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世纪的中国与美国
1971年7月9日中午12点，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在北京郊区南苑军用机场徐徐降落。
六名美国人，踏着又惊又喜的步子，匆匆走下舷梯。
他们双脚刚一着地，便禁不住连声惊呼：“OK，中国！中国，OK！”
这六位美国人，便是尼克松总统专程派往中国的秘密使者：基辛格博士率领的秘密访华谈判小组。
这是中美相隔二十二年来，第一批踏上中国国土的美国政府官员。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美国长期以来是一对冤家。二十多年来，除了在朝鲜战场上有过你死我活的较量，以及在板门店谈判、越南谈判中有过针锋相对的触碰外，两国政府很少有过交往。
据传，20世纪50年代还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有一次中国总理周恩来在酒吧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相遇。周恩来主动伸出手去想同杜勒斯握手，杜勒斯却把脸一转，故意装作没看见，巧妙地拒绝了周恩来的握手。而周恩来伸出的手则顺势朝着服务员一招，不失风度地说：“小姐，请给这位先生来杯可乐，账记到我的头上。”说罢，周恩来微微一笑，信步离去。
当然，听说后来也发生了中国外交官员拒绝同美国人握手的事情。周恩来得知后指示说：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伸出手来，我们不要拒绝。这叫礼尚往来嘛！
1962年，曾经认真研究过中国及其历史的戴高乐总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一位西方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他回答说：“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古国，又一直备受欺凌。”
尼克松上台后，对中国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戴高乐和阿登纳都曾对他说过：“美国同中国发展某种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你最好趁早承认中国，而不要等中国强大了，你再不得不承认它。”
当然，也有美国人表示坚决反对，说：“我们不应该同中国人来往，因为他们嗜血成性！”
尼克松上台时，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要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物质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后来，尼克松在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访谈中，也这样说道：“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1972年2月21日，中美的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一天，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
这一天，中国总理周恩来身披灰色呢大衣，迎着呼啸的北风，在北京首都机场恭候尼克松的光临。
在历史的一瞬间，当尼克松伸过手来与周恩来的手紧紧相握时，周恩来幽默地说：“总统先生，我们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今天，您终于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
尼克松也风趣地说：“是啊，周总理先生，我做梦都在想着这一天啊！”
下午3点整，在中南海迎宾室，中国主席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这次划时代的会晤，长达六十五分钟！
据后来的资料表明，当晚尼克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却开始了。”
一周后，即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与尼克松又在上海会晤，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这标志着中美两国和平的开始。
为对此表示纪念，周恩来和尼克松还在杭州亲手种下了一棵尼克松从美国带来的红杉树。据说，这棵红杉树是美国加州国立公园中全世界最老、最高的一棵红杉树的后代。
后来尼克松回忆说：“当时，我们二人谁都不能肯定这棵树能否在中国的土壤中长大；但事实证明，土壤和气候都是友好的。”
1987年秋，美国一位叫基恩的州长来华访问。在杭州，基恩州长亲眼见到了这棵红杉树。此时的红杉树枝繁叶茂，葱绿挺拔，已长到了约二十八米高。杭州一位负责人对基恩州长说：“这棵树的四万棵树苗，已经扎根在了中国七个省份的土地上！”
1979年，中国同美国终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就在这一年的1月29日，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国家领导人，适时地跨进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大门。
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门前，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迎接了邓小平副总理的到来。美国的星条旗和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并肩升起在美国总统府的上空。
在美期间，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瞻仰了林肯纪念堂，参观了世界最大的航天博物馆——华盛顿宇航博物馆，并出席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协定的签字仪式。
休斯敦是美国著名的航天测控中心，当邓小平乘坐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专机飞抵休斯敦时，还特意坐上航天飞机，进行了一次从三万米的高空向地面着陆的模拟飞行。
同时，邓小平还参观了约翰逊航天中心。为他担任讲解员的，是第一个绕地球飞行的美国人格伦参议员。据说，那天邓小平兴致极好，几次掏出香烟，又几次放了回去。
邓小平在美八天，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当有记者问邓小平，这次中美会谈都谈了些什么问题时，邓小平抖了抖手指夹着的香烟，不慌不忙地说：“从人间到天上，无所不谈。”
在卡特总统为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而举行的国宴上，两双不同肤色的手紧紧相握，频频举杯。
卡特说：“让我们为人类的幸福干杯！”
邓小平说：“让我们为世界的和平干杯！”
十年后，尼克松在他一本专著中这样写道：
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的世界将有三个超级大国，而不是两个——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天，美中两国人民在中国的发展事业中已结为伙伴。假如双方坚持走这条道路，21世纪的美中关系将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互利的双边关系之一。为了生活在下一个世纪的儿孙们，我们必须确保两国关系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
美中两国人民都在世界上最能干的人民之列，天赋的潜力都极大。展望21世纪，我们看到的是，土壤和气候都适于培育美中关系。美中关系大有可为，它能把这个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推至空前未有的高度。
当然，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卡特，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可能都没想到，自1972年中国与美国在陆地进行了第一次握手后，十八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在西昌进行对接时，中国与美国又在空间进行了第一次“握手”。
那么，中美的这次“握手”，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空间文明时代的开始呢？
五、举起火箭的大旗
历史的选择，常常带有偶然性。
1984年，对于中国的航天界来说，既令人躁动不安，又叫人欣喜若狂。
年初，有关部门宣布：对外招标，购买国外卫星。
于是，美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纷纷投标于中国。
有关部门由此决定，从这四个国家中，购买一颗中国所需的通信广播卫星。
但卫星买回来后，请谁来替中国发射呢？
后经反复调研，决定选用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和美国的航天飞机。紧接着，中国就向法国和美国预订了四个座位，并向法国和美国分别预交了十万和二十万美元的发射订座费。
中国有自己的火箭，也有自己的卫星研制队伍，还有自己的发射队伍，却要花重金去购买外国卫星，而且还要用法国的火箭和美国的航天飞机为其发射，这不免让一些人大为光火，甚至十分震怒！
但话又说回来，不这么做又怎么办呢？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的初期，全中国都在等着要用通信广播卫星！有关部门之所以要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被迫为之——谁叫搞航天的人自己没这个本事呢！
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即1984年4月8日，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一声“怒吼”，一家伙就把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送上了太空！
中国震动！
世界震动！
当时所有对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人，也被震得目瞪口呆。
更有意思的是，历史老人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84年4月30日这天，当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和中国的航天精英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庆祝中国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的大会时，《参考消息》却登出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国有关部门，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购买通信卫星的合同！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有关部门根据当时现状，出于不同角度的考虑，购买外国卫星并请外国发射，无可非议，更无过错。但此事却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中国，对自身的运载火箭究竟有多大能耐，是缺乏清醒和统一认识的；而令人更没有想到的是，原本需要请美国发射卫星的中国，短短几年后居然会反过来为美国发射卫星。
当时只有一个事实确定无疑，这就是，“长征三号”火箭把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上天后，全世界都多少感到了中国的分量。
于是，中国航天界一批大智大勇者，便悄悄地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能不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去发射外国的卫星呢？
上官浑身都是金
北京。黄寺大街。
夜，很深了，国防科工委大楼的一间小屋里，还透出一束橘黄色的光亮。台灯下，一位中年男子正在面壁苦思。
这是1984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四周很静，只有星星伴着月亮在天上散步。中年男子身材不高，却显得仪表堂堂，脸上总是挂着些许不易被人觉察的微笑。他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既有学者的派头，又有外交家的风度。特别是宽宽的额头下，那双充满着东方男子汉智慧与胆略的眼睛，只要留心看上一眼，便很难再从记忆中抹掉。
这位中年男子，名叫上官世盘。
上官世盘是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副主任。他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承认他身上有一种男子汉的魅力，但又谁都说不清这种魅力究竟是什么。
国务委员宋健，对上官世盘曾有这样一句评价：“上官浑身都是金！”
而上官世盘的部下王建蒙先生则对我说：“上官就是一部长篇。他思维敏捷，卓有远见。就像下棋，你刚刚还在想第一步，他已经想到第四步、第五步了。”
“上官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善于在没有条件把事情办成的情况下把事情办成。”翻译许建国先生也这样对我说，“他简直就像墙上的一只壁虎，没有任何依靠，也能攀上去，而且能稳稳当当地贴在那儿，绝不随风偏倒。”
据说，上官世盘还有一个特点：特能抗困！晚上加班熬夜，每当困得实在不行时，他便往墙角一站，两拳紧握，双目怒睁，十分钟内绝不眨眼，很快便额头冒汗，困意全无。他说，干事业，这是基本功，得练！
这个晚上，上官世盘刚刚练完“基本功”，便孤坐灯下，面壁苦思：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怎么才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
这个问题在六年后的今天看来，既合情又合理，可当时在有的人眼里，却是天方夜谭。
上官世盘1936年生于福建，195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他去了戈壁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一直从事航区的测控工作。其间，他曾出任过高级技校的教师，如今这能说善辩的口才，自然与那段当教师的经历有关。
