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
我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五个年头出生的。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大约是在五六岁或七八岁的时候。那可能是在秋季的某一天，我们正在当街玩耍，见两个穿黄军装的人走进东院刘烈源家，我们很好奇，就和几个小孩子也跟了进去。这两个人已不怎么年轻了，头戴战斗帽，身穿呢子军服，脚穿高腰皮靴，腰挂大战刀，一看就是军官。他们站在院子的石磨旁，咕噜着什么。这时二大娘从屋里走了出来，两个人又哇拉了一阵子，原来他们是问哪里有做豆腐的，他们是看见院子里的石磨才走进来的。二大娘连比画带说地告诉他们这里没有豆腐，他们就走了。从这时起，我才知道，日本人来了。
过了不久，又看见在西线道（哈大道）的这边搭起了好几排马架式的工棚，接着来了好几百“勤劳奉士”，他们就住在这些工棚里。听说不久有的人就死了，据说是水土不服。后来又有人说在半夜里听到从工棚里传出喊叫声，是冤魂的哭叫。说法越来越多，越说越玄，听来叫人发糁。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日本人要在这里修飞机场。很快机场就修成了，因为有一个下雨天，日本人从村里叫了不少人，说是帮助推飞机，我也好奇地跟去了，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停在跑道上。这是一个不大的机场，狭长的跑道只是用土夯实了，没有打水泥，好像是临时用的机场。那架飞机据说是出了故障才着陆的，只有一个飞行员。飞机已经无法发动，要大家把飞机推到离机场不远的桥台铺村去。飞机虽然不大，但道路泥泞难行，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飞机推走了。
在村子后边的砀石山村，日本人还圈了很大一块地，盖起了房子，运来了很多东西，至今我也说不清楚那里是工厂还是仓库，好像从那里传出过机器的声音，反正看守很严密。听说村里有一个人去那里偷东西被打死了。我只去过那里一次。有一年，不知为了什么事，日本人在那里搭起了戏台唱戏，要周围村里的人都去看，我还记得，那天唱的是武戏，有人说是《铁公鸡》。
在村西头，有几栋木板房子，那是干什么的，我至今很模糊，只知道那里住着一些日本人，有一间房是日本浴池。听说日本人是男女同浴，都很好奇，有时偷偷溜到那里，趴在窗上往里看，可窗帘遮得很严实，什么也没有看到。
一天，我们看见，就在这个浴池旁边的柱子上，绑着一个中国人，上身衣服被扒光。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太阳火辣辣的，那个人被晒得已经奄奄一息了。隔了一天，我们去看，那个人还绑在那里。再过一天，人不见了，有人说，那个人死了，有人说放了。据说，他是因为把日本人埋掉的死马扒出来被抓住的。日本人的狠毒，在我童年的心灵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过了不久，又传来了很坏的消息，说日本人要并屯，我们这个村也包括在内。大家听说后，人心惶惶，都不知道要把我们赶到哪里去。人们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等待着，都预感到这是一场灾难。但是，一天天过去了，再也没有传来这方面的消息，反倒传来了“日本人不行了”的说法。对这，人们虽然很高兴，但也是半信半疑，而且不敢公开议论。终于有一天，传来了日本人“打败了，投降了”的消息，更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看见日本人把枪和刺刀往井里扔，而且正在烧东西。这些消息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人们却注意到这几天日本人不露面了。一天晚上，我们站在屋顶上向北望，看见那里闪着火光，冒着浓烟，大家猜测，难道日本人真的开始烧东西了？过了一两天，看见“二鬼子”（人们对为虎作伥的朝鲜人的蔑称）到村里来卖黄军毯，毯子上有火烧的痕迹。从他们嘴里得知，日本人把成捆的新军毯都烧了，他们是从里面抢出来的。这下子人们全明白了，日本人真的败了，大家自然很高兴，但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于是只好等待，但谁也不清楚等待什么。
日本人投降后，后街有个叫王恩茂的人，从废弃的水井里捞出了日本人扔下的上百把刺刀和枪栓枪筒之类的武器，证实了人们当年的猜测。
日本投降后，飞机场旁边的马架式的工棚依然还在，那是日本人当年为抓来的“勤劳奉仕”搭设的住处，但是已经没有人理它了。由于当年曾经有过神秘的传说，村里人说一到半夜工棚里就传出瘆人的吼叫声。我和一些孩子们常常怀着一种探险的好奇心要看个究竟。每座工棚都很长，里面搭着对面铺，人们可以从两边进出，一到门口，一股发霉的潮气立刻扑面而来。我们卷起裤腿，从这头飞快跑到那头，这时再看腿上，落满了黑黑的跳蚤，我们再迅速地扑打掉。这纯属是孩子式的恶作剧，但今天看来，我们的同胞就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为日本人充当奴隶的。有很多劳工死去了，说是水土不服，其实是劳累折磨致死。我们应当牢记民族恨。
灰色时期
日本人失败了，但谁都不知道日本人哪里去了。既没有听到枪炮声，也没有看见日本人是怎么走的。总之，这里的老百姓是没有人管了。一向习惯于被人管的中国老百姓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陷入茫然之中。
有一天，忽然听说俄国人来了，有人叫他们“老毛子”，有人叫“大鼻子”。由于人们久居山乡，当时还不知苏联红军的事，所以用了这样不恭的称呼。“老毛子”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谁也说不清楚，总之是来了，而且只有一个人，端着转盘枪守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地方。那里有日本人留下的很多物资。人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试探着，发现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于是人们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有人还经常到那里走走看看。
突然有一天，一伙中国人涌到那里，扛起了东西就往自己家里搬。开始时还是少数人，一看没有人管，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这个消息飞快地在全村传开了，人们好像一下子醒悟过来，像总动员似的倾巢而出，纷纷涌向那里，抢开了“洋捞”（当时人们对洋货的称呼）。我记得，头天夜里下了场大雨，路上又泞又滑，人们全然不顾，男女老少像疯了一样往来奔跑，肩扛的，手提的，胸前抱着的，身子拖着的，一切能用上的地方都用上了，有的人家还把大车赶来了。人人身上都溅满了泥浆，有的人跌倒了，手里仍紧紧抱着抢来的东西，这一刻，人们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那一年我九岁，也随着人流拥到那里看热闹。说看热闹，是因为那时年龄太小，还不知道哪些东西有用，反正只记得没有孩子们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至今仍说不清楚人们都拿了些什么东西。我只记得，在那里停了很多大小汽车，有一辆吉普车歪倒在水沟里，我用石头费了很大力气砸开了前面的两个车灯，拧下了两个小灯泡，又在方向盘那里拧下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时天又下起了雨，人却越来越多，周围十里八村的人都涌来了，抢势更加疯狂，人的喊叫声、雨声和东西的撞击声混成一片，好像郁结在人们心头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一下子全爆发出来了。这时突然响起两声枪声，我吃惊地抬起头看一看周围，人们毫无反应。不知是谁把沥青点着了，滚滚的浓烟冲上天空，随风飘散。天上乌云飞驰，地下人头攒动，构成了特定时代的特有的一幕。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忘记那个场面。这种抢“洋捞”，一直持续了三天。除了拿不走的，都被洗劫一空。后来听说，当时那个苏联红军就在场，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制止，是制止不了，还是没有命令？听说那两枪也是他开的，但不是朝人群，是朝天空放的。建国后不久，政府在这一带开展了向国家献资材运动，老百姓抢来的“洋捞”大都上缴了。我父亲抢了不少汽车轮胎，全部都上缴国家了。我的那两个吉普车灯泡，这时早已不知去向了。
很显然，是“大鼻子”赶跑了日本人而后占领了这个地方。听说不久又来了几个“大鼻子”。村子里几个胆子大的大孩子还经常跑去跟他们玩，跟他们要东西吃，有时“大鼻子”也给他们些糖果和饼干。他们说，大鼻子最生性，喝完酒，吃完东西两手就往裤子上蹭，裤子都是油渍麻花的。他们说，大鼻子最傻，好糊弄，只要拿点东西就能换他们的东西。后来有的人竟拿祭奠死人用的票子去买他们的东西，他们还很高兴。当他们用这种票子买中国人的东西时，中国人不要，他们才知道上当了，转过来就狠狠地打中国人。我们感到大鼻子很怪，性情反复无常，捉摸不定。有一次，不知道他们纪念什么节日，找去了不少中国人凑热闹，他们用转盘枪打电线杆上的瓷瓶。听说后，我也去了，刚出村口，就听见哒哒的枪声，我突然感到子弹嗖嗖地向我射来，好像就打在了我旁边的地上，我急忙跳到沟里趴下了。枪声一停，我调头就跑回家了，我心里骂着大鼻子真不是东西，竟开枪打小孩。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沾他们的边了。
过了不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大鼻子”突然闯进村里，手里提着棒子，呜哇乱叫，也不知要干什么。不一会儿，就见我爸爸满脸是血的走进院来，大家怔住了，一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原来我爸爸在东胡同里碰见了“大鼻子”，“大鼻子”叫唤了一阵子，我爸爸听不懂，就举起棒子向爸爸的头上打去。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来要鸡蛋的。更糟糕的是大鼻子见到女人就追，嘴里喊着“妈达木，哈拉少”，吓得女人们到处躲藏，有的跳进菜窖里，有的钻进菜园中，直闹得全村鸡飞狗跳。以后一听到“大鼻子”进村，人们就拼命东躲西藏，有的躲不及了，就抓把锅底灰抹在脸上。到后来，沸沸扬扬的传说就多了起来，其中不外乎是说“大鼻子”怎样骚扰，人们怎样用智慧去对付，尤其关于女人们的故事最多，大都是弱小的女子怎样制服了强悍的“大鼻子”一类传说，大长了女人们的志气。到这时，人们已经把“大鼻子”当成敌人看待了。建国后，中苏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当人们知道那时来这里的“大鼻子”就是苏联红军的时候，人们的感情怎么也转不过来，尽管有人反复解释说那是白俄等等，但人们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都认为他们是把我们当成战败国了。弥漫在人们心中的这种阴影，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
狼吃人
在我的童年经历中，亲眼看见被狼吃过的人也许是最难忘的一件事。从亲历亲见的角度说，我是个幸运者。因为被狼吃了的人，是不可能再讲述他自己被狼吃的经过了，而听人家讲述狼吃人的事毕竟不是亲历亲见，即使讲得再逼真，也总有隔离感。我要讲述这件事也决不是向人讨点快意，而是因为它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悲惨最残酷的一幕。
那是在日本投降后不久，一切都还笼罩在黑暗年代留下的阴影之中，周围显得那么苍白，使人感到空气中仍然潜藏着躁动和不安。农民们的命运仍旧紧紧系在那块赖以存活的土地上，他们依然维系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千百年来的古训。这一年，他们把庄稼的颗粒收获回家以后，又回到田间，刨出地里的茬子，耙田整地，为来年的又一个循环作准备。
就在这个秋季的早晨，一件惊心动魄的惨剧发生了。
在我们这个村子里，有几个出了名的不务正业者，他们好吃懒做，或吸毒成瘾，或赌博成性，偷鸡摸狗，溜街串巷，村里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有个住在后街姓刘的，人称“二癞子”，是个地道的泼皮。他原本是个庄稼人，也曾干过一些农活，不知怎么，变得游手好闲起来，越走越邪，而且又臭又硬，后来竟有家不归了。人们为他变坏可惜，又恨他祸害乡邻。
一天早晨，太阳刚刚钻出地面，村里就哄嚷开了：“二癞子”被狼吃了！人们虽然恨他，但万万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多少年来，就说狼能吃人，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人们自然都半信半疑。我是最早跑到后大坑沿的。大坑沿在村后街西头，往北往西都没有人家，是连片的庄稼地。“二癞子”就是在那里被狼吃的。那里已经来了几个人，呆呆地站着，眼睛盯着地上的什么东西。我挤进前面，看见一张草席苫在那里，上面沾着许多血迹。掀开草席，原来是一个人伏卧在地，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就是二癞子。只见他前身伏地，后身撅起，腹部被掏开，肠子流在地上，臀部和大腿的肌肉大都被吃掉，脸部着地，后脑被撕开许多一寸多长的大口子。再看地上，留有厮打搏斗的痕迹，不远处的白墙上，溅满了一大片血迹。实在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的场面，甚至连想象都难以想象，直到今天想起来，也还是要做噩梦的。
这时，东边的太阳刚刚出来。人也越聚越多了，听目击者说，他们一大早就到地里打茬子，后来听到有人喊叫的声音，他们影影绰绰看见大坑沿那边好像有狗在咬人，就喊叫了一阵子，见那狗慢慢走了，就继续干活了，谁知那是条狼。这时不知谁把前街打猎的叫来了，可是早已无济于事了。原来，二癞子早就不回家住了。这天晚上，他睡在了老谢家后院的柴火垛里。这后院有一堵高墙围着，旁边还有一矮墙可跳出跳进。这高墙是用白石头加白灰钩缝砌起来的。据说（以下推断的成分很大），一大早，二癞子跳出墙外靠着白墙拉屎，就见一条狗走了过来。狗吃屎在农村是常见的事，所以他没有起一点疑心。后来越看越不像狗，他发毛了，提起裤子就沿墙往回走，刚要翻墙，狼跳起来用前爪抓住了他的双肩，开始了人与兽的生死搏斗。按理说，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面对再凶猛的野兽，也能抵挡一阵子，不会被轻易咬死吃掉。但是，由于二癞子过的不是正常的生活，身体自然不会好，加上前一天又饿又冷，而导致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可以看出，二癞子和狼也进行了拼死的搏斗，白墙上的血迹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事后，有人说，那不是狼，是日本人的狼狗。这些狼狗平时吃惯了中国人的肉和血，小日本投降了，又把它放出来，继续祸害中国人。这种说法听起来不无道理，而且符合当时的形势，但没有得到证实。
从此，关于狼的传说越来越多，越说越玄，一时使周围一带笼罩着极大的恐怖气氛。至于那个二癞子，在人们唏嘘了一阵子之后，很快就被淡忘了。
拉锯
今天才知道，国际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次大战接近尾声。当时是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了原子弹，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占领并接收了东北地区。就我的家乡来看，后来是八路军接管了苏联的占领。
那时我已经十来岁了。大约是冬季的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一支队伍，人数不多，他们穿着灰黑色的棉衣，又肥又大，很不合体，脚上穿着布鞋，扛着“三八”大盖枪，据说是八路军。这里的人们过去只听说有个八路军，但谁也没有见过，这时一看，原来八路军就是这个样子，未免有些不以为然，心想，这样的队伍能成“气候”吗？但是这支队伍在另一方面却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都分住在老百姓家里，放下行李，就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跟老乡问寒问暖，态度和蔼可亲。没用多久，军队和老百姓就混熟了，消除了戒备心理。在村西的一家，住着几个穿黄料子军服的，但这些服装并不是后来军队的那种统一着装，这些穿着只是表明了他们的干部（军官）身份。这些人更和气，他们对待小孩子也一样热情。那时，我经常到他们那里去玩，听他们讲一些革命故事，还讲一些笑话，这些都深深吸引了我。有一次，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我跟他们走，我还真认真了。当然家里不同意。过了一段时间，队伍开拔了，以后再没有音信。说实在的，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他们。从此以后，日子似乎平静下来了。
但好景不长。1946年的一天，村西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枪声好像是晴天霹雳，使村里人一下子惊呆了，慌乱中相互打听着，但谁也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爸爸不在家，我和妈妈还有邻屋的婶婶们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这时，西边的枪声像爆豆一样响得更加激烈了，间或还有南山上传来的稀落的枪声。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到下屋去”，人们来不及思索就跑到东西厢房的炕沿底下躲起来了。枪声足足响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停了下来，但我们谁都没敢动，直到听见外面有了说话声，才敢出来。第二天才知道，中央军（国民党）打过来了，他们已经占领了大石桥，昨天又占领了砀石山。
从这时候起，国民党占据了村北的砀石山，八路军占据了村南的南山，我们的村子夹在中间，形成了两军的对峙，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拉锯战。
村北的砀石山是一座石头山。山上毛草不生，裸露着白色石头。山不高，呈东西狭长走向。但靠近哈大公路，居高临下，可以扼制南北通道。山南边是砀石山村，山西边是桥台铺村。国民党占据不久，就在山的东西半坡各修了一座碉堡。从南面看去，就像两个耳朵。修碉堡，是国民党惯用的做法，它是以守地为上，所以认为碉堡是可靠的防御设施。今天，我们乘火车从沈阳到山海关沿线，仍然可以看到当年国民党留下的大大小小的碉堡群，而且这些碉堡都是用高标号的水泥加钢筋建成的，当然它们并没有挽救国民党败亡的命运。
八路军据守的南山是一座不高的土山，山上有草无树，只在沟岔处长些矮小的灌木丛。从资源角度看，这座山的可利用价值并不大。从军事角度看，无险可守，其战略意义也只是可扼制哈大公路。这只是起个观察哨的作用，不便于大部队驻扎和运动。当时的八路军并没有把南山作为坚守的据点，或来或去，行踪不定。南北山双方都没有投入大股部队，这里是辽南地区双方军事对峙的分界线。
我们的村子座落在两山之间，近百户人家呈东西分布，靠近南山。由于局势纷纭无常，这里还没有建立起固定的政权组织。所以，村里有个大事小情，大都是请头面人物出来帮助协调。现在的局面就更复杂难办了，一会儿是八路军来，一会儿是国民党来；有时国民党来说自己是八路军，有时八路军来说自己是国民党，弄不好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但是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又不能没有个主事人，所以八路军就找了个可靠的人当村长，国民党也找了个可靠的人当保长。我们村双方找的恰好是一个人，事情好像简单了，但这个人就得有两副面孔，而且要机灵，善于应付。那时的事情多是双方各自窥探对方的情况，再就是筹钱、筹粮、筹物。比较起来，国民党的扰民更让人切齿。正规军很少到村里来，就是那些杂牌军保安队一些家伙常来骚扰。有个外号叫曲大眼的谍报队员，常来村里肥吃肥喝，调戏妇女。东街有个大姑娘不从，他竟把没有拉弦的手榴弹扔到人家院子里去吓唬人。出了这种事，主事人就得出来斡旋。我不记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听说干得不赖，他没有死心塌地跟定一方，也就没有遭到什么不测。因为局势举棋难定，人们即使内心有倾向姓，但也都有两手准备。老百姓都是遇事少沾边，少管闲事，求得相安无事为上。
