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藏园群书题记》要重印了，又从书架上取出这书的原刻本来翻看。仿宋、白纸、大册，印得相当精致，《续集》前面还有作者的两方朱记。我买此书还在1942年的冬天，正是离沪入蜀的前夕，曾草草读过一遍。后来又搜得《初集》八卷，则是五年以后（1943）所刻，所收全是过去曾在《国闻周报》上陆续发表过的题跋文，早已断续地读过了。《国闻周报》是可以与《东方杂志》相比的重要期刊，虽然出世较后，但作为一种时代历史的纪录，也自有其价值。《周报》在天津出版，所反映的政治观点也与《东方杂志》不同。它有几种连载，《凌霄一士随笔》、后来当了大汉奸的王逸塘的《今传是楼诗话》，还有一块发表遗老们旧诗词的园地，此外就是傅沅叔（增湘）的这些藏书题跋。天津靠近北京，与十里洋场的上海不同，弥漫着更浓厚的封建气息，就在这几种连载中也反映得清清楚楚。这是很有趣的一种文化现象。
提起傅增湘，总不能不想起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里曾经说起，“这书（明抄本《立斋闲录》）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闱秘典》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这里的“傅某”，就是傅增湘。当年琉璃厂书铺的伙计就是每天用蓝布包袱包了一叠“头本”跑宅门送书的。住在宅门里的“藏书家”大抵都是老爷，总要到近午才会起床，小伙计们就在门房里排排坐，等候老爷的传唤，选书，论价……起码要跑好几趟才能做成一笔生意，还要看老爷的脸色。这种细节，今天的年轻人大抵不大了然了。因此，读了鲁迅所说的“跑了三四趟”，也许不大能解这里面的种种意思。何况，傅增湘在民国七年（1918）前后还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正是鲁迅的上司。
在鲁迅的《而已集》里有一篇《谈所谓“大内档案”》，记着有趣的在清朝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的“大内档案”命运的故事。他说：
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试看麻袋。……
鲁迅这里所说的“F先生”，也就是这个傅增湘。在《群书题记》中，也正有着记述：
余于戊午（1918）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检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盛铎）师收得数册，余亦收得二册。（校宋绍兴刊《唐六典》残本跋）
至于这些“麻纸广幅、蝴蝶装、纸背钤有‘国子监崇文阁’朱文大印”的宋版《唐六典》怎么会散落到了厂肆里，他又是怎样“收得”的，就语焉不详了。
最近在山东发现了一本《永乐大典》，现在已经收藏在北京图书馆里了。人们都知道《大典》是在“八国联军”那一次被帝国主义侵略者彻底糟蹋光了的，但在这以前，被翰林院的老爷们陆续偷出来的也很不少。不只是《大典》，连没有发还的“四库底本”他们也要偷。在《题记》卷十八宋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的跋文中，傅增湘就说：
（此书）初藏汪启淑家，继进入四库馆。书成，移归翰林院。同治时，湘潭袁漱六在清秘堂窃之以出。
傅增湘又转录了莫棠跋：
此宋椠实馆阁旧书，当时《四库》据以入录，卷首典簿厅关防宛然也。（周）季贶又言，其兄星誉与路小洲、袁漱六辈同官翰林，往往私携馆书以出。故此本入袁氏，同朝皆知之。