从1958年至1990年，上官世盘在发射场摸爬滚打，一晃便是三十二年。三十二年来，上官世盘曾参加过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等发射试验任务，同时还参加组织过“154”跟踪测量工程的研制工作和“远望号”测量船的研制、论证工作。
毫无疑问，积数十年发射场之经验，上官世盘对中国的航天技术水平以及发射队伍的现状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对这支队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在采访过程中，当我问上官世盘，当时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为什么会想到要把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时，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第一，我觉得航天事业就应该有所开拓有所创新，而不能因循守旧，只走老路。当时，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和我们不仅想到了这个问题的艰难，甚至还准备为此付出牺牲和代价。但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开放。一个人，一个部门，如何在自己的行业里体现这一国策，是问题的根本。中国有一支过硬的航天技术队伍，已经具备了数套完整的发射、测控设施，并且又有‘长征’系列火箭。因此，如果我们能将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岂不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好体现？虽然肯定是困难重重，但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第二，国防科工委在全国有几个承担着不同试验任务的基地，总的来看，每个基地的任务都不是很重。有的最多一年打两颗卫星，这就使得几万人待在大戈壁或者大山沟，常年没有多少紧迫的事情要干。同时，航天部有一大批专家年纪都不小了，而年轻一代一时又还未接上茬，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那老一辈专家所开创的航天事业，很可能就再也无法生存发展下去了，甚至还有断送的可能。
“因此，中国的航天发射就必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精简队伍，砍掉一些基地，因为中国的航天队伍全靠国家财力支撑。如果不砍，国家很穷，像国防科工委这样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若照此长久下去，靠什么来养活？但如果砍，随之带来的问题是，航天发射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从我国当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哪一个基地也少不了。将来一有新的发射任务，技术力量没有保留下来，怎么办？而另一条路，就是打出去！利用我们航天技术的优势和余力，承揽国外发射任务，这样，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为国家赚取外汇，又可以自己补充自己，还可以保存、锻炼、提高技术队伍，使中国的航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下去。
“第三，国务院、中央军委一再提出要军转民，但国防科工委的发射队伍如何军转民？生产产品，对各基地来说，又不是根本的出路。如果光搞生产经营，小打小闹，急功近利，不仅没有出路，长久下去，还会削弱技术力量，甚至会拖垮这支队伍。但如果我们把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便能从根本上实现军转民的问题。否则，火箭故乡的子孙们永远直不起腰杆。”
上官世盘说着，竟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在屋里踱起了步子。
望着上官世盘那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我突然想起法国大作家雨果先生的话：“世界上最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人的胸怀。”
是的，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究竟靠什么来重塑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这个问题如同肚子饿了就要吃饭一样，早就摆在了十亿炎黄子孙的面前。
中国曾以“四大发明”闻名天下，也以“火箭的故乡”著称于世，但这些老本早被列祖列宗们吃光了。中国的形象，无疑需要今天的火箭子孙们重新塑造。既然中国有了可以造福于人类的“长征”系列火箭，当然应该让它走向世界。不然，总不能让它永远留在本国尘封的宫殿，去做祭奠“四大发明”的供品吧。
记得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一书中说过：“生活的唯一答案，就是生存下去。所谓生存，就是思考和行动。”
看来，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正是“思考”和“行动”。
蒙古大汉与陈老板
英雄所见略同。
几乎在同一个夜晚，国家科委（现改名为“科学技术部”）主任宋健坐在灯下，扶着眼镜，认认真真地读着一封来自航天部的信。
这封来信说：
利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搞商业发射，把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我们认为完全可能。
其理由是……
宋健后来说，那天晚上他看完信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宋健曾是航天部副部长，让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也是他多年的梦想。因此，他看完信后，想了想，又拿起信来看了看，而后才将信慢慢展开，拿起笔来，在信的天头批道：
我完全同意这个建议。希望你们为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而努力奋斗！
写这封建议信的人，便是如今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两位副总经理：乌可力和陈寿椿。
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具有法人资格、独立经营权的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自中国宣布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起，长城工业公司便成为中国政府批准的经营运载火箭发射服务、卫星合作业务的唯一机构。长城工业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同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经济组织有着广泛的贸易合作关系。特别是中国“长征号”系列火箭进入国际市场以来，长城工业公司已先后同五大洲几十家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并先后签订了多项卫星发射及卫星搭载订座协议的合同，积极发展了与各国公司之间的经济贸易与友好合作，受到客户的赞誉。
1990年夏季一个炎热的上午，我在中国长城公司见到了乌可力先生。
乌可力的父亲，便是鼎鼎大名的乌兰夫。
乌可力原名“乌斌”。这是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父亲特意为他取下的名字。但当他后来考入哈军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后，便自作主张，将“乌斌”改成了“乌可力”。“乌可力”在蒙语中，就是“牛”的意思。
乌可力的确像头牛。高大的个子，粗壮的腰板，宽阔的胸脯如同一堵厚实的墙。我俩会面这天，他穿一件花格子短衬衫，满头白发，两眼有神，乍一望去，颇像一位来自欧洲的大商人。尤其是嘴唇上方那撮贺龙式小胡子，既潇洒漂亮，又显出几分刚毅与傲气。
“这胡子还是贺老总让我留的呢！”说到胡子，乌可力伸出胖胖的指头理了理，眼里竟涌动着泪花。
那时，乌可力还是一名二十来岁的大学生。一次，贺龙到他家里看望他父亲，他刚打开门，贺老总当胸就给他一拳，说：“小子，你这胡子长得不错啊！”
乌可力望着贺龙的胡子，说：“贺伯伯，不错是不错，可您是老总，是国家元帅，胡子想怎么留就怎么留。而我还是个学生娃娃，学校不让我留胡子！”
“是吗？这好办！”贺龙理了理自己的胡子，说，“你回去告诉学校的头儿，你的胡子就这么留定了，就说是我贺龙批准的！”
“这太好了，贺伯伯！”乌可力欢叫着，转身拿起一块西瓜，一下塞进贺龙的嘴里。
乌可力的胡子，便这么留下来了。
后来，有人见他这撮胡子长得实在太漂亮了，而且很像贺龙的胡子，便给他的胡子取了个绰号——贺龙式小胡子。
据说，近几年来他总喜欢对着镜子抚摸自己的胡子；每当抚摸着胡子时，他总会想起贺老总，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大批老帅们。
1940年，乌可力告别内蒙古大草原，随父亲去了延安，并在延安度过了半军事化的少年时代。在延安上小学时，乌可力就是有名的“乌大胆”。有一次，他独自一人，挽起裤腿蹚延河水。不料，他刚一下水，上游的洪水便开始一个劲儿地猛涨，眼看就要奔泻而下！就在这时，一乘坐骑沿着河岸向他飞奔而来。马上的汉子跳下马背，几步蹚进河里，一把便将他抱回岸上。等他脱下裤子，拧了一把河水，回头一看，这人竟是周恩来伯伯！
还有一次，他和一群小同学正在路边“打仗”，忽见一辆美式嘎斯正朝他们这边开来。他急忙领着小伙伴们冲上前去，往路中央一站，手中的“枪”一举，大喊一声：“停车！什么人的干活？”车乖乖地停下了，随后从车上走下一位高大魁伟的人来：双手高高举起，脸上却露着慈祥的微笑。他定睛一看，原来竟是毛主席！他一下便扑了过去，欢快地叫着：“毛伯伯！毛伯伯！快给我们讲个打仗的故事吧！”
乌可力天资聪明，加之后天环境的影响，刚满十三岁，便被选去当了电报员和骑兵通信员。在哈军工学习期间，他和科研小组的同学一起，研究成功了人工降雨火箭；而他自己研制的耐高温材料，还获得了国家专利。大学毕业后，他去国防科技大学深造了五年的空气动力学，接着就搞起了飞机设计。
但是，父亲的权位并未为乌可力人生的道路铺上鲜花，反而一度带给他的是厄运！
1967年，乌可力因父亲问题受到牵连，锒铛入狱。
然而四年的监狱生活，并未折断乌可力鹰一般的翅膀，反而铸就了他一颗蒙古大汉的雄心。在蹲监狱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凭窗眺望，一颗孤独的心，便会随着先祖成吉思汗的铁蹄，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自由狂奔；而每次他被发配去埋死人时，则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一个没死的人，该为自己的祖国干点什么呢？
1982年，他调到航天部担任科技预研局副局长。其间，因工作之便，他对中国和世界航天的局势，做了透彻的分析和科学的预测。所以当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火箭发射成功后，他和陈寿椿、黄作义等人，很快便想到了如何把“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问题。
陈寿椿是这次发射“亚星”的新闻人物。他的同事和部下们都称他为“陈老总”；但外国朋友和港商们，则习惯叫他“陈老板”。
我在西昌卫星发射场见到了陈老板。陈老板很忙，忙得一塌糊涂。凡是去了西昌发射场的记者都想找他，但又几乎都没找到他。
一天傍晚，我乘他刚刚放下碗筷的时候堵住了他。这是一位用一个脑袋可以同时思考三个问题的人物。一进他的房间，他用下巴夹住电话筒，一边给北京打着电话，一边复印着文件，一边不时看看复印的效果；同时怕冷落了我，还总是抓住点滴间隙，与我天南海北，侃侃而谈。
陈老板戴一副眼镜，穿一件棕色夹克衫，说话办事，都是“短平快”，一看便是一位爽快利落、性情急躁的人。而且不用多问，一听口音，便可断定是个地道的广东人。
陈老板生于1934年。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机械工程学院。回国后，曾担任过“长征一号”火箭的主任设计师，在航天部总体设计部整整干了两个七年。陈老板胸怀大志，加上南方人天生就有一个会做生意的脑袋，所以他最终还是舍弃了设计师的宝座，当上了推销中国火箭的大老板。
乌可力和陈寿椿等人的建议，得到了航天部领导的大力支持。
1984年4月下旬的某个晚上，航天部部长李绪鄂和刘纪原副部长专门召集乌可力等人谈话，具体讨论了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的有关问题；并指示乌可力全力以赴，负责开展“长征三号”火箭打入国际市场的工作。
接着，航天部拨款二十万元人民币，组织成立了以乌可力、陈寿椿、黄作义为首的“航天开发十人小组”，开始了中国空间技术走向世界的早期活动。
六、序幕在戴高乐机场拉开
1984年底，一份关于把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正式报告，摆在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办公桌前。
这份报告，既体现了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决策者们的先知远见，又表达了航天战线一大批科技知识分子希望早日把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美好愿望。
此报告受到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根据国防科工委的指示，张敏参谋长很快组织航天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西安测控中心、洛阳测通所和科工委有关部、局负责人，对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研究。
同时，国防科工委领导还向张爱萍将军做了汇报。
张爱萍将军听了后，兴奋不已，竟激动地从藤椅上一下站了起来，用手中的黄藤手杖连连戳着地面说：“好！让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是壮国威、壮军威的大事，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干成。我们既然有了这个能力，就要敢于竞争，敢于向世界挑战，而绝不能落于人后，更不能受制于人！”
接着，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的领导又向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专门做了一次口头汇报。