但是，愿望归愿望。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就由不得你怎么想了。多年以来，中国的老百姓始终生活在苦难贫穷之中，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们只求得能够过个平静的日子，仅这一点也没有如愿。我的家乡也是这样。国共双方对峙不久，人们的这种侥幸心理就被打破了。双方开始不断接火，有时双方在各自的山头对射，枪炮声响成一片，我们的村子夹在中间，老百姓只好躲在家里，听天由命。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一颗国民党的炮弹（八路军当时没有炮）竟落到村里爆炸了，后街的一个人被炸死了。有时八路军来到村里，以村为据点向北山射击，国民党还击，村子就成了攻击的目标，好在村里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的，成了天然的掩体。但有时国民党来村里，向南山打枪，山上一还击，村里可就难免要遭厄运了。有一次，双方突然交上了火，村里的人们急忙躲藏。东屋大婶的小儿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噼噼叭叭的枪声中，大婶站在屋中间大声喊叫着，这时突然一颗流弹打了进来，大婶的喊声戛然而止。原来子弹从前窗的窗棱打进来，擦过大婶的耳旁，折进里屋钻进衣柜里。枪声停后，打开衣柜一看，子弹又钻进衣柜中的花匣子里。多年以后，人们还在不断讲述这件险事，感叹大婶的命大。在那个年月里，类似这种事情在村子里是经常发生的。
开始时人们听到枪炮声紧张得不得了，久而久之也就不太在乎了，要命的事到底还是个别的少数。所以，后来再听到枪声，一些胆大的人就出来看热闹了。实际上，双方虽然多次接火，有时甚至打得很激烈，但好像双方都没有明确的具体目标，也从没有听说谁有什么伤亡。看来这种交火无非想向对方证明自己的存在，显示一下实力，而且毫不示弱。当然，有时也有实打实接火的。大约是在1946或1947年的秋季一天下午，一个身穿短衣手持冲锋枪和两个穿长衫拿着长枪的人走上南山，这是一条通向后山的路，在两山中间的山脊处有一块不大的开阔地。开始时人们并没有在意，听到枪声后，人们向山上望去，只见那三个人端着枪正在开火。看不见对方是什么人，但从射击的姿势看，肯定是一场近距离的遭遇。只见那三个人边射击边散开，两个穿长衫的退向远处，卧倒射击，那个穿短衣的人端着冲锋枪忽而冲上去，打一梭子子弹退下来，忽而又冲上去打一梭子子弹，就在这时，一声巨响，腾起一股浓烟，穿短衣的人应声倒地，人们认为他肯定被炸死了，但片刻之间，他又跃身而起继续冲上去射击。接着，他转身跑下山来，一边跑着一边喊着什么，那两个人也随着撤了下来。这场持续了几分钟的战斗，始终未见对方露面。后来就有了种种传说，说那三个人是国民党的便衣队，他们不知道山上有八路军；而山上的八路军正在休息，他们误以为是自己人回来了，而且打了招呼，三个国民党一看不对，立即开了枪。八路军牺牲了两个人。还有不少说法，但都没有得到证实。有一点是真的，那三个人在当天上午就进了村，问村长山上有没有八路军，村长没有明确答复，他们就自己上山了，他们三个是国民党的便衣队也是确定无疑的。这是我童年时代，也是直到今天不是从电影上而是亲眼目睹了一场真实的战斗。
决战
1947年春夏之季，国民党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南进。
一天，从早晨起就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特别是隆隆的炮声，更使人意识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军事行动。果然，不久就见西边的哈大道上尘土大起，满载军人的汽车，拖着大炮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向南开去。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汽车两侧奔跑着。大炮不断延伸射击，到中午时分，炮声已经隐隐约约远去了。好像这次进攻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不到两天，国民党就打到了普兰店。据说这次国民党是分三路南进的，中央一路是哈大线，东边一线可能是沿着梅河口而丹东南下的，西部的路线就不好说了，因为哈大线以西是一条靠海的狭长地带，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进攻的线路，这可能是一种夸大其词的传闻。但不知为什么，国民党很快就撤回来了，我们这里又恢复了两军对峙的拉锯态势。
抢占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确定的战略方针。进驻辽南的八路军是从山东跨海过来的，似乎没有投入太大的兵力，重点是北满一带。所以国民党的南进才轻易得手。
我们家乡的拉锯态势虽然没有变，但八路军却加强了攻势。几个晚上，人们听见北山上枪声大作，后来得知，是八路军对国民党发起了主动攻击，虽然没有把国民党赶走，但已看出战局有了变化。就军事装备和力量对比来看，八路军并不占优势。在我们家乡的攻击战中，八路军不得不采用一些虚张声势的战术。当时我们看到，每个八路军的腰上都挂着两三个像地雷一样的黑色圆东西，开始以为是地雷，但是又轻飘飘地在腰间来回滚动。后来知道，那是一种类似爆竹的东西，点燃后可连续发出许多声响，造成枪声密集、火力猛烈的声势，并没有杀伤力。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战。当时的人心向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八路军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已获得了极大的同情和拥护，这是一种决定战争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大约是194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三点多钟，八路军终于向北山的国民党发起了决定性的进攻。当激烈的枪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爬上西厢房的屋顶，向西眺望，只见村西的大地里有数不清的八路军战士端着枪向北山冲去。他们边跑边喊着，冲杀声和枪炮声响成一片。这是我又一次亲眼目睹真正的战斗，我忽然意识到可能的危险，就赶忙从屋顶上下来了。将近黄昏的时候，抬着八路军伤员的担架过来了，他们急匆匆一声不响地向东边走去。战斗仍在继续着，枪炮声更加激烈了，但喊杀声却越来越远了，担架仍旧一个个走过来。直到天黑，枪炮声才逐渐稀落下来。
第二天，八路军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听说八路军攻占北山后，乘胜追击，在通向大石桥的公路两侧，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一举攻下了大石桥，迫使国民党龟缩到营口去了。
后来才知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这是重要的一仗。大石桥是辽南的重镇，铁路交通的枢纽，国民党曾派重兵把守。据说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全部美式装备，一色卡宾枪。八路军攻打大石桥的时候，曾在盘龙山进行了激战。在东北解放战争史上，记载了盘龙山的这次战斗。
过不多天，我到大石桥去，见公路两旁躺着不少国民党士兵的尸体，越接近大石桥，尸体就越多。有的已经腐烂发臭，有的肚子被狗掏开，可能因为战斗刚刚结束，还没有来得及处理。
北避
1946年的春天，传来了八路军要搞斗富人、分土地的消息。有人说，北边搞了流血斗争，可厉害了，打死了不少人。还有人说，把地主的胳膊腿拴在五匹马上，向四面一拉，人就四分五裂了。头一次听说斗地主的说法，头一次听说这样斗争，令人毛骨悚然，一种恐怖气氛开始弥漫开来。
在农村，谁的日子过得好坏，大家心里都有个算盘，每家每户自己也都清楚。这穷富的尺子在不同的村子也是不同的，都是比较而言的。所以，斗争分田的消息一传来，人们的反应大不一样，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很担忧，可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怎么个斗法和分法。但传来的消息是血淋淋的，有的人免不了要做些应急的打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同大人们离家躲了出去。
我的家在村中可算是小富之家，我们村中没有可上数的大富户，我家只是矬子里头拔大个。从我记事时起，我家就开个小杂货店，卖些面食、烟酒、鞭炮之类的日常用品。我爸爸从16岁在盖平（盖州）面铺学手艺，24岁回本屯开小铺，成了面匠，自己做馒头、花卷、蛋糕、烧饼，到年节时，雇个临时短工忙活十天半月。农事方面，由祖父管理，因为人手不够，每年雇用一二帮工不等。就这样，日子逐渐过得宽绰起来了，盖了房子，买了地。听妈妈讲，她嫁到刘家之前，曾长年替人家做长工拣棉花，家里非常穷苦，出嫁后还做了两年长工。祖父早年也曾给人打过长工。由此推断，这样的日子也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若干年后，由于入学和工作的需要，我才大体弄清了家产情况：到土改时我家五口人，有土地30亩，房屋八间半，大车一挂，一牛一骡。因为雇工有剥削，财产被分光，定成分为富农。
由于对土改政策不了解，加上风传的谣言很多，我们决定出去投亲靠友躲一躲。沈阳有个远房叔叔是法律大学毕业的，平时大人们谈论到他时，都是赞不绝口，俨然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语气中充满了羡慕和崇拜。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却始终没听明白。爸爸和西屋的叔叔商量之后，决定到他那里避避风头再说。
两家各自选择安全的路线和方式去沈阳。西屋大叔带着大儿子是怎么走的，我记不清了。我和爸爸、爷爷是乘火车去沈阳的，什么时候上的车，从哪里上的车，这一切全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是没有座位的车厢，人们横七竖八地挤坐在车厢里。人很多，带着不少东西，好像不少都是逃难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出门，对一切都是懵懂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火车驶上了一座大桥，从车窗望出去，桥下的水面很宽，远处朦胧中隐隐可见一二小船。不知为什么，这个童年的印象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至今也抹不掉。今天想来，这就是浑河了，因为过不多久，火车就到了沈阳。
到沈阳后，怎么下的火车，怎么走的路，全不记得了。总之，见到了要投奔的那位我叫大叔的人。这是一个戴着近视眼镜有着文化气质的人，他说话声音很低，脸上总是浮着一种习惯性的微笑，虽无外露性的热情，却显得很平和。他把我们让进了屋里，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子，好像两层，门市不大，里面很深。我记得最清楚是那蹲式厕所，离下面足有十几米，我每次都是心惊胆战地蹲下去，不敢往下看，担心可能掉下去。我来沈阳这么多年，多次试图寻找这个地方，结果枉然。其大体方位可能就是今天的太原街到中山广场一带，显然，那旧迹早已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记忆的历史。
第二天，大叔把我们安排在南八条一栋房子住下了。这是一座很大的日式建造的木结构房子，上下两层，有地下室。我们住在下层，房间很大，地板铺地，有煤气管道。我们就睡在地板上。经常是爷爷做饭，一只小铝锅，加上几把米，再简单弄点菜，吃得挺可口。每天就是这样打发日子。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有个李先生，留着长长的头发，像个大知识分子，但是他时来时不来，做什么工作也不得而知。
出了院子，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向东走百十步，是一条南北大街（现在的太原南街），这里就比较繁华了。路东有一个大戏院，叫重庆大戏院（现在的红星剧场），名为戏院，实际演电影。当时正在上映美国影片《乱世佳人》，全天循环。我和爷爷去看了，黑白片，看不懂。现在想来，连影片的基本情节和人物都记不起来了。过了几天，我又去看了一遍，同样是一片模糊。想来可笑，一个十来岁的农村孩子，怎么能看懂那样的美国电影呢。几年前，曾在剧场搞过活动，不由得唤起了孩童时的记忆。剧场外表已经改造装修，但场内的座椅依旧。剧场对过的小巷还在，曾住过的那所房子依稀可辨。现在，随着城市改造，那些低矮的建筑都已变成高楼大厦了。
过了不多天，西屋大叔的儿子来了，我记不清他是否和我们住在一起，只记得我们可以结伴出去玩了。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敢走远的，即使我们两个人出去的时候，也走丢了好几次。我们曾经到过青年馆（现在的文化宫），到过中山广场。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经过一所医院（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医院）的时候，看见一辆卡车载着国民党伤兵开进医院，这些伤兵有的包着脑袋，有的吊着胳膊，满身血污，其状甚惨。后来我想，这不是车祸就是被八路军打伤的。听大人说，当时国民党和八路军正在四平激战。一天，我们走到南站，看见整个广场上挤满了国民党兵，有穿黄衣服的，有穿灰衣服的，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其中有一大片穿灰衣服的国民党兵整齐地坐在地上，肩上斜扛着大刀片，听大人们说，这些兵都是开往四平的。
在沈阳期间，整日无所事事，即使对于孩子们也有些腻歪。这时，沈阳大叔的儿子也到了，我本以为人多了，会更好玩了，谁知他和西屋大叔的儿子经常在一起，却把我扔下了。好在我这个人从小就发倔，不服软，所以也不低三下四往一起凑。有一次，决定一起去看电影，他们俩却先走了，我有些生气。沈阳大叔似乎也觉得有些过分，极力抚慰我，并由他带着我去看了电影。我们乘坐有轨电车，进了一家临街的电影院，我还记得叫建国堂（好像是建国后的亚洲电影院）。进去时，电影已经开演，放的是恐怖片，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随着尖利的音乐声从棺材中走了出来，还有人拿着尖刀在房间里追杀，这场电影，只给我留下这点零乱的印象，但却平息了我的赌气和不满。
大约在沈阳住了一个月左右，回家了。
西躲
1948年秋天，家乡地区的拉锯战状态结束了，八路军控制了这个地区。这时候，土改的风声又紧起来了，流血斗争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过来，工作队也即将进村。看来，这次好像要动真格的了，我们都很紧张。大人们经过商量后，决定躲出去避一避。留下爷爷看家，爷爷年岁大了，即使斗争起来，乡里乡亲的，手下也会留情。同时，也请东院的二大爷帮助关照一下。
一天，吃过晚饭后，天已擦黑，我、妈妈和妹妹，还有西屋的大婶和她的儿子，几乎没有带任何行装就悄悄地离开了村子，向西山子奔去。西山子是邻村，两村相距不过二三里地，村中有西屋的一个亲戚，准备到那里投宿一夜，第二天再上路远走他乡。我们到西山子的时候，天完全黑下来了。我记得我们住在一间东下屋，大家挤在一铺炕上。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太阳还没有出来，我们就起来了。是不是吃了饭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很快就上路了。我们从后门出来，穿过一片树林，来到河边。那河只有一流小水，河床距离河岸很高。我们跨过溪流，爬上岸去。我直起身来，看到东方的太阳已窜出地面，一抹淡淡的朝霞洒向大地。河岸上几株杂草在微微的晨风中摇曳着，不知为什么，一股失落和凄凉感突然袭上心头，我隐隐约约意识到，我欢乐的童年就此结束了。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回头望了望刚刚离开的西山子，又望了望我的家乡，一种莫名的酸楚涌向鼻端。这时，妈妈等人都已上得岸来，我才不情愿地挪动脚步，穿过没有道路的田野向西走去。
向西去，到什么地方，不清楚，大人们也无须告诉我们。向西去，跨过哈大路继续向西走去。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天空的朵朵白云很高远，簌簌的秋风习习地吹着。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丝丝的暖意使人情不自禁地陶醉在大自然之中。当我们意识到这支妇孺老幼的队伍是被一种恐怖驱使着逃难时，神情立刻黯然下来，不由得慨叹大自然的公允，它从来不管人世间发生了什么事，永远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着。
向西去，不停地走。那白花花的盐碱地出现了，大地显得更加开阔，向西望去，一马平川。我的妹妹当年只有六岁，她一声不吭地走着，而且始终是一个劲儿。而西屋大婶的二儿子比妹妹大好几岁，却连连喊累，走不动。多少年后，妈妈不断地向人们讲述妹妹懂事，歪着小脖只知往前走，好像懂得大人的心事似的，一点没有添麻烦。中午，我们在一个叫小边村子的亲戚家吃了饭。饭后继续向西走。近黄昏的时候，来到一个村子，听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叫秦家窝棚。这里有个叫刘家武的，是咱村王则学的亲戚，我们就是投奔他来的。这刘家武人很瘦，话音尖细，倒也热情。他住的是坐北朝南的三间平房，房前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个富裕之家，但在当地也还数得着。当下把我们安顿下来后，就开饭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吃的是小米粥，这小米好像没有脱皮，嚼起来嘎嘎响，简直就是谷子。其后，差不多也都是这样的饭食。虽然如此，谁都没有说什么，一来是投奔人家，二来又是战乱年月，不容易。
一连几天，都没有什么事。我只能在房前屋后转悠，大人们一再叮嘱，这里离营口很近，有坏人，不能乱跑。有一天，我在院外玩，就见一个农民打扮的人走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一根扁担，腰里系着一根绳子，问我这里有没有八路军。我吓得跑了回来。跟大人们说了此事，大人们说，这可能是国民党的探子。听大人们这么一说，更害怕了，一连几天，我没敢出门。这里确实很荒凉，沁出盐碱的土地硬邦邦的，稀稀落落的枯草败叶显得毫无生机。这里没有水井，人们吃水就到周围的池塘里去挑，那水不仅浑浊不清，而且还有小生物游动，挑到家里沉淀后吃用。一天，东院的二大爷来了，大家急切打听村里的消息。二大爷说，土改已经开始，要我妈妈回去，并说不会有什么事。妈妈和妹妹就跟着回去了。
过了几天，爸爸和东屋大叔来了，他们是从营口来接我们的，说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到营口卡子时，本村的王惠民早已等候在那里，他是警察，人很本分，当警察大概就是为了谋生。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卡子。住到了一个远房的叔叔刘国忠家，他们只有老两口，没有孩子，住房很小，我被安排在炕上的柜子上睡。因为人小，睡得倒也安闲。没过几天，大叔一家就乘坐小舢板过辽河湾经盘山到辽中去了。我记得，那天我和爸爸都到码头上送行去了。当我目睹小舢板缓缓离岸，渐行渐远直至从视线中消失的时候，我童年的心头突然袭上一丝茫然和失落，那种酸楚至今仍然记得。
我依然住在大叔家。我管叫大婶的是一个麻脸女人，头发梳成一个髻盘在脑后，说话是烟酒嗓，显得挺严肃。我有些怕她，但寄人篱下，只好小心翼翼。好在没事可干，整天跑在外面倒也痛快。
营口是个海港小城市，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鱼腥味，街道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房屋破烂不堪。市中心的二门町又窄又小，是三教九流出没的场所，洋车夫、小贩、妓女、大兵等，往来穿梭，有时还可看到高鼻梁、蓝眼睛，穿着高跟鞋的男女洋人挎着胳膊走来走去。我只觉得，这个城市给我的眼中塞满了破败、丑恶和贫穷。回顾起来，有几件事至今难忘。一次，爸爸领我去见一个叫王叔的人，他也是本乡的，有点文化，在营口当警察。往日回村我曾经见过他，和爸爸有些来往。我们去到一处地方，没见到他，又找到另一个地方，推门一看，他和一个女人正躺在一铺不大的炕上。我们进去，仍没有起来，他躺在那里和爸爸说话。我们很快转身出来了。我问爸爸那女的是谁，爸爸说是“野妓”。“野妓”是什么，我自然不懂，但我当时只觉得姓王的人架子太大。