周氏兄弟、袁芳瑛都是有名的藏书家，各有书目传世。但人们很少知道他们的“藏书”有些就是这样偷来的。好像大家司空见惯了，也并不看作怪事。他们其实是孔乙己的前辈，所持的“理论”也是一样的。区别只在名人偷得的是宋版，不但平安无事，而且传为“美谈”；孔乙己偷的不过是三家村塾本，一旦发现就立即被打断了腿骨。
以上是我多年前读《藏园群书题记》所得的印象，也是我对此书感到兴趣的所在。对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其人也从中得到了一种清晰的印象。譬如鲁迅还曾说过，“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吧，F总长要大举整理了。”“整理”了一通以后怎样善后呢？“F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他“挂冠以后，定居北平，闭户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余嘉锡序）作为二三十年代北平文化界名人、雅人的标本，从这正续两部《题记》中是可以约略窥得一二的。
这种读书法真可谓“买椟还珠”，在版本学者看来，恐怕是不足为训的。《题记》也自有其另一方面的价值，值得重印。傅增湘著录了他多年来经眼的许多古本，在题跋中详细著录了版本、行格、纸墨、流传、优缺点……这许多都较前人的书目更加详细，着实跨进了一步。他继承了乾嘉以来学人校书的成法，也就是所谓“死校”。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大突破，也远远赶不上孙（星衍）、顾（千里）、钱（大昕）等取得的成就。他几乎不能运用“理校”的方法，主要的原因是他只是把古书当作玩赏的对象，又并无一定研究的专题，所以就远远称不上是“读书”，难怪不能深刻理解、发现古本的好处与缺点。对书的内容，有时也浮泛地讲点意见，但大都来自《四库提要》之类，绝少新意。在有些题跋中，也附有一些“校记”，但多数并不完整，因而参考价值也不大。在这一点上，就远不及章式之。后者下死功夫把《资治通鉴》细校了好几遍，留下了一大部校记，在后来新印《通鉴》时就起过不小的作用。最有趣的是一次傅增湘买到了宋眉山本《南齐书》，在题跋中津津有味地记下了他如何与书贾讨价还价，“持书疾归，展览竟夕”的经过。但到底不能知此书的好处何在。直等到一年以后书被章式之借去细读，才发现了中间的“奇秘”。原来自明以来《南齐书》传本一直缺失四页，在这一本中却保存了其中两页。这说明，把古书当作古董，只是摩挲展玩，却不细读内容，被讥为“古董家数”是并不冤枉的。
更为有趣的是余嘉锡为《题记》所作的序。请人作序无非是希望说两句好话，余序中自然也有许多好听的话。不过季豫先生大骂黄荛圃，而在描写作者时，又俨然使读者看到了一位极精明的老书贾形象，这恐怕就不是傅增湘始料所及的了。但他到底还是照样印在书前，不能不说还是有气量的。
余先生说，“其后如黄荛圃者，尤以佞宋沾沾自喜，群推为藏书大家，而其所作题跋，第侈陈所得宋元本楮墨之精，装潢之美，索价几何，酬值几许，费银几两、钱几缗，言之津津，若有余味，颇类卖绢牙郎。至于此书何为而作，版本之可资考证者安在，文字之可供雠校者谓何，则不能知也。”
这里所描写的正是傅增湘题跋中最显著的特色。后面的几点也正是《题记》中弱点所在，多数只能说一些皮毛话，没有真知灼见。如将“黄荛圃”换为“傅沅叔”，这一节论述几乎可以不必更动一字。余先生后面又称赞傅沅叔说：
藏园先生之于书，如贪夫之陇百货，奇珍异宝，竹头木屑，细大不捐，手权轻重，目辨真赝，人不能为毫发欺。……有以书来者，望而知为何时何地所刻，几于暗中摸索能别媸妍者。
