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对我而言，意味着会有一场很严重的后果。
别的小孩会因为生病享受一场帝王般的待遇，我的境况迥然不同。
初中时期，十三岁，不祥的数字，我罹患中耳炎，左耳完全丧失听力，右耳能听到少许。疾病本身带给我的恐惧远远比不上家里人得知我的病情后会对我采取的态度来得强烈。这个家，只能生小病，不能生大病，确切地说，只能允许三个人生小病，我是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可以生病的。
纸包不住火，班主任很快知道我的耳朵出了问题，她通知老爷来寄宿学校接我，尽管我一再对班主任说我可以自己回去。班主任坚持要行使权威，叫我安心享受一个病患者应该享有的待遇，不知者无罪，我无法阻止她的虚荣心泛滥。
老爷和班主任客套了一番，向她对学生的关心表示感谢，班主任很是心满意足，特地叫老爷在年终家长会上再把此事渲染一番，老爷满口应承。对着班主任，老爷从来都是一副好家长的形象，班主任一走，老爷的脸一下子阴沉得像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天空，还好，老爷和太太不同，老爷不会爆发。
我低着头，两手不停地扯衣角，我非常不安，我很清楚，老爷生平最可恨的一件事就是在上班时间被叫去做其他无关紧要的小事。老爷还没说话前，我急忙说：“我没想叫你来，是班主任，她非要叫你来。其实，你可以不来的。”
我连自己的声音都不大能听到，不知要说多大声才能让对方听到，这几句话可能太大声，把老爷隐忍的怒火烧得更旺，老爷厌恶地盯着我，他很少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他很少看我，他要看我时，和看陌生人是一个眼神。
千言万语都集中在这样的眼神中，我明白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我稍微拉低了声音，对他说：“我没事，不用看医生，用不着花钱。”
老爷吼了几句，我听到几个模糊的词，大意是：当然不用看医生，一看就是几大百。
老爷拽着我的胳膊上了面包车，面包车跟着老爷怒吼，老爷把所有怨气都洒在这一路疾驰中，有那么两三次，只差一点点，就车毁人亡，我的心揪得很紧。以后的年岁中，每当看到有人强忍怒火朝自己出气甚至不顾后果做出荒唐的行为，当感到人与人之间无法用沟通将隔阂消除时，我就会深深地体验到这种心被揪紧的慌乱感。
我已说过，我的病本身没引起我的恐惧，听不到也有很多好处，借此规避太太的谩骂声，但听不到太太下达的命令也是个难题，太太说出的话不喜欢重复，还好，我的家务活早成定式，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心里有数。
太太说我的耳朵不需要看医生，她以前也有一段时间听不到，过了就好了，听力会慢慢恢复。老爷对太太听之任之，只觉得我在家白吃白住很不妥帖。大少爷不在的这三天，除了太太的漠视和不屑以及老爷偶尔的白眼之外，我过得相对安全。
第四天，大少爷回来了，每一次大少爷回家都是怒气冲冲，像一头愤恨的公牛，是我疏忽大意，忘记了大少爷最喜欢出其不意，我一向谨慎小心，估计这个病让我疏于防备，愤怒的公牛一开门就撞见我闯进了他专属的领地，我竟然在他的客厅喝着蜂蜜水看电视。大少爷浑身浴血沸腾，感到必须经受一场战事的洗礼，我已闻到他野兽般的凶恶气息。
我僵直地定坐着，望着他，甚至忘了呼吸。在他眼中的我是那样地渺小那样的低贱，永远生活在无知的最底层，竟敢踏入他的领域，他的界线是神圣的，是被父母公认的神圣，甚至连父母都不敢触碰他的东西，可想而知，等待我的将会是怎样的酷刑。
恰好这个时候太太回来，每次钥匙孔转声一响，我就要心惊胆战地跳出房门去迎接她，接过她手中的东西，这样能减轻她的一点点负担，以便她能空着手换鞋，我听不到声音，只看到太太进门，我灵机一动，走向太太，接过她手中特地为大少爷买的卤味，太太甚至没有看我一眼，笑着对大少爷说了什么话，大少爷漫不经心地应和，眼睛却死瞪着我。
太太进门，大少爷指着杯子嘴唇翕动，大致是叫我立即拿走杯子，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我却选择先把卤味拿进厨房，就在我走向过道时，一道天雷向我劈来，头顶这一记重锤像是整层楼垮塌砸在我一个人身上，又像是一把剪刀从头顶至脖颈一下子要把我的脑袋裂开成两半，是立即致命的那种快狠准，我惨叫一声，摔倒在地，卤鹅块跳出泡沫餐盒。
我还在迷糊中，被大少爷拉扯住受伤的右耳，他的嘴抵住我的耳朵吼叫着着：喊你拿开玻璃杯，你竟敢不听，贱婢，贱婢，贱婢！