还有一天，好像也是在这个地方，爸爸进去办事，我等在外面，我站在临街的一堵矮墙边，盲无目的地四处张望着，忽然从对面传来了吵架声，紧接着响起了枪声。我紧张地向吵架和枪响的方向望去，只见不远的一条街上闪过几个穿黄军装的人，还可看到正在散去的淡淡的硝烟。但很快就归于平静了。过一会儿，爸爸出来领我从这条街走过，看见许多门前都站着妖艳的女人，有些女人还拉街上的行人。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妓院，那枪声大概是嫖客们逛妓院为争风吃醋打起来的。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网鱼。辽河湾通海，涨落潮有一定的时间，涨潮时，海物也随着潮水涌上来。离我住处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连接辽河湾，涨潮的时候，海水就把河灌满了。这时我看见不少人拿着撑开的大网，放到水里，稍等一会儿，提起网来，就见有不少鱼在网底跳动。这是一种梭鱼，蒜瓣肉，味鲜美，是许多人喜欢吃的一种海鱼。以后，我又多次来这里看网鱼。前些年回营口，我找到了这条河汊，但已变成了平地，上面堆满了垃圾。只有那座石桥还在那里，但桥体大部已埋在土里。我不禁欷歔了一番，这种变化是喜是忧的问题又一次使我耽入沉思之中。
我们在营口约住了一个多月，听说土改暂时停下了。我和爸爸决定回村，还有西街的刘国壁也同我们一起走。刘国壁为什么也到营口来了，大概也是由于害怕而躲出来的吧，听说他在过去也给敌伪干过事。时间已是十一二月的冬季，这一天我们起得很早，但天气却格外暖和，只是天上阴云密布，似乎要下雪的样子。我们刚出了营口的卡子，天空就飘起了雪花，开始是稀稀落落地下，天气依然那么暖和。我们暗自庆幸，碰上这样一个好天气，难得。我戴着一顶狗皮帽子，微微感到有些热，就把帽子的两个耳扇子掀了起来。那一年，我12岁，要从营口走到家，足有六十多里路，也不是轻松事儿。但孩子总得听大人的，加上归家心切，也就没有多想。可是雪越下越大了，密密的雪团从空中落到地上，像棉花一样轻软，踩在脚下，立刻变成半雪半冰的东西，走一步滑回半步。此时仍没有一点风丝，大团的雪花犹如密密的雪帘布满了天地间，世界一片银白。
我们顽强地走着，暗想，这幸亏是雪而不是雨，否则真难以想象。但是，风终于来了。先是空中的雪花不再直直缓缓地落下，而是不规则地飞了起来，接着风越来越大，天地间被搅成一片混沌。风挟着雪花疯狂地向人们的脸上抽来，发出尖锐的啸声，顷刻间，平静的大自然变成了翻江倒海肆虐疯狂的恐怖世界。大风卷着雪团，雪团乘着风威，互相撕扯着，吞噬着，彼此各不相让。在大自然的突变面前，我们奋力挣扎着，顶风冒雪前行。起初，刘国壁还喊几句京剧，但他的声音全被大风卷走了。这时，气温急剧下降，冷风卷着雪花扑打着人的面颊。刘国壁戴着一顶礼帽，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他的脸冻得通红。我早已放下帽子的耳扇牢牢系在一起，保护了头部和脸。只是行走越来越困难，脚下的雪深已经没膝，每迈出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大约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黄大人屯，遇到了国民党的哨卡。几个国民党兵裹着大衣龟缩在用秫秸搭成的掩体里。见有人过来，他们站起来，怀里抱着枪，盘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刘国壁说明情况，并拿出几盒大前门烟递过去，他们也就放行了。
将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大石桥附近。我们没有进入大石桥，从它的旁边绕了过去。在这里，又碰到国民党的哨卡，应付几句也就过去了。傍晚时分，我们回到村里。不知什么时候，雪已停了。
后来听人说，这场大雪，是近些年来所没有的。我很幸运，能在这场留下记录的大雪中走了几十里，并安全地回到家里。
玩伴
我在故乡度过的童年时代，虽然有阴郁的日子，但也有欢乐的时候。在那些日子里，我完全处于一种放纵状态，这种状态是少年所特有的，那是头脑中还没有印入更多的东西，心灵处于绝对单纯的时期，恰是一只不驯的野马，信马由缰地闯入生活。这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从那时到今天，尽管也有过令人激动的时刻，但从未有那时的淋漓酣畅和无拘无束。这里最难忘的是我和纪征民共同度过的那段时光。
我们是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是在小学开始的。那时大概都在读三年级，现在记不起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总之，我们已经成了形影不离的玩伴。
他的家在东街，叫三家子，住在一片果林旁边的房子里。这是一栋颇为简陋的房子，坐北朝南，东边两间是他们家，屋前有挺长的院落。他的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瘦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尖尖的下颚凸向前面，嘴里总是叼着一杆长长的旱烟锅。对她，开始时我存有相当的恐惧感，因为每次到她家里，她的话语不多，我问候之后，她也只是不冷不热地应付一下。时间长了，我才发现，她是个慈祥的母亲，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儿子。他的父亲就不一样了。个子很高，穿着利落，不像个庄稼人，外面的世道和村里的大事小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他走东窜西，游手好闲，嗜于赌博，不务农事，所以家境贫寒。他是出了名的“屯不错”。纪征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我和他的交往是从共同的兴趣开始的。从小起，我的父亲就常常对我讲三国的故事，什么关云长刮骨疗毒，刘关张三顾茅庐，等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纪征民不知是听人讲的，还是看了书，他常对我讲胜英如何如何，金头虎贾明如何如何，后来才知道，这是《三侠剑》里的人物。当时，你无论如何想象不出，这对我有多大的吸引力。后来，我果然找到了一本《三侠剑》，拼命读了起来，书中的人物果然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也开始到处寻找这类古书，听人说，《三侠剑》全书九十多本，要找到谈何容易，但也找到了一些其他的闲杂书，什么《荒江女侠》《七剑十三侠》《洪武剑侠图》《续济公传》《义妖传》等等，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果然大饱眼福。在我的近乎空白的大脑里突然装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时兴奋得很。于是就和纪征民整天神侃，甚至模仿书中的人物到山上去打闹。平时则一起谈论书中写到的人和事，当然这一切还都没有脱开孩童的理解力，虽幼稚可笑，但却是最早的文学启蒙。大概就是这种好奇和盲目，使我们后来误入了文学之途。
时间的推移，我们不得不告别那使我们留恋不已的少年时代。当我们告别故乡走上不同的岗位时，我才意识到纪征民天资的聪颖，抱负的远大。那时我们结束了初中的学习生活，他考入了鞍山钢铁学校，我考入了辽阳高中。在学习期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我在放假回乡时，村里人都说老纪家的儿子出息了。这时他才对我说，他的父亲名声不好，他一定要做出个样来，光宗耀祖。难得他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而且从小就立下了这样的志向，自当刮目相看。自此，在我们的友谊中，我更增加了几分对他的敬意。他没有妄言，其后在全国的报刊上，不断发表诗作，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气。60年代，国家要鞍钢支援包钢，他毅然前往。当时我在沈阳市27中学当教员，彼此之间还有书信来往，知道他在包钢报社工作。一天，突然接到他的来信，拆开一看，是一首诗：
于愁闷中，读太白“庐山谣（遥）寄庐侍御虚舟”，杨意不逮，抚凌云而自惜，思之故园，叹之韶华，不禁凄然泪下，挥笔步韵成诗，遥寄同窗，并问消息——
无意做西客，灵性出东丘，一朝别草屋，十载误红楼。山回路转长萦怀，何日不在梦中游？南登望马北临砀，童心九随鹰翼张。彩禽鸣枝逸性开，幽谷含云忧怀长，崖畔打樵砺傲骨，花间牧牛涤魂丝，松涛一啸气苍苍！山泉东流慈母泪，有书西来冤仇长。庐墓辞亲有地间，雪耻少年去不还。马上闻雁思故人，笔下纵情显家山。好为东园歌，才因东园发，少年不酬歌难歇，东园不名才不没。何年幸逢杨得公，倚马千言书自成，青犀载卷遍乡里，彩车接我上北京。那时归得草山上，岚风一洗暮心清。
这封信写于1969年9月22日，落款是“狂友征民”。信中还夹有一张黑白照片，这是一帧全身照。他身着呢子大衣，手斜插胸前，一副踌躇满志、潇洒飘逸的神态，透出了他那狂放不羁的诗人气质。脚下是广袤无垠的大地，背后是飘着淡淡白云的开阔的天空。他的这封来信和照片至今我仍保存着，仍旧装在那个破旧的信封里，虽然那信纸已经泛黄，但那竖写的草书墨迹依旧光泽历历。这首诗既写了我们少年时的友谊，又写了他壮志未酬誓不休的抱负和理想；既写了对慈母乡情的怀恋，又写了他功成名就之日归隐的念头，世事的艰难也使他流露出某种无奈的心绪。诗写得回肠荡气，掷地有声，而且一气呵成。我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才思，一别经年，想不到他的诗词有如此长进；原来我知道他新诗写得很不错，现在看来他在中国古典诗词方面也有相当深厚的功底。我深感自愧不如，甚至隐隐产生一点嫉妒心理，当然，这种心理也给了我一种激励。我觉得，他少年怀抱的理想似乎已经实现了，有朝一日说不定他真的可以衣锦还乡了。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一个事实，按着那时的阶级论实则是血统论的标准，他属于那种没有杂质的根红苗正，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这种先天性的优势无疑对他的成长和成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而我则属于“贱民”的阶层，我出身的那个阶级正是革命的对象，这种先天性的不足是后天永远无法补偿的，从此我开始懂得，我们少年时建立的那种纯真无邪的友谊由于我们都不能自主的原因而有了鸿沟。尽管如此，我对他的信任和信赖仍然没有动摇；我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那段少年的友情，总希望有机会能与他重逢，叙谈以往，以慰平生之志。1957年，我与他，还有堂兄刘烈钧，都结束了中等教育学习生活，将分赴新的岗位：我从营口县初级中学毕业，考入辽阳高中，他和刘烈钧从鞍山钢铁学校毕业，刘烈钧分配到黑龙江省冶金厅工作，而他留在了鞍钢。8月5日，我们于故乡相约，去大石桥拍了张“故乡暂别”的合照。五十多年过去了，照片仍然完好地保持在手。故乡一别，唯一一次见面是在6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中学任教，一天，他和妻子回乡探亲返回包头，特意在沈阳停下来看我。他的妻子是赖屯人，是永安屯南边一个农村。他们是经人介绍相识的。他们的到来让我非常高兴，可惜那时我是个穷教员，没有任何条件接待他们，只能陪着去北陵公园一游，并在福陵的石阶上留下三人的合影。此次见面，匆匆而别，想不到竟是永诀，只有那帧照片至今还保存在手，成了永久的纪念。其后，只收到了他寄来的那封诗信。
当时看了他的信后，大喜过望，也给我以极大的鼓舞。但一回到现实中来，我的心又沉了下去。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刚刚过去，转入了斗批改阶段，工人宣传队掌管着学校一切大权。由于我在“文革”中站错了队，也受到一定的触动，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我做了痛心疾首触及灵魂的检查，上挂宋马顾喻徐，下连阶级根源。会后，我就算从学习班里解放出来了，并且非常信任地给了我第一项革命任务，去清原夏家卜送一个毕业生下乡。回来后就正式参加了学校的斗批改，我受宠若惊，自以为恢复了原来的名分。在一次讨论会上，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发了一通言，提了些建议，而且自以为会博得伟大工人阶级的赞赏，但我意外地发现，工人师傅的脸却拉长了，而且铁青着，阴沉着，我终于明白了，我是自讨没趣，认真的态度换来的是冷漠的反感——我仍然需要把尾巴夹得紧紧的。这就是当时的形势。
我清楚地记得，纪征民来信中那种气吞宇宙的凌云壮志和我的这种心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不能像他那样一展胸际，我在回信中只能叙述别情，回顾往昔。我想，这种叙述中难免不流露出某种伤感。至于信他收到没有，不得而知，反正没有收到回信。这些年来，一直音信皆无，每每为此惆怅不已。1991年，在桂林召开外国文学座谈会期间，我曾通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李克达副总编探问过他的消息，老李说，那是他的好朋友。我很高兴，一则得知他仍就笔耕不辍，二则总算有了他的消息。我嘱老李带信给纪征民，要他给我来信，可是并没有得到他的信息。1993年，我又把电话打到包钢，证实了确有其人，但有的说在工会，有的说在车间，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至今仍是一件憾事。他的这首诗虽经几次搬家，我依旧珍藏着，就是因为我太看重这段友谊了。
附记：
对我这个同乡挚友，心下始终念念不已。1998年11月13日上午，我又一次用地区代号加114查号台的办法找到了包头钢铁公司宣传部电话，查问纪征民下落，一个人用一种不确定的声音说，听说已经不在了。我很震惊。2011年，我又把电话打到包头市文联，证实了他去世的不幸消息。
回乡
这次回家乡，我一定要好好走一走看一看，打开记忆的门扉，搜寻孩提时代的踪迹。人是个怪物，越老了越愿意回忆过去，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作“衰老回忆”，说明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
家乡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虽然那里早已没有亲人，甚至留下了许多并不美好的回忆，但我依然怀念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出来工作这么多年，总想有机会再回去看看。前年倒也回去过一次，那时我儿子也要求随我回去，因为小时候他也在农村与爷爷奶奶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次乡下之行很不遂意。我先去营口看望了大学同班同学程振家，他是营口市文联主席，聊了些创作方面的情况，顺便谈了想回家乡看看的想法，老程愿意一同前往，并通知了营口县文联主席齐迎春同志。营口县归营口市管辖，自然有了上下级的关系。我们到了大石桥，齐迎春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随同我们一起下乡，这样一来，就有了公事公办的味道。到了农村，先到周家屯学校看望了叔伯弟弟刘烈源，然后一同回到永安大队。齐迎春同志介绍说，这是省里来的同志。我实在觉得有点虚张声势，我的工作与农村根本不搭边，齐主席的介绍让我脸红心跳。果然，乡里的书记和领导都出面了，而且郑重其事地摆了一桌。席间，从农村的今昔变化谈到乡邻关系，我问起当年记忆中的人，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已经老迈，不禁勾起内心一阵惆怅，慨叹人世沧桑，岁月匆匆，一种说不清的思绪攫住了我的心头。特别意想不到的是，作陪的除了乡政法书记，还有大队书记，而这位大队书记竟是当年在我家做过长工的王锡宪的弟弟，而他恰是当年极力反对我入团的人。一个剥削阶级的后代与受过其剥削的贫下中农的子弟同桌共饮，真应了那句话，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此时，自然谁也不会提及当年的事，但心里都明白，其时那种复杂的内心和尴尬的情态是不言而喻的。席罢，乡领导兼乡亲又是合影又是道别，我只好匆匆上路。所以，只在农村待了一两个小时就打马回营了。原想自由地走走看看根本无法实现。这次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绝对不惊动任何人，悄悄进去，悄悄离去，是一次绝对的自由活动。
我们是在上午9点多钟回到故乡的。现在的故乡已经由乡级升为镇级。我的故乡在自然条件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它位居辽南丘陵，气候适宜，雨水丰盈。农业上除了大田作物和经济作物外，还有果树。在乡镇企业方面，后山可开采建筑用石，不远处还有圣水寺镁矿，特别是紧邻哈大公路，距铁路线也很近。这些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但在过去，由于穷折腾，长时期处于比较贫困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发生了巨变。虽然我无法像统计学家那样用数字说明今昔的变化，但呈现在眼前的事实却说明了一切。过去从大石桥出发上哈大公路，放眼望去，路两旁是开阔的农田，夏秋季节，一片绿色，送来温馨，引发一种收获的企盼。可这次进入眼帘的却是高低错落的各色建筑，一种窒息感立刻攫住了我：眼前的景象是喜是忧？在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家里，大片的农田被挤占，可用耕地的急剧减少，已成为近年来有识之士谈论得越来越多的危机问题，但在许多人那里仍是置若罔闻；而且这些用于乡镇企业的建筑更缺乏环境保护意识，随意排放的烟尘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表面看一片热气腾腾，可是否有人注意到了发展中的隐忧呢？这大概就是事物的两重性吧。殊不知，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诸多后遗症。而今天，在不少方面仍在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学得比较聪明一点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俗语中包含的道理，连普通的老百姓都懂得，而我们的一些决策人物却很少想到这一点。当然，一切发展还都刚刚起步，远远谈不上环保问题，眼前，只能以牺牲环保为代价换取眼前利益，几千年农耕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注定了人们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
汽车沿着哈大公路疾驰，路两旁景物飞快向后退去。我紧张地寻找下道的路口，过去很远就可以望见那条通往我家与哈大公路垂直的下道口，今天由于新起的乡镇企业那些不规则建筑的遮挡，一时竟茫然无措起来。道两旁搭起的简易炉灶冒着黑烟，是在炼铝，据说炼制的大锅盖使不少人发了财。这里的环境用乌烟瘴气形容丝毫不过分。突然，一块路标出现在眼前，我忙让司机停车，下去一看，错了，原来是砀石山村。这时只好驱车慢行，好不容易找到了去永安的下道口。
家乡的变化确实令我惊讶。村西建起了一幢幢二层小楼。这些砖木结构小楼都有色彩不同的罩面，虽然还不知道它是为谁建的，但却令人十分羡慕。后来才知道，这是农村的商品房，开始时每栋卖五万，现在已经长到十万了。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有足够的财力购买这样的商品房了。我的一个叔伯兄弟是农村中学的教员，他就买了栋二层楼，上下八间，前有院套，旁边有库房。前次回乡我去看了，着实叫人羡慕，能住上这样房子在城里也是少数，况且还是自己掏腰包呢！
小学
车径直开到镇中心。所谓镇中心，原本是小学校所在地，处于永安村的中心。这所小学校早年叫“营口县永安村中心完全小学校”，周围十里八村的孩子都到这里上学。学校的建筑是一种四合院式的布局，但究竟建于何时我不清楚。学校前面是一个很大操场。和学校西边毗邻的是一座关帝庙，前后两进，前殿塑有哼哈二将两尊神像，后殿正中是关公的塑像，庙内四壁画的是三国故事。庙两边是两座小配殿。西厢房是住人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这里住过长头发的老道，后来又来了个老尼姑，这个老尼姑个子很小，长得慈眉善目。这里长年香火很盛，本村的和外村的善男信女经常来求问吉祥，许愿还愿。每逢大旱年份，人们头上插着柳枝敲锣打鼓到这里求雨。与西厢房相对的就是小学校的教室。在日本统治的时候，我们这些淘气的小孩子曾到庙里看日本人强迫中国学生背诵什么“天诏大神”，打中国学生的手板和罚站等，时不时还做个鬼脸出点怪声什么的，然后就逃掉。共产党来了后，破除封建迷信，关帝庙里的神像被砸个稀巴烂。我曾亲眼目睹神像被砸的惨象，神像的腹腔里还有银制的心肝。从此关帝庙荒凉了，庙里长满高高矮矮的杂草，老尼姑也不知去向了。
