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我懂得熬的滋味。知识改变人生，性格决定命运，习惯孕育成败。对我来说，身处苦境、逆境和绝境，能使人醒悟、坚毅和成熟。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一路走来，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伴随我在人生征途上艰难跋涉的，是苦学、苦干、苦忍。归结为一个字，那就是“熬”！
我是“熬”过来的。我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三里镇黎家湾村，大悟县地处大别山区，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我在那里生活了十七年，读书、干农活、当乡村医生。
那些年，我亲身经历了农民的疾苦。正是有了这段难忘的经历垫底，对未来遇到的任何坎坷和磨难，我都能过得去、扛得起、忍得住、背得动了。
小时候，我非常渴望读书。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就再也无书可读了。
在小学的六年里，我先后转了陶家湾、汪家畈、四里庙、三里城4个地方上学。读书的七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饥寒交迫。
读小学四年级时，我家离学校有三四里路，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我常常只吃早、晚两餐，中饭有时带点食物，有时就饿着，实在撑不住了就喝冷水。
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是在离家二十多里的大新镇，每隔一星期回家拿米和菜到学校。家里人多口粮少，母亲就给我装一升米，大概四斤，再给一毛钱的菜金。那一毛钱，是用来买豆瓣酱当菜吃的，这就是我一星期的伙食。
有时候，时间才过一半就吃光了，就去附近生产队的田地里弄点稻子、麦子，搓掉壳子用凉水冲进胃，或是拔出红薯、萝卜吃。或者提前到伙房掀开蒸笼，把县城的孩子或干部家庭同学的饭菜拿出来吃，说难听一点，就是有点“偷”的味道。由于营养不良，我十四岁的年龄、一米七的个头，体重却只有七十五斤。第一次当兵体检，刚刚称体重就被接兵干部拉了下来。
读书的七年，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冷。我家祖孙三代八人才三间破房，家里没有地方睡觉，身为长子的我，只好每天晚上到村里邻居家借宿，冬天经常没有被子盖，从夜晚一直冻到天亮。
到三里城读书的时候，离家八里多路，冬天就穿一条单裤、一双布鞋。路上有一条河，河面有三十多米宽，水面都结成了冰，我就脱掉布鞋、卷起裤腿涉水过河，有时冰碴把腿都划破了。碰到下雨没有雨伞，只好穿上父亲干活的斗笠和棕衣。风大雨猛，等走到教室门口，全身都湿透了。老师让我把斗笠和棕衣放在过道里，等进了教室，上下牙齿还在发抖，嘴唇全冻紫了。
有一位退伍军人，送给父亲一双军用胶鞋，42码，父亲舍不得穿，让我穿。鞋大脚小，无法走路，母亲就用针和线把脚后跟缝得严严实实，才凑合着穿。这双鞋我穿了三年，又送给大弟弟。
读书七年，给我印象深刻的再就是累。
除了白天上学，早晚还要帮着家里干农活。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只能等干完农活、吃过晚饭，母亲点起煤油灯做针线活，或缝补衣服，或做鞋子，或纺线织布……我们兄弟姐妹就在这个时候凑到煤油灯旁，借助微弱的光亮做功课。有时实在太困了，头一低就撞在桌子边上，碰痛了也就清醒了许多，继续写作业。
为了交学费，星期天还要到二十多里外的山里砍柴去卖。十三岁的小孩，一天只能挑四五十斤，卖两角钱。
后来，没有书读，就回家干农活。当时，生产队安排父亲到河南信阳搞副业，类似现在的“打工”。这个名额来之不易，因为一个月下来，除了吃饭、每天交给生产队一块钱之外，自己一天还能另外分一块多钱。
因为父亲腰疼去不了，名额丢了又可惜，父母亲在家里反复商量，拿不出好办法。我看到老人焦急无奈的样子，就说老子不行儿子顶。我就去干了两次。当时，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五点半挑土修路，一天一百担，每担一百二十斤，少一担罚十担。
