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有机会观察了他一整晚。那是在一次交响音乐会上，我意外地发现他竟坐在我的附近，他没有注意到我。音乐会刚开始时，演奏的是亨德尔的作品。那是一首非常和谐、优美的乐曲，而荒原狼却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既没专注于音乐，也没关注周围。他走神、孤独、拘谨地坐在那里，垂着头，面带冷静但充满忧虑的神色。随后演奏起另一首乐曲，是弗里德曼·巴赫[6]的一首小交响曲。这时，我大为惊讶地发现，刚演奏了几个节拍，这个异乡人便露出了一丝微笑，陶醉于音乐之中。他听得很投入，看起来非常幸福，就像沉浸在美梦中。这情境持续了约十分钟。我光顾着看他而无心欣赏音乐。乐曲终了，他如梦初醒，挺直了身板，做出要起身的动作，似乎想离场，但仍坐着未动，直至音乐会结束。最后的曲目是雷格尔的一些变奏曲，许多人觉得这音乐有些冗长烦闷。荒原狼也是如此。刚开始，他听得很专注，也很开心，不久便重新蜷进座椅。他将双手插进口袋，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但这次，他看起来并非梦幻般地幸福，而是显得悲伤，甚至有些生气。他的神情重又变得疏离、空虚和呆滞，看起来苍老多病，怏怏不乐。
音乐会结束后，我在街上又看见了他，于是便尾随在他身后。他蜷缩在大衣里，愁眉不展，疲惫不堪地朝着我们所住的城区走去。在一个破旧的小酒馆前，他停下脚步，犹豫不决地看了看手表，然后走了进去。我一时心血来潮，也跟了进去。他在一张颇有小资情调的餐桌旁坐了下来，老板娘和女招待像看见熟客般与他打了声招呼，我也上前向他问好，坐到他的旁边。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我喝了两杯矿泉水，他先是喝了半升红葡萄酒，后来又要了四分之一升。我告诉他，我也去听了音乐会，他却没接茬儿。他看了看我水瓶上的标签，问我想不想喝红葡萄酒，他请客。当他听说我从不喝酒时，脸上再次露出无助的表情，说道：“啊，您做得对。我也曾清心寡欲地生活过几年，还节食过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我又受到了水瓶座的影响，这是个阴暗潮湿的星座。”
我开玩笑地回应了这个影射，并表示，自己对他居然信奉占星术感到难以置信。他又用那过于客套、时常让我觉得受伤的语气说道：“完全正确。真可惜，我连这门科学也不能相信。”
我起身告辞，离开了酒馆。他直到深夜才回家，但他的脚步声听起来一如既往，且和平时一样，他没有立刻上床就寝（我住在他隔壁，自然能听得清清楚楚），而是开着灯在他的客厅里待了约一个小时。
我还记得另一个夜晚。那天，姨妈外出，我独自在家。门铃响了，我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士，说找哈勒先生。这时，我认出她正是他房间里照片上的那位女士。我将她带到荒原狼的房门前，便回到自己房间。她在楼上逗留了片刻。没多久，我听见他俩有说有笑地一起下楼出了门。我非常意外，这个隐居者居然有情人，而且如此年轻、美貌和优雅。我开始怀疑自己之前对他和他的生活所做的种种猜测是否准确。可不到一个小时，他又独自一人回了家，拖着沉重的脚步，沮丧、吃力地爬上了楼。随后，他就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狼，不停地在客厅里缓慢、轻声地来回踱步，长达几个小时之久。他屋里的灯几乎彻夜未熄。
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一无所知，但想补充一点：后来有一次，我在城里的街上又曾见到他与那位女士走在一起。他们手挽着手，他看起来非常开心。他那张忧愁、孤独的脸有时也能如此帅气，甚至有些孩子气，这让我再次感到惊奇，同时也理解了那位女士和姨妈为何会对这名男子满怀同情之心。他那晚回家时又是那般悲伤和痛苦。我在房门口遇到他，见他像有时那样，腋下夹着一瓶意大利葡萄酒。那晚，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喝了半宿。他过着一种多么孤独、无望又毫无防御的生活啊！我可真为他感到难过。
好了，闲话少说。无须再花费更多的笔墨来赘述荒原狼过的是种自杀式的生活。然而，我却不相信他离开我们后自杀了。有一天，他结清房租后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我们这座城市，再也没回来。从此，他杳无音信。我们一直保管着寄给他的信件。他唯一留下的，是一份他住在这里时所写下的手稿，上面还写了几句留言，说将这份手稿交由我全权处理。