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听完汇报后，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对这一设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鼓励。国务院领导最后还指示说：“希望科工委回去后抓紧这一工作，尽快拿出个具体的方案和意见来。”
于是，1985年4月2日，国防科工委在国防部大院五楼会议室，召开了关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外星可行性的论证会。
会议认为，航天作为一个产业，在国际上正处于开发的初始阶段。航天发射获利非常之大，仅运载火箭，欧美每年获利都达五亿美元。目前欧美正为航天技术商业化进行激烈的竞争，苏联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参与这一竞争。从中国航天的现状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同时拥有运载火箭和卫星测控网的国家之一。为了开发航天产业，进入国际市场；为了开展国际合作，加速提高航天技术水平；为了促进四化建设，增辟一条新的财源，中国应该让自己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
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说：“这个工作是一定要干的，否则将来就很被动。中国的航天，就是要在国际竞争中求发展。只要第一次打开了局面，今后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也说：“发射外国卫星，这是我们前人从未干过的事业，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甚至还要冒风险。但我们首先要树立起雄心，要有敢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只要我们下决心脚踏实地地去干，终归能把事情干成。因为这不仅仅是国防科工委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一旦做成，就会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1985年6月，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巴黎举行。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近一百个国家的代表，两百多名各国记者，纷纷聚会法国首都巴黎。
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的火箭、卫星等高科技产品，送到了国际航展会上。
而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正是乌可力。
那天，航展会开幕仪式在戴高乐机场隆重举行。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巴黎上空徐徐升起时，乌可力和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全都忍不住流下了自豪的热泪……
是啊，巴黎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又是革命的摇篮。它不仅孕育了法兰西民族灿烂的文明，还对中国的一代革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年，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陈毅、蔡和森、王若飞、徐特立等一千五百多名中国留学生，曾抱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真理、寻找改造中国的出路和“科学救国”的思想，漂洋过海，来到巴黎，勤工俭学。岁月匆匆，往事如烟。而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几代中国人的不懈奋斗，终于有了代表中国实力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同步通信卫星，并有机会、有资格展示在世人的面前。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令人自豪的事情。
而作为火箭故乡的子孙，乌可力更不会忘记：一个世纪前，美国在费城举办某个科技成果博览会时，美国送展的是第一代发电机和莫尔斯的发报机；英国送展的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而中国送展的，却是一双小脚女人的绣花鞋和一只手工制作的挖耳勺！而今天，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现代世界高科技的先进成果——同步通信卫星和“长征三号”火箭！
因此，当乌可力站在飘扬的国旗下，不停地抚摸着自己那撮骄傲的贺龙式小胡子时，内心涌动着的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滚滚热流……
开幕式结束的第二天，乌可力便在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家私人餐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他站在餐厅的中央，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来自世界各国的两百多名记者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当他大声宣布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投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新闻发布会从下午1点进行到4点，他回答了记者们一百多个问题。
新闻发布会的召开，让中国的火箭在展览会上一开始便掀起一个高潮。第二天，法国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而乌可力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巴黎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上，照片上那一撮贺龙式的小胡子，更是格外引人注目。
一天傍晚，乌可力和王若飞之子王兴先生走进一家法籍华人开的饭馆。二人刚一落座，老板和服务生便围了过来，指着乌可力问：“您就是乌先生吧？”
乌可力有些莫名其妙：“是啊！你们怎么知道？”
老板说：“哎呀，您的照片我们在报上都看见了。你们来巴黎宣传中国的火箭，我们太高兴了！过去，不仅外国人不知道我们中国有火箭、卫星，就连我们这些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有火箭、卫星。今天这顿饭，算我请客了！”
说完，老板亲手做了几个中国菜，还拿出两瓶世界名酒，硬是请了他俩一顿。
航展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外访途经巴黎。乌可力得知后，忙跑到中国驻法大使馆，找到李鹏，向他汇报了中国这次参加国际航展的情况以及在世界各国产生的影响，希望他能到航展会上看一看。
听了乌可力的介绍，李鹏异常兴奋。据乌可力后来说，李鹏在窗前站了片刻，才重新坐回沙发上，向乌可力问起有关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进展情况。最后，李鹏表示：明天一定去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看看！
第二天，李鹏忙里偷闲，来到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现场。在乌可力的陪同下，李鹏认真观看了中国参展的火箭和卫星。一边看，还一边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当他亲眼看见世界各国的同行纷纷拥向中国的展厅并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时，高兴得不停地晃动着右臂；特别是当他看到不少白发苍苍的华侨老人一边看着中国的火箭、卫星，一边擦拭着热泪时，更是激动难抑。
但是，当李鹏看到美国、法国、日本、苏联等国的展厅又豪华又气派，而中国的展厅却小得可怜时，却沉默了。
片刻，李鹏问乌可力：“你这展厅的地盘有多大？”
乌可力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十八平方米。”
“怎么不搞大一点，气派一点？”李鹏说。
乌可力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笑了：“没钱！”
李鹏：“没钱？”
“对。就是这个展厅的资金，也是想方设法，才好不容易凑足的。”乌可力说，“当然了，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和同步通信卫星是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我们心里都没底。怕一下搞大了，万一人家不来看，不买账，到时就很难下台了。”
“没关系，可以再搞大一点，再搞气派一点嘛！”李鹏说，“要知道，这代表的，是我们中国的形象！”
有了李鹏副总理的尚方宝剑，乌可力很快就把中国参加航展的地盘，由十八平方米变成了八十一平方米。
于是，中国参加航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外国朋友看了中国的展品后说：“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返回式卫星、同步通信卫星。而且，还有像‘长征三号’这样的世界第一流的火箭！”
巴黎航展，拉开了中国空间技术走向世界的序幕。
巴黎航展会结束不久，即1985年6月，由苏联、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联合举办的国际空间技术会在日内瓦举行。就在这个会上，陈寿椿代表中国代表团，做了关于《中国向外国提供发射服务可能性》的报告，并向世界正式宣布：“长征三号”火箭发射服务的价格，将比国际市场同类发射服务价格低百分之十五。因为中国并不借此谋取高利润，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比较便宜。
此报告在会上引起各国代表的强烈反响。会议主持人当即在会上郑重宣布：没有中国参加的空间会议，是不完整的。
同年10月，中国又一次将一颗科学探测卫星和技术试验卫星发射成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及时组织有关人士召开会议，认为面对急剧变革的世界形势，中国再也不能沉默了；中国航天，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
于是，10月27日，由航天部部长李绪鄂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形式，正式向世界庄严宣布：
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以优惠价格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并负责培训技术人员；而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意以国际市场的优惠价格，为要求发射卫星的外商，承担经济保险。
这是一个民族的心声；
也是一个民族的胸怀；
更是一个民族的气魄！
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走过了几千年蒙昧苦难的岁月，今天终于敞开空间技术的大门，面对挑战的世界，第一次举起了火箭的旗帜。
七、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火箭承揽外星发射业务的消息刚一宣布，一股强大的“中国火箭热”，很快蔓延全球。
于是，机遇的脚步，随之向着中国走来；公正的阳光，开始照在了中国这片文明古国的土地上。
而恰在这时，美国、法国的航天发射连连惨败。世界航天局势，陡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86年1月28日上午，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拥挤在美国肯尼迪航天发射中心，等待观看人类历史上最壮美的一次飞行。
随着一声隆隆的巨响，一个庞然大物在滚滚烈焰中，徐徐升向天空。
然而，当这个庞然大物升空后仅七十三秒钟，离开地球只有十六公里时，突然一声闷雷般的巨响，成千上万的碎片在火光和烟雾中拖着熊熊的火焰，纷纷撒向离发射点十公里的太平洋，前后持续时间竟达一个小时之久。
这就是人类载人航天史上最悲惨的一幕：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爆炸！
“挑战者号”大爆炸，震动了白宫。布什副总统即刻赶赴发射场，慰问遇难者家属。当天下午和晚上，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赞扬七名宇航员是航天事业中的先锋和英雄，并强调美国将继续探索太空。两天后，里根总统还亲自出席了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举行的万人追悼大会。
两个月后，即4月18日，美国“大力神-34D”火箭在美国范登堡空军基地携带一颗价值五千万美元的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升空，不料几秒钟后随即爆炸。这是继1985年8月28日“大力神-34D”火箭爆炸后的第二次爆炸。
5月3日，美国用“德尔塔”火箭发射一颗气象卫星，因火箭发动机的故障而失去控制，升空后仅九十一秒便被地面指令炸毁。
接着，在5月31日，法国“阿里亚娜”火箭继1985年第十五次飞行爆炸后，在第十八次飞行中又不幸惨遭爆炸！发射被迫停止十六个月。
后来有人总结说：1986年，是世界航天史上的“大灾年”！
上述航天史上连续四次罕见的大失败，迅速改变了世界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行情，从而使西欧诸国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三次连续大失败，打乱了原有的航天发射计划。因为航天飞机和“大力神”火箭，是美国当时运送大型卫星仅有的工具。相隔八十天就出现两次失败，使其航天活动几乎陷于瘫痪。
所以美国被迫宣布：航天飞机的飞行计划至少推迟一至两年。美国宇航局局长詹姆斯·弗莱彻说：“航天飞机拟在1988年第一季度才可恢复飞行；在以后的三至四年，可能仅有三架航天飞机提供发射卫星服务。”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各国卫星发射计划，陷入一片混乱。已经列入发射计划的卫星用户，捶胸跺脚，叫苦不迭。全世界几十颗亟待升空的卫星，只好无可奈何地躺在冷冷清清的仓库里或者生产线上；一些原定使用美国航天飞机发射的商用卫星，也只得推迟发射；而有的卫星用户则干脆取消了用航天飞机发射的合同，另外重新寻找火箭为其发射。
