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李白，在他的文化血脉里流淌的是儒家的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思想激流。这种思想动力，使李白在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的一生完整地交给诗歌创作。苏廷是最早发现李白的人。他赞扬李白说：“你的文采可观，但风骨未成。只要继续努力将来必成大器，就可以和你的同乡司马相如齐名了。”李白回答道：“司马相如只不过写得一手好文章，汉武帝也不过是以俳优蓄之。晚生不才，窃以为大丈夫当志在经国济世，进不能为管，退亦当为鲁连。诗文乃余事尔。”由此可见，他的理想在政治上。李白强烈的政治思想与他的狂逸性格格格不入。他狂逸的性格让他在选择跻身仕途的道路中画上了错误的一笔。唐代的科举制度相对来讲比较合理，打破了世族地主政治的官僚选拔制度，为庶族地主大开方便之门，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大进步，很多人藉此飞黄腾达。李白不屑于走这条路，也许是千里马怎能与驽马相齐驱，也许是自负的他看不起科举场上的你争我夺。但最主要的是他和儒生的立足点不同，他想做王者之师，与统治者平起平坐，结为知己。一个年轻人有这样的胸怀和报复，确实有些轻狂，这就是李白与人不同的个性。他不愿意走一个儒生顺理成章应该走的道路，他不愿做科举的奴隶，受科举的约束。科学制度无论如何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为他们笼络人才而设置的，唐太宗看到一批批新进士由端门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科举之路使千千万万个士子穷精竭力，在这条独木桥上来来往往。为了走这条路，士子们在儒家的正统教育中默默耕耘，做酸了学问，学傻了大脑。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人士子的独立性，丧失了个体的自由。天才自傲，狂逸不羁的李白怎么能屈身科举呢？他不想用人格的自由来换取仕途的通行证，不想把驿动的心锁进科举的牢房。他幻想能够像吕尚一样，等待明主的诏示，制造一个一鸣惊人的戏剧效果。他有一个梦，梦中自己化作一只大鹏，展开遮天蔽日的翅膀，向着无边无际的太空翱翔。他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他想通过隐逸达到政治目的的心情。然而李白不是一个成功的垂钓者，狂逸的性格使他很难耐心持久，这种性格需要的是新奇与多变。李白没有吕尚的耐心，也没有吕尚的沉稳，更没有吕尚的老谋深算；他也不会象诸葛亮那样善于塑造个人形象，也没有诸葛亮的韬略；一句话，他也不会推销自己，却偏偏选择了“下海”.在隐逸生活中守株待兔几年后，他坐不住了，扔下了手中的鱼钩，头也不回地向朝中走去。
李白一直在寻找着凭借自己卓越的才华直接进入朝廷的机会。他多次上书，多次赠诗，“遍与诸侯”,都没有积极的结果，于是他走上长安自荐。经道士吴筠与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李白得讯，欣喜异常，他以为从此可以施展政治抱负，平步青云，大展宏图：“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自信，多么豪爽的颠狂！在京城李白与贺知章惺惺相惜，李白的清雅脱俗让贺知章叹道：“此天上谪仙人也。”李白很快便誉满京城。唐玄宗在金殿召见了李白，并走下龙座，步行迎接李白，让李白坐在七宝床上，亲手为李白调羹。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礼遇，为自己增添礼贤下士的美名。翰林学士的官职既无官品又无实权，仅仅随时侍命听候皇帝召唤去草拟诏告或写诗论文，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个御用文人，只能做一些诏告或歌功颂德的官样文字而已。展翅的大鹏关进了鸟笼，整天在院中画地为牢，这实在不合他放荡不羁的性格，他耐着性子忍受着。这段政治生涯中，虽然为朝廷草写诏书文告，还不时地解答唐玄宗的国政询问，更多的却是陪帝王缤妃宴饮欢娱。