建国后，大庙改成了供销社。现在，大庙的痕迹已荡然无存，建起了商店。小学校也变成了农业银行。商店门前摆满了小摊，有卖肉的，卖水果的，卖土特产的；对面的操场上建起了办公楼堂。
看到这里，我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楚：当年的农村虽然很落后，但这里却充溢着一种文化氛围，经常可以听到从教室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可现在却是一片小贩们的叫卖声。特别是小学校的操场，更勾起了我许多难忘的回忆。在这个操场上，我们上过体育课，开过运动会，举行过全村人的集会；还是在这个操场上，我们看过辽南皮影戏，演出过农民自己排练的节目，多次放过电影。还记得，《解放了的新中国》就是在这里看过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比较早拍摄的一部大型记录片，它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嵌上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在这所学校里，还有几件小事也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被冲淡，而且每每想起来，一股无限向往和留恋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记得那还是刚刚解放不久，学校要组织一次“远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学校南边的神树屯，那里有一座神树山，山上有一棵神树，据说，这棵树常常显灵，治好了很多人的病。每年都有很多人到山上烧香上供，求神灵保佑。有人说这棵树已长了几百年，还有的说已长了几千年，围绕这棵树有很多传说在民间流行，而且越传越奇。在我的幼小记忆中，也留下不少大人们有关神树山的故事，这次要去那里旅行，那种高兴劲儿，自然可以想象了。更使我高兴的是学校居然选中我参加学校鼓号队打小鼓，你想，在全校那么多同学中，选中我参加鼓号队，我能不感到骄傲和自豪吗？它极大地满足了一个小孩子那种争强好胜的心理。更不必说，那是不少孩子所羡慕和嫉妒的。在出行的那一天，甭提有多么壮观，全校同学早早地在操场上排好了整齐的队伍，男女同学都穿上了新衣服。村里很多人站在操场周围看热闹，仿佛一个盛大的节日似的。神树屯在我们村南十几里，说来并不算远，但农村的孩子们很少出过远门，有的孩子从生下来就没有离开自己的村子，一旦有了这个机会，他们怎能不高兴呢？大人们也都很当回事，他们用平时很少舍得吃的面为孩子烙了饼，有的煮上几个鸡蛋带上。
那是春天里一个晴朗的日子，队伍出发了，鼓号队排在最前面，嘀嘀哒哒的鼓号声一下子使气氛变得庄严神圣起来，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乡间的小路上一字排开。同学们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在校旗的指引下，步伐整齐昂首挺胸地行进着，空气中荡漾着欢声笑语，“一二一”的口令声此起彼伏。我的心中充满一种崇高的庄严。每进入一个村子，鼓号声便响了起来，村里的人们都涌出家门观看，这时，我把小鼓敲得格外响，心中更加自豪了。到了神树山，大家终于看到了那棵充满神秘色彩的神树。说实在的，我很有些失望。树并不怎么高大，树干有些倾斜，它长在半山腰，看上去只是一棵平常的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这些想法只是在脑子里过过，并没敢表露出来，既然大人们那么虔诚，一定有它的道理，所以也就不去想它了。作为一个小孩子，我的兴趣还是在玩上。我清楚地记得，在山的北坡，长满了密密的松树，我们来到这里，跑跳着，追逐着，快活极了。神树山的旅游，是我童年时代与大自然的第一次融合，印象自然深刻难忘。
还有一次是送公事。所谓“公事”就是通知、文件之类。那时交通不便，更没有电话的通讯可言，所以有事就由人送文件或口头传达。我们村是中心校，上级有事先到我们学校，再由我们向其他学校转送或传达。由于学校没有专人，就由学生做。说实在的，大家都愿意干这事，一者可不圈在教室里上课，二者可就机出去走走。一次，这种事落在我的头上了，而且去的地方还比较远，是距我们村十几里的百寨子。老师决定由我和同班的王恩庸一起去。我们俩平时就很要好，这次一起出去送公事，当然很高兴。应该说，这天虽然走了很远的路，而且也比较累，但却很痛快。
在小学，还有一件使我更难忘的事，那是关乎我人生道路上政治生命的第一站，这件事的重要性是我后来才认识到的。大约是在三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有人把我叫到上屋的教室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进入大教室一看，许多人正在热烈地争论着什么。我记不得是谁让我坐了下来，这时我才隐隐约约听清楚，原来大家在讨论我入团的事。我感到突然，也有些尴尬，在刚刚建国不久，处在农村的封闭的环境中，对于入团是怎么回事，毫无所知，我确实有些不知所措。当时我只觉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似乎坐在后排的女同学同意我入团，反对的意见并不激烈，但有一个人的意见是非常坚决的，他是王锡宪的弟弟。王锡宪曾在我家做过雇工，就是说，他的哥哥直接受到我家的剥削，他怎么能同意我入团？面对眼前的争论，我感到特别尴尬，于是我起身离开了教室。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也不再想这个问题。但是，出身问题的重要性的意识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1957年，我在辽阳读高中的时候，我是班级的活跃分子。由于我自幼喜欢看小说之类的闲书，所以上学的时候，语文学得就比较好。在高中读书时，我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讲评课上宣读，所以我成了语文课代表。还有，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有表演才能，在班级的新年晚会上演过话剧，后来居然被学校的话剧队看中了，他们要我在剧中扮演一个教师。这是高年级同学创作的一部独幕话剧，是反映学校生活的，演出后获得了成功。大约到了高三的时候，我和另一个班级的邴德山同学竟大胆地组织导演了大型多幕话剧《海滨激战》，我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解放军的团长，可能是因为当时学校中的文艺活动太单调的缘故，所以演出受到了欢迎。连校长都看了演出。后来我染上流感进了隔离室，校长等领导去看望病号时，居然认出了我这个“团长”。是不是由于这些活动，给人留下了印象，因此班级团支部热忱地和我谈了入团问题，我自然感激涕零，并积极写材料，谈认识，讲问题，经过长时间的内查外调，终因我的家庭出身问题而被搁置下来。在我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年级党支部的负责人也和我谈了入团问题，但直到毕业仍旧是泥牛入海。事情当然并没有结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不足一直伴随到80年代初期。由于这个问题的影响，小学毕业而不能升初中这一次对我打击最大。
那是在1952年，我们读了五年半小学就毕业了，要通过考试升入初中。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由于战乱，我已经很难记得读了几年小学，但几乎没有读过几个完整的年级，现在终于毕业了。升学考试是在大石桥的中学进行的。这是日本人建的一所学校，是两层楼建筑。它位于盘龙山下，地处大石桥北部，西临火车站，当时已是营口县初级中学。想到我们即将在这里念中学，都很兴奋。但考试结果还是个未知数，不免又有些担心。终于有一天发榜了，长长的名单贴在小学校教室外面的墙上，我排名第17，当然在招收的50名之内，这时，高兴、理想、幻想等都一齐涌了上来。可就在这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砸了下来：地富的子弟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录取，在我前面已有两个地富子弟，我恰好是那“半个”，这样自然就被取消了资格。实在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痛苦，对于一个尚未涉世的未成年的孩子，对于一个向往学习空怀幼稚梦想的少年来说，这是一种怎样沉重的打击！我放声大哭，陷于彻底的绝望之中。妈妈见此情景，也毫无办法，但妈妈最疼我，她虽然没有文化，可极力主张我念书。在我从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活中，妈妈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土改以后，家道中落，根本无钱供我念书，父亲靠他做面食的手艺设床摆摊，收入仅够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而且极不稳定。母亲为了供我上学，竟外出做保姆。直到七十多岁了，还和普通劳力一样下地干活，早出晚归，还得操持全部家务。平时则省吃俭用，口攒肚挪，总是从长计议，有备无患，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也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到了一粒粮也没有的地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能设法节省下钱来，供我念书。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当时妈妈见我那种痛苦的样子，只好舍出老脸去求前街的刘永奎，他是当时小学校的校长，论街坊，他是我们的长辈，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了，因为这个政策不是他制定的。无奈只好又在学校蹲了半年。当时的我，并不懂什么政治，但这件事却在我的心中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其后，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所经历的一切，终于使我逐渐明白了“政治”这个词的分量，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当我一听到“政治”这个词，就本能地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反射，我不知道这种心理是走向成熟的标志，还是畸形的后遗症反应……真的，这里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可如今，那个操场在哪里？我在细心地寻觅着，搜寻着，想象着，终于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怀着一种仿佛丢失了一件宝贵东西的失望心情默默地离开这里。
但是，记忆总是难以磨灭的。在这里度过的少年时代还有些事情不时撞击记忆的闸门，虽然并不都能唤起留恋的思绪，而且都是稚嫩的碎片，但却是成长中生命里程的某种印迹。在这所小学校里，一次解放前的挨打和一次解放后的挨批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是国民党占领时期，大约是1946或1947年，我记得是在学校的南边教室上课，念几年级和上什么课已记不得了。当课的老师可能姓周，小眼睛单眼皮，脸上好像总挂着一丝笑意，在挤出的笑意中透出一丝阴冷。那天他让学生自习，他在前后巡视。我无意中抬头向窗外的操场望了一眼，突然遭到来自后面的重重一击，我顿时眼冒金花，头脑发涨。随即意识到是老师掴了我耳光。我本能地哭叫起来：“你凭什么打人！”接着，冲出教室跑回了家。后来可能是我父亲去了学校，事情如何收场的我没有印象。我继续上学了。实在说，我有错，上课时不应溜号，仅此而已，据此就动手打人，而且是从后面对一个孩子搞突然袭击，是很恶劣的粗暴行为。我当时的反抗，只是我在家里被娇惯的一种本能反应，母亲36岁生我，是独苗，不论我怎样淘气，家里人几乎谁都没有碰过我，你老师凭什么打我！当然，这是土改前；土改后我家被划为富农，打入地富反坏右的另册，并被踏上千万只脚，别说打你，任人如何拿捏，我怎敢吭声。今天想来，我应当感谢这位老师的巴掌，他使我认识到，老师打学生是最无能的表现，而且会对学生的精神和心理造成极大的伤害，是教师一种失德行为。几十年后，当我成为教师后，我牢牢记住这一条，无论什么情况下，对学生决不动一指头——我做到了，即使在“文革”时大破“师道尊严”年代，学生已骑到老师头上拉屎了，许多老师被气得无奈情况下动了手，我仍然谨记着那一巴掌的教训没有出格。
建国后那一批也让人刻骨铭心，永生不忘。那是发生在靠近老关帝庙的西边教室里，可能是音乐课，老师叫周启铭。是东村周家屯人，喜好音乐，可以边弹风琴边唱歌，可惜天赋条件不好，老天没有给他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满脸胀红，脖下青筋暴起，声音低沉沙哑；他本不是教音乐的，却愿意教唱歌。那堂课上有个叫刘殿喜的同学（砀石山人）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周老师揪住了。刘殿喜性格内向，有股倔劲儿，对老师的批评，他一直沉默着，双方似有点僵持的架式。时间过了许久，周老师对他的批评意犹未尽。这时，我突然冒出一句“别浪费时间了”被周老师听到了，他立刻将矛头转向我，送来了辟头盖脑的批评，怒气冲冲发出一连串质问“什么叫浪费时间”“我怎么浪费时间”？我立刻意识到闯了大祸，立刻认错，并流下了痛悔的眼泪，但周老师仍余愠未消，继续把密集的语言子弹射向我。直到今天，我仍在骨子里记着“祸从口出”的俗语。我一点不记恨周老师的批评，错在我身上，是对老师的大不敬。只是当时并不很明白“浪费”这个词的含义，作为一个乡间的孩子，还为能说出这样时髦的新词儿而沾沾自喜呢。至今，每每想起这件事，还是脸红心跳，后悔莫及。
少年崇拜大概是人生中必然经历的转口。回忆往事，除了念初中时总看苏联电影而钟情于苏联电影并进而向往电影以致幻想未来能献身于电影的思想活动外，唯一产生崇拜情结的就是对小学时的一位姓齐的男老师，他是田家屯人，方脸，大个，不苟言笑，爱好排球，他并没给我们上过课，至今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成为那时我的偶像。噢，几乎忘了，还有一位我崇拜的初中老师姓曹，此人高挑个儿，梳背头，长瓜脸儿，白皙细嫩，皮鞋亮光可鉴，走路跺跺作响，富有音乐般的节奏感。他教我们地理课，能讲擅画，地图、特产、风物，都能以形象示教，把枯燥的地理课讲得兴味盎然；他能把同学的形象画在教案上，课堂上据此对号入座提问。虽然这些不乏卖弄作秀之嫌，但却让我们这些未涉世的青少年学子们崇拜得五体投地。可惜，后来他犯了与女学生有染的错误而改教数学了。青少年的崇拜是一种追求上进、向往美好的心理体现，在人生的特定向度上锁定了一个模仿和示范的标杆，是不成熟心理的一种反映。随着视野的开阔和知识的积累，这种稚嫩的崇拜很快就消失了。
还应提及的是，小学是少年生理萌动和心理变化的重要阶段。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目光开始投向异姓了，对于好看的女孩总想多看上几眼，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朦胧好奇和暗恋意识，这种意识有时竟以一种变形的甚或是恶作剧式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个姓刘的女孩，长得姣小清纯，小口杏眼，一副倨傲娇贵的样子。她父亲是做鞭炮生意的，在村里算是一户殷实人家。我们几个男生有时故意到大门外喊她名字，就愿看她气鼓鼓追出来的样子，这种恶作剧式的骚扰终于惊动了家长出面平息。其实，这种骚扰就是对那个女孩感兴趣，是青春萌动期性意识的觉醒。
1949年10月1日，急风暴雨式的土改已告结束。贫下中农带着分得胜利果实的喜悦聚集到小学校院内参加建国的盛大庆典。院里坐北朝南搭起一座台子，红旗猎猎，口号声声，锣鼓喧天，鞭炮震耳。地富分子及家属和子弟被安排在主席台右侧站着。正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土改工作队负责人邓仲儒（南方人，建国后先是任营口市委书记，后调到沈阳市任市委副书记）宣布大会开始，有人命令右边站着的人低头。我们都像罪人一样低下了头。突然，从这群人中传出一个女性的倔强的声言：“我不是地主分子，凭什么让我低头！”我微微抬头，侧目瞟去一眼，原来是后街地主王恩Χ的刚结婚不久的儿媳妇，城里人，念过书。僵持了一阵，她终于没有低头。作为一个孩子，我怀着一种屈辱的心理站在那里，此时不禁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情，心头掠过一丝痛快感。这一天之后，“黑五类”子弟的帽子和阴影伴随着我走过了几十年，备尝艰辛和苦辣，直至70年末才算解脱。永安小学是我启蒙的地方，但在这里也留下了心灵的伤痛。
老屋
我的老家在辽南农村，现在叫永安屯，还有个老名叫蛮屯。这蛮屯源于何时，因何得名，不得而知，但村里人不大愿意提起蛮屯这名字，总觉得有受辱的意思，叫永安不但顺口，而且也讨个吉祥。这村子有近百户人家，分布在前街、大前街和后街、大后街，村前有座山，人们习惯叫它南山，山不高，是座只长杂草和矮树丛的土山。山下有一条河，从村前流过，自然形成了一个S型的河道，人们管那里叫“河洼”。这里是我的出生地，处处都留有我童年的足迹和记忆。我对这里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说来奇怪，离开那里越久，思念的感情就越甚，特别是生我养我的老屋，更让我魂牵梦绕。
1975年冬，海城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我的家乡遭受严重破坏，村中很多房屋都倒塌了。之后，重建时进行了新的规划，原来的老房子都不见了。前些年我曾经回去过，找过生我养我的老屋，但也只是确定了大体的方位，老屋的一切都不见了，心中一直不踏实。这次我决定再回去认真找一找，圆我那魂牵梦绕的梦。
我家的老屋座落在村西，是起脊式的草苫房，座北朝南，一字五间，中间一间是两家共用的厨房。厨房靠北墙的上方有一个吊龛，里面是刘氏宗族的家谱。这是一张很大的纸，用图表的形式记载了刘氏家族辈分的沿革。我看见大人们打开过族谱，那是有人故去的时候，用墨笔郑重续上。平时，家谱卷起来放在吊龛上，到春节的前些天，把吊龛打扫干净，打开家谱挂在里边。在祖宗吊龛下面，要摆上供桌，除了香烛之外，还有馒头、蔬菜一类的供品。这件事每年由两家轮流操办。在这间公用的厨房里，两家的灶台上面，都供奉着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在这幅涂画得非常拙劣的彩色像两旁，年年不变地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据我国说唱文学《灶君宝卷》中说，灶王姓张，是玉皇大帝的本家。他的任务是“分布万家，稽查善恶”，玉皇令他“上通天界无阻碍，下达地府个个钦。寿数长短由你判，富贵穷通任你分。加福增禄皆由你，生灾降福听卿行”。这一家之主尽管神圣得可以，但平时是没人理睬的，长年的烟熏火燎，使这对夫妇的脸上挂满了灰尘。更有意思的是，在两家灶王上面的屋檐上，各垒着一个燕窝，燕子们冬去春来，垒窝筑巢，养家生子，偶有不慎，便把粪便拉到了灶君的脸上，那神圣与污物构成了极滑稽的一道风景线。直到腊月二十三晚上，人们才怀着无比的虔诚把他们送上天去，第二天，再把新“请”来的灶君贴上去，照样贴上“言好事”和“保平安”的对联。
那时候，农村也有灶糖。那灶糖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流口水，那糖也是用大麦芽熬制出来的，里面用豆面做馅，吃起来既酥脆又香甜可口，有的外面还沾上芝麻，就更好吃。每到腊月，总有几家糖坊开业，家家户户都要买些回来，一到腊月二十三，就用这糖去粘灶君爷爷和灶君奶奶的嘴，让他们上天“言好事”，不要言坏事，然后把他们火化升天。岂不知，这样一来，不仅坏事不能言，好事也言不成了。遗憾的是，用这种工艺做的灶糖已经多年不见了。早些年过常州，听说芝麻糖是常州的特产，便买来一些品尝，果然不错，那酥脆和夹馅都似我小时在农村吃到的那种，不知常州的这种特产至今是否还有。近年来，许多地方的风味食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都消失不见了，有的虽然还保留原来的名称，但风味的“味”多已变了。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过春节前后那段日子里。那时把过春节叫过年，在农村，这是孩子们最盼望最开心的日子。离过年还有好多天，我和小伙伴们就一天天盘算着。临近过年的前几天，家家户户都要扫尘，玻璃要擦得亮亮的，柜橱要擦得光光的，就是那些常年不动的地方，也要清扫。平时，我只知玩耍，从来不管家事，唯独扫尘这件事，我主动地帮助妈妈干，因为这预示着就要过年了。