然而另寻火箭，谈何容易！
由于在过去几年里，美国政府对航天飞机的发射服务给予了特殊的政策，美国国内的火箭根本无法与之抗衡，致使“大力神”“德尔塔”和“阿特拉斯”火箭纷纷败下阵来，大部分生产线均已关闭。所以，尽管航天飞机失败后里根政府曾宣布，为承揽美国及国外民用商业卫星的发射，“大力神”等多种火箭要竭尽全力恢复生产，以便同国外的运载火箭进行竞争。可惜，马丁公司的“大力神”火箭，至少要等两年之后才能飞行；麦道公司的“德尔塔”火箭要恢复生产，最快也需一年半至两年；而通用动力公司的“阿特拉斯”火箭，由于大多数是为国防部提供军事服务的，目前库存也仅剩下一发。
所以，美国企图用火箭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东山再起，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也是缺乏竞争力的。
再从法国的情况来看，“阿里亚娜”火箭是由法国、联邦德国、英国等十一个国家组成的欧洲空间局共同研制而成的。在美国“挑战者号”爆炸之前，“阿里亚娜”火箭是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国航天飞机抗衡的运载工具。1984年，“阿里亚娜”火箭首次承揽商业卫星发射，第一年就发射了九颗卫星，一跃而成为当年世界上最佳商业发射火箭。截至1985年底，“阿里亚娜”火箭已占领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二的商用卫星发射市场，而且正暗暗发奋，要在1986年至1990年间，夺取百分之五十的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
为此，“阿里亚娜”公司于1985年不惜耗资十二亿美元，在库鲁新建起了可供国际性卫星发射的第二个发射场。其现代化的发射能力，可达每月发射一颗卫星。
而且，为了稳定商业发射任务，提高竞争能力，从1986年1月起，“阿里亚娜”公司的保险子公司也开始正式营业，其保险率仅为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三。
但是，由于“阿里亚娜”火箭在1985年和1986年连续两次失败，人们对它的可靠性也产生了怀疑；加之“阿里亚娜”公司为了补偿美元的贬值，又决定对新的国外发射用户大幅度提高发射价格，这就必然大大降低其威信和削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那么，航天大国苏联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苏联的“质子号”火箭，具有相当大的运载能力，一直在积极寻求国外卫星发射用户，力争打入国际市场。但由于苏联多年来实行的不是开放政策，西方政府担心一旦让苏联火箭发射卫星，其卫星技术就会流入苏联，所以严格限制本国卫星进入苏联。而另一方面，苏联对“质子号”火箭的技术资料保密非常严格，致使国外用户很难了解到“质子号”火箭的真实可靠性。尽管两年前苏联利用电视台播放了五十一秒钟的介绍“质子号”火箭的电视新闻，但西方政府对苏联发射服务的政策，始终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
因此，尽管苏联的“质子号”火箭发射卫星的价格相当低廉——比中国还低，但苏联的火箭在欧美国家用户中并不受欢迎，所以至今也未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无法形成很强的竞争力。
由此可见，1986年的国际航天形势，导致欧洲诸国均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而对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却十分有利。
于是，有人分析了这一年的世界航天局势后，信誓旦旦地说：“1986年，中国火箭走向世界，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然而，初次上阵的中国，能否抓住这一契机呢？
八、周游列国的中国专家们
1986年4月初的一天，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从北京乘坐波音747飞机，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务接触。代表团团长乌可力，副团长上官世盘。
自中国宣布对外承揽发射业务后，特别是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后，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瞩目的对象。
早在两个月前，瑞典公司便抢先与中国第一个签订了为其发射一颗邮政卫星的订座协议。紧接着，不少国家的公司也表示了愿同中国进行接触、磋商和洽谈的意向。如此一个开局，对初出茅庐的中国来说，多少有点意外惊喜的感觉。
但中国航天人同时也意识到，面对如此局势，世界各个航天大国绝不会等闲视之，也绝不肯让这种局势长久持续下去。比如，美国宇航局就迅速采取了各种弥补措施，正加紧提高竞争力；法国四处招揽生意，乘机扩大自己在国际市场的地盘；苏联也不肯放弃打入国际市场的雄心壮志，匆匆宣布将“质子号”火箭投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并在短短三个月里组织成立了卫星发射服务机构；而身居岛国、一向精明的日本人，更非等闲之辈，早就瞄准了这一时机，果断取消了具有八百公斤发射能力的某火箭发射计划，而直接加紧研制具有两吨发射能力的H-2大型运载火箭，并以惊人的速度，在华盛顿设立了卫星发射服务办事处。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乘机挤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那么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抓住这一空隙，乘机出击！
而出击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威震天下的航天大国——美利坚合众国。
这是华盛顿的一个礼拜天。
上午8点整，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一个会议大厅举行关于“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报告会。
这一天，一百多名听众济济一堂，会议大厅座无虚席。听众中，有美国外交部、国防部、运输部、商业部、宇航局等各政府部门近三十名大小官员，还有媒体记者、各界名流、友好人士以及美籍华人等。他们既怀着一腔的热忱，又揣着好奇的心情，第一次来听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中国人谈中国的火箭。
首先，乌可力致开场白。他刚一走上讲台，全场便响起热烈的掌声。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台下，又理了理嘴上那撮剪得整整齐齐的贺龙式小胡子，然后才亮开了嗓门。
在短短三十分钟的演讲中，乌可力既讲了三十年来中国航天事业走过的艰难历程，也讲了中国航天发展的美好前景，同时还讲了中国“长征号”火箭的性能、特点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等。讲着讲着，这位感情丰富的蒙古族汉子，眼里竟涌出了泪花。
乌可力后来说，在那一刻，他仿佛感到自己不是站在国际讲台上，而是跪在先祖传说中的草原天堂“蒙巴圣地”上。
接下来，上官世盘以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做关于《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报告。
上官世盘的报告，同样激起听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人们听到的，仿佛不是上官世盘个人的发言，而是多年沉默的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声音。
的确，中国不能再封闭下去了，也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千年的封闭与沉默，导致的是科技的衰败，生产力的萎缩。今天，尘封的国门已经开启，昨天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中国到了应该讲讲自己的时候了，也早该讲讲自己了。因为中国不光搞出了原子弹、氢弹，还搞出了火箭、卫星；不光有了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资格，也有让世界认识自己的责任。你不讲，别人怎么知道你？你不说，别人怎么了解你？不知道你、不了解你，怎么走向你？如何接近你？
果然，上官世盘的报告刚一结束，几十名记者便拥到他的身边，就中国火箭要承揽外国卫星发射问题，纷纷提问；之后，所有的华侨同胞也都来到前台，向全体代表团成员表示问候与祝贺！
一位老华侨拉着乌可力的手说：“你们代表团来美国宣传中国的火箭，太让我们高兴了！不过，你们知道在美国有人说什么吗？”
乌可力问：“说什么？”
“他们说，中国人在美国只能开饭馆！”
老华侨说完，潸然泪下。
乌可力的内心，也禁不住一阵发痛、发酸。
老华侨接着说道：“我们听了后，泪水只有往肚子里咽呀！”
这时，另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华侨也走了过来，拉着代表团成员的手，眼泪汪汪地说：“中国是火箭的故乡，今天，火箭的故乡终于来人了。我活了七十岁，终于盼到了，盼到火箭又回到了火箭的故乡！”
而几位年轻的美籍华人，则拉着代表团成员的手，一定要请他们到华人餐厅去喝上几盅！
当晚，几位知名美籍华人还来到代表团的住处，热情诚恳地向代表团介绍国际卫星市场的一些行情和背景。他们对代表团说：“你们到了美国，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商业卫星发射市场，是商人们驰骋的世界，里面的事情复杂着呢！如果遇上没摸底的公司找你们签合同，你们一定要先把情况摸清之后，再做决定，而不能见人就同意，有合同就签。这好比说，本来是一个叫花子到你家门口讨饭，你却把他当作上宾接待。这样的话，一下就会把中国火箭的牌子搞臭了，以后的生意就很难做了！”
第二天，《纽约日报》《华盛顿日报》等，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一条新闻：《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到美国游说，企图与美国争夺卫星发射市场！》
是的，既然是国际商业市场，买卖就该大家做，竞争就该人人平等，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独霸市场。这是商业市场的规律。
为了扩大影响，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又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地，宣传中国的火箭，并同十多个卫星公司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
然而，远在东方、初出茅庐的中国，想一下子跑到称霸世界的航天大国来“抢饭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最先接触的，是美国休斯卫星公司。由于中国火箭专家首次涉足世界商业发射市场，一无基础，二无资本，三无关系，靠的仅是几张皱皱巴巴的火箭图纸和几张嘴。所以，代表团第一天到美国休斯卫星公司，首先就感觉让人瞧不起，美国人压根儿就没把他们这群黄皮肤的中国人放在眼里。美国休斯卫星公司的人与中国代表团的专家们见面握手时，伸出的手既无力度，也无温度，更无诚意，完全是一种礼节性的表示而已；甚至有个别美国人怀抱双臂，爱理不理，眼睛里多少还透露出几丝轻蔑。
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与第二家美国卫星公司接触时，情况同样不妙。甚至有一次，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与对方的约定，风尘仆仆地赶到美国一家卫星公司时，却被对方当成皮包公司的说客，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
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又找到第三家美国卫星公司。这家公司还算不错，总算给了面子，让他们进了公司的大门。可当这家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出面接待时，并不热情，也看不出有多少诚意；尤其是当中方提出希望就某些发射事宜进行洽谈时，这位副总裁态度很是傲慢，看了中国专家一眼，张口就说：“洽谈？洽谈当然可以。不过，按我们西方人的规矩，得先付洽谈费！”
“洽谈费？什么洽谈费？”乌可力一头雾水。
“就是先付钱。”
乌可力一听要钱，觉得不可思议，只好免谈。
之后，乌可力又掏出一份三四页纸的意见书，用试探的口气对这位副总裁说：“我们准备了一份意见书，请您看看，是否有合作的基础？”
这位副总裁拿起意见书，翻了一下，说了一句话：“等你们能拿得出一尺厚的意见书之后，再来谈吧。”
“为什么？”乌可力问。
副总裁抬腕看了看表，说：“先生，对不起，我们约定的时间已到。”
一连在三家公司受挫，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颇感沮丧。
这时，有的美籍华人便指点他们说：“你们与美国的公司打交道，光凭嘴说不行，得有一个招标书之类的东西。”
但美籍华人说的这“招标书”，具体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并不明白，有的团员甚至还是第一次听说。比如，招标书在商务中起什么作用，起多大的作用，怎么运作，他们一点也搞不清楚，脑子里只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至于招标书具体怎么写，更是一无所知。
于是，他们只好找到第四家美国公司，想请对方帮他们编写一份招标书。在他们的概念中，请美方帮着编写一份招标书，就像在国内随便找个人帮着起草一份企划稿，小事一桩，算不了什么。
“我们想请你们编写一份招标书。”他们来到这家公司，开诚布公，说明来意。
该公司负责人听了后，说：“帮你们编写招标书，当然可以。”
乌可力一听很高兴，几天来的一件心事总算有了着落。
“不过，”这位负责人说，“得先付定金。”
一听又是要钱，乌可力转身就想走。但在走之前，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试着问了一句：“要付多少定金啊？”
“一百万美元！”
“什么？一百万美元？！”
乌可力和代表团成员个个惊得目瞪口呆。等清醒过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急忙握手，马上“拜拜”。