太太听到惨叫声并未有所动，听到大少爷的怒吼，立马飞奔过来。通常太太和大少爷回家时都带着怒火，心情都很糟糕，太太看到一地的卤块，心情低落到极点，大少爷说这个贱婢走路不稳把妈妈买的卤鹅掉了一地。太太看到我不争气的眼泪，已明白发生了何事，她憎恨的眼神永远都朝着我发射，她今天很累，无法启动五脏六腑对我大声咒骂，她有极高的骂人天赋，即使平和地骂我几句也会让我无地自容。
我以为听不到就可以回避太太和大少爷的恶意，原来我错了，我看着太太，即使我听不到她的咒骂，我亦能想象，有时候，想象比真实还要可怕，我看着太太和大少爷扭曲的脸，念念有词的唇形，心里依旧翻江倒海，程度比往常还要激烈。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被隐藏的魔鬼附身，致使他们不经意间做出莫名其妙的举动，但我确定大少爷从来都没有被魔鬼附身，因为他本身就是魔鬼。
大少爷和太太每次都携带怒火回家，或许他们在家庭之外蒙受了委屈和不公，或许他们被逼着接受不合理的一切，但他们应该明白，就算他们可以把满腔压抑的不平发泄到一个弱小的人身上，也依旧转移不了他们的怒火，第二日伊始，他们不得不再次出门被迫接受新一轮的委屈和不公。但他们这样做舒服，他们惯于这样做，尤其是这样做并不用承担任何风险。
我闭着眼睛，右手捂着右耳，左手捂着胸口。不只大少爷扯了我的耳朵，太太也扯了，大少爷不知道我耳朵出了事，但太太知道，太太和大少爷把我的耳朵扭到极限，想要硬生生扯下来，我非常痛苦，感到这个世界缺乏最起码的情理和道德，完全被蛮横的强盗理论所占据。我睁开了眼睛，生平第一次对眼前的这对母子展露了恨意。
母子联手欺压这个微不足道的傻子是习以为常的事，在病中被欺压更加重了一层痛苦，我不记得这个艰难的时刻如何结束，我只恍然间看到大少爷和太太眼中的满足和厌恶。
我意识到我必须要治好我的病，病中的我简直不堪一击，我当然明白即使我没有生病，我依旧对大少爷的拳打脚踢束手无策，我第一次认为一唯要做性别重置手术变回女儿身是多么地愚蠢。
如同我更小一些时候，我因为中午没有任何东西填饱肚子像老爷哭诉，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我向老爷提出我要治病，老爷说你耐心等等，你妈妈说耳朵过一阵子就会自动好起来。我说我等不了，我想要学习想要回学校。老爷冷笑，嘲讽的样子有损他辛辛苦苦树立的厚道形象。
老爷在说话，大意说我的学费生活费以及其他费已让家庭不堪重荷……老爷把声音抬得很高，最后一句我倒是能听得一字不差：你听得到和听不到又有啥区别？
这句话再一次刺伤了我，当时我还没能学会阿丁教我的事，即要具备傻瓜的优点，对很多人以及他们说的话不作理会，这样能使我们的心灵不受或少受伤害。那一晚，我过得很不踏实，几乎彻夜不眠。之后，在阿丁的帮助下，我想通了一件事：这一辈子，我们要学会对亲人不报任何希望，要设法，要努力。
从此之后，我没有再向父亲求什么，我做到了。
第二天，我徒步走了两个小时，来到了阿丁家。麦伯父给我付医药费，叫了一个阿姨陪我去看病，医生说再去晚一点，耳朵会聋，医生在我耳朵里打了一针，一些恶心的液体从鼻子和嘴里涌出来，三四天后，我的听力渐渐恢复。
麦伯父给我准备了足够多的钱，一个月后还要去打第二针，我没去打针，把这些钱退给了阿丁，提出每周末和寒暑假在麦伯父开的餐馆里打工还钱，麦伯父不同意，叫我不用还，就当他请我吃了一顿大餐。阿丁知道我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情，她同意了，并说服了麦伯父。阿丁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读中学，我在离家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就读，每周末有校车接送，加上暑假，我总共在餐馆里做了近半年工才还清欠下的385块医药费，其实一个暑假就足够还清欠款，是我赖着不走。阿丁给我很轻松的活儿，这半年也是我心情最轻松的阶段。
最大的收获来自阿丁这一阶段对我的影响，家人的无情让我的思想误入歧途，我对人世间的公平产生了怀疑，对任何事都灰心丧气，对任何人都心灰意懒。是阿丁一家使我重塑信心，阿丁说：要矫正人世间的天平，使它重新建立平衡，得靠自己，家人帮不了你。永远不要对家人抱有希望，最好对别人也不抱希望，一个装睡的人任凭别人怎样叫唤都不愿醒来，要想有所成，必须自己醒来。当然，有时候，你付出一切，也矫正不了，“不公平”才是人世常态。
自这场大病以后，我开始拼命地抑制病痛的袭击，我经常自说自话，我说，病魔，你千万不要来找我！不是以祈求的语气，而是下命令似的。病魔仿佛也听到了我的命令，对我的凶悍望而却步，自此，大的病痛从未找上门，一些小感冒小风寒不足为惧，我在药店里抓些中药，偷偷熬给自己喝，喝上几天也就痊愈了。总之，我再也没在太太和老爷眼皮子底下生过病。
我认为这是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