在农村，过年是个大节。除夕这天，早饭吃得特别早，天刚蒙蒙亮，就开饭了，这顿饭吃的是高粱米干饭和鱼，取年年有余的吉祥之意。饭前，还要放一通鞭炮，那鞭炮在寂寥的晨空中爆响，显得异常清脆，而且在远山近谷中久久回荡。那天的晚饭，更确切地说是午饭，在太阳刚偏西就开始了。这顿饭各家各户都往前抢，据说，也是为了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吃饱饭，吃好饭，抢在前边的能五谷丰登，还是吉祥的兆头。妈妈对于这些习俗向来是非常认真的，这天早饭过后，就急忙准备这顿饭。当她听到外面人家的鞭炮声时，就更着急了，似乎在一场竞赛中落伍了。这顿饭刚过，她又为晚上的包饺子作准备。
年三十这天晚上，全家人是不睡觉的。这一天，太阳一落山，各家就掌起了灯，平时大多数人家点煤油灯，这一夜要点上红蜡烛。供桌上的蜡烛也要点起来。在这天晚上，一般是不串们的，但孩子们却不管这个，拎着个小灯笼东走西窜，还放鞭炮。这时家家都正忙着包饺子。做完这些事情后，一家人围坐在炭火盆旁唠家常，都在等待午夜十二点那庄严的时刻。这个时辰一到，大人们立刻提着灯笼悄悄走了出去接神。接神时是不准说话的。我们虽然觉得好玩，但看到大人们那神兮兮的样子，而且事先就警告过我们，心不诚，神是接不来的。我们立刻感到事关重大，所以就乖乖地听话了，急切地等待大人们归来，看看接回来的神是什么样子。过了许久，大人们终于回来了，他们依然提着灯笼，神情依然那么庄重。说是神已经接回来了，但我们却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们不敢问。
接着开始煮饺子，吃饺子，即使不饿，这个过节也是不能免的。这之后，一家人就围坐在炭火炉旁等待着天明。这种火炉是用铸铁造成的，中间是个U型，周围是一个宽沿，是专为取暖用的，据说是满族留下来的。平时是把烧着了的木头放到里面，只是到了过年的时候才烧炭火。这时候，孩子们期待已久的一件事情就要开始了，大人们要给孩子们压岁钱，有的拿到压岁钱后，还要给长辈们拜年。那拜年的形式是磕头，每家每户都有供磕头用的专门垫子；平辈之间是拱手作揖。在那个时代，在古老而闭塞的农村，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形成了一种无形而有序的生活准则。这时候，家家充满了温馨和欢乐的气氛，孩子们分外高兴，大人们也表现出对孩子们的特别爱抚和宽容。一家子或邻里之间即使平时有些磕磕碰碰，在这种气氛中也都自然而然地化解了。这过年的情景都是在这老屋中给我留下的。
我家住东屋，西屋是叔家。每家屋内还挖有地窖，这地窖是用于贮藏地瓜和水果的，但在我的记忆中，只贮存过地瓜，而且很多都烂掉了。这地窖我曾经下去过，窖很深，要靠梯子下去。里面空间很大，人可以直起身来。周围是用青砖砌成的，看样子很坚固，但潮湿得很，潮气混合着发霉味使人透不过气来。老鼠肆无忌惮地窜来窜去，每逢雨季，常有水渗入，那是因为老鼠在四壁打了很多洞。后来，村前的河水泛滥，大水漫进屋内，这窖完全被水灌满了，经过很多年以后，窖里的水才渗了下去。草房建于何时我不清楚，但从我记事起就住在这里。我记得，房前是个很大的院落，东西各有厢房，院落南端是猪圈和牲畜圈，再前面是院墙和两扇木制的护院门。门前是东西走向的马路，路南是一影壁，据说是用来遮挡不祥之物的。影壁旁边有一棵大柳树，到夏季，那是人们纳凉的地方，也是饭后休憩的好去所。这里还是传播和交流天南地北家长里短各种消息的集散地。有几位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大都是有点文化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可称得上是村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不到场，便冷清了许多，当然也有些临时来凑热闹的。战乱时期，人们的谈论就变得谨慎多了，一涉及时局或政局方面的问题，就会有人小心的提醒“莫谈国事”，这也是过去农村中特有的一大景观。一些人们常聚会的地方或小店铺的墙上往往都有这样的警语，据说曾有不少人过去为这事招惹过麻烦。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是过去时代京都社会的缩影，农村中的这类地方与《茶馆》很类似。
屋后是菜园，厨房有一门通向那里。每到夏季，天气炎热时把门打开，风习习地穿堂而过，人们坐在那里乘凉。后园是我经常玩耍的地方，我家屋后有一棵高大的树，树干粗壮，树冠很大，高过屋顶，我和小朋友们经常爬上爬下。菜园中央有一棵很大的山楂树，每到秋天，枝头挂满了一串串红红的山楂，宛如珍珠掩映在绿叶之中，分外诱人。收获时装满了一大缸，用牛皮纸封好，上冬时仍旧很新鲜，吃起来又酸又甜。我常常淘气地爬到山楂树上，虽然大人们多次警告和斥责，但我还是趁大人们看不见时偷偷爬到树上玩耍。春天到来的时候，树上开满了白色的花，成群的蜜蜂飞来飞去采蜜，有时爬到树上，被蜜蜂蜇得直叫唤，但仍然没有记性，过后还是爬树，当然仍免不了被蜂蜇。土改后，我家仍就住在这里，但山楂树和那棵树不知什么时候被伐掉了。
老屋还是我启蒙的地方。我在村中读完了小学，我的文化启蒙也是在这老屋开始的。我的父亲只有小学四年文化，由于经商，他经常走南闯北，接触了一些世面，视野也较一般农民开阔些，所以，他经常给我讲一些古往今来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但却培养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就到处找书读，从各家各户借来的书是五花八门的，有旧武侠，旧小说，大都残缺不全，但我却像一个饿极了的人一样，饥不择食地吞下去。那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还有《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这三本书都是从同村的刘烈相家借的，他家是书香门第，其父曾念过法政大学，家里藏有不少古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石印竖排的线装书，字里行间夹着密密麻麻的小字评注，每套书为八卷本。那时根本不知名著为何物，只是根据兴趣读下去，所以，那些评注多数并没有去看。读《水浒传》很热闹，虽有方言，但文字障碍不大。读《三国演义》可就吃力了，那半文半白的语言，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来说，无异于蚍蜉撼树，但我终于硬着头皮读下去了，开始时是囫囵吞枣式的揣摩其大意，后来书中的人物和故事逐渐在头脑中形成了轮廓，相同的文字也反复出现，通过前后对照和联想，大体也能揣摩出含义，读起来就容易多了。就这样，我深深地被三国的故事吸引住了。我曾经多次听大人们说过，“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看三国替古人担忧”。我始终不解其意。据说，三国中充满了诡计和奸诈，容易使人变得更坏，至于少年看了西游会怎么样，我至今不甚了了。倒是后一句话我真的领略过了。那时我读三国，真的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坐在家里的土炕上，没日没夜地读着，就连吃饭，也把书本放在旁边，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紧紧牵动着我的心弦。特别是“三顾茅庐”和“五丈原诸葛归天”的情节描写更使我感动不已。那隆中的景色，那高人隐士们的唱和，那童子的倨傲无礼……在在都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氛，读来令人无限神往之。我读到诸葛亮死时，真的流下了眼泪，为诸葛的死我哀痛得几乎茶饭不思，而且书的其后部分我再也没有兴趣读下去了。直到今天，这部分的内容和情节我仍然说不清楚。读《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时的情景更是我留在老屋里的最值得回味的记忆。那本“全集”是个下册，厚厚的足有五六百页，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西方的翻译作品，是哪个国家的作品，作者是谁，书里写的是什么，全然不知，只记得不少篇是程小青翻译的。对这本书，只是出于好奇想看一看，没有想到，一拿起书来就再也放不下了，它把我带入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全新天地，那紧张的情节和强烈的悬念使我恨不得一下子就读完全书。那时还没有电灯，只靠油灯照亮。为了高灯下亮，平时总是把油灯放在两屋中间的隔壁上，待大人们睡下后，我就把灯拿到炕檐边，钻进被窝里读起来。我清楚地记得，在读《血字的研究》和《巴斯的维尔的猎犬》时，恐怖的感觉不时传遍全身，窗外任何一点响动都使我紧张得血液仿佛凝滞了，风吹屋门的声音也疑似有人进来，抬头看时，眼前和周围一片黑暗，那跳动不定的油灯火苗微弱得似乎随时都要熄灭。尽管如此，书中故事的悬念仍然强烈地吸引着我读下去。第二天，我的鼻孔里全是黑色，那是煤油灯烟熏的结果。我后来成为文学的偏爱者，甚至梦想当个作家，大概与我当年读这些书不无关系。
我升入高中后，就不再经常回家了，只是每年的寒暑假回家住上几天，由于种种原因，童年时的记忆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而且也无暇再记起。大约是在50年代，据说生产队借用我们的老屋，我家就搬到西院一间厢房住了。一年，不知什么原因，老屋突然着了一把大火，把草房烧个精光。后来又在原址盖起了五间砖石平房，又让我们搬回去了。直到地震后，我们才搬往别处。
这次回乡，我决心找到生我养我并多年居住过的老屋的旧址。我从村中心沿街往西走，先打听刘烈源原来住过的房子。刘烈源是本家的叔伯弟弟，他的家紧邻我们家，在东院仅有一墙之隔，找到他的家也就找到我的家了。幸好，问到临街开音像店的一个青年，他非常热情地指给我，嘴里似乎说他认识我，我没有在意，因为我不相信在家乡有这么年轻的人会认识我。我向着他指示的方向走去，果然看到了刘烈源家那幢熟悉的房子，地震后他家的房子没有重建，仍保持原貌，这在村里是绝无仅有的几户，所以也比较容易识别。
眼前的景象立刻把我拉回到遥远的过去：房子旁边那条通向后街的路不知走过多少次。那时，这条街是村中一条很显眼的路，虽然大雨过后，马车轧过的车辙里积满了水，泥泞得难以通行，但它毕竟是通向后山后街一条必经的路。可现在它却成了一条窄窄的小道，路两边的断墙残壁易于让人忽略它的存在。站在路旁的矮墙边，可以清楚地看到刘烈源的那栋老房子。于是，我站在墙边，请同行的张柏华先生给我拍下珍贵的留影。我绕到屋后，那条连结我们两家的屋后夹道依然还在，除了更加破旧以外，基本上还保持原来的老样子。想当年，两家大人们互相来往不知从这里走过多少次，它更是孩子们往来玩耍的便道。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国共两党拉锯时，一队八路军战士凭借这里的女儿墙喊着“一二”一齐向北山的国民党射击；我还记得，一个战士的枪打热了，是用脚把枪栓踹开的。我久久地沉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五十多年前的情景是那么清晰地跳到眼前，但又遥远得无法扑捉。我拿起相机，认认真真地把这个凝结着我童年记忆的夹道摄入镜头。
我回到屋前，寻找我的老屋。是的，这就是我当年的老屋。它风貌依旧，但几易其主，我站在院外，仔细地观察着，记忆的思绪飞快地翻腾着，特别是那给了我生命又护佑我发育生长的古老的草房，如今已踪影皆无，内心泛起一种无以言状的滋味。我努力摆脱这种无名的思绪，但不管怎样努力，却始终无法消除历史和现实的距离。我看到，几个工人模样的人在院中干着铝合金活儿，我疑似这里已变成工厂作坊之类，正待要问，见一抱着孩子的青年妇女走了过来，疑惑地望着我，一旁的工人告诉我：这就是她家。我含糊地打了一下招呼，问她贵姓，她说姓王。我知道她不可能认识我，我当然也不认识她，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然后，我对着房子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算是对老屋的寻根。
人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历史；老屋存在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但人的记忆中的历史依然在继续。
小河
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忘记许多事情，但唯独童年的记忆永远难以磨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童年时的记忆会越来越清晰，甚或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对家乡的记忆就是这样。
我最难忘的是村前那条河，这是一条无名的河。从打记事起，它就那样日夜不停地流淌着。我不知它发源于哪里，只听老人们说，它是从东边的山里流下来的。河面不宽，最宽处不过七八米，窄处只有二三米；河水不深，最深处不过一米多，最浅的地方仅能没过脚面。不知什么原因，在经过村前千余米长的河道，却形成一个“S”形的走向。从大自然的造物看，不单一，富于变化，但这“S”形却给村里带来了灾难。每到夏秋连雨季节，上游的山水急泻，在转弯处形成涡流，渲泄不畅，致使河水暴涨，漫过农田和村庄。那时候，平时温顺可爱的小河竟一下子成了肆虐咆哮的汪洋，奔腾而下的河水发出巨大的声响，令人恐怖。泛滥的水面上不时漂过农家的柴垛和木材，有时还有鸡鸭和猪狗之类的活物。每当这时候，大人们总是把孩子们牢牢地看在身边，唯恐出意外，而有些大人和水性好的人却互相激励着，将着谁敢下水。有的人真的脱了衣服跳进水里，顺流游下去，到很远的地方才爬上岸。这时候大水似乎又不那么可怕了。当然，这样的大水并不是每年都有；即使偶而发生，也不会持续很久，只要雨停了，水很快就退了下去。人们最怕的是发生在夜晚或意想不到的时候。
记得我在辽阳读高中的时候，一年暑期放假回家。由于入秋以来，阴雨连绵，河里的水总是满满的，人们称它为满潮。平时，在通向前山的路上，河里垫几块大石头就走了过去，有时人们还在那里洗脚洗衣服，清澈的水流过石头常常泛起小小的浪花，发出哗哗的响声，在石缝间有时还可看到一些小鱼游来游去，平添了许多情趣。现在，水漫过了石头，即使卷起裤腿也难以过去了。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电灯，到了晚上，人们早早就睡下了。我更是待得无聊，也睡下了。辽南的农村是靠南窗盘炕，不像辽北那对面炕。外面那嘀嘀哒哒的雨声更是催人入眠，我倒下不久，就迷迷糊糊睡去了。不知睡了多久，我起来上便所，爬下炕去却一脚踩进水里，朦胧中一时闹不清怎么回事，刚迈两步，我突然意识到，不好，是河水涨到屋里来了！我大喊起来，人们急忙起来，大人们下炕站到水里，摸索着点起了灯，孩子们瞪着惊恐的眼睛缩到炕里边。大人们忙乱着，从水里抢捞被淹的东西。这时我看看钟，已是凌晨两点，往外一看，一片汪洋。雨还在下着，水继续上涨，左邻右舍都起来了，哗哗的雨声夹杂着人们的喊声，愈发增加了恐怖感。人们茫无目的地忙乱着，期待着。水已经涨到膝部，一切都泡在水里，土坯盘的炕塌陷了。接近天亮，水开始回落了，到中午的时候，水才退出院落，屋里屋外一片狼籍。这场突发的大水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却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要人们不敢轻视它。对于我这个高中学生，却是永远难忘的一幕。开学后，老师出了个《暑假的一天》的作文题，我写了这一夜，也许因为我感受特深，写得特真实，老师在作文讲评课上当作范文读了。今天看来，小河发大水，并不是偶然的，从生态学上说，也许正是对人们无视自然的一种惩罚。一条“S”型的河道，障碍了河水的渲泄；长年的淤积，造成河床增高，河道狭窄。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也许不应该提出这种责难，在人们的肚子和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何来谈保护生态环境？这次大水虽然让我看到了小河的另外一副面孔，但仍然割舍不了我对小河的眷恋之情，在更多的时候它毕竟是以温顺可爱的态度和我们相伴的。那的确是我童年的河。
童年的河是美好的，它融入了我童年的欢乐和回忆。孩提时代，我和许多小朋友都和小河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的许多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那时的小河，充满了种种神秘色彩和无限的童趣。在流经村前的弯曲的河道上，有着不同的景观，什么枣刺包、杨树林、黄泥坡等，单从这些名字，你就可想见它们的特点了。从我家出来往西走不远，就到了通向河边的通道，那是一个开阔的漫坡，从这里走下去迈过垫着石头的小河就到了对岸，由此可以走上南山。从这里向西是开阔的河岸，两岸没有树木，只长些杂草。河面较开阔，水流平稳，每到夏秋季节，我们就到这里钓鱼。河水不深，只没及膝盖以上，但鱼的种类不少。那时的钓鱼工具很简单，把缝衣服的针放在火上烧红，弯成鱼钩形，用几条线捻成一股拴在钩上，另一头拴在杆子上，就成渔具了；鱼杆是各式各样的，有根竹竿那就是最高级的了，别人都非常羡慕，自己也非常自豪。鱼饵是蚯蚓，挖蚯蚓真是无孔不入，有时钻到人家的菜园子里去挖，免不了招来大人的一顿痛骂。钓鱼的人很多，除孩子们，还有大人，不过孩子们钓鱼最认真。现在想来，连我自己都有点闹不明白，当时哪里来的那股执着劲儿，一坐几个小时，眼睛盯着水上的鱼漂儿（顺便说一下，鱼漂是用一节高粱杆儿做的），仿佛等待某种巨大的幸福即将来临似的。有时顶着太阳的曝晒，汗珠往下淌，仍坚持不动，那种充满神秘混合着期待又伴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大概就是孩子们特有的探索和好奇。千万不要认为我们钓鱼有什么功利性，既不是为了吃又不是拿去卖，就是追求把鱼钓上来的一刹那的快意。真的，今天想来，那情景仍旧让人动心。
我们已经有了钓鱼的经验，能够分辩出什么鱼咬钩。最讨厌的是那种叫白漂鱼的，身子呈扁扁的刀形，游动得特别快，但它最愿意咬钩，把鱼漂咬得团团转，可拉起杆来，却什么也没有，鱼饵却往往被吃掉了，初次钓鱼最容易上当。对付这种鱼的办法就是在它刚咬钩时就立刻提杆，有时就把它钩上来了。这种鱼最大的不过一寸到一寸半长，着实叫人丧气。最傻气的是鲶鱼，它嘴大贪吃，一咬钩，鱼漂就被拽进水里，一拉鱼杆就被钓了上来。还有就是钓螃蟹，这家伙最贪最傻，它一旦咬上就不放口，而且把鱼漂拖得很远。对付它，鱼杆千万不能拉得太急，因为它的腿抓在河底，拉急了容易把钓钩和鱼杆拉断，应当慢慢提起，即使离开水面，螃蟹也不会松口。有一次，我的鱼漂突然被拽进水里，我以为是鲶鱼或鲫鱼咬钩，急忙提杆，竟没有拉动，开始我以为是挂在河底什么东西上了，后来轻轻地提起鱼杆，就觉得有个挺重的东西挂着，露出水面一看，嗬，好大的螃蟹，放到岸上，它还没有松开鱼钩。这个螃蟹差不多有小碗口大，这在这条河里是很少有的。仔细一看，还少了一条腿，心想，这个家伙过去可能被抓过，丢了一条腿侥幸逃掉了，这次可休想。我很高兴，这件事很快在同伴中间传开了。
我逐渐懂得了，在一天中钓鱼的最好时间是早晨和晚上，也许鱼也饿了，所以爱咬钩。细雨濛濛的天气也是钓鱼最好的时机，太阳毒毒的天鱼不爱上钩。枣刺包所以是我们钓鱼的好地方，那里杂树丛生，一些野生的山枣树常常刺伤不小心的过路人；这里又是河流转弯的地方，由于涡流的冲击，形成了较宽的河面。几棵大柳树从两岸对生着，仿佛是一个天然的屏障，遮住了射向河面的阳光，使这里显得格外阴暗。平时很少有人来，即使淘气的孩子们也对这里有几分恐惧。人们常常听到从这里传出的蛇吸青蛙的叫声，这种声音既凄惨又恐怖。据说青蛙一旦被蛇吸住，就会随着叫声一步步跳到蛇的面前，心甘情愿地被蛇吞掉。我也听到过这种叫声，但从来没敢去看个究竟。所以，这里就成了钓鱼的好去处。有一年，我竟在这里钓到了很多胖头鱼，那是一种长着扁平身子、有着很大的嘴和腮的白色的鱼，大约有半尺左右长。这条河里本来是没有这种鱼的，有人说因为那年水大，是顶着水流从海里上来的。那种鱼是不是胖头，我不知道，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鱼。