接下来，他们又找到另一家美国公司。可他们刚与这家公司的人见面，对方就让他们介绍自己的专业背景，意思是看你有没有谈论发射火箭问题的资格。等他们介绍了自己的专业背景后，对方又提出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你们西昌发射场四周都是山，发射卫星时，要是火箭喷出的大火把山冲倒了，山再翻过来，把火箭推倒了怎么办？”
乌可力一听这话，感到非常窝火，便来了脾气，毫不客气地回敬说：“你们说的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我们西昌发射场发射了那么多颗卫星，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很显然，你们提的这个问题没有根据。如果你们不信的话，我可以邀请你们去西昌发射场参观一次我们的发射，看看到底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
其实，上述发生的这些不愉快，算不了什么，乌可力告诉我说，真正让中国代表团感到气愤的，是后来与美国特雷卫星公司打交道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按事先的约定，乌可力与美国特雷卫星公司总经理舒尔兹先生进行会谈。两人相见后，乌可力刚一落座，舒尔兹先生便将一本画报递到他的手上，说：“看看吧！”
乌可力接过画报一看，惊呆了！画报第九页竟有这样一幅漫画：四个啤酒瓶组成一个“发射架”，“发射架”上挂着一个又粗又长的鞭炮，鞭炮上写着：中国“长征三号”！
“奇耻大辱！简直是奇耻大辱！”乌可力气得手指发颤，半晌说不出话来。
舒尔兹先生叹了口气，说：“这就是有些美国人对你们中国航天技术的评价！他们认为你们的发射架是啤酒瓶做的，不保险；而‘长征三号’火箭，则像一挂小孩子玩耍的鞭炮！”
乌可力“啪”地合上画报，说：“是的，我这次到美国来，有人还问我，中国有没有自来水。”
“什么？竟有这等事情？！”舒尔兹反倒惊诧起来。
“我回答他们说，中国不仅有自来水，还有原子弹、氢弹、亿次计算机！还有同步通信卫星，还有‘长征号’火箭！”乌可力一口气说完，非常激动，一脸通红。
舒尔兹先生望着气呼呼的乌可力，深感歉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片刻之后，乌可力转过身来，说：“舒尔兹先生，谢谢您今天让我看到了这幅漫画！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能否如我所愿？”
“什么请求，请讲，我一定尽力而为。”舒尔兹先生说。
乌可力抖了抖手中的画报，非常平静地说：“这本画报，您能不能送给我？”
舒尔兹先生说：“你要它干吗？”
乌可力说：“我要把它带回我的祖国去，让我的同胞们都好好看看！然后，再将它放到博物馆里，做个永久的‘纪念’！”
“既如此，那就随意吧。”舒尔兹先生说。
乌可力抓起画报，转身离去。
…………
中国代表团此次去美“游说”，长达半月。在这半个月里，尽管代表团碰到了许多坎坷，遇到了不少挫折，甚至还经历了一些有苦难言的心酸，但到了后期，当休斯公司一位首席科学家认真听取了中方介绍的“长征”系列火箭的详细情况后，认为用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美国的卫星，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也是可信的。这让美国一些卫星公司对中国火箭的信任度明显增加，双方最终还是进入了商务性谈判阶段。
因此，就首次出征而言，中国代表团这次“游说”美国，虽不能说首战告捷，但也算可圈可点；不光与美国泛美太平洋公司、多美尼影视卫星公司等签订了六个订座协议，还与美国特雷卫星公司草签了两个发射合同。
九、轨道大转移
中国承揽外星发射业务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不仅在国外引起很大震动，在国内也引起强烈反响。从中央到地方，从航天专家到普通老百姓，无不对此表示深切的关注，也无不对此表示莫大的担心。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长期备受欺辱的民族。直到1949年10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
但是，站起来了，并不等于一定能走下去。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求发展，有威望、有地位，不受外来侵略、不受外来欺侮，除了必须具有完善的社会制度，还必须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尤其是历史发展到大科学时代的今天，科学技术发达与否，事关重大，举足轻重。
因此，在当今这个大科学时代，“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已然成为一种日益发展的新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对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以及军事领域等的连锁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众所周知，“热兵器”时代的诞生，使得“冷兵器”时代成为历史；舰船、飞机、大炮、坦克和战略导弹的出现和应用，使人类的战争舞台上出现了海军、空军、机械化部队和导弹部队；而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又把人类带入了神奇的航天时代。
而中国，这个早在一千年前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枚火箭的国家，这个过去连自行车、汽车、飞机都不能制造的国家，1970年4月24日，也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地送上了茫茫太空！
此后，中国开始了向现代火箭技术的挺进。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不仅研制成功了近程、中程和远程火箭，而且在航天技术上实现了三次重大突破：飞向太空；返回地面；发射同步通信卫星。
而今天，中国的火箭又将走向世界，为国外发射商业卫星，实现从国内试验轨道到国际商业轨道的大转移。这是中国航天发射的一个重大转变，也是一个民族一次新的飞跃。
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整个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各行各业都开始了各自的转移。而在1985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对国防科技工业也提出了要求——要求国防科技工业也要实行相应的战略大转变。
但国防科技工业如何实现这一转变，却是一道大难题。
产冰箱，搞彩电，固然是条门路；造轮胎，做灯泡，也是一种办法；开公司，办工厂，外加技术输出，同样无可非议。
问题是，若是长此下去，最终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过去，中国所有的发射，都是属于科研试验性质。也就是说，无论是火箭还是卫星，都是科研试验产品，不能像盐巴、酱油、红薯、土豆那样随便拿到市场去卖，所有的研制经费都是靠国家拨专款支撑；而且，高科技必然是高投资、高消费。
但是，如果能发射外国卫星，就属于商业性质的发射，就是一种不出国门的高技术服务。换句话说，中国的高科技就可以从原来的科研试验轨道，一下转移到商品经济的轨道。除了壮国威、壮军威、鼓士气，还可创造经济价值，赚取大量外汇。而中国改革开放后，要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急需的正是外汇！
同时，发射外国卫星，是一种商业性质的国际的技术交流与技术合作。通过这种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发射队伍和测控队伍，可以开阔眼界，获得实践和提高业务水平的机会，从中学到不少宝贵的经验，借以改进不足，促进自身技术水平的发展。
此外，由于发射外国卫星是商业性质，国外厂商对发射质量的要求必然十分严格，甚至相当苛刻，这就逼着中国的科技队伍必须提升自己，去适应和满足国外市场的要求。
当然了，既然发射外国卫星是商业性质，就必然要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这就迫使中国从思想观念到思维方式、从技术革新到队伍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必须来一次彻底的大改变。
因此，发射外国卫星对中国而言，不光是一次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思想革命！
1986年7月17日上午，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领导在国务院第十三会议室就发射外国卫星问题，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做了详细的汇报。
很快，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了正式文件，将发射外国卫星列入国家的重点工程。
于是，有关发射外国卫星的工程、技术及生活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很快在全国展开。仅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亟待抢建的工程，就达十项之多！
十、面对世界的挑战
厄运降临时
或许，中华民族天生就是一个不断遭受磨难的民族。不然，在数千年文明史的进程中，为何每走一步，总是步履维艰？
1986年夏，国际空间商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代表团怀着多少有点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迈进了这个会场。
就在这次会上，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的代表面前正式亮相；并经受了对方各种各样的考验，当然也包括某些刁难。
此后几个月里，美国、加拿大的四家保险公司和十七家空间公司先后与中国开展了业务联系，二十多颗不同类型的卫星开始微笑着向中国靠拢。
1986年底，中国与美国西联卫星公司签订了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西联六号”卫星的发射订座协议。
此外，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泰国等，则与中国在洽谈之中；而其他一些公司，也表示了要让中国发射卫星的意向。
中国对外发射，可谓形势大好，前景喜人。
然而，竞争激烈的国际航天发射市场毕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入的，更不是任凭中国随意运作的。正当中国在通向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路上春风得意并憋足了劲儿拼命往里挤时，一场似乎早已注定的商业危机却悄然降临了。
由于国际商业市场中某种微妙的原因，一双双神秘的大手最早伸向的是已经和中国签订了发射订座协议的美国西联卫星公司：不仅银行纷纷拒绝为它提供贷款，所有“绿灯”也突然统统对它关闭。最后，在残酷的商业竞争和无形的外力挤压下，西联卫星公司中“弹”身亡，被迫倒闭！
西联卫星公司倒闭后，美国特雷卫星公司的总裁施瓦兹先生却接过西联卫星公司的六号卫星订座协议，亲自率领几名专家来到中国，坚持继续用中国的火箭为其发射卫星。
施瓦兹先生是位美籍华人，对中国感情极深。他之所以要前仆后继，知难而上，一方面出于某种商业道德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出于对祖国的赤胆忠诚。当他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时，中方代表曾提醒他说：“美国西联卫星公司已经倒闭，请您务必慎重行事。”但他却表示说：“正因为西联卫星公司失败了，我才要接着干下去。我这一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要在亚洲地区建立一个庞大的专业卫星通信网络，让亚洲地区的人民，充分享受到中国火箭带给他们的欢乐与幸福。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火箭完全能够发射美国的卫星，中国的火箭能够打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于是在取得本公司的大力支持后，施瓦兹先生开始周游列国、八方游说，最后终于获得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财团的资助，很快与中国草签了协议书，并预付了第一笔定金。之后不久，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施瓦兹先生坐在一个月前西联卫星公司总裁签字的同一位置上，挥笔与中国签订了正式合同。
这是中国发射外国卫星的第一个正式合同。
可惜，特雷卫星公司最终还是和西联公司一样，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据说，当施瓦兹先生收到中止合同的法律文书时，这位六十岁的总裁竟流下了满脸的热泪。
至此，中国好不容易签订的两份正式发射合同，全部化为乌有。
更惨的是，最后除瑞典一家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外所有公司与中国签订的发射合同与订座协议，通通退得一干二净。甚至某些过去曾向中国大献殷勤的外商，也纷纷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政府自宣布对外承揽卫星发射业务后，世界各国的卫星公司先后来到中国，在北京万源公司、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访问和洽谈活动。尽管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无论是火箭的设计、研制水平，还是火箭的发射、测控技术，都还不错。但国外的专家和老板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拒绝空谈，只认事实，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一个公司的命运随随便便系在中国的裤腰带上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陷入如此难堪呢？
第一，中国火箭发射次数太少。“长征号”火箭尽管已经成功地发射了几颗卫星，但与国外相比，发射的次数太少——只有两三次。由于发射次数少，所以火箭技术缺乏令人充分信服的根据。其可靠程度就难说，也不好预料。