当时我十五岁，挑不动一百二十斤，充其量只能挑一百斤。相继得了感冒、疟疾，发烧不舍得花钱买药，硬是挺着，甚至非常愚昧，跳进水塘里降温，咬着牙坚持干活。不然，少干一天就少一天的收入。不少好心人看我可怜，就在收工之后帮着我多挑几担。
由于那时身体还没有发育好，习惯用一个肩膀挑担子，后来养成习惯，右肩一直比左肩低。到部队之后通过队列训练，才矫正过来。
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人为的伤害。
那时候农村青年也有保送上工农兵大学、提干招工的机会，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就走了好几个。
由于我的祖辈和亲戚都是普通农民，家里又穷，既没有关系可找，又没有值钱的物品可送，虽然几次推荐了我，后来都被别人给顶了。特别是有一年，县里在我们公社招干部，一共要五个人，除了我是个男青年外，其他四个都是女青年，她们两个高小，两个初小文化。结果，这四个女青年都当了干部，有的是公社妇联主任、团委书记、有的是县广播员，唯独把我刷了下来。来招干的是县里一位局长，我去问他，他连头都不抬一下，当时真恨不得揍他一顿！
后来，湖北省中医学院到丰店区县第六中学探索大学教育试点，培训乡村医生（当时叫“赤脚医生”），分给我们大队一个名额。这时又有人给我出点子，让我快去找大队书记，否则又失去了这个机会。由于乡村医生不进城，还是拿工分的性质，大队书记扳着指头算，大概关系户都走得差不多了，他就满口同意了。我到湖北中医学院脱产学习了八个月。
记得我在武汉中医学院学中医期间，天天要花大量时间学政治，背毛主席著作，我还被推选为唯一的学习积极分子，当作先进被学校表彰。
眼看一天一天就这样混过去了，我心里很着急。中医看病的望、闻、问、切，四诊八纲，人身上的经络穴位，中药的药名赋，汤头诀、十八反、十九畏，那么多内容都要靠业余时间学，总是学政治，如何钻研业务？
多数同学私下议论，觉得不解，少数人想当典型，表面说好！课时进行一半了，学院领导、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来征求意见，培训班事先指定的几个同学，拿着准备好的稿子，有的从头到尾头都不抬一直念，有的按照题目念，大同小异，都是称赞课程安排好，又红又专，突出了政治。
他们发言完了，主持会议的问还有没有同学发言，我举手站起来，说：“与我的期望值相差比较远，学政治占的时间太多了。如果我们学不到真本事，回去不能给老百姓治病救人，怎么办？比如，一个人得了急病，我们要能看岀是什么病，用什么药能治好。光读毛主席的话对病人作用是不大的。”
我说到这里，台上领导交头接耳，台下也发岀各种声音。可能他们觉得太突然了，主持人宣布“今天会议暂时结束”。
晚上，学院一把手、军管会马主任（武汉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安徽金寨县人，老红军）让我去他房间，我猜想八成是为会上的事，心里直打鼓。我忐忑不安地到了门口，站在那，再也不敢迈半步！听到“进来坐”的声音，我才回过神来，跨门槛时脚不听使唤，差点绊倒。我坐了下来，首长看我的四肢还在不停地抖。
停了一会，马主任像长辈一样开腔了：“小陶，你不能在那种场合说那些话。今后要注意。”之后话锋一转，问我家里情况，学习班伙食怎么样。
过了半个多小时，马主任说：“小陶，培训内容多、时间紧，你回去学习吧。”过了个把星期，医术业务课明显多了。后来听说马主任专门组织学校开了几次会，统一了思想，修改了教学计划。
经过了八个月的学习，我结业了，回到了大队。
大队卫生所
结业回到大队，我才十六岁。由于我家庭出身好，又刚刚上过学，算是“科班”出身，大队就让我当了卫生所长。我们所需要管辖方圆十多公里的地域，二十二个自然村，三千二百多人。
当时卫生所一共五个人，其中三个是坏分子：一个是地主分子，五十二岁，一个是反革命家属，五十二岁，还有一个是县卫生局下放管制的“右派”，四十六岁。就我和会计出身好。
开始，卫生所安置在付家湾，是借用一套民宅。我发现房子不适用，村民看病还不方便，就建议把卫生所和大队中心小学建在一起。于是，二十个生产队按人头分摊建房物资和费用，很快就建起了十间房，既实用又方便。
卫生所实行合作医疗，每人每年交五分钱。为了节约开支，少用西药、多用中草药，我就分批带着各小队抽来的人，到深山老林里采捡中草药，还用鱼腥草、柴胡等试制出了针剂和药丸。后来，我自己还学会了部分兽医、禽医技术。老百姓家里人病了要找我，牛、猪、鸡、鸭生病了也找上门来，我们也都出诊治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睡在卫生所，几乎天天都有夜诊，只要有人在外面敲窗户，紧接着喊“陶医生……”我就马上穿衣下床，随来人出诊。连大年初一也是背着药箱，奔走在田埂上，山谷中。一年下来，公社和县里都把我们卫生所树为典型。
