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电话打来时，约翰远在新奥尔良的一间会议室里。我在家中的卧室里将洗好的衣服一一叠起，微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窗外柳枝上残留的枯叶在枝头颤动着，它们大概早已准备好要坠落，但还执着地不肯放手。暖气在出风口处嗡嗡震颤，狗狗在舔腿上的一个小斑点。新年像一个问号般将至未至。快正午时，床头的电话响了。此刻，孩子们肯定在学校里排队准备午休，他们伸手戴上手套，像探险家一样。
“你得了乳腺癌。”负责活组织检查的医生是这么告诉我的，“一个小点儿，只是一个小点儿。”我一字不落地告诉约翰。看到我的信息时，他走出分组会议室。我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不过她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一定不是你，你还这么年轻。”
爸爸带着鸡汤来我家时，我向他重复了医生的话。我跟挚友蒂塔也是这样说的，她惊讶地反问我，我们坐在沙发上仔细揣摩着医生在电话中说的这18个字。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这句话，刷牙时、在拼车专用道上时、解开内衣时、入睡时、在杂货店里穿梭时、走在林荫道上时、躺在狭窄而哐当作响的核磁共振仪里等待医生近距离观测病情时……我在想，只是一个“小点儿”。
渐渐地，这句话变成了一首圣歌、一个战斗口号。一个小点儿嘛，可以治好的。一个小点儿而已，只需花一年的时间就能治好。没人会因为这样一个小点儿就死掉。
“哦，乳腺癌。”我想起了93岁的姑姥姥因为心力衰竭而在临终时说过的话，“20世纪70年代，我得过这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