声一下子迸发出来，深深地印在辛普森脑海里，于是他渴望能在外科手术中消除病人的意识和痛苦。
经过简短的医学训练，辛普森18岁时成为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一员。他先在巴斯盖特给乡村医生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然后回到爱丁堡继续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并在医院当助理。一年挣50镑的辛普森不放过每个能参与研究工作的机会。实际上，他竭尽全力来获取荣誉，很快这一目标实现了。因为研究工作的成功，他24岁就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医学会的高级会员。然而，尽管赢得了荣誉，他生命里却开始涌出了一股不满足和不安的暗流。
“昨天是我26岁生日，这短短26年中有如此多的时间被浪费了……真是可怕，这26年中只有一小部分的时间是在做当做的事。过生日总是让我悲伤，昨天尤其如此。这只是这一阵阴郁日子中的一天，过去对我来说几乎迷失，未来也像是烦恼和沮丧的迷宫。”
辛普森问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但他的希望和抱负太吸引人了，相比之下令他烦恼的生命的根本问题没有搅扰他太久。他的眼光在今生的世界，他相信靠着自己的工作能赢来成功和幸福。这就是生命的目的。
辛普森年轻时为了成功而干的活儿多得让人吃惊。27岁时，年纪轻轻的他就成了大学妇产科讲师。他的课不管是内容还是授课方式都非常棒，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他的名声传开了，他独特的讲授方式和富有吸引力的人格魅力让学生们涌向他的课堂。随着声誉和财富迅速增长，辛普森很快不满足于租房居住，他开始考虑添置房产。他在皇后街买到一所高大漂亮的房子，将底楼装修成诊室，以接待越来越多私下找他的病人。甚至城里的生意人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有钱人来到爱丁堡找辛普森看病，旅店和其他行当都因此获益。
1839年，辛普森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大学的妇产科教授去世，留下了职位空缺。毫无疑问，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极想得到这个职位，但等待他的是激烈的竞争，因为他并不是唯一的应聘者。于是他开始寻找60位医生给他写推荐信，同时，还需要攻克两个障碍：一个是他只有28岁，过于年轻；更要紧的是，他还是个单身汉，没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
他追求一位利物浦姑娘有段时间了，现在爱情和事业同时出现在求婚信中。他写道：“我亲爱的杰茜，过去几天我写好了正式的求职申请谋求教授职位……我也正式请求你做我的妻子。”杰茜答应了他的求婚，辛普森也就不再是个单身汉了，这令他的竞争对手措手不及。
投票的日子到来，大学校董们聚到了一起。市议会的代表（所有的生意人）支持辛普森。不过，学者代表对面包师的儿子并不那么支持，他们支持辛普森的对手肯尼迪医生。投票结果，辛普森17票，赢了肯尼迪的16票。他写信回家：“我和杰茜明天开始度蜜月。我今天以一票的优势赢得了教授职位。”
辛普森被任命为教授，激起了许多同行的嫉妒。有人这样写道：“光照恩宠并不总属于辛普森，他时常面临一些严重的争斗和摩擦。”随着学生和病人越来越认可辛普森，31岁时他的年收入上升到了4000镑，这对当时的常人而言是高得不得了了。
表面上看，辛普森遵循基督教信仰，定期到缪尔博士牧养的爱丁堡圣司提反教堂聚会，但他对基督教的真实观点是——“对死人有好处，对活人没好处”。一天他下课回家，发现小女儿病得很重。任何治疗看来都无济于事，她的病情很快恶化。女儿死了，父亲大受打击，痛不欲生。生命看起来如此的没有意义，残酷不堪。死后还有一个生命吗？他脑海中再次问起诸多的问题，但他对地上的事还是太过看重，开朗的性情很快让他回到工作和抱负上。物质的事占据了辛普森的注意力，他没法长久专注于生命的意义。
1846年，从美洲传来消息，人们发现了一种有效的麻醉剂——乙醚。几月后，罗伯特·利斯顿就在苏格兰尝试了这种麻醉剂，但乙醚的危险性和缺点都太大了，人们需要一种更好的麻醉剂。辛普森也加入寻找麻醉剂的行列，1846年夏秋两季，他和助手们试了一种又一种药物，他们亲自去闻、去尝这些药物，记下药效。最终他们试验了氯仿。当地的药剂师先提议试验这种药品，但却没能制备出一瓶来。一向都迫不及待的辛普森，立即从另一个镇搞来一些，但试过之后他十分失望地摇头：“试了这种如此不易挥发的液体后，我对它绝望了。”
氯仿瓶子被冷落了几日，一天晚上，辛普森决定做最后的孤注一掷。他的助手邓肯医生和基思医生拿了三个玻璃酒杯，辛普森分别倒了一点氯仿进去，然后他们深吸药物的气味。最初的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效果，但随后基思医生开始大笑，邓肯也像小孩一样满屋子跳舞，辛普森则感到自己像是喝得大醉。忽然，三人都失去了知觉，倒下了。就是这样，他们找到了更好的麻醉剂，并且立即投入临床使用，赢来了盛誉。辛普森在一位产妇身上首次应用了氯仿。她非常高兴分娩的痛苦得到了缓解，并给新生的女婴起名为“麻醉”。