在卫生所，我订了《湖北日报》《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三份报纸，有人说我是神经病，还在做美梦，我根本不管这些闲言碎语！我有我的想法，一个是当学习资料，二个是了解国内外大事。第一份能知省情，第二份能知国情，第三份能了解世界。所以，每天不论出诊多晚、身体多累，我都要把这三张报纸上的文章全部读完，然后把旧报纸拿去包中药，一举多得。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离开了“赤脚医生”这个心爱的岗位，离开了大别山的沟沟壑壑！
那是一九七〇年秋天，我在卫生所干了不到两年，一天下午在出诊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双手捂着肚子，弓着腰，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滴。我一看就意识到他病得不轻，就扶着他一步一步到了卫生所。
经过诊断，他可能是胆结石发作，我就给他喝了自制的排毒消炎水，扶他在床上躺下。过了两个多小时，他的疼痛缓解了，就开始和我聊家常。他是湖北省物资厅金属公司的干部，名叫黄深，广东高鹤人，转业军人，这次到大悟县招工，招工对象是城市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退伍军人。
他说：“我看你小伙子不错，今天帮了我大忙，只要你把大队工作做通了，肯定放你，公社以上的工作由我去做，我想办法把你带走！”我听了他的话激动不已，心想终于盼到了出头之日，可以跳出“农门”，到省城大武汉去工作了。
我当天就去找大队干部，一个书记经不住我死磨硬缠，终于同意了。可两个副书记说什么也不同意。书记只好说，晚上开全体生产队长会议决定。
那天晚上，我哭着一个队长、一个队长地恳求。他们说我们都离不开小陶医生，但有这么好的机会，也不能耽误了他的前途。医生可以再培养，可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还是让他走吧。
我听到乡亲们的这番话，扑通跪在地上给伯伯和叔叔们磕头，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
乡亲们像大山一样包容我，如慈母一样呵护我，为了我的前途，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让我更加懂得了善良淳朴的人间真情！这份亲情血浓于水，大爱铭记于心！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珍藏着这段宝贵的感情。这一切，都是激励我坚毅向前的巨大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
我的父亲
三十年前，我在一军纪检办公室当主任，正月初三，不识字的父亲跟着在上海警备区的表弟到部队来看我们，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时春运火车特别挤，从我老家湖北大悟到浙江湖州军部，汽车、火车要转五次。在河南郑州转车时，他和我表弟走散了，父亲上了车，表弟却没上去。父亲身上只有到上海的火车票，还有几块钱，再加上带给我的猪肉等土特产。他节省，在车上不舎得买吃的，就一直饿着。
火车到了苏州，不知什么原因，他下了车。
父亲除了知道我的名字，还是个当兵的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找到儿子的部队，他没有法子，苏州百姓听不懂父亲的话，他就凭着儿子是当兵的这一点，见穿军装的就求帮他找儿子。别人问他儿子在哪个地方当兵，是干什么的，他只会一遍遍重复，叫陶正明，当兵的。这样简单的信息，别人如何帮得了他？
严寒的冬天，雨夹雪下个不停，父亲不停地走，走了一天一夜，不断地到处打听。第二天下午，他看到有个军营大门，当兵的拿着枪站岗，他立刻像遇到救星一样，赶紧请战士帮帮忙。由于父亲的信息过于简单，又是个农民穿着，加上湿透的衣服，背上的布袋，哨兵只当他是个上访者，或是讨饭人，或是精神病患者！几次驱赶，父亲就是不走，父亲认为在这里踏实，因为是部队，有当兵的站岗，儿子就能够找到。天黑了，别人晚饭都吃了，父亲还在墙边蹲着，嘴里不停地说，我找我的儿子，他是当兵的！