当然，季豫先生的这些话是不免有些偏激的。古书的文献价值与工艺美术价值是不能否认的，而目录学家与各有专攻的学者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都精通全部学科，也不能要求学者懂得自己专业以外的所有版本知识。不过在学者看来，《题记》所提供的参考资料是不能使人满足的。
《题记》也有一些纠正或超越了前人的地方。如他驳正了袁克文（这更是一位以宋版书为玩物的大少爷）关于宋本《水经注》刊刻时地的谬说；纠正陆心源吹嘘所藏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的不实之词；纠正吴兔床将许自昌刻《太平广记》说成谈刻的错误；跋宋本《谢宣城集》时，广搜异本，辨析源流，理出了谢集历代传刻的流变，方法细密，带有科学性。此外，对传世何义门校本和临校本的纷繁复杂情况作过探索，对校书的方法也有不同于黄荛圃的见解。他说：
凡校书之法，切勿笃信前人。世人偶得名家校刊之书，辄笃守其本，谓已绝无罅漏。岂知异钞秘椠，海内方迭出不穷，吾辈览玩之所及，或为昔人耳目所未经，刻意寻求，往往后来居上，正不必詟于前贤而自画也。（校明刘大昌刻本《华阳国志》跋）
傅增湘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发展观点与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也是难得的。
对于《四库全书》的篡改古书面貌，他也有不少揭发。他指出，“凡篇中酋、虏、夷、狄、犬、羊等字，显然刺目者，固在所屏除；即稍指斥之文，宋贤章奏，皇皇巨篇，亦逐段刊落，自数十言及至数百言。”（宋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跋）在跋《袁海叟集》时对朱元璋的疑猜残暴大为不满。袁凯为了逃过太祖的疑忌而装疯，朱元璋派特务去侦察，袁凯“潜使家人以炒面搅沙糖，从竹筒出，状类猪犬矢，遍布篱根水涯，自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觇视，以为食不洁矣”，这才骗过了这位好杀的皇帝。在跋《大金国志》《靖康要录》这类书时，也流露了家国之感。在“一·二八”时他说：
时国难方亟，连日海上交锋，飞机翔于云霄，短兵接于衢巷，烽火仓皇，人情汹激。余中情激越，宁有好怀耽玩卷帙！（影洪武本《蜕庵集》跋）
在这些地方，流露了一个中国人必然会有的感情。
北平沦陷以后，有人请他写过文章，如1943年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由沪运回中文书籍金石拓本舆图分类清册》写过一篇序，这正是“周公启明（作人）以教育当局，兼摄馆事”的当口。但傅增湘不曾落水，《题记》初集的刊成也正在这时候，他虽与王叔鲁（克敏）是老朋友，但始终保持了名节。
傅增湘的藏书，还带着浓重的旧眼光，重视的是群经、正史，地志、集部是并不看重的，更不必说小说、戏曲了。这是时代的局限。但他也对野史杂书有兴趣，在题跋中往往记下了有意思的掌故。如在《写本〈菰中随笔〉跋》中就详细记录了顾炎武的著作遗稿目录，和遗书后被徐乾学兄弟取去的故事。在《〈遂园禊饮集〉跋》中记他当故宫图书馆馆长时，“于懋勤殿搜得秘箧，中储故牍六七十通，皆江南士民控诉健庵（徐乾学）交通外官、营求索贿，与夫子弟、奴仆乡里横恣之事，与董香光（其昌）家居时控案情状相类。其中亦附总督判牍，意督臣傅拉塔以原卷解送于朝，仁皇不欲暴扬其罪，故搁置未究，遂扃至今也。”
傅增湘还刻过李光地的《榕村语录续编》。徐、李是政敌，这些材料都是研究康熙中朝局政争与乡宦种种罪恶行径的第一手材料。从董其昌到钱谦益、徐乾学，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改朝换代对他们似乎毫无影响，他们就是袭用传统的方法，随时加以“创造发明”，残酷地剥削、镇压着人民群众。江南如此，全国也总是一样。这些都是清史学者的极好研究题目。