从这里往下走十几米，是一处河面很宽的地方，两岸没有树木，由于河水的冲刷，岸边的泥土不断塌落，形成一处较宽的河面。平时河水只及齐腰深，是我们小朋友洗澡玩耍的地方。每当夏季，我们很多时间都泡在这里，一个人来的时候很少，总是约几个小朋友一起来，玩得最多的是打水仗。大家分成两三伙，用水呛对方的脸，看谁坚持的时间最长，谁就是胜利者。小孩子最好胜，愿意显示自己，互不服气。有时叫着号从岸上往水里跳，谁都不甘落后。我也大着胆子跳了下去，没想到撞到河底一块石头上，膝盖划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血流了出来，至今那个疤痕还在。还有一次，小朋友间展开了激烈的水仗，在水里追打着，我一下子踩到一块石头上，脚帮子也立刻划开了一道半寸长的口子，那个疤痕也留到今天。本来，这河是泥底，平时里边是没有石头之类的东西的，但有的孩子坏人，搞恶作剧，故意往河里扔了些石头玻璃一类的东西，所以才伤了人。有时天下着雨也来这里玩打水仗，大人担心涨水把我们冲跑，总是连吓带骂地把我们叫回家。孩童时代的玩水，使我熟悉了水性，长大后才知道还有“游泳”的说法，而且还有那么多姿势，我虽然什么姿势也不会，但下到江里海里沉不了底，这也算生在农村的孩子的野浴的一种偏得吧。
从这里顺河往下走几百米就是杨树林了。这里也是河道打弯的地方，两岸树林茂密，河面更加宽阔，而且河岸离水面很高，显得更加神秘幽深。这里很少有人来，也从来没有听说有谁到这里洗过澡。我只到这钓过一两次鱼，心里总是惴惴不安，似乎觉得周围的树林里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随时可能跳出来，特别是风吹树林发出的呼呼声，使我的头发根发炸，这时我就慌慌张张地收拾起鱼杆跑开了。直到今天，这种感觉还是记忆犹新，那种说不清楚的神秘感仍然使我心悸。
在这条河上，还有一个使我不能忘怀的杏树林。那是前街老刘家个人的果园。沿着河往上走不远，在河北岸有一片很大的杏树林，这片杏树林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那杏树总有几十棵吧，粗壮的树干，枝叶繁茂的树冠，少说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特别是靠近河边的那一片，密匝匝的树丛和杏树连在一起，遮天蔽日，密不透风，使人感到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常常一个人到这里来打雀。这里有一种很小很小的雀，比树叶大不了多少，人们管它叫牛腚子。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雀，至今也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我用胶皮自制一把弹弓，把黄泥捏成小球晒干做子弹。牛腚子胆很大，见了人也不飞走，只是在树上跳来跳去。因为杏树不高，叶子又密，雀站在树枝上，离我的头顶很近，我悄悄举起弹弓瞄准，突然射出去，没有打中，雀还站在那里，像没有什么事似的，我又瞄准一射，它只是稍稍挪动了一下地方。当然有时也有被我打中的。今天想来，当年我为什么玩这个，本来这种雀没有任何用处，即使打下来了也从不拣它；大概是追求一种心理和兴趣的满足，或许是这种雀的大胆和傻气激怒了我，用杀死对手的行动，证明人的征服力，其实，人用来证明自己是强者的时候恰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杏林使我难忘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里的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呼吸畅快，令人陶醉。再看那从树隙中洒下来的束束阳光，在地上形成斑驳多彩的图影，此情此景，更让人流连忘返。这就是为什么至今它在我的记忆天地中还占有一席领地的缘由。
一片汪洋都不见
我这次回到乡下，就是为了寻找童年的踪迹。不知为什么，近些年来产生了一种特别强烈的冲动，童年的一切总是魂牵梦绕般地缠着我。虽然那里并不都是甜蜜的回忆，然而却充满了天真的诚挚、幼稚的爱心和自由的想象；那是一种无忧无虑的人的生活，它没有今天这样复杂，更没有今天这样累。是的，由于不是个人的原因，使我过早地告别了童年，战乱，使我从十多岁起，就目睹了流血和死亡，动荡，使我不得不处于颠沛流离的奔波之中，从此，童年的心头罩上了沉重的阴影。几十年的人生旅途充满了酸甜苦辣，在备尝艰辛之后，终于意识到，童年的生活是最美好的，童年的记忆是最珍贵的。忆旧和寻踪总是相伴而来；回忆会唤起寻踪，寻踪又补偿回忆，这就是我下乡寻旧的心理动因。
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次痛苦的旅行。实在说，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天翻地覆”去形容，虽有夸大之嫌，但也不算太过分。比如，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些房子，现在一间也见不到了，再如，过去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漂亮楼房今天也成片地矗立起来了。面对这些，我应当像许多人做过的那样，为家乡的巨变欢呼、歌唱，甚至雀跃；还可以去教育下一代，进行今昔对比，要他们不忘过去，更加热爱今天，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但是，我寻觅的童年踪迹哪里去了？那是天造地设的自然，它们的存在并没有妨碍谁想干什么。人类的进步在于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而人类的智慧更在于利用改造的结果，使自然变得更美好。家乡的小河水应当流得更欢畅，河里的鱼儿应该游得更自由，河边的林木应该长得更茂盛，地上的草儿应当更葱茏，林中的鸟儿应当栖息得更惬意。
可是，这一切只是我童年中的记忆和现实的期望，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番景象：村前的小河不见了，在部分地方还可隐隐约约看到原来河道的痕迹。在一处河滩上，被分割成几个大小不等的水泡子，可能是养鱼塘。到处是被掘挖成高低不平的沟坎，那充满神秘色彩的枣树包已不见一棵树木，地上只有稀稀落落的衰草在风中抖颤着。放眼望去，不远处那片杏林已荡然无存，那里已盖起了房屋。再看南山坡，一大片绿色植被被铲除，建起了浓烟滚滚的砖厂。面对眼前的景象，我一时陷入茫然之中，难道这是我童年生活过的故乡吗？这种变化和发展是喜是忧，我无法评价。这时，一股酸楚和无奈的情思涌上心头，急功近利，金钱驱动，顾此失彼等等一连串词句从脑中闪过，遗憾和惆怅混合成一种无法排解的失落……我忽然意识到，我没有权利这样评价生我养我的故乡，更没有权利责难这一切。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民族，告别那苦难深重的历史并没有多久，他们从几千年走到近百年又到几十年，在战乱中苦熬，在灾难中挣扎，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都是被动地靠大自然的恩赐苦撑着，而没有能力去索取。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今天，是政策唤醒了他们的主动意识，他们尝到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喜悦和收获，于是开始了大胆的变革和开拓，在此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去顾及那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我相信，当他们一旦意识到了那些该意识到了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肯定会干得比现在更好。反之，如果他们不认识这点，或者在很长时间内还没有认识保护生态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他们将来受到的惩罚要甚于小河涨水带来的灾害十倍百倍；从长远来说，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但愿这只是一种假设。
娘娘庙会
每年农历的四月十八，是迷镇山娘娘庙会。这一天，周围十里八村的人们聚集到这里，烧香拜佛，许愿还愿，虔诚讨药，好不热闹，无形中成了这里一个民间的盛大节日。这一习俗始于何时，没有考证，但在我的记忆中，解放前就开始了。小时候，父母曾带我来过这里，孩童时留下的印象至今依稀可辨。几十年过去了，听说娘娘庙会又兴办起来，我决定去看看，一者追寻小时的梦，二者体验新的感受，看看新变化。
迷镇山位于大石桥市西南，山不高，是一座石山，山上没有茂密的林木，只有不高的槐树和矮矮的灌木丛。我的老家在辽南农村，距迷镇山不过十几里，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父母是赶着大车带我来这里的。大概因为我是独生子，很娇贵，可能向娘娘许过愿，为了还愿，所以头天下午就来到山底下，晚上在车上过夜，为的是第二天能早早赶到庙上进香，图个吉利。第一次我来娘娘庙是抱在父母的怀里，打着花脸，手里好像还拿着个什么东西。后来又来过，但已经不用父母抱着了，而是自己跑上了山。
娘娘庙建在距山顶不远处，是坐北朝南的三进庙堂。庙内有钟鼓楼，后进是三霄娘娘（云霄、碧霄、凌霄）的泥塑金身，还有托塔天王李靖和天兵天将的塑像。庙后有一口井，井上有辘轳，上面绕着一条很粗的铁链。听人传说，那铁链是从井里绞上来的，越绞越长，后来把它系在火车头上，火车一拉，山都晃动了，人们害怕了，才停了手。那次我自己跑到井边，还大胆地趴在井口往下看，下面黑洞洞深不见底，把一块石头扔下去，好半天才听到石头落到水里的声音。我亲眼看到一个人把铁链放了下去，因为铁链太重，辘轳越转越快，那铁链竟掉了下去，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了那铁链。让我至今仍旧迷惑不解的是，是谁在山上凿了这座井，以现代的技术尚且不很容易，何况是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山脚下有一座戏台，画栋飞檐，金壁辉煌，煞是气派。戏台两边有一副对联，父亲曾多次给我讲过，但至今已忘记，只记得横批是“世事如斯”，意思是世界上的事就像戏台上演的戏一样。每年的娘娘庙会，都在这里连唱三天大戏，吸引了成千上万人来这里看戏。解放战争期间，山上的娘娘庙被大火付之一炬，山下的戏台也因长年风雨剥蚀，无人照管，成了一座废墟。据说58年大炼钢铁时，人们把这里的砖瓦拆卸一空，如今戏台的痕迹已荡然无存。前些年，娘娘庙又经重新修茸，重塑神像，沉寂多年的庙会又兴盛起来。那戏台能不能重建，至今尚未听说。
我一来到大石桥，就看到大小客车上都贴着“庙会”字样，一问才知道，庙会早就开始了。原来今年的娘娘庙会特别热闹，从农历四月十五到十九，历时一周，时间之长是过去所没有的。我决定在四月十八庙会的正日子上山。这一天，我没有太着急，也没有起得太早。来到街上，只见一辆接一辆的出租车向南驶去，前些天那种热情抢客的场面不见了。好不容易来了一辆空车，司机却声称，车只能开到大桥边。这大桥位于大石桥市南头，是新建的一道新景观。这里到迷镇山下至少还有几百米距离。另一番景象更是我预先没有料到的。一下车，那大海波涛般的鼎沸人声立刻灌进耳鼓，眼前是车流穿梭，人头攒动。桥头下搭起一座松树门，上面挂着的横幅写着“98迷镇山娘娘庙会”一行大字。从这里到山脚下是庙会一条街，我一走进去，便发现陷于了欲退不能欲进困难的两难境地，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丝毫不过分，用“张袂成荫，挥汗成雨，比肩继踵”来描述也不夸张，因为这一天天气确实很热，加上拥来挤去，人人大汗淋漓。这通往迷镇山的几百米路，两边都是商贩摊位，摆满了日用百货，水果食品，土杂特产，香烛供品，叫卖声此起彼伏，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不少商贩把摊床竟摆在路中间。在这条只有几米宽的街上，被人塞得满满的，一边是往外走，一边往里进，两股人流交错穿插，不时发生拥挤。人被裹挟着，只能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还时不时停下来。人们都很有力气，一些黑红色脸面的女人更敢于挤撞，那是常年务于农事与大自然相伴铸就的健康体魄，比男人还厉害。我开始十分小心翼翼，见此情景，我感到随时有可能被踏在脚下的危险，为了生存，只好不顾年老体衰，抖擞精神，拼出全力挣扎着。天热难耐，汗水涔涔，呼吸急促，体力难支，踮脚抬头前望，只见人海茫茫，烟雾腾腾；望山上，通向天王殿的山路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漫山遍野蠕动着上下的人流。这时，前面忽然传来了有节奏的乐曲声，涌动着的人群也停住不动了，而且发生了激烈的拥挤。我拼力挤到前面，原来路左边的台子上有时装模特在表演。我无暇去捉摸是什么时装，只觉得那模特既矮又胖，仿佛是穿着极不协调的村姑，但观众不少，而且卖票；再看右边，是某集团公司搞的时髦发型表演，这些梳着新式发型的小姐又显得过于瘦小，与时装模特恰成反差，颇为滑稽。那发型从未见过，好像是被不安分的鸡刨乱了的鸡窝，但也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这些观众，阻塞了道路，造成了一时间的混乱和骚动。那情形，十分危险，一旦有人被拥倒，必然造成非死即伤的惨剧。我想，这样大的活动，当地有关部门既无人组织，也无人管理，实在有失疏忽。再往前，传来阵阵锣鼓声，那是在唱京剧，在临时搭起的大舞台上，几个人正在咿咿呀呀地唱着，虽然听不清什么，但仍然吸引了很多人。从我依稀记忆的方位上看，这里大概就是当年的戏台。旁边还有地方戏和杂技，也正在演出。从这里往前走不远，就是庙会街的尽头。人们从这里拐向旁边一个岔口上山，但这里并不是路，因为头一天下了雨，地上到处是泥浆和水。人们拥挤着争相攀登，每移动一次脚步，都很困难，真可谓无立足之地。
为了尽快上山，我挤到索道处，拼命挤着买了张票，乘缆车上到天王殿。本想进去看看重修的庙宇和重塑的金身，及至挤到殿前，我才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殿门前的台阶上，挤满了密匝匝的人群，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香烛等待着，但殿门紧闭。殿门前的空场上，堆成小山似的香烛正熊熊燃烧着。这是原本想进去烧香的善男信女们看到无望之后，索性在这里了却心愿。那烟，那火，都使人难以近前，来往不断的人们还在继续投放香烛助燃，那情景，真让人捏一把汗，如果台阶上和周围的人们拥倒，不葬身火海才怪呢。我又一次想到，在这险情环生的地方，竟没有一个管理者和公安人员在场维持秩序，哪怕有人出来喊一喊也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放弃那一睹娘娘尊容的愿望，绕过大殿向后山攀登。这里依然没有路，依然那样拥挤。我试图寻找记忆中庙后那口井，但人多得无法过去，只好作罢。我随着人们沿着一条布满碎石的小道向上走去，周围长满了不高的槐树和矮小带刺的山枣树，忽然一阵凉风吹来，我抬头望去，竟发现只差几步路就到山顶了。实在说，我再也无力攀登了。我找到路边一处树荫下坐了下来，无目的地看着小道上川流不息涌动的人流。在这小路两边，有不少算命的，爻卦的，抽签的，看手相的，但生意并不算红火，只有离我不远的一个红脸人身边围着几个中年女人。这红脸人身穿西服，打着领带，梳着长长的头发，架着一副茶色墨镜，他正给那几个女的看手相，滔滔不绝地说着，可惜我听不清。看一次十元钱。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冒出了一些江湖骗子，凭借三寸不烂之舌，骗钱骗物。在这种香火鼎盛的地方行这种骗术，还算协调。呜呼，某些人宁信别人，不信自己，堪可悲哀！不知我们民族的素质中是否有这种基因。
我是带着孩童时代的老旧印象来看迷镇山娘娘庙会的。那时的庙会，在我印象中是一种纯粹的迷信活动，烧香拜神，许愿还愿，讨药治病，是庙会的主要内容。而今年的庙会，虽然也有进香祈福之类的活动，但文化色彩和商业味道却更浓重了。从山下到山上，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人设摊摆床，从吃的到用的，从祭祀品到日用杂品，无所不有。从山下通往山上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上，更是摊贩们看好的地方，到处都有叫卖者，游人从摊贩们的缝隙中钻来挤去，每抬起脚来，得预先看好落脚的地方，否则不是踩了别人，就是踩到小贩的地摊上。更有意思的是，在这条拥挤不堪的道路中间，有着许多残疾人，他们在那里或卧或坐或躺，显出种种可怜的样子，要人们解囊施舍。是的，在这个香火鼎盛的地方，在这个佛心归一的时刻，大发善心，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可能是一种心境的升华。不管什么人，此时此刻大概都觉得自己应该做一点善事好事，既为自己，也为后代，祈福护佑，修身积德。这些残疾人大概看好了这个时机，所以都使自己处于最显眼最醒目的位置，以期得到更多的施舍。
庙会归来，筋疲力尽。脑中浆糊一团，思路难以集中。好在来过了，看过了。几十年过去了，故地重游，感慨良多，忽然涌出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句，莫名其妙地触发了思古之幽情。呜呼！了却一番心事，也算是一次还愿。
走进大石桥
一下车就转向了，辨不清东西南北，这是我到大石桥第一件尴尬事。心里恨自己，表面上却努力装得镇静的样子。但是没有办法，只好坐上三轮摩托去找车站附近的宾馆投宿。但车刚拐个弯就停下了，我正纳闷间，司机说到了。我抬头一看，面前果然是宾馆，对面是大石桥车站。两元钱，不到一百米，使我又一次陷于无地自容的尴尬。
大石桥是我最熟悉的地方，而车站附近更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了。我的初中三年学习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从这一点上说，它也算得上是我的故乡；正是从这里开始，我步步北上，先辽阳，后沈阳，最后将终老于这里。这次闹得骑驴找驴，实在难堪。第二天，我恍然大悟，原来这里已无一点旧迹可寻，到处都是新的建筑和新的街道，火车站也改建得焕然一新。离开大石桥几十年了，有变化甚至有很大的变化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变化得如此彻底却是没有想到的。真可谓“如入前生界，茫茫事全非，历历梦还在”。
我对大石桥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思念和留恋之情，不仅因为我的初中学习生活是在那里度过的，而且还因为从小时候起，我或者随大人，或者同小伙伴，或者我自己，经常到那里去。那里的一切我都熟悉得如数家珍。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那时大石桥的形象就是我视野中的城市。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它，就浮现出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那种无以言状的亲切感让人怦然心动。所以，我这次回大石桥（可能是最后一次），如其说是看看它的变化，不如说是寻旧，求得感情和心理上的慰藉。
第二天是阴雨天，我走到街上，仍辨不清方向。我向一个摆摊的打听县中学的位置，他向不远处指了指，并说不久前刚扒掉；是大石桥最后扒掉的一座老建筑。我走到那里，果然见一大空场，是学校的操场。这里仍然是学校，旁边建起了白色的教学实验楼。前面是一条宽阔的马路，右边通向蟠龙山，左边通向火车站，对面是大石桥市五大班子新建的办公楼。位置依旧，面目全非。县中学原是日本统治时期建的学校，是方城型的二层砖木结构，地板铺地。在那时的大石桥也算是绝无仅有的了。解放后，是营口县初级中学，是建国初期全县唯一一所中学。不久，因为学生越来越多，又在东侧建起了两栋平房。我毕业后先后改为营口县一中、营口县第一高中。
我继续向街里走去，寻找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地方。大石桥原来只有南北一条街，在这条街的北边岔出一条街，人们叫它“裤裆街”，一条通车站，一条通蟠龙山，形状如同岔开的两条裤褪。我顺着老街边走边看边回忆，发现街道原有的格局还没有变，只是两边的商家和房屋变了。在街中段，白色花岗岩的桥栏依然还在。这桥栏已有很久的历史了，我每次来大石桥都要从这里走过。还记得，小时候见到的桥是块石铺成的桥面，桥下是空的，但没有水；后来桥下渐渐堆了垃圾，垃圾越堆越多，就成了平地；不知什么时候，桥面也被土湮没了，再后来，桥栏杆也被土埋上了大半截。我想，埋在土里的桥栏杆至今还保存在那里，大概大石桥的得名即在于此，所以留作永久性的纪念。还有前面的十字街，是早年大石桥最繁华的中心，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街东边是市场，经营的无非是日用品和杂品，每逢集日，人群熙来攘往煞是热闹；西边有一座戏园子，周围是一些饭馆小吃。不知为什么，戏园子的破烂不堪和摇摇欲坠的样子总让我想到遥远的过去，仿佛它是一件文物，又似历史的见证，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拆掉它有点可惜。还有街南头的天主教堂，听说也都拆掉了。我总觉得，一些东西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标志，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文化价值。所幸的是，这条老街还保留着，它会使人想到这个小镇的历史。