事也凑巧，这个部队是军炮兵旅。旅政治部陈副主任正好坐车回家，父亲知道坐小车是当官的，就去拦车，车停了，父亲大声叫，我要找儿子，儿子是当兵的。陈副主任问父亲那里人，儿子叫什么名字？父亲回答后，陈副主任立即指示值班室电话联系上了我。我和家人正在为走失的父亲焦急万分时，突然听到电话那头父亲那亲切而熟悉的声音，顿时又惊又喜又难过！
陈副主任立即通知组织科（师以下纪检部门设在组织科）林超科长。因天太晚，苏州到湖州的公共汽车已经停班，林科长把在家的干事全动员起来，派人把父亲接到招待所，叮嘱伙房做饭，并搬来煤球炉子，帮父亲烤干衣物。
不一会，父亲吃上了热腾腾的肉丝面。这一夜，尽管卧室、床和铺盖是他有生以来见到最漂亮最舒服的，尽管他两天两夜未合眼，但他想儿子，想媳妇，想孙女，还是睡不着，不停地起来看窗户外天亮了没有！
第二天一大早，林科长陪父亲吃了饭，把父亲送到长途汽车站，买好票送上车，目送汽车远去才离开。
我和家属早早赶到湖州市长途汽车站候着。父亲下车看到我们，顿时满脸笑容，连声说：“你当兵这么远，这一趟真是怪难的，你们快去谢谢那几个领导。”我连忙从父亲肩上拿下包裹，背起来，带他回军部家，妻子去帮父亲买帽子、衣服。
到了军部，女儿见了爷爷有点陌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爷爷，她发现了我俩长得像，幼小的心灵一下子知道了这是自己的亲人，是爸爸的爸爸呀。她扑进爷爷怀里，哭着说：“这几天，爸爸妈妈天天念着爷爷，担心你走丢了，我没有爷爷了！”女儿哭了，父亲哭了，我也哭了！父亲用手抹干脸颊上的泪水，对女儿说：“孙女乖乖，你要好好读书认字，你爷爷就是家里穷，从小没上学，是个睁眼瞎，来找你们才吃了这大苦。”听了父亲的几句话，女儿不哭了，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她读书从未马虎过，这是最值得爷爷骄傲的！
妻子把父亲的衣服买回了，又带他到军人服务社澡堂洗澡，然后换上新衣服。人靠衣装马靠鞍，父亲一下子年轻了许多，驼背也伸直了一些。
我们陪着他到湖州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是他有生以来留给我们珍贵的唯一的相片！
父亲劳作惯了，闲不住。吃完中饭，他就帮我种菜（那时工资低，军部在乡村，我们种了几块地）。种好菜，又到处找活干，我说你歇歇吧。等我们上班了，他看警调连战士在打扫军部大院，便去和战士们一块干，铲杂草、通水沟、扫树叶。战士们开始不让他干，后来知道是我的父亲，就主动给他水喝，拿毛巾让他擦汗。
他每顿吃饭，掉在桌子上的一片菜叶、一粒米饭，他都用手拾起来放进嘴里。他从老家带来的猪肉，在路上耽搁时间长，有些变质，散发着异味。他说，你们不要吃这个，吃新鲜的，我来慢慢吃。每顿吃饭，他总用这猪肉醮些辣酱，一块一块吃得那么香甜。我们用筷子去挑，他连忙把那只碗端开，说，你们肚子受不了，我不要紧的。我们喉头发硬，但也不能当他老人家的面难过！
星期天，我陪他到杭州去玩。第一站看西湖，听说景点要花钱买门票，他说，这有什么看头，不就是一个大水塘吗，我们老家哪个湾子没有？不过，这个塘大，塘边上栽的树、花、草，比我们那里的塘边好看。一听说到了岳王庙，他主动要进去看。他仔细端详着岳飞的坐像，对我说：“我从小就听说书的，最爱听杨家将、岳飞传。岳飞也是个当兵的，他妈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几个字。”我带着他去看那四个字，他突然冒出一段话，深深触动了我：“这几个字这么大，要用好大的墨块，肯定很重，够岳飞背的。当兵就要当岳飞那样的兵！”
中午，我俩找了一个小饭馆，点了两个菜一个汤，打了四两酒、两碗饭，花了十多元钱。他一再说太多了，太贵了。我陪他吃得差不多，就放下了碗。还有些残汤剩饭，他把这些都倒进汤碗，吃得干干净净！晚饭我们是回家吃的，他说中午吃多了，晚饭就不吃了！
在军部，他要去看我工作的地方。那天早饭后，我带他去看了我的办公室，两间房，里间档案室，外间办公室，三张桌子，我和两个干事一人一张。两个干事叫他伯伯，他连声答应。我看他表情有点不解！
过了几天，我到一八一师去组织纪检干部集训，时间一周。因我老家有旧习，公公和媳妇不能多接触，尽管我妻子对父亲很好，但老人封建意识一时不会改变。他提岀和我一块去，我理解老人，就带着父亲住在五四一团招待所。