第二，中国西昌发射场尚未达到国际标准。虽然西昌发射场在中国算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发射场了，但当年筹建这个发射场时，可能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今后有一天中国的火箭会发射外国的卫星。因此，尽管外国人承认中国的发射场具有发射外国卫星的能力，但从现有实际情况来看，在设施、交通、通信、生活等方面，目前尚未达到国际标准。比如，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卫星测试厂房；没有从美国直达西昌的航班——这一点对讲究时间效率的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宾馆也没有。虽说老外们也亲眼看到，西昌发射场确实正在抢建之中，但他们无法相信，如此复杂庞大的工程，中国能在一年时间内抢建出来。
第三，国际保险界对中国火箭缺乏信任。发射商业卫星，属于高投资、高难度、高风险的行业，无论是火箭飞行阶段，还是卫星与火箭分离后从同步轨道到定点静止轨道，每个阶段随时都存在失败的可能，所以国际上都有专门的保险公司出面为其保险。但美国、法国近期几次发射失败后，世界不少保险公司严重亏损，最后被迫退出空间保险市场，有的甚至彻底破产。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国际空间发射保险率急剧上涨，由原来的百分之十五上涨到近百分之四十——即便如此，保险商仍然不愿出面保险；另一方面，国际保险公司对中国火箭的可靠性本来就缺乏认识，再遇上美国、法国的连连失败，就更不愿出面为中国火箭保险了。而中国的保险公司又从未做过空间保险，再加上中国尚无一个完善的保险机构，保险问题便成了一大难题。而只要发射商业卫星，就必须有保险公司保险；没有保险公司保险，万一发射失败，谁来赔钱？
第四，金融界不愿贷款。中国人办事，是钱多多办事，钱少少办事，没钱就不办事。外国人则不同，有钱要办事，没钱也要办事，而且还要办大事。这就是靠贷款。外国商家要购买一颗卫星请人发射，至少需要上亿美元。如此一笔巨款，别无选择，只能靠贷款。但是，当时国际金融界对中国的火箭缺乏了解，或者说并不信任，所以不愿轻易为其贷款。没人愿意贷款，这笔买卖，傻瓜也不会做。
第五，美国卫星出境困难。在美国，卫星属于高技术产品，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境，必须经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武器出口控制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批准；此外，还要受到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而巴黎统筹委员会是由英、美、法、德、日等多国组成的一个专管高技术出口的国际性组织，全世界所有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都要在它那里注册备案；凡是未经批准者，一律不许出境。所以，外商们对中国到底有没有本事打通这一系列的关口，最后搞到卫星出境许可证，持怀疑、观望的态度。
第六，西欧某些国家在暗中进行抵制、阻挠。客观地说，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欢迎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甚至有的国家一开始就对中国进行抵制。所以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在一些条款、技术、价格等问题上，总是想方设法出难题；有的还在背后散布一些对中国火箭很不利的言论，甚至不时搞点小动作什么的。
基于上述六点，外商们纷纷离去，也就成为自然。
对此，中国火箭研究院院长沈辛荪深有体会，他说：“外国公司并不希望我们中国的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他们竞争的对手。记得1988年我去法国库鲁发射场参观‘阿里亚娜’火箭的第二十五次发射，临走前领导对我说，去了法国要多做工作，多向外商说明，我们一年只提供两枚火箭来发射外国卫星，目的主要是满足国内的卫星发射，只作为国际商业市场的一个补充。带着这个任务，我见到他们就宣传，可得到的反应却非常强烈，也很一致，他们激动地说：‘你说得很轻松，中国一年才两枚火箭，我们一年才八枚火箭呢！’这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我们要进入国际市场，他们不欢迎，绝对不欢迎！”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如此困境，中国怎么办？
满世界都知道，中国要发射美国卫星。不仅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翘首以盼，亿万中国人民也望眼欲穿。而今如此狼狈不堪，如何向中央汇报？怎么向国人交代？
更为严峻的是，动用了成千上亿元的专款来抢建的发射外星的工程，正处在争时间、抢速度、大干快干拼命干的热烈气氛之中。但现在，生意突然做不成了，这工程是继续上马，还是悬崖勒马？
“这是一段最叫人伤心而又难受的日子！”有人后来回忆说，“在这段日子里，我们顿顿吃不好饭，夜夜睡不着觉。”
发射测控系统部和长城公司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问：
“怎么？听说全砸啦？”
“你们是怎么搞的，没有吃准，咋就乱签合同呢？”
“下一步怎么办？是进，还是退？是上马，还是下马？”
办公室，发射场，饭桌上，电梯里，到处议论纷纷：
“我早就说了，这事办不成！”
“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又搞砸了，这不是犯罪吗？”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老老实实待着，不比啥强？我看都是吃饱了撑的！”
有人询问，有人感叹，有人抱怨，有人指责，甚至还有人指着鼻子骂娘：
“咳！中国人打内仗一个比一个厉害，可要同外国人谈生意呀，一个个都他妈大傻帽！”
…………
是的，用中国的火箭发射外国卫星，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身为火箭故乡的子孙，谁不关心？谁不着急？发点牢骚，讲点怪话，可以理解，也很正常。
问题是，面对善良的人们，有苦难言的航天专家们，能说什么呢？
1985年初，欧洲航天界一位权威人士就说过：中国的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市场，至少需要五年。
说这话的人，叫吉普森仁。
吉普森仁是欧洲空间局第一任局长，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欧洲空间联合共同体，就是在他的倡导下搞起来的。这是一位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有过积极贡献的英国人。1984年春天，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宇航联合会上，中国也是在他的支持下迫使台湾退出，才正式加入国际宇航联合会的。
1985年初，孙家栋副部长和乌可力到欧洲各国进行卫星发射市场的调研时，首先对他进行了私访。
那是巴黎一个很美的夜晚，吉普森仁将孙家栋和乌可力引进他的小别墅。几句寒暄后，他便从地窖里拿出十几种世界名酒，请两位中国老朋友入席。
吉普森仁的夫人是位钢琴家，为了助兴，特意为两位中国朋友弹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吉普森仁酒量过人，且有收藏名酒的嗜好，地窖里存有几千瓶世界名酒。孙家栋喝酒不怎么样，但乌可力是海量，因此彼此喝得很是痛快。
席间，孙家栋谈起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一事，吉普森仁听后很激动，说：“中国火箭若能打入国际市场，当然是好事。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火箭发射是高保险、高投资，用户选择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
孙家栋说：“我们对这方面确实还缺乏了解。”
吉普森仁说：“我们的‘阿里亚娜’火箭当初面临的是美国航天飞机的竞争，所以一开始采用的是免费发射的办法，接着又用低价格为对方发射了两发，最后才打入国际市场的。这就像卖东西，让你先尝尝味道怎么样，然后再谈价格，再说交易。”
乌可力说：“您认为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有希望吗？”
吉普森仁说：“中国的火箭要打入国际市场，我相信可以办到；但是，现在你们的问题是没有经验，而且面临的又是美国和法国这两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要有长期的打算。”
“大概需要多少年啊？”乌可力举起酒杯，急不可耐地问了一句。
吉普森仁也举起酒杯，却停了停，说：“依我之见，恐怕至少需要五年！”
后来的事实证明，吉普森仁的预测是正确的。
是的，发射外国卫星，并非易事。
截至1990年，能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法国，而法国还是靠十一个国家的力量才进入的。它的“阿里亚娜”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前后用了八年时间。甚至连苏联那样的航天大国，至今还板着委屈的面孔，被冷落场外。
再说，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已被美国等航天大国垄断了二十多年，其甜头妙不可言，他们当然还想继续垄断下去，绝不希望有第三者来抢饭碗。所以在通向西方人把守的国际商业市场的道路上，暗藏着温柔的利剑和美丽的陷阱，中国简直防不胜防。
此外，中国是第一次踏进西方人统领的禁区，别说经验，连教训都没有；加上国门封闭太久，刚一打开，就急于想挤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这一急，当然就会摔跟斗。
所以说，中国想一下子就挤进国际市场，是不现实的。
但是，面对如此厄运，中国航天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发射外星的工程绝不能下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阻力，一定要坚持下去！
因为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开放的世界。发射外星，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壮举，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而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如同维纳斯的断臂，一旦失去，便永远无法续接。像十六七世纪开始的技术革命，不仅直接提高了生产力，而且由技术革命引爆的工业革命，还震撼了世界，摧毁了古老的社会，创立了人类崭新的文明。
所以，在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关头，一个国家只有利用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抓住时机，才能实现腾飞。中国近几百年之所以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在科学技术上错过了几次腾飞的机会。例如：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历史上兴起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当时，江南一带商品经济勃勃兴起，在手工业中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与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起步。就在这时，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带来了天文学、地理学和火器等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于是，中西方两种科学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接触与碰撞，使中国长期以来死气沉沉的科学技术第一次出现了复苏的景象。遗憾的是，由于封建社会的重压，中国科技的翅膀最终还是没有展开。而远在欧洲的英国，这时却抓住了历史赐予的大好时机，迅速赶超了意大利和荷兰，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头号工业大国。
——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洋务运动之时，正是世界第二次技术革命爆发之际。当时，中国的科技在沉沦了一百多年之后，开始爆发了新的活力。但终因内外交困，国力贫弱，腾飞的翅膀最终还是无力起飞。
——19世纪末，西方爆发了以相对论和力学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继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又兴起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本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时已有一定的发展，可惜终因战火纷飞的社会环境和贫困落后的经济，大好时机也只有付之东流。
——1949年之后，本来1956年至1966年是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那时，单就航天技术而言，中国与西方相距并不遥远；而日本在某些方面还落在中国的后面。但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醒来时，世界科技的车轮早已滚滚向前。甚至与中国一衣带水、几乎处于同一起点的日本，也一跃而起，抢先中国一个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那么今天，当世界科技革命的大潮再次将中国推到时代的十字路口时，中国能否背水一战，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呢？
1988：希望与危机同行
历史是个魔幻大师，总让人难以捉摸。
当岁月的日历翻到1988年时，世界航天的局势又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一年，世界航天东山再起，重振雄风，全世界一下就发射了不同的卫星一百二十五颗。其中，苏联一百颗，美国十一颗，欧洲空间局七颗，中国四颗，日本两颗，以色列一颗。
此外，美国航天飞机恢复了发射；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首次发射成功；法国“阿里亚娜”火箭死灰复燃并连续进行了七次发射，将十四颗不同国家的通信卫星送入了太空。而且，在1988年6月15日，“阿里亚娜-4”型火箭首次发射成功，为法国争夺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运载工具。