大石桥的发展变化确实令人振奋。在老街的东边，新开的街路和建筑都具有现代化都市的气派，太阳城是一处新规划的景观，建筑样式各具风格，多色彩的涂面更显亮丽辉煌，用五光十色电子管缀成的虹形灯饰增强了夜晚的迷离梦幻色调。重新规划的步行街也正在建设中，横贯东西的服装市场吸引着众多的消费者往来徜徉。总之，整个城市正在飞快地改变着自己的容颜和形象，生机勃勃地向现代化迈进。
旧日的大石桥正在消失，对怀旧者来说，虽然不无遗憾，然而，新兴的大石桥也更使人兴奋，引发对未来前景的无限遐想。当我站在蟠龙山顶远眺市区的时候，一种追索感情不自禁地浮现脑际：过去的小镇，一个破败不堪的城乡结合部的小镇，在许多地方都保持着原始的古朴，走出镇区，广袤农田的绿色世界立刻展现在眼前，一股充溢着生机的清新气息也随之扑入鼻翼。现在，这些都已不见了，到处都是建筑物，淡蓝色的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大地，一下子使天地空间变得异乎寻常地滞闷狭窄起来。如何评价这种变化？当然这是一种发展，而且是使所有的人都获得了实惠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挤占缩小耕地为代价的。眼前的利益与长远的目标这两笔帐如何算法，人们暂时还难以顾及这些。经年生活在贫穷和苦难中的人们，腰包骤然鼓了起来，他们现行的一切所行所为，似乎都有其合理性。想到这里，我未免有些怅怅然。
这里的确富起来了，我走马观花见到的一切证实了这一点。
在我住处附近的一所体育馆里，正在举办上海服装展。我信马由缰地走了进去，却意外发现价值几十元的一般服装，这里却比省城高出几十元；走进饭馆吃饭，价格也比省城贵上一倍左右；投宿住店的费用也令人咋舌。于是我意识到，这里的消费水平高，这里的人有钱。在其后的几天里，我所接触的方方面面，果然证实了这种猜测。
一天雨后的下午，我去登蟠龙山，这也是我熟悉的地方。当年我读书的学校就在山脚下，休息或假日经常去山上游玩，那时虽然挂起了公园的牌子，但山上只有刚刚建起的“营口县烈士纪念馆”，所以从来没有上过山顶。现在山上建起了索道，五元钱可直达山顶，索性体验一下。这索道长近百米，缆车是用铁管和几条木板做成的，坐上去晃晃悠悠，心里还真有点紧张。上面是个四十左右岁的男人管理。这天可能因为刚下过雨，游人不多，我边休息边和他聊了起来。他的一席话给我很大触动，没想到在这个“小地方”居然听到一个普通人对当前的改革发表了颇有启发的宏论，而且言语之中不时流露着满足与自豪，还有对大城市的不以为然，我甚至听出了隐约其间的某种怜悯和同情。我大为震惊，当即想到，这个人的腰包一定是鼓鼓的，不是款爷也是个“腕角儿”。
这山上的索道是他个人投资40万兴建的，由他全家经营，他负责山上，他的妻子和女儿负责山下。索道已开通一年多了，效益不错，本钱就要收回来了。原来他也是全民职工，曾辗转在几个单位工作过，他深有感触地说：“打破铁饭碗太对了！”接着就谈起了体会。他曾在一个建筑部门工作，领导着几十个人，一到安排工作时总有一些人挑肥拣瘦，说三道四，干起活来，也是藏奸耍猾，怠工糊弄，说谁谁不高兴。他当时就提醒过这些人说，总有一天要吃后悔果子。后来，这些人大都下岗了，不得不自谋职业。那时候就因为吃大锅饭，没有引入竞争机制。现在才叫真正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在市场竞争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对于我提出的大石桥人都比较有钱的说法，他没有反对，而且认为确实如此。谈及原因，他认为主要是政策到位。他说，这里鼓励个人发展，政府给予支持，政策比较宽松。在改革开放中，如何进行管理是个大学问，管理不是管死，管理是为了搞活，促进发展。一件事情，一种工作，刚干起来总是要有困难的，这时在管理上就应以扶持为主，首先得把事情干起来，帮助它发展壮大。在这个时候，如果各个方面都按着规定钉是钉铆是铆的卡得死死的，那就会把刚刚出土的小苗压回去，再让它长出来就困难了。接着他举了自己的例子：
“我建这个索道投资40万，是个不小的数字，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我很难预测将来的效益。政府为了扶持我，在税收上采取了估税的办法。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基本上收回了投资成本，开始盈利了。这时，我就要按着规定足额交税，国家这样照顾我，我决不能对不起国家，我不逃一分税。现在，我们全家都搬到山上来住了，没有上下班，只要有上山的就开机器；就是半夜来我也照样服务。”
这一席话，虽然很朴实，而且是从他个人的实践中直接感受到的，但却发人深思。多少年来，我们在执行政策中常常易偏向极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是近年来常见的通病，结果弄得事倍功半，使不少本来可以办得很好的事情走了弯路，闹得大家不满意，回过头来还得从头开始。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某报纸的一则报道，下岗女工响应号召，自谋生计推起了大蓬车，走街串巷卖杂货，却被管理人员撵得到处跑，以致手足无措，泪眼盈盈。这件事当然不能责怪管理人员，他们肯定是按照有关规定办事的，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任何事情都有个过程，如果有关方面能对这些刚下岗又刚就业的人员主动宣传解释积极引导，肯定不会是这样效果。大石桥的做法是号召大家放开手脚，千方百计开拓就业门路，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政府就支持，而且千方百计创造条件。
使我惊讶的是，一个县级市，在短短的几年内，出租汽车就发展到千余辆，同时，你随时随地还可以看到三轮摩托搭着个小篷的拉客车，从市内到市外跑来跑去，随叫随停，可上可下，极为方便。干这行的有市民，也有农民，成了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情景不由得使我忆起以往。过去，每当寒暑假从沈阳回家，在大石桥下了火车，得步行二十多里地走回去，偶尔在半路遇到马车与车老板好说好商搭个脚，算是幸运；返回时也是这样。一次，我和七十多岁的母亲从沈阳回来，竟然走回家去。今非昔比，改革开放带来了利国利民的大变化。我曾经担心，这么多车能有这么多客吗？担心是多余的。他们说得好，竞争当然是很激烈的，有本事的就赚钱，没本事的再转去干别的。一切全靠自己。这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则。是的，这么个小地方，有这么多车，显然是供大于求，但正在发展中的事物又是难以预测的，在实践中通过调整而逐渐实现均衡以达到有序化，这大概是一种规律。所以，一到这里我就感受到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听不到牢骚话，更不见骂街的，人们奔波忙碌，各得其所，脸上透露着自信。
在我住的宾馆门前，我擦了皮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花钱擦皮鞋，一者从娘娘庙会回来，鞋上溅了许多泥浆，二者也想趁机了解点情况。实在说，我的观念中还残留着旧有的东西，认为坐在那里让人擦鞋是阔人的派头，总有些不平等的味道。给我擦鞋的女人约有三十多岁，戴个大口罩，简单交谈后，知道她原来也有工作单位，因为身体不好下岗了。她很满意现在的工作，每年交上三百元钱，收入还比在单位挣得多，更主要的是这样工作很随便，一天做多长时间全由自己说了算。我问她愿不愿意再上岗，她表示不愿意，并说下岗了没有再愿意回去的。我有些纳闷：人们不是不愿意下岗吗？看来，这里确实有个观念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吃惯了大锅饭，干好干坏都有保障，所以才把有没有固定工作看成是最重要的。看来，市场机制的建立确实解放了生产力，通过竞争不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而且也为人们提供了充分选择的可能。
故地的短暂之行，自信的尴尬虽留下一丝不快，但巨变的新鲜感毕竟使人兴奋；所见所闻所感可能只是走马观花的皮毛，然而却触到了时代脉搏的律动。展望未来的美好，不再是一种希望，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载《辽河》1998年6期）
故乡三日行
永安屯是它最早的名字，蛮屯是令名，起于何时，未考。解放后称公社、大队、乡，几年前升格为镇，镇应是半城市化的称谓，这是否就是中国城市化的道路？
——题记
2011年6月18日
近年来，再回永安镇寻亲探旧的想法一直在脑际盘绕。怎奈年事已高，行动起来难免瞻前顾后。想来回乡的机会不多了，机会不再，还是抓紧时间吧。2011年6月18日，终于成行了。
上午9时许，火车抵达辽宁省大石桥车站。这次下车没有蒙头转向，在附近的金海宾馆住下。一间特价房，一宿88元。房间尚可，稍感狭小些，卫生条件不错，免费的洗漱用品和收费的饮料等一应俱全，包括安全套也都摆在醒目的位置。时近中午，走进宾馆对面一家标有“虎庄”字样的回民饭店。我知道，虎庄是回民聚居的地方，或许真的保有清真风味，要了一屉烧麦，10元钱，味道还可以。边吃边与男老板聊了聊大石桥的变化，与其他人一样，他对前领导王大平（人称“王大扒”，几乎扒掉了旧有的一切，按新规划建设大石桥）有好感。后乘三轮摩托去客运站，查看有无去永安的公交车。绕行很远到了客运站。定睛一看，这客运站在蟠龙山东南侧，在我的记忆中，顺山脚西行应该是火车站。我问路于一位年轻的司机，证实了我的推断无误。其实，从我的住处步行到客运站并不远，我是花4元钱乘三轮摩托绕行一大圈到客运站的，真的是舍近求远了——不熟悉大石桥的变化又给个眼罩戴。我决定步行回宾馆。没走几步，就见路南一处驻军所在地。我想起来了，是当年的0949部队，司令员是杜博大校，是参与辽沈战役的锦州攻坚战的部队。1960年冬季，我与钟林斌、徐永芝等辽大创作组同学曾拿着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伯秋亲笔介绍信到这里采访。这个创作组是为配合学习“毛选”四卷由学校组建的，成员有于智先、由正达、钟林斌、艾荫范、王再先、陈志强、徐永芝和我，还有一位年岁较大的好像是姓王的同学，是党员，到部队采访对政治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介绍信上只能写他的名字。创作组分赴吉林、锦州、大石桥的部队采访。在大石桥，我们除与参战者交谈，还翻阅了绝密的军中日记，我看到了在关于辽沈战役作战方针上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不同意见的往来电报，我大为惊讶，一直存疑在心，不敢与外人道。直至林彪叛逃，才把这个问题作为反对毛泽东的罪证公布于世。还记得，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我们受到特殊招待，不仅吃得饱，而且主食顿顿不重样。这期间，我们还去海城部队采访了爆破英雄梁士英的团政委张业香和鞍山驻军师长高克，并和部队一起观看了电影《战上海》。年底，创作组集中于锦州卫戍区，司令员曾雍雅是锦州攻坚战中穿插部队的师长，是我们采访的重点。那一年的元旦是在锦州度过的。创作组在锦州完成了话剧初稿，回校后由俞智先执笔写出了多幕话剧《虎口拔牙》。
继续前行，来到大石桥市初级中学。它的前身是营口县初级中学，是建国初期全县唯一一所初中。现在建起了新的校舍。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初中学习生活。校长先是赵时沨、林德厚（民主人士），后来是张国清。我的班主任是俄语女老师崔继芳，语文老师是高兴亚、仪广仁。80年代，借着放假回乡机会，我曾去学校看望仪广仁老师，此时已是县高中。见到老师，我恭恭敬敬行了90度鞠躬大礼。当年，听说仪老师曾经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过，特崇拜，那时正值我对电影向往得如痴如醉。当然，这一听说并未得到验证。学生永远不会忘记教过自己的老师，老师却不一定记得学生。初中三年的生活，除了正常学习生活外，现在留有印象是这样几件事：一是走读上学。我家在永安屯，按当地的习惯说法，距大石桥二十多里，当然实际没有那么远，但十几里路还是有的。不管炎夏酷暑，还是雨雪风霜，每天夹着书包往来奔波于这条路上。所以夹着书包，是因为没有背包，只是用块布（包皮儿）包着书本，夹在腋下，处于乡下土改时被分得精光的我，根本不知书包为何物。后来口攒肚挪买了台破自行车，不是漏气，就是掉链子。到了雨天，就是车骑人了。从村里到哈大道是土路，泥浆没过脚踝。父亲帮着把自行车扛到哈大道。不久，学校考虑到部分学生家远，安排了住校。但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没有可以称得上宿舍的地方。我们曾被安排在操场南边一座坍塌废弃大楼的地下室住宿。就是今天的大石桥市中心医院位置。后来又搬到学校北边搭建的简易宿舍里。所有住处都没有任何条件可言，冬季全靠生炉子或人挤人取暖御寒。二是斯大林逝世。50年代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国全盘苏化，对苏联的向往和对斯大林的崇拜近乎神化。1953年，大约从2月底开始，每天连续不断地公告斯大林的病情，直至3月5日去世。本来，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根本不懂得国内外政治形势，斯大林逝世前后给我们留下如此深刻印象，因为当时这种宣传的声音太强劲太集中了。斯大林逝世，如丧考妣，天塌地陷，日月无光，举国哀悼。当时有一首歌颂斯大林的歌曲把斯大林比喻“高山上的雄鹰”，称斯大林为“我们亲爱的父亲”。那天，班主任仪广仁老师走进教室，刚刚说了一句“同学们”就泣不成声，全班同学自动起立，痛哭失声。一段时间内，报刊、广播连篇累牍发表悼念文章，记得老师给我们读作家草明的悼念文章，开头一句话是“外面刮着黄色的风”，我确实记得斯大林逝世后有个漫天阴霾的沙尘暴天气。几天后，我们参加了营口县在车站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面对曾经的母校，往事浮现，历历在目，物变人非，似梦如烟。日月逝水，白驹过隙。转瞬间，几十年过去了，这里已无旧迹可寻，留下的只是惆怅的记忆。
我踱到路对面，为了纪念，拍下了“大石桥市初级中学”的校名。我继续向车站方向漫步。天气炎热，暑气蒸人，尘土暴起，目力所及的一切都笼罩在蒸腾的雾霭之中。猛一回头，不意中看到有大石桥开往博洛铺的小公汽。博洛铺是位于大石桥南十几公里的小集市，哈大道从中穿过。从我家乡的方位看，与大石桥、博洛铺正成三角形分布。小时候，经常去赶集，不为买东西，是去看热闹。它是个牲畜等农用具和土特产品交易集散地。博洛铺南边有一道岭，岭上有一座烽火台。岭下是个叫破台子的村落。过去我曾去过岭上，烽火台是用大块青砖砌成，已经坍塌，无人管理。去看一看烽火台也是我这次家乡之旅计划内的安排。于是我登上了小公汽。到了博洛铺，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脏兮兮、乱糟糟的小集镇，不是集日，人员很少，商铺生意冷清。我沿着街道向南走了一段，没有看到南边的岭，我打听三轮摩托司机，他告诉我，岭上没有烽火台，只有宋光烈士陵园，很小。宋光是解放战争时国共拉锯战牺牲的八路军（那时的称呼）干部。为纪念这位烈士，我的家乡曾改为宋光区。据说，烽火台的砖用于大炼钢铁砌小高炉了。在这里，买了一瓶可口可乐饮料，去了次厕所，一无所获，没有找到一丝往昔的感觉，真是扫兴，只好乘车原路返回大石桥。
晚饭是在宾馆附近一家粗粮馆吃的高粱米水饭、土豆烩茄子，14元钱，不便宜，大石桥人有钱，不算贵。饭后，漫步到火车站，咨询去营口的车次时间。然后穿过站前广场向初级中学溜达，顺着学校西边的路寻找学校的操场。看到了，较之念书时似乎大了些，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在玩篮球。折叠拉门旁边开一个小门。我正想进去，忽然从屋里闪出一个人，拦住我问道：
“干什么？”
“进去看看。”
“不让进！”
“为什么？”
“家长进来影响学校安全。”
我说明我是从这学校毕业的。
“就是说你还有点感情呗！”话语中带有一种讽刺挖苦味儿。
“是的。”我说，“有什么保密的吗？”我也反讥一句。
“那倒没有。进去看看吧。”
我进到操场，拍了几张照片出来了。其实，我并没有看到什么，现在的操场也不是那时的操场，眼前的一切已无法勾起对往昔的回忆，忆旧只能借助于想象的翅膀去补充。
我继续沿路南行，在中心医院门前折向西行至文萃苑，我记忆中的人民电影院应该就在附近。一打听，果然，路西的金洋宾馆就是电影院旧址。宾馆门前坐着一位老同志，我和他聊了起来。他出生于大石桥，今年57岁，给宾馆打更。进一步证实了这里就是人民电影院原址。他对大石桥非常熟悉，向我讲了大石桥的变化。这电影院对我们可谓非同小可，它是我们认识苏联、崇拜斯大林的窗口，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当年的大石桥有两家电影院，南头的电影院为私人所有，设备简陋，座位是长条木凳。小时候，父亲曾带我来这里看过日本电影，只记得镜头上的耀武扬威的日本兵和坦克前进的情景。后来还看过苏联电影，只留下镜头上男女接吻的印象。北头电影院为日本人所建，条件好得多。解放后改名人民电影院。50年代初，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即举办了苏联电影展览月。影片都是反映战胜德国法西斯和集体农庄幸福生活的，如《攻克柏林》、《难忘的1919》《普通一兵》、《游击英雄》（又名《区委书记》）、《蔚蓝色道路》、《秘密使节》、《幸福生活》、《伟大的转折》、《保卫察里津》等。学校组织学生几乎观看了所有的影片。确切地说，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电影认识和了解苏联的。前述对斯大林逝世表现出的悲痛，与这些电影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回到宾馆，一身炎热，一身疲劳。稍事休息，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淋浴。打开电视，照例都是些无聊的娱乐和广告，没看头。忽然，电影频道的滚动字幕中跳出了播放美国历史大片《天朝王国》的预告。是一部反映十字军东征的影片。22时许开始播出，果然是气势不凡，场面恢弘。但强打精神终究抵挡不住旅途劳顿带来的睡意的袭击，只好关闭电视，纳头睡下。但是，一种低频的嗡嗡声突然钻入脑内，搅得难以入睡。打开窗子看去，原来是对面的工地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灯光通明，戴着安全帽的工人正在操作震动器。我紧闭双重窗户，才勉强入梦。
2011年6月19日
早晨起来，阳光明丽，又是一个热天。依照计划，今天去永安。宾馆免费供应早餐。馒头、小米粥、咸菜和一个鸡蛋，简单又廉价。吃完起身，不意中回望一眼，餐厅墙壁上张贴的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你在背后讲公司的坏话，就等于伤害你自己和自杀”，“公司请你来，因为公司有困难要解决，不然请你来干什么”（大意如此），多么别致新鲜有个性！可惜，我没有记住原句，另有几条连大意都没有记下来。应该说，这是我见过的绝无仅有的独特标语。这标语指向明确、具体、针对性强、有约束力，警示、提醒、规劝尽含其中，见微知著，入耳入心，它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咋听似乎不够顺耳，或者说有些刺耳，但印象深刻，过目难忘。遗憾的是确实少了点温馨。标语口号的要义在于用，而不是标榜和装饰，看来金海的经营者参悟甚深，颇得其中的真昧。这兄弟俩能把宾馆从大石桥开到营口老边，有十多家连锁店，并非偶然。
我们是个很注重标语口号的国家，标语口号完全可以作为一门文化和独立学科来研究。标语口号之精要在于贴切务实，比如民族危亡时期，一个响亮恰当的标语口号可以凝聚起巨大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写在农村土墙上的“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标语口号至今仍铭记在心，它以易记易懂的朴实通俗性反映了军民关系和农耕事宜，既是宣传，也是号召。可惜，这样的标语口号后来很少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大而空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看起来与个人似乎有关又无关，缺少可操作性。比如，近年来以“爱”字为倡导的标语口号可谓多矣，但过于抽象空泛，笼统得让人无所措手足，加之随意提口号，造成过多过滥，流于形式，人们反而不以为然。要面子，重形式，也是我们文化传承中陈陈相因的积习。清朝的自大情结，为了讨得洋人的三拜九叩的天朝大礼，不惜以国土相让。所谓五千年古国，到底有多少称得上文明的东西可继，值得反思；还有，我们还常以礼仪之邦自诩，除了等级制度下衍生的繁文缛节，究竟有多少礼仪可言，颇可研究。到今天，应时而生的漂亮标语口号比比皆是，而掩藏其后的却是信仰丧失，道德滑落，拜金物欲大行其道。真诚为文过饰非取代，忧患被娱乐至死吞噬。时风如此，何堪以忧！孔孟之道的“吾日三省吾身”的古训已很少有人提起；我们越来越走向浅薄和浮泛。这恰如一个有过失的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对己过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匆匆带过，而对成绩却大肆渲染，夸夸其谈，极尽涂脂抹粉之能事，对善意提醒者则怒目相向，动辄施以拳脚。如此何以取信于世。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亦然。