第一天晚饭，王敬喜师长、赵太忠政委知道了，特意赶过来，用师农场的自酿酒宴请我们父子俩，我甚为感动，终身铭记！当我父亲知道是两位师长（他不懂政委是什么官，我只好说也是师长）来陪他吃饭，他一下子站起来，两只腿不停地抖，头上直出汗，话都不敢大声说。他说从来没这么近看过这么大的官。小时候老远看过国民党的师长，骑个大马，后面跟了好几个勤务兵。王师长、赵政委哈哈大笑，一边劝他喝酒，一边对他说，你儿子干得好，年纪轻轻就当了正团了。父亲说：“不是团长，是什么主任，手下才两个兵，我们老家主任多的是，村主任，治安主任，妇联主任……他还不如当个连长呢。”父亲酒喝多了，也不太怕两位领导，话也就多起来了。看来，父亲是到我办公室看了后，认为我不该当主任，应该去当带“长”的。
这天晚上，父亲见到了两个师长，又喝了不少酒，特别兴奋。到了房间，他拉着我坐在他床边，拍着我的手，又不厌其烦地说起旧话：“老大呀老大，不管你在队伍上当什么，四乡八村的熟人见到我，说我有两个儿是当兵的，我就欢喜，干活不觉得累，走在路上比别人高一头！你爷爷经常对我和你伯父讲，人一辈子，再穷不摸错口袋，晚上睡觉不摸错床板，再受冤枉不要害人整人，讨荒要饭也要让儿女读书识字。这次见到你住的房子比你老子好，媳妇也能干，孙女也乖，学习好，我就放心了！我就来这一次，再不会来添事了！你多在队伍上干活，不要回家，回来花工夫又花钱！我们在家不用你操心。”我听得泪流满脸，泪珠滴落到父亲的双手上！
过了几天，我送父亲到南京，从南京坐轮船回家。一是让他坐坐船，二是坐船舒服些，三是坐船比乘火车便宜！这后一条是父亲选择坐船的重要理由！
父亲这次探望我之后十年整，我没有回过一次家，等我再次回家时，竟然是为他老人家去天堂送行的！
他理解我们，临走的那天，吃好晚饭，看了两集《水浒传》，就躺下睡觉了，凌晨，就安详地“走”了！我分析是心脏和脑子太累了，要休息了。凌晨三时我接到噩耗电话，早上立即向政委报告请假，首长说原定上午政工会你还要主持，下午走吧！下午，我在杭州殡仪馆买了一个大理石骨灰盒，乘飞机赶到武汉，颠簸到大悟，赶到乡下灵堂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我见到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我扑上去，将自己的脸轻轻地贴在父亲的脸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晕过去了。一阵晕厥后，我睁开眼，对着父亲耳朵轻声说：“对不起呀父亲，我早应该多回来几次看你，也是我们的无知和疏忽，没有给你体检，使你的身体器官早岀了问题，带着故障在运转，才走得这么早，这么快呀！”
刚刚六十七岁，生我养我的父亲！
一日为师终身父
每逢教师节，我就会想起教过我的许许多多老师。
入伍前我读过小学，初中，湖北中医学院（八个月）。当兵后，我读过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央党校；在职读过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大专，中央党校函授本科，浙江大学研究生（因英语没过，只发了个结业证）。还有记不清次数的短期培训。尽管有的老师只上了一节课，见了一面，但他们都给我传授了知识，使我脑子里增添了营养，前进路上清晰了方向，双脚下面长实了力量！我从心眼里对老师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印象最深的、至今还保持着关系的是启蒙老师林家仲老先生。六岁那年，父亲领着我去大队的唯一小学报名读书，负责接见和考试的就是林老师。他出了三道题，一道算术，从一数到一百，我扳着指头，大声地喊一二三……，一口气数到一百。第二道题是看一个本子，上面有几种颜色，让我先看后说岀来，白，黑，红，绿，黄，这五种我也说对了。第三道题是老师拿岀一张人的相片，问我是谁？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又怕说错了，就随口说是大队黄书记。老师说你再仔细看看，我越发紧张不敢说。父亲在一旁急了，脸涨得通红，说：“你怎么连毛主席都不认得啦，他可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他要是早点当主席，我也能像你一样读书识字，你一辈子要记在这里。”父亲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我的心窝处。由于他用力过大，戳在我身上好痛。我说的是真话，那时候我见到最大的官就是黄书记，也是跟大人去开会，听他在台子上面手不停地动，嘴里大声讲话，至于讲的什么听不懂。加上当时农村书很少，也没报纸，家家户户堂屋正中贴的是一张红纸，上面写的是“祖宗昭穆之神位”几个字，逢年过节烧香摆食品，一家人先作揖，再下跪叩头。不像后来毛主席像到处有。我偶尔见到毛主席像到现在也记不清是在哪里！