我无法考证哈勒手稿中所讲述的经历的真伪，但我确信，这里面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并非随意的杜撰，而是一种尝试，想借助可见的事件来描述他的内心活动和感受。哈勒手稿里那些虚构出来的事件很可能就发生在他住在我们这里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而且我相信，它们是以一段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为基础的。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这个租客的举止和外貌的确都变化不小。他经常不在家，有时彻夜不归，连他的书也没碰过。我偶尔遇见他时，他看起来极富活力，变年轻了，有几次简直就是一副快乐开朗的模样。但不久后，他又会变得极度意志消沉，整天躺在床上，茶饭不思。那期间，他的情人又来看过他，两人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惊动了整屋子的人。第二天，哈勒还为此来向姨妈表示歉意。
是的，我坚信他没有自杀，他还活着。他还在某个地方，拖着那沉重疲惫的脚步在陌生的房子里上下楼梯，在某个地方凝视着擦得锃亮的镶木地板，凝视着被打理得干干净净的南洋杉。他白天坐在图书馆中，晚上泡在酒馆里或躺在租来的长沙发上，听着窗外的世界和人们的生活。他自知被排除在外，但不会自杀，因为残余的信仰会告诉他：他必须将这种不幸、这种内心难熬的痛苦饱尝到生命的终结，而且，他必须因这种痛苦而亡。我时常想念他，他没有使我生活得更轻松，他也没有能力支撑和促进我的内心变得坚强和喜悦，哦，恰恰相反！但我不是他，不会像他那样生活，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过着一种平凡普通，但富有保障、充满义务的生活。所以，我和我的姨妈能平静、友好地去想念他。有关他的事情，姨妈比我知道得更多，但始终把它们埋藏在她善良的内心。
哈勒所写的手稿富有奇特的想象力，有的病态，有的文字优美、思想丰富。我不得不承认，倘若这份手稿是偶然落入我手中，并且我不认识它的作者，肯定早就被我愤怒地丢弃了。但因为与哈勒相识，所以我能够看懂一部分，乃至赞同其中的观点。如果单单将这份手稿看作某个可怜的抑郁症患者的病态幻想，那么我定会犹豫不决，是否该将它公之于世。然而，我在此手稿中看到了很多，它是一个时代的文献，因为哈勒的精神疾病——如今我才知晓——并非个别人的怪病，而是时代本身的病症，是哈勒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疾病。会身染这种疾病的似乎绝非只是那些软弱、无足轻重的人，恰恰是那些最坚强、最聪明、最具天赋的人反而更容易受到侵袭。
无论这份手稿里的内容有多少来源于真实的经历，它是一种尝试，力图不以回避或粉饰的方式去克服这巨大的时代疾病，而是将这种病症描述出来。严格来说，撰写这份手稿真可谓一次穿越地狱之行，是一段时而害怕、时而又无畏地穿越黑暗的心灵世界中各种混乱的旅程，需凭借横穿地狱、敢于对抗混乱、至死承受不幸的意志力。
能够领悟到这点，是因为哈勒的一席话给了我启示。有一次，当我俩聊到中世纪的残暴现象时，他曾对我说：“这些行为实际上并不残暴。中世纪的人或许会觉得我们当今的整个生活方式更为残暴、可怕、野蛮、令人憎恶！每个时代、每种文化、每种风俗和传统都有自己的风格，各有柔和与强硬、甜美与残暴之面，都认为某些痛苦是理所当然的，也都容忍一定的弊端。唯有处于两种时代交替之时，在两种文化、两种宗教发生冲突时，人类的生活才会成为真正的苦难和地狱。倘若一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中世纪，他必定会痛苦得窒息而亡，正如一个野蛮人，如果生活在我们这个文明时代，也必然会透不过气来。有些历史时期，当整整一代人都陷于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时，对他们来说，所有合乎情理的东西，所有的社会道德、安全感和无罪感都将不复存在。当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像尼采这样的天才，注定要早一个时代承受当今的痛苦——他曾经孤独承受且不被世人所理解的那些痛苦，如今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承受。”
在阅读那份手稿时，我时常回想起这段话。哈勒这代人恰恰生活于两个时代交替之间，他们丧失了所有的安全感和无罪感，注定要将人类生活中所有的可疑之处提升为个人精神上的烦恼与苦难，并一一加以深刻体验。
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他的手稿能给予我们的意义。于是，我决定将它公之于世。顺便提一句，我既不想为这份手稿做辩护，也不想对其做判决，唯愿每位读者能依据自己的良知来加以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