结算退房后，坐出租车去永安镇。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石桥的出行特方便。马路很宽，行人不多。出租车、小公汽、三轮摩托满街跑，随叫随停，服务热情，价格合理。对比沈阳的交通，让人头疼。处处塞车，打车拒载。开车不如骑车，骑车不如走路。官方多方治堵，收效甚微。这位司机是个年轻人，很善谈。他说，大石桥的出租车有几千辆，黑车占一半，生意都不错，黑车比我们受优待，因为他们交了保护费。保护费？这是黑社会肆虐的地方才有的费用，在这里已成了公开的关键词。可怕，不解！出租车驶上哈大道，一派紧张忙碌的工地景象展现在眼前。一侧的路面已经掘开，路旁堆着沙石料，停着不少挖掘机和推土机，这是在拓宽路面。出租车随即钻入沙尘滚滚的烟雾之中。刹那间，车过了淤泥河，到了桥台铺。当年我往来这段路上下学时，两旁是一片绿色田野，远山近田，视野开阔，走起来觉得路很长。现在，路两旁都是在建的在拆的东倒西歪的建筑物，看不到一丝绿色，感到路程缩短了。我虽然以高度的紧张极力搜索曾经熟悉的标志物，但一无所获，居然连通向永安镇的下道口都没有找到。我彻底泄气了，不再枉费精力，任由司机走去吧。我们是从一条便道进村的，司机问我停在哪里，我说停在小学校附近。司机说没有学校。我强辩说怎么能没有呢，我就是从那个小学毕业的。司机问了旁边路人，路人指着向前走。司机说前边是周家屯，这里就是镇中心。让我在这里下车。我下了车，茫然四顾，不知就里。猛一回头，看到一处房前挂着永安镇政府牌子，弄清了这就是原来村子供销社的位置。我放下心来，搜寻着熟悉的旧物，结果枉然。我寻找旅店之类的住处，没有。打听一个三轮摩托司机，他说这里没有旅店。住旅店，是我事先就确定的。刘烈源是我本家兄弟，住着二层小楼，很宽绰，住下没问题。但我有两点考虑：一是生活习惯问题。环境的改变多少总要带来些不便，总要添些麻烦。若此，何不自行其便呢？这无关“见外”和亲疏问题；二是我要了解体验一下乡村旅店的实际。我想，这次下乡之旅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愿还有机会），我要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感存念，尽量拓宽接触面。所以，后来尽管我已经决定住在烈源家，还是让烈源带我去看了哈大道上的旅店。
永安逗留的一宿两个半天是很愉快的，当然，感慨也多。那天中午，烈源两口子在镇上一家饭店为我摆了一桌丰盛接风宴。烈源有糖尿病，不能喝酒，一瓶啤酒我自斟自饮。我希望在农村饭店能品尝农家风味饭菜，遗憾的是没有这种特色，只是高粱米水饭让我回到了当年。饭后，烈源陪我漫步于乡镇街道，没有见到我熟悉的人。我的上一辈都已作古，同辈之人历经几十年沧桑，即使当面也难相认。午饭前，我与烈源踱步到镇政府门前，忽然有个老人呼唤我的名字，并走上前来与我热情握手，自我介绍是“谢兆厚”，另一位老人也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是“王荣光”，说实在的，名字还隐约记得，谢兆厚还能浮现出眯缝着小眼睛笑眯眯的样子，其他都没有印象了，当年的少年玩伴，如今都是古稀老人了。面对此情此景，心中不由涌出一种酸楚。我让烈源给我们拍下一张合影，可惜照片没拍好。
烈源领我来到刘君家，这是我此行拟议中的。刘君虽然与我和烈源不属本家，但来往密切。他是刘姓的另一宗。刘君家曾经阔过，他的爷爷娶两房妻子，其父是老东北大学法政学院毕业，可谓书香门第。解放前，其父在沈阳经营“文化改进社”，穿过国民党军官服，据说与共产党地工有联系，解放后因为没找到确切证人，所以其身份的确认一直是个悬案。回到家乡后，晚景凄凉，默默故去。生有子女5人。刘君是我少年时的玩伴。他喜静，木讷少语，天资聪慧好学。我们在一起时，他话语不少，常有新想法。别人说，“他只有和你在一起有话”，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从营口县初级中学毕业时报考辽阳高中，录取的7人中有我们俩。1957年从辽阳高中毕业，我考取了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辽宁大学前身），他被八一农学院录取（地点新疆）。他爷爷嫌远，没让他去报到，留在农村至今。他的家在道旁，我们进到他家，他刚从农田回来。眼前的少年玩伴，让我大吃一惊。谢顶，胡子拉茬，佝偻着腰身，一脸倦色，只有闪着亮光的眼睛和说话时微微牵动的嘴角是我还熟悉的。这和我在十几年前回乡时看他简直判若两人，那时他承包山上果园，还是踌躇满志的。岁月不饶人，我从他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我们都老了。烈源告诉我，他经历了两次婚变，离婚又结婚，有三个孩子，负担很重，现在是白天下地，晚上打更。屋里确实没看到更多的家饰摆设。谈到当年没去新疆上学事，他说是老爷子的主意，但他毫无悔意。他说这样挺好，他不适宜出去，他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这就是他现在的生存状态，而且满足于这种状态。是的，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不同的人生追求有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只要自己满意，休管他人说三道四。临别时，我把刊有我写的回忆纪征民文章的《芒种》杂志留给了他，请他翻翻。从刘君家出来，忽然意识到，今天的谈话，是刘君对自己人生做了总结。多少年来，我一直为他没去大学报到遗憾，现在看来，多余了，他自我感觉良好，这就够了。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将按照自己选定的道路走下去，但愿他走好自己的路。
我们转到后街，来到刘烈威家，烈威自幼双目失明。一进门，就见两个姑娘在堂屋忙活包菠萝叶饼，烈源介绍了我，她们热情和我打招呼。这是烈威的两个女儿，一个搞医务，一个是教师，都在大石桥工作，星期天回家来照看老爸。烈威独居，早年与一个盲女结婚，生下二女，后来妻子因病去世。现在雇个外村保姆照看生活起居。烈威是本家兄弟，有兄弟姐妹四人。我们是小时候的玩伴。早些时候，他学会了扎苕帚，他扎的苕帚做工精细，质量可靠，到集市上卖，很受欢迎。说到这件事，他说扎了12年苕帚。后来又学说书，再后来学会了算卦。我们聊起当年事，未免欷歔慨叹一番。这时他的弟弟刘烈石也过来了，兄弟毗邻而居，烈石开个豆腐坊，生意不错。只是早年受到父亲是四类分子的影响，受了不少窝囊气。这些年，一些人还信奉算命卜卦一类东西，烈威靠这个赚了些钱，日子过得不错。就在我们叙谈的时候，进来了一对青年夫妇，让他算一算盖房上梁的良辰吉日。我们告辞时，烈威哥俩和孩子们都依依惜别送出门外。我很感动，心头掠过一丝悲凉。想起孩童时光，我们无忧无虑地一起玩耍嬉戏，留下了多少值得怀念的美好记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长辈们都已作古，我们也都到了该谢世的年纪。特别是烈威，自幼双目失明，与生活顽强搏斗，娶妻生子，将悲剧人生变为喜剧人生，这是何等伟大的生命力。此去一别，天各一方，能否再面晤叙谈，不得而知。但愿老天垂怜赐机。
出门西行，就是原来老谢家的居处，也是村子的最西头，毗连着农田。现在，农田已不见踪影，进入眼帘的是连片的住宅房屋。我们顺着胡同南行，回到前街，烈源指着一处说，这里是原来的山神庙。啊，山神庙？这就是我儿时常来玩耍非常熟悉的地方？如今面目全非，找不到一点旧有的痕迹。山神庙不大，坐落在一处高台上。它联系着当地一种古老的仪式。每当有人去世，要到山神庙“报庙”，死者的家属或亲人身着孝服孝带，打着灯笼，一路哭着到庙前烧纸进香。人一咽气，要立刻报庙，不能怠慢或延误。这“报庙”大概意味着离开阳世到阴间报道。阴阳两界，虽近咫尺，但总得有种东西捅破它，“报庙”即是。之后，还有“送行”，这是发丧中重要一环，然后是下葬。这“送行”的仪式也在山神庙举行。“送行”是个盛大的仪式，从黄昏开始，入夜结束。家人至亲要披麻戴孝，亲朋好友也身着孝服。大家族和重讲究的人家，送行特别隆重。吹鼓手在前，灵幡引路，其后是纸扎的彩车、牛马、童男童女，跟着的是送行队伍。有意思的是，送行的队伍并不是一路前行，而是走几步停下来，让吹鼓手大显身手，鼓乐声伴着哭丧声，响成一片，煞是热闹，难怪人们说“红白喜事”，娶亲是喜，死人也是喜。这样，几十米或百米的路也要走上个把小时。到了山神庙前，还有个通报来宾的仪式，这仪式肯定有个名字，但我不知道。一切落定之后，在庙前空地上点燃起烧纸，一个主持人高声喊着来宾的名字，随着一阵笛子声，来人跪地，焚香烧纸，程序性的哭几声，然后喊下一个来宾。这来宾大都是姑爷、女婿之类的亲属。最后，点燃纸人纸马，熊熊烈焰，照亮夜空，送行的人号啕大哭，悲声震天动地，死者从容升天。这古老的仪式是多年传承下来的，其中不无迷信色彩，但更多的是心理情感的一种诉求方式。他和许多祭悼死者的仪式一样，成了民族传承的一种丧葬文化。
但我记忆最深的还是这里的自然景观。还记得，庙前是那条穿过村前的S形小河，河水清清，溪流淙淙，青草漫堤，鱼虾游动。山神庙右边是一处开阔的漫坡通向小河。河中垫着一些块石，人们踩着石头过河，有便道通向南山。这里依山傍水，草青花鲜，小虫唧唧，蛙鸣声声，杏枣吐蕊，鸟儿啾啾，是永安一处令人神往的胜景。如今，这一切已荡然无存。小河已断流，被分割成几个鱼塘。残存的河道被乱石和杂物淤塞，仅存的点点积水上浮着一层绿苔，发出阵阵霉变的臭气。岸边的杂草被垃圾缠绕着无力地倒伏在地，似乎在做最后的挣扎。走着走着，一堆堆垃圾似小山般出现在眼前，烈源告诉我，这里是枣刺包，我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怎么也不相信我童年曾洗澡、钓鱼、玩耍的枣刺包竟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原来这里是小河转弯的地方，河面较宽，水流平缓，树木茂密，绿草丛生，人们常在这里洗澡钓鱼。这里还生长一种野生的山枣树，树棵矮小，长着尖刺，秋天还能结出酸酸的山枣，枣刺包因此而得名。夏秋之际，常有蛇出没，可以经常听到蛇吸青蛙的怪叫声。眼前的枣刺包竟是沟壑纵横，坑洼不平，苍蝇乱飞，臭气扑鼻。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住有一户人家，我想，他们还能开窗开门吗？走了一圈，烈源问我“有什么感觉”，问得突然，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只说了一句“很挤”。转而一想，有些答非所问。是的，看到眼前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真不知说什么好。不是吗？变化很大，用翻天覆地形容毫不过分。沙石路代替了泥土路，砖石结构的新房代替了破旧老屋，窗明几净，布局有序，人人悠然自得，户户安居乐业，还要什么呢？千百年来，农民有过这样的生活吗？农村有过这样的变化吗？改革开放政策惠及千家万户，你能不欢呼雀跃、高呼万岁吗？面对眼前的一切，我却感到郁闷、压抑，为什么总是去寻找过去的旧迹，还留恋于农耕社会的古朴和落后？有时我也在责问自己。但是，习惯的定势又让我不能闭上眼睛。当我看到河流干涸、可能成为被弃管的垃圾场时；当我看到前山的植被大面积被铲掉、山体被削成黄土裸面而砖厂还在疯狂扩张时；当我看到北边的砀石山被砍掉半个身躯还在被掠夺不止时；当我看到耕地越来越多被挤占而绿色越来越少见时；当我远眺故乡村落和景色被烟尘笼罩得只见模糊的轮廓时；当看到人们在自己的旧房前后又加盖新房使空间变得更狭小时，我想到了未来，这种急功近利的巨变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破坏生态要受惩罚，这是被反复证明了的自然法则。我眷念于几十年前的永安，因为那时人们保持了完好的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那时人们还是被动地接受自然的支配，还不懂得如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发展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人们尽情地享用科技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在承受因发展而造成的与自然失衡的惩罚。今天，全世界都受到了这种惩罚，而且惩罚还在继续。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是鼠目寸光的短视。永安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个案，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是的，我们太落后了，太穷了，太苦了，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暂时还顾及不了那么多。这是能理解的。但是，我们的政府不应坐视，他们有监管责任，更要积极引导。烈源带我边走边看，我的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但并没有过多流露，我不比谁高明，更无能为力，干吗发牢骚，没有用，也毫无意义。
晚饭很丰盛。弟妹太过热情，和孩子们一起，包了菠萝叶饼。这种饼还是我在农村时妈妈包过，那时是用高粱米面，现在是用白面夹馅，很好吃，清香味。难得有机会品尝到地道农家风味。全家人都到了，满桌菜肴，冷拌热炒，高粱米水饭，我与一家人团团围坐，推杯换盏，其乐融融。我从心底感受到一种温馨和谐的亲情气氛。弟妹从窗前的菜园子摘了黄瓜摆上桌，我吃了，一种清新的黄瓜味道顿时弥散开来。可以说，从离开家乡后，几乎就没有吃到这样黄瓜。虽然这些年，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青菜，是生活的一大改观，但是，反季节菜味道不正。人们说，菜还是那个菜，味道却变了。农药、化肥，改变了生物基因。弟妹看我贪婪的样子，又摘了几个黄瓜拿来。第二天，我临走时还给我带上几根。饭后，我与烈源两口子坐在窗前乘凉、聊天，漫无边际，海阔天空，多少年没有这样聚谈了，倍感亲切。以前回乡，匆匆而来，匆匆离去，没有时间和机会这样唠家常。看得出来，烈源是个很随和的人，毕业后就回乡执教，直至退休。在农村拿工资，生活不成问题。孩子们也都自立了。弟妹是个很能干的家庭主妇，身体好，里里外外，拳打脚踢，几乎全靠她一个人忙活。而且善于处理协调内外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烈源身体欠佳，基本是甩手掌柜的。虽寻踪未果，不无遗憾，亲情常在，大称吾愿。
2011年6月20日
按计划，今天去营口看望同学。原想去大石桥乘火车，烈源说有从周家开来的小公汽可直达营口。大约上午11时从永安经过，招手即停，很方便。
早6时许起床，决定试着登南山。完成来前的预想。换上胶鞋，带上照相机，从东边镇政府旁过桥上山，但没有找到上山的路。从砖厂通过，绕行很远，才到了西边山脚下。一条茅草小道，蜿蜒向上，林木丛生处现出一房舍。我沿路上行，到房舍前，突然蹿出三条恶犬狂吠着向我扑来。幸好牠们都用链子锁着。一个女人闻声出来。问我找谁，我说上山看看。我本想去中间主峰，但是没有路。上到半山，回身望去。想从高处俯瞰，拍几张照片，没想到一片灰朦朦，永安和周遭景物都笼罩在烟雾之中。我大失所望。只好收起照相机，原路下山。刚才那个女人也迎着我走来：
“你是哪来的？”
“我就是这个村子的。你认识刘烈源吗？”我说。
“老师。认识。”
“那是我兄弟。你是永安的人吗？”
“我搬来三十多年了。”
“难怪你不认识我——你那狗很厉害。”
“那两条不咬人。边上那条藏獒厉害，咬人。”
我下到房前，三条狗又狂吠起来。那藏獒果然凶猛，发疯般跳上跳下，拼命挣扎着，撕咬着铁栅栏，呜呜吼叫，嘴里吐着白沫。看来，这狗是看护果园的，真的把狗放出去，非惹人命官司不可。
这南山，当年不知登过多少次，那里留下了孩提时代的美好记忆。一个夏天的早晨，朝阳初升，我登上主峰眺望。在无际的天幕下，在灰白色砀石山背景前，广阔的田野似绿色海洋，村庄刚刚从沉睡中醒来，在绿树掩映中，几户农家升起袅袅炊烟，村中偶尔传来鸡鸣和犬吠声——朝阳，绿树，农舍，炊烟，一幅绝美的图画展现在眼前。那时我没有照相机，更不是丹青妙手，无法留住这美轮美奂的景观。几十年过去了，许多记忆都模糊了，唯独这幅自然天成的画却一直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期盼有朝一日通过照相机再现美景。今日上山本欲圆梦，不料天不作美，梦破灭了。
早饭后，我和烈源信步向屋后走去。看到一排穿天的高大杨树兀立在路边，仿佛一列哨兵值守在那里。对面是一片硕大的绿色玉米地。难得一见，在重重灰色房舍的包围中，这玉米地犹如沙漠中一片绿洲，平添了许多生机和活力，格外惹眼。毗邻的是乡镇企业家刘烈壮的豪宅。烈源说，这里常年无人住，只有一个看门人。我问烈源，他到底有多少资产，烈源说过亿。豪宅加厂房的占地，几乎是永安的半壁江山。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写一写这位先富起来的带头人？有钱是硬实力，有文化是软实力，一硬一软结合起来，岂非锦上添花！我把想法对烈源说了，请他当回事，认真与刘烈壮沟通一下，探探口风。这是我临行前托付给烈源的一件事，不知他作何想法，是否有兴趣。我等待着。
11时，我搭乘小公汽去了营口。票价8元。公汽只停老边一站，径直开往营口。到达终点客运站时间近中午12时。本欲去火车站住店，但不知老程家的位置，还是决定在这里住下。一家招待所，80元，条件很差，将就着吧，只一宿。花7元钱吃了一屉烧麦，味道很差。给老程打电话，乘出租车到奥林二区，老程已等候在那里。
程振家、刘树莱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他们喜结连理。毕业分配时，程振家留校，刘树莱分到沈阳市十一中学任教。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留校的大都下窜到其他单位，刘树莱随同程振家去了营口。程振家调入营口文联任主席，成了颇有名气的诗人。我与他们一直保持联系。这次是专程前往。
同学相见，分外亲切。从大学时代的青年到今天的古稀老人，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备尝艰辛与苦涩，到头来还是同学情谊弥足珍贵。这种情谊铸就于青春时代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到了这把年龄，见一次面少一次，更应珍惜余年余光。大家在天各一方时，似乎有很多话要倾诉，一旦见面，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想起什么说什么，整个聚谈是杂乱无章的，但却充满了眷念和真诚。我们谈到了学校，谈到了学习生活，谈到了反右斗争，谈到了下乡劳动，谈到了昌图落改，谈到了困难时期，谈到了下二台交心，谈到了同学间的友谊和爱情，谈到了毕业分配，谈到了这些年来的沧桑遭际，谈到了现在同学的命运，说不尽的话，道不尽的情，有怀念，有叹息，有赞叹，有遗憾，有兴奋，有悔悟。最后，谈到1987年的同学聚会，感谢热心筹办聚会的王火、蒋士杰等同学，他们的努力使得离散三十年的同学们有机会再次聚首，重温当年生活，叙谈离情别绪。转瞬间十几年过去了，同学们都怎么样了，还有聚会见面的机会吗？老程是诗人，性情犹在，激情依然，他把这些年来与同学往来的信函，精心地集成一册，那手写的字字句句无一不凝聚着深情厚谊。在进入电子时代的今天，这书信更显得珍贵。老程还拿出了精心保存的相册，那一帧帧大小不一、老旧发黄的黑白照片记录着同学们风华正茂的青春形象，记录着同学们学习、劳动、生活等情景。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历史存念。面对着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免欷歔慨叹，岁月沧桑，时光匆匆，想起那些作古的同学，我们还是幸运者。两个半天的相聚，我说的话相当于数日数月的总和，嗓子嘶哑了，但意犹未尽。我们渴望有更多同学参与这种聚谈、交流。这次时间虽短，但实现了同学相聚的愿望，满足了思念和交流的渴求。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多种合适的方式使同学们聚拢在一起。一定！
21日回到沈阳，打开电子信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钟林斌发来的短札，急切地询问我的下乡之旅和会见老同学的情况，我即刻回复了，他又立刻返回来，表示61-2班同学相聚的愿望，并提出明年请程、刘来沈聚会的动议。我赞成这个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