发现氯仿的麻醉作用让辛普森一夜之间全国闻名，然而他发现自己并不像期待中的那样快乐。相反，他奇怪地感到身担重负、不安甚至罪疚，似乎自己离开了生命之道，没有继续走下去。这些在早年困扰他的问题，这些想要知道生命意义的时刻，又回来了，他知道必须要得到解答。
一些人以“宗教”理由抨击麻醉剂的使用，于是辛普森发表了一篇回应文章，里面多次引用《圣经》。结果他开始被医学杂志称为“基督徒医师”，但他心里明白这个称号名不副实。他知道自己敬拜的是成功，还否认与那位活着的上帝建立个人关系的可能性，尽管他基督徒的名声掩盖了自己的真实立场。
此时，一件事让这位年轻的妇产科医师不安的灵魂印象深刻。他最亲密的同事约翰·里德医生久病之后去世。里德医生在坎伯兰郡乡下独自散步、思考他聚会时听过无数遍的福音信息时，重生得救。他无疑告诉过辛普森什么是重生得救，如何寻求。辛普森亲眼看见里德医生在致命的疾病中遭受巨大的痛苦，被他出乎寻常的平安所感动。辛普森听他大声向救主祷告，听到他临死前的话：“今生过去了！”辛普森的生命却倚赖于今生，他忘不了自己看到听到的。他开始更认真地为自己灵魂上的问题寻找答案。他的另一个朋友敦医生这样描述他：“我见他无时无刻不在问询经文的意思。”
里德医生自己亲密地认识基督，于是辛普森也开始寻求这种与主的关系，他试着依靠自己的行为在上帝的国找到立足之处。当他帮助一起去聚会的朋友做教会事工时，他们感到惊讶。救恩近了，他需要明白找到基督的唯一途径是以失丧罪人的身份来到基督面前，领受主白白赐下的赦免之恩，改变生命的大爱。
当辛普森医生去到一位真诚的残疾基督徒妇女病床边时，他开始明白了。他写治疗方案时，病人对医生谈起关乎他灵魂的事。后来他有感动，写信请求这个女病人每天为他祷告。她回信质问他，富裕、充满成就的今生有何属灵财富？他读到了信中的这些话：
“当不再能行善时，当没有病人需要痊愈、没有疾病需要治愈，当我做的所有事都到尽头——用什么来填满我心、我的思想、我的力量呢？”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辛普森多年，但他从未认真地寻找答案。然而，现在他深感自己忽视全能的上帝，罪孽多么严重。他内心争战激烈。他沉溺于金钱与名誉，但他渴望得到上帝的赦免，认识他。最后，他里面的斗争到达了极点，于是他去找那位残疾的朋友：“我感到今晚必须去什么地方……我渴望走向基督，但我看不到他。”
这位名医受到激励，在上帝面前悔改自己的罪行，并单单信靠基督的死带来的救恩。没有哪个悔改、迫切地寻求基督的人会被拒绝。1858年圣诞节，詹姆斯·辛普森知道自己成为被上帝改变的人——一个全新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对生活的态度焕然一新。他明白自己对上帝以及他的话语——《圣经》有了新的理解。他以从前未曾有过的深情祷告，向上帝倾诉，上帝也回应了他的祷告。他深深地确信自己成了上帝的孩子。他只想侍奉他，更加认识他，胜过其他一切事。
辛普森的回转归主轰动了皇家医院。他的一些朋友们很吃惊。有人说：“辛普森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真是奇妙！我没法做到。”
在课堂上，辛普森告诉学生们自己的经历，称自己是教室里最年老的罪人、最年轻的信徒。重生带给他什么变化呢？他告诉学生们：“在基督里，你找到一位救主、同伴、策士、良友、兄弟，他爱你超过人的想象。”
归正之前，辛普森完全处在世界的影响之下。他爱这个世界，为了今生而活。他也这样教养孩子，让他们倾慕世界，继承自己的生活轨迹。作为一个自认为“眼界开阔的科学家”，他的眼光狭隘地局限于物质的事情上。但回转归主之后，他野心勃勃的自爱消失了，他有了新的开始，专心讨上帝喜悦。他渴盼孩子们也理解生命的意义，认识基督。他也不再从事之前自己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在医学界无休止的争吵和辩驳——而是变得更热心、更真诚地关心他人的益处，尤其是属灵的益处。
当辛普森五十多岁时，生命快到尽头了，他被封为爵士。由于他发现了氯仿的实用价值，对麻醉剂的应用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有资格赢得这一荣誉。他甚至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任，女王在分娩利奥波德王子时使用了氯仿，他当时也在场。在教研工作中，他为妇产科学的进步打下了基础，他的一些著作在那个世纪的一段时间里是论述该学科的最佳书籍。尽管如此，在一次盛大的公开会议中，有人问他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我有了一位救主。”
詹姆斯·杨·辛普森爵士终年58岁。他下葬那天，爱丁堡没人工作，有2,000人为他送葬。他的墓志铭在苏格兰人的圈子里耳熟能详：
“我们做任何事都不能在上帝面前除去自己的罪孽，只有基督已成就罪得赦免所需的一切。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