更严重的是，在欧洲空间局频繁的活动下，截至1990年，“阿里亚娜”火箭已夺取百分之五十的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各国的发射订座已排到了1991年，并已获利一百五十亿法郎。而且，为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法国还忍痛割爱，压低了“阿里亚娜”火箭的发射价格。
这种咄咄逼人的世界航天局势，对中国不仅是挑战，简直就是威胁！
然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外国公司纷纷退出，虽然对中国是当头一击，但中国航天人却认真反省，吸取教训，不断改进。比如，外国专家看了中国发射场，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外商谈判，对发射场提了这样那样的要求；而中国通过到国外参观学习，也长了不少见识。这样一来，中国航天人也就渐渐明白：中国的火箭要想打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在技术、生活设施等各方面必须具备哪些符合国际标准的条件。于是中国一边继续加紧同国外有关厂商的业务联系，一边狠抓发射场的技术和生活设施的抢建。
而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譬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冒着风险，以比国际市场优惠的价格为外商提供经济保险；中国海关决定对入境的外星实行免检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对发射外星所需的贷款，表示尽力给予保证；负责发射设施改造和工程兴建的设计部门以及施工单位，也愿意通力合作，拼命苦干，确保按期完成任务，等等。
1988年3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又将一颗通信卫星成功地送入太空。世界的目光，再次转向中国。
据说，一年前，当外商纷纷退出中国时，西方一位记者曾打了一个比喻，说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就像一只又大又肥的螃蟹，刚刚摆上国际餐桌时，各国卫星公司的老板们纷纷伸长了鼻子，抢着去闻香味，尽管个个垂涎三尺，却又谁都不敢先尝第一口。
不承想，一年后，终于走来一个敢尝第一口“螃蟹”的人。
这个敢尝第一口“螃蟹”的人，便是而今誉满全球的亚洲卫星公司。
亚洲卫星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卫星公司，它由英国大东电报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香港和记黄埔公司三家共同投资，并各具相等股份。由于三家股东公司均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专长，所以不惜巨款，敢冒着极大的风险，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第一个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
1988年9月9日，通过中国多方面的努力，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三颗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的计划。
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的卫星运到中国发射，安全是有保证的。”并在答记者问时，再次表示：“中国对美国政府支持中国为外国提供卫星发射服务表示赞赏。”
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
十一、外交场上的风云
1988年11月24日，中国谈判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第二轮关于卫星商业发射服务问题的会谈，代表团团长孙家栋。
这天，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副部长刘纪原亲临机场送行。临上飞机时，刘纪原握住孙家栋的手，一再嘱咐说：“这次谈判，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阻力，只能成功，不可失败！”
飞机起飞时，清晨的阳光洒满北京首都机场。机场上，送行的人群使劲地挥动着祝愿的手臂，其中两位女士，眼里还含着泪水。
发射外国卫星，看起来好像只是一次国际性的商业活动，但实际上除了两个公司之间要签订有关合同外，两国政府之间还必须签署正式的协议文件。
这就需要谈判。
而此次谈判，若是成功，“亚星”的出境许可证便可颁发；倘若失败，则一切就此告吹！
因此，中国代表团此次出征，不管是飞机上的谈判代表，还是飞机下的送行人员，无不感到深深的忧虑与担心。
上月初，中国航空航天部起草了一封信函，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先生转交给美国国会。在这封信中，主要阐明了中国卫星发射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理由。
美国国会收到中方信函后，由美国空间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罗埃先生召集国会有关人员讨论了中方的意见，然后将国会意见提交里根政府。里根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要求中美双方必须就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会谈：
第一，卫星是高技术出口，中方如何保证其技术安全；
第二，中国不属于联合国空间责任条约国，万一火箭发射失败，危及第三方国家，如何承担责任；
第三，有关卫星发射中的商务问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条款中。
于是，上月中旬，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钓鱼台，就卫星技术的安全问题和卫星发射的责任问题，举行了第一轮会谈。
会谈中，双方各持一个谈判稿。几轮谈判下来，中美两国政府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
而与此同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也通过了加入外层空间三个条约的决议，为“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奠定了相互信任的基础，并具备了可靠的法律保证。
可惜，此次谈判终未达成一致协议，故两国政府的谈判桌，这次又从北京搬到了美国。
飞机穿破云层，在一万两千米的高空翱翔。
飞机下方，就是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但机上的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谁也顾不上去望上一眼。
本来，上月北京谈判结束时，双方约定，这次在美国的谈判，由美方先拿出一个谈判意见稿，作为谈判的基础。但不知何故，美方却迟迟未将意见稿寄出。后几经催促，直到前天下午，中方才收到美方寄来的谈判稿。可中方打开谈判稿一看，意见相差甚远。本想推迟谈判，机票已经定好，只好匆匆启程。
为了在这次谈判中争取主动，一上飞机，中国代表团便分为三个小组，对美方提交的谈判稿进行修改。小组修改完之后，再交到孙家栋的手上。
孙家栋是此次赴美代表团的团长。此刻，他靠在舷窗前，正逐字逐句地推敲着美方拟定的谈判稿。
孙家栋是辽宁人。1950年，在哈军工尚未毕业，他便参了军，成为空军志愿军一名年轻而出色的翻译官。1951年，他赴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深造。在六年的学习中，他因各科成绩优异，荣获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金质奖章。
1958年，孙家栋回国，因他俄语出色，常作为一名高级翻译陪同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有关谈判。1982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了联合国空间代表大会；1984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先后同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过有关空间合作的谈判；1986年，他同巴西进行过关于中巴资源卫星合作的谈判。因此在国际谈判席上，堪称一位经验丰富的高手。
孙家栋宽宽的额头，胖胖的脸，留着一个小平头。他能说善辩，口才极好，特别能讲故事。他肚子里似乎装有一个故事公司，一讲便是一个系列。无论多么重大复杂的事情，他只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便可让你一清二楚。并且，每当讲话时，孙家栋的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充满智慧与慈和的微笑。这种微笑，能让你获得一种信任，感到一种轻松，留下很难抹去的印象。
但此刻，孙家栋的脸上毫无笑容，全是忧虑。等他合上谈判稿，抬起头来，将疲惫的目光投向窗外时，旧金山已在眼前。
华盛顿。美国总统商务代表处。
这是一幢充满商业气息的简易小楼。中国代表团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双方便在此摆开了谈判的阵容。
美国总统商务代表处，是美国总统下设的一个商务机构。世界各国同美国的各种贸易活动，都必须与美国总统商务代表处洽谈后，再由商务代表处向总统直接报告。
中国代表团25日抵达旧金山后，一下飞机，便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对美方的谈判稿再次进行了复议、修改，并将修改后的中文稿译成了英文。第二天下午，又从旧金山赶到华盛顿。一到华盛顿，马上又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大使韩叙先生，就此次谈判一事，专门做了汇报。
韩叙大使是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在美国政界享有很高的威望。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作为周恩来总理政府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参加过1954年和1961年的两次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出访过欧亚十一国；曾参与接待了大量来访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比如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3年出任中国驻美国第一任联络处副主任，曾参与接待1973年尼克松访华、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后期谈判以及1984年两国首脑的互访等。1982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85年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韩叙大使听了代表团情况汇报后，和代表团经过商量，决定第二天就开始与美方谈判。
当晚，代表团在大使馆，就第二天谈判的有关对策，再次进行了讨论。
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位叫王秀亭的女士，因一路匆忙，昼夜加班，头发乱得不成样子了也顾不上。大使馆的理发员小王发现后，主动找上门来，要为王秀亭烫发。小王说：“明天就要谈判了，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美国人好好看看，咱们中国女谈判家的形象！”于是，小王连夜为王秀亭烫了一个漂亮的“东方式”。
第二天一早，中美双方拉开了谈判的序幕。
美方代表团可谓实力雄厚。团长是尤金·麦卡里斯特先生。首席谈判代表是威克逊先生。威克逊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有着多年外交工作经历的谈判老手。美国同国外的所有商务联系，几乎都是由他出面进行主谈，因而在西欧诸国享有盛名。
美国人似乎天生富有幽默感。这天，中美双方代表在谈判席上刚一握手相见，威克逊先生便指着楼下的房间，对中方代表说：
“尊敬的中国朋友们，你们远道而来，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欢迎！不过，在未谈判前，我想提醒一句：你们知道我这楼下过去是干什么的吗？”
中方代表看了看，不知所以然。
“告诉你们吧，”威克逊先生说，“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儿曾是专门关押俘虏的地方！”
“关押俘虏的地方？”中方代表更是不解。
“是的。”威克逊先生说，“你们这次要是谈输了，我就把你们留在楼下啦！”说罢，威克逊先生笑了。
中方代表这才恍然大悟。
“尊敬的威克逊先生，”孙家栋笑眯眯地接过话茬道，“这次我们要是谈赢了呢？”
“那……那就把我关在楼下！”威克逊先生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呀，”上官世盘插话道，“最好的结局，是谁都不要被关在楼下。”
“对对对，睡席梦思毕竟比躺地板强！”威克逊说完，双方代表都笑了。
威克逊先生的开场白，看似一个玩笑，但中方代表分明预感到，这是对方有意发出的一个挑战信号，此次谈判，绝不会轻松。
果然，第一个回合下来，美方便占了上风。
美方在谈判中说：中国的火箭不应进入国际市场，因为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而美国的火箭公司是商业性的私人公司。这就构成了对西方火箭公司的威胁，违背了平等竞争的商业原则，不符合一般商业规律。
美方在谈判中还说：中国的火箭发射价格太低，是利用倾销价格进入国际市场。这就扰乱了国际市场价。此外，中国在挤进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过程中，某些做法不符合商业规则。
…………
此次谈判，由于一开始是以美方的谈判文本为基础，加之中方代表团又是第一次触及此类问题，所以一涉及对外发射服务中的国际贸易问题，中国代表团就感到很陌生，一下子就处于被动局面。
中方出师不利：有人面露尴尬，有人忐忑不安。
而恰在这时，中方的主谈人又不幸病倒。
下一步怎么办？
谁来接替原来的主谈人？
当晚，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了集体失眠。
身为团长的孙家栋自然更是睡不着了，本来就发白的头发一夜间仿佛又白了许多。他深知这次谈判的重要，清楚一旦谈判失败，后果是什么。