三道题答对了两道，收不收，那就全靠林老师了。过了几天，父亲把一个布袋子交给我，说林老师同意了，你明天就去读书，我已经和林老师讲了，跟他三年，学写毛笔字，过年写对联再不请人；学会写钢笔字，今后能记个账，写个信方便些。再就是学打算盘，加减乘除都要会，家里用得上。
第二天上午，我就到学校找到林老师，拿岀手中捏得紧紧的五角钱，报上了名。不一会，林老师手里拿着两块旧铁板，互相敲打岀声音，有的同学说老师打上课铃了。
老师把十几个新同学分到座位上。学校是所初小，有一二三年级，一间教室，三十多位学生，课桌都是学生家带来的，有长的、方的、高的、矮的、大的、小的，凳子有木椅，有石凳，还有砖垒的。一张桌子坐两人的，三人的，四人的，个别大方桌坐六人。我坐的是长方桌，三人，靠左边。三个年级语文、算术、课外活动都是林老师一个人负责。他除了上课，中午还要帮离家远的学生热带来的饭菜。同学中同一年级岁数相差大，比如我们一年级大的12岁，小的比我还小半岁。
上下午各有三节课，老师上课，给一个班讲语文，一个班复习数学，或练毛笔字，另一个班课外活动。课外活动包括打算盘比赛，到村里打谷场跑步，做操，天气不好时就在走廊里，老师先教一遍，然后指定班长（一般岁数大的）负责练。两个年级在一间教室里上课时，经常听到其他年级的课中情况，互相有影响。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抄写语文课时，听老师在批评二年级一个学生算术做错了，那位同学故意咳嗽，老师说一句，他咳一声，老师说那你就咳吧，我等着你咳完再讲，他真的不停地咳，还装着往地下吐痰，惹得老师直摇头，我们都笑起来了。这下老师恼火了，让那位同学到后面罚站。
父亲性子急，让我尽快学到三会，去给老师商量，让我住到学校，请老师开小灶，父亲每月给老师一担柴火作为报酬。我住去学校，晚上还与老师睡一张床（因老师留校看门），很不情愿，但又不敢违抗父命，怕挨揍，只好跟着父亲去了。谁知，与林老师住了几天就习惯了。每天晚上，老师在煤油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我就坐在桌边学写毛笔字，或打算盘。困了我先去睡了，老师什么时间上的床我不知道，因为多数时间我已经在梦里。早晨，闹钟一响，老师就起床，把我昨晚做的作业指点一遍。那时我就觉得老师很辛苦，主动帮他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烧火，端水，打扫卫生等。星期天他要回自家菜园里种菜，我也跟着去，帮忙拔拔草。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差，写毛笔字有时少纸缺墨，林老师就把前些届学生留下的废旧作业本让我写。有一次墨块用完了，我用石头在砚台里磨，他见了，说：“小家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石头怎么能磨出墨呢？”我听了一脸不解。他连忙耐心地给我讲解这句话的意思，我终生难忘当时的情景！
林老师教了我三年书，由于学校没设高小，三年后，我考上了另外一所学校的四年级。我去向林老师告别时，见了他的面，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放声地大哭起来。我才知道我真的把他当成了父亲，真是舍不得！
林老师不光是我的老师，还是我弟弟、妹妹的老师。我弟妹的文化底子尽管不厚实，但都是林老师亲手帮助打的！
我虽然与林老师分开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早些年我只要回家，林老师家必须去。后来回去少了，就给他写信，他家里装了电话，我们联系更方便了。每年春节我们会给林老师送个红包，表达我们的心意！
林老师在我和弟妹心目中有着特别的地位。记得父亲去世时，我们把父亲的骨灰盒摆放在家门口，让他与乡亲们做最后的告别，请谁来主持呢？我们不约而同想起林老师！他来了，他讲了许多话，还挨个摸了摸我们的头，他哭了，我们都哭了！
林老师一直想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
尊敬的林老师，尽管过去的小家伙也变成了老家伙！但您永远是我们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许许多多教育过我，关心过我的教师，领导，首长，都是我的大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