又如乾隆六十三年《时宪书》（历本）这样的书，一般藏书家大抵是不会买的，但傅增湘却加以重视。这种《时宪书》是专为已经当了太上皇的乾隆帝“内廷颁赏之用”的，那用意是“现在颁朔以嘉庆纪年，而宫廷之内若亦一体循用新历，于心实有所未安”，因而采取了特别的处理方法。这种特制的历书一直印到乾隆六十四年（1799）为止，是专为退休皇帝准备的有趣文献。《藏书题记》中所记种种掌故，如琉璃厂书肆情形，书价的变迁，藏书家之间的交际，书籍流散转移情况等都是很好的藏书史料。傅增湘买得残洪武本《宋学士文粹》，“凂世好乔君大壮……按其行格，各分写一卷，俾成完璧。二君皆雅嗜词翰，笔法俊丽，而大壮尤秀异入古。”乔大壮是傅的同乡，与鲁迅同官教育部，曾为鲁迅写过《楚辞》联的。
据作者自记，初、续集《题记》刊成后，尚有拟入“三集”的二百余篇未及刊行。这手稿应当尚在，重印时是应予补入的。傅增湘又曾写过不少序文，还精印过一小册《七十自述》，也可以考虑辑入。这七册《题记》虽然印得讲究，但还是有着不少错字，重印时都应一一加以订正。
三十多年前我买到过一本许梿刻的《六朝文絜》，这是清刻本中的名书。以选择精当，写校工致，朱墨套印而为读者所爱重。许梿的刻书是非常讲究的，在用纸、模印、封面、签题许多方面都力求精美。初印的本子还往往钤有许氏自用印，也每本不同。但我所得的一本却是没有套印朱评的“白文本”。前无序，只有“道光五年乙酉七月讫功”的扉页，钤“享金宝石斋校本”朱文大方印。物稀为贵，被藏家视为宝贝。特于书前请吴庠、傅增湘作跋。傅跋说：
此许氏刻成最初印本，行间尚未以朱色圈点加入，颇为难得。余前岁曾于文友书肆获一帙，私自珍异。今来申江，于静庵案头乃见此册，始知箧中之物，固不能独擅其奇矣。按文字标点起于南宋坊估，于古法已相违戾。至明季闵、凌二氏乃创为新式，取圆围角点，以五彩套印，烂然行间，其意要为便坊塾诵读而作。近世士夫转争相赏玩，高价购取，置诸精本之列，侈为美观。此其所见与儿童何异？如许氏此编缮刻既精，楮墨尤雅，清斋展卷，焚香细读，自足怡目悦情。必欲效越人之文身，强西子以黔面，而用以为美，宁非无目者耶？余深慨晚近以来，风雅沦丧，俗论自喜而真赏无人，聊假此一发狂言。静庵解人，或能共喻此旨也。丙子九月朔，藏园老人傅增湘识于古柏公寓。时南来兼旬，行将北返，倚装待发矣。
这里所发表的正是典型旧派藏书家的意见，他们对待出版事业中的新创造、童蒙读物的态度是一贯的，本不足为奇。可怪的是傅增湘又曾为陶兰泉的《闵版书目》写过一篇序（壬申九月），却对明末吴兴闵齐伋、凌濛初所创造的五色套印本大加称赏，说“其书则群经、诸子，史钞、文钞，下逮词曲，旁及兵占杂艺，凡士流所习用者，大率咸具。其格式则阑上录批评，行间加圈点标掷，务令词义显豁，段落分明。皆采撷宋元诸名家之说而萃之一编。欲使学者得此，可以识途径、便诵习。所以为初学计者，用心周至，非徒为美观而已。……近世侈谈版刻，闵氏之书，或以为近于批尾之习，为大雅所不屑顾。谛观之，其标点脉络分明，使后学披览有引人入胜之妙；其版刻精丽，足娱老眼，而唐贤诸集尤多源出善本，固贤于麻沙坊估远甚。……涉园其世宝之，勿轻循流俗之见而自贬其声价可耳。”
陶兰泉是有钱的“雅人”，他收朱墨套印本，收殿版开花纸本，收汲古阁本，收明版白绵纸精印本。唯一的标准是要好看，和傅增湘走的是两条路。陶兰泉所收的也有好书，如后来为郑振铎买得的五彩套印本《程氏墨苑》就是涉园的旧藏。
把上述两篇文字放在一起，几乎使人不敢相信这是出于同一人之手。时间相去不过四年，议论竟相去如此之远。四年后所发的“狂言”正是本人大声所痛斥过的“流俗之见”，真可以算得是有趣的文献。
1983年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