中国的火箭要发射美国的卫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呼声都越来越高。前天，他刚到美国，就接到不少美籍华人朋友打来的电话，纷纷询问中国代表团这次谈判情况，并向他表示鼓励与祝愿。有的在电话里当即表示说：“一定尽全力支持中国谈判代表团！”有的在电话里深有感情地说：“中国的火箭只有成功地走向了世界，我们这些海外的炎黄子孙，才真正抬得起头，挺得起腰杆！”
孙家栋再也无法入睡了。他把代表团全体成员召集起来，再一次认真研究了美方的谈判文本，然后具体拟定了第二天的谈判对策。鉴于原主谈人身体有病，他又果断决定：由上官世盘出任主谈人。
第二天，上官世盘的发言，有理有节，不仅情感真挚，而且在外交分寸的把握上恰到好处，游刃有余。于是局势开始发生好转。
第二个回合，双方打了个平局。
谈判仍在继续，且越谈越难。
二十天时间，一晃而过。
谈判，从第一稿，谈到第十稿。
1988年12月17日，孙家栋终于代表中国代表团草签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的最后一个协议文件——《关于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
中国代表团离开美国那天，美方代表团的团长尤金·麦卡里斯特先生前往机场送行。麦卡里斯特先生握着孙家栋的手，说：“孙先生，这次谈判我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有一点没想到。”
孙家栋问：“哪一点没想到？”
麦卡里斯特说：“你们在飞机上，竟然就将谈判文本改了一稿！”
孙家栋忍不住笑了，说：“麦卡里斯特先生，我们这也是被你们逼上梁山的啊！”
麦卡里斯特说：“中国代表团不仅效率高，谈判水平也高。我祝贺你们！”
孙家栋说：“祝愿我们下一步的合作，顺利进行！”
麦卡里斯特说：“好，希望如此。”
北京。首都机场。
这一天，以刘纪原为首的欢迎中国谈判代表团凯旋的队伍，早在机场等候多时。
中国谈判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刚一着陆，人群一片欢呼。
孙家栋率先走出机舱。他一边向迎接的人群挥手致意，一边匆匆走下舷梯，然后抢先握住刘纪原的手，第一句话就说：
“老刘，谈判成功了！”
望着孙家栋明显消瘦的脸庞，刘纪原副部长笑了：
“当然成功了，你不想想，你们身后站着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二、布什：不愿得罪十亿中国人
1989年1月2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
下午4时，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乌可力代表中方，亚洲卫星公司执行总裁薛栋代表用户，签署了关于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正式合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国务委员邹家华和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负责人出席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庆祝宴会。三百余名中外来宾和记者，济济一堂，频频举杯。
迷人的灯光，成功的笑脸，舒心的乐曲，飘香的茅台。整个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气氛。
乌可力端着酒杯，穿梭于各个座席之间，与外宾们频频碰杯。乌可力不仅在外交场上是一位谈判能人，在酒席上也是一位常常压倒对手的强者。年轻时，他一仰脖子，能灌下两斤白干；现在，一斤多白酒依然不在话下。
据说，有一次在联邦德国谈判时，一位联邦德国卫星专家听说乌可力是位蒙古族汉子，特能喝酒，便拿出几瓶八十四度的酒，要与他豪饮一番。乌可力也不客气，端起酒杯，与他连连对碰。结果，这位号称“海量”的联邦德国专家刚喝下三杯，便放下酒杯，拱手承让道：“乌先生不仅谈判是这个（竖大拇指），喝酒也是这个（竖大拇指），佩服，佩服！”
可今天，乌可力刚喝下第八杯茅台，便有些醉眼蒙眬，一种疲劳之感频频袭来。
他，实在太累了……
从提议发射外国卫星，到今天正式签订发射合同，整整五年。
五年来，为了把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乌可力的足迹几乎踏遍全球。从亚洲到美洲，从美洲到欧洲，他跑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乘坐飞机的时间就多达四千两百多个小时，共计行程九十多万公里！
去年（1988年），为了卫星等谈判之事，有一次他从中国飞到洛杉矶，再从洛杉矶飞到巴西；从巴西飞到联邦德国，再从联邦德国飞到伊拉克；从伊拉克飞到巴西，再从巴西飞回到中国。连续一个星期，几乎全是在上万米的高空度过的。
当然，还有比累更令他难受的事情。
1986年，他带领中国代表团去加拿大考察，与某卫星公司洽谈有关发射的问题。按国家规定，出国考察人员每人每天费用只有五十二美元，显然不可能去住四星级、五星级的宾馆。因为这样的宾馆，一晚上就是二百五十美元。他和代表团成员只好住进了加拿大最普通、最便宜的旅店——“大马店”。
有一天，乌可力打电话向那家卫星公司联系，希望能派车接他们去公司洽谈。那家卫星公司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乌可力把住址告诉对方后，那家公司并没有来人，而是只派了两辆出租车过来。
更气人的是，他们到了公司后，别说公司董事长出面接待，就连一个副经理也没露面，只派了一个科员出来应付了几句，便起身“送客”。
在回来的路上，乌可力一言不发，心里生着闷气。出租车司机是位侨民，见乌可力愁眉苦脸，便问了一句：“先生，你们是干什么的？”
乌可力一听司机会说中国话，一下多了几分亲近，说：“我们是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这次来加拿大，是来谈发射卫星业务的。”
“什么？！你们是卫星代表团？”出租车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脸上露出惊讶与疑惑。
“怎么啦？”乌可力说。
出租车司机说：“坏了，这家公司把你们当成骗子了！”
乌可力愣了：“什么，骗子？不可能，我们是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怎么会呢？”
出租车司机这才说道：“你知道你们住的大马店，是咋回事吗？”
乌可力说：“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便宜。”
出租车司机说：“加拿大的大马店，是过去赶大车的马夫住的地方。你们想想，哪有堂堂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住这种地方的？瞧你们这副寒酸样，他们能不把你们当骗子吗？”
听罢出租车司机的分析，乌可力恍然大悟。本想发泄一通，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晚，乌可力跑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找到大使说：“由你们大使馆出面发请帖，明天我要请客！”
大使见乌可力脸色不对，忙问：“怎么了？请什么客？”
乌可力说：“我要把加拿大所有大的卫星公司的总裁全部请来，让他们见识一下，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到底是地道的正牌货，还是江湖骗子！”
第二天，加拿大各大卫星公司的总裁准时来到大使馆。中国驻加大使和乌可力等，依次站在大使馆的门前，同前来赴宴的大老板们一一握手。
席间，乌可力端着酒杯，故意走到冷落他的那家公司总裁的面前。翻译忙向那位总裁介绍说：“这是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副团长乌可力先生！”乌可力举起酒杯，理了理贺龙式小胡子，说：“总裁先生，我们今天第一次幸会，来，喝上几杯！”乌可力说罢，一仰脖子，咕咚咕咚，一连灌下三大杯。
后来有人说，单凭乌可力那喝酒的气势，便把对方震得目瞪口呆！
第二天，那家公司的总裁给乌可力打来电话，要回请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并在电话里简单表示说，愿意用中国的火箭发射他们的卫星。
是的，五年奋斗，五年辛酸，五年风风雨雨，五年坡坡坎坎。今天，中国终于签订了第一个正式发射合同，乌可力当然欣慰不已。
于是，乌可力又端起酒杯，走到亚洲卫星公司执行总裁薛栋先生跟前，十分感叹地说：“来，薛先生，为了今天的合同，为了下一步合作成功，我俩再干一杯！”
“好！”薛栋先生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接着，薛栋先生斟满一杯茅台，高高举起，乘兴向在场的各位嘉宾和新闻记者们宣布道：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是火箭的故乡，‘长征号’系列火箭可靠性强，有很高的信誉。我愿意在此宣布，我们从美国休斯公司购买的‘亚洲一号’卫星，将在明年初由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到预定轨道！”
薛栋先生话音刚落，全场立即响起一片掌声。
然而，正当“亚星”的发射工作逐步往前推进时，1989年夏天，美国政府已经同意发放的卫星出境许可证，遭到了冻结。
没有许可证，美国的卫星不能插翅飞到中国，无疑等于取消这次发射。
而就在这时，国外有的卫星商乘虚而入，想从中挖走“亚洲一号”卫星；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也再次忍痛割爱，降低发射价格；甚至有的客商还明确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从中国手上夺走这颗卫星，另找发射的主人！
这对困难横生的中国，无疑又是沉重一击！
几年来，为了拿到“亚星”的发射许可证，中国外交部、中国驻美大使馆、中国航空航天部以及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等，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方式，向美国政府和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做了大量难以描述的工作。
几年来，为了拿到“亚星”的发射许可证，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远涉重洋，找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大使，让他们向本国政府反映中国的情况，然后该国政府再向巴黎统筹委员会反映中国的情况，最后好不容易才形成国际舆论，促使美国政府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同意发放“亚星”的许可证。
可万万没想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眼看就要进嘴的一块“肥肉”，又化作了梦中的泡影。
13，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但1989年的12月13日，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个可喜的日子。
这一天，经中国驻美大使馆与美国当局联系后，孙家栋副部长就“亚星”的许可证一事，专程赶往美国，同美国国会议员、美国空间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罗埃先生以及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克里斯托弗·C.汉金先生进行会谈。
1989年10月5日，林宗棠部长曾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三号楼，同美国大使和美国科技参赞就卫星许可证一事，进行过一次专门的会谈。美方当时表示，对中国的心情表示理解，愿意及时地将中国的意愿转告美国政府。
但是，由于离合同所签订的发射日期越来越近，而且“亚星”许可证又是有期限的，所以为防止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孙家栋副部长决定再次亲赴美国，促使“亚星”许可证尽快得以落实。
孙家栋同美方的这次会谈，是在相对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而且双方都显得真挚与坦率。
会议一开始，罗伯特·罗埃先生便坦诚地说：“中国与美国打交道，不能只与行政当局打交道，还要和国会打交道。美国期待中国采取行动的信号，这将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愈早发生愈好。人民之间误解的消除，将有助于政府、议会间了解的增进。”
片刻，罗伯特·罗埃先生继续说道：“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人们在旧的一年快结束时都愿意进行反思，愿意做出妥协。中国如果能采取某种行动，对于中美之间的友谊的恢复就太重要了。我们期待着到中国去访问。”
接下来，国务院代理助理汉金先生说：“我们非常清楚‘亚星’许可证的期限，目前高层正在做决断。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了，但具体发放许可证的日期还不太清楚。本月15日发放‘亚星’许可证的时限，是一个大约的时限。我们正在考虑，最高层也在积极考虑，在此特提请中国政府予以注意。”
孙家栋听了美方的发言，首先表示感谢，然后强调说：“‘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的发放，牵涉发射场各项具体准备工作的安排与实施。为了确保明年4月能够发射，卫星必须在2月运往西昌发射场，现在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了。”
孙家栋说完，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至于中国发生的事，我国政府领导人已清楚地向美国朋友做了介绍。为了取得美国人民和国会的理解与支持，也一再做了阐明。最近美国已派特使对中国做了访问，会晤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这对某些问题的解决是有益的。我希望能按他们商量的意见，一步一步地去做。”
最后，罗伯特·罗埃先生表示，“亚星”许可证一事，一定尽快予以答复。
会谈结束后，罗伯特·罗埃先生当即向美国国会做了报告。
据说，当美国政府最后商定是否给中国发放“亚星”许可证时，会场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值此关键时刻，布什总统起身走到窗前，沉思片刻，而后望了望东方，转身轻轻说了一句：
“我不愿得罪十亿中国人！”
于是，1989年12月16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正式宣布：
布什总统今天批准了“亚洲一号”卫星（及其他两颗卫星）的出口许可证。这项决定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做出的，因为它将为美国公司赢得三亿美元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