他看不起司马相如是个俳优之臣，而自己也做了俳优之臣。个性上的压抑，让他借酒浇愁，在酒后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任性而行。他大声歌吟：“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但得酒中趣，不作富贵求。”李白在长安的遭遇是必然的，他的狂逸性格让他不可能避免这种命运。他的才华让人敬佩的同时，也让人妒嫉，李白偏偏不会韬光养晦。他个性的张扬，难免得罪一些小人，胸怀再宽广的统治者，也难以接受他的不羁。狂狷的性格突出自我，不像中庸之道以群体为荣；狂狷的性格遇强则强，遇刚则刚，不像中庸之道温温和和；狂狷的性格刚甚则易折，中庸之道柔韧克百强。做了翰林的李白虽然努力压抑自己的狂逸，但强力的压迫会使个性的压力蕴积成势，只要有一个宣泄口便会喷薄而发。李翰林的狂已经让人难以容忍了，他流连于酒肆，高呼“天子呼来不上船”.一次唐玄宗诏宣李白撰述召令，借醉颠狂的李白让玄宗宠爱的高力士为自己脱靴，让贵妃调羹，天子磨墨。他狂得大胆而无畏。不知道收敛的李白是朝廷所不容的，权臣小人们在玄宗和贵妃面前大进谗言，唐玄宗渐渐疏远了李白。不被重用的李白更加狂放起来，政治的失意源于他狂逸的性格，又推进了他放达不羁的性格，三年的长安生活结束了。李白希望而来，失望而去，他对朝政与现实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从长安带走了酒仙的雅号和谪仙人的美称，也带走了更加狂逸的性格。同情李白的人都认为他的遭遇是封建统治者反动腐朽造成的，其实李白的遭遇和痛苦的根源在于他的个性。从现代人的实用观点来看，李白是一个文人，一个艺术家。他丰富敏感的内心世界是不适于政治旋涡的。我们应该感谢将李白排挤于仕途之外的力量，因为是他们激化了李白狂逸的个性，把李白推向了诗歌艺术的巅峰。鸡蛋里挑骨头难，挑一个人的错儿可不难，何况李白不遵守朝中的清规戒律，不拘小节，纵酒狂言，结交市井，放浪形骸，完全不像一个朝廷命官。唐玄宗最终为他下了定语：“非廊庙器。”
仕途失意的李白始终处在充满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仕与隐的矛盾之中，在他的内心深处晃动着两个李白：一个是纵横千古、神游太极、潇洒飘逸的李白；一个是积极入世、正统忠君的李白。而最能把这两个李白揉在一起的就是酒了，因此，李白选择了嗜酒。李白嗜酒最初是受魏晋之风的影响，用酒来表现自己张扬的个性，放达的胸怀。酒是男人的精神食粮，尤其对一个躁动不安的痛苦的灵魂，当酒成为生命的动力，也就成了男人的伴侣，酒意和仙风来源于李白狂傲飘逸的性格，也根植于他的灵魂深处。李白不是用酒来麻醉自己，他是酒仙，醒时为醉，醉时为醒，醉亦醒来醒亦醉，不渴酒时他是楚狂人，酒入侠肠他是酒中仙。醉之以酒，醒之以酒，入乎酒内，出乎酒外。有了酒，天下王侯尽不在眼中；有了酒，侠肠柔骨天下漫游；有了酒，有了诗韵和文采；有了酒，有了仙风和道骨。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喝得透，人狂得妙，在酒中挥洒真实的自我，高扬生命的热情，抒发人生的理想，化解失意的苦闷。在醉与醒的界限完全消失后，李白的狂逸性格挥发得酣畅淋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酒让他的狂逸性格燃烧得更加美丽。
狂逸的性格带动了流浪的脚步。李白带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带着丰富的想象和浪漫的情怀走遍了大江南北。他把颠狂与飘逸、真诚与赞美、迷离与失意转化成生命的激情，注入奇瑰的诗篇，用自己人格的风采发出强有力的呐喊！“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人在苍茫的大地上独立，与高山默默相对，天边有孤云在独自闲游，广阔的天空没有飞鸟的影踪。诗人的心与天、云、山达成无言的默契，他的生命意识与自然溶为一体--这就是绝俗孤傲的李白。读李白的诗，我们就是在读李白的人。李白的死同样狂逸得让人肃然起敬。酒醉的李白要到水中捉月亮，于是在清澈的水中，李白带着美好的幻想魂归天界。这是只有李白才配得上的死法，狂逸、离奇而又浪漫。
在李白的性格里，有庄子的超逸，有屈原的高蹈，有儒家的忠孝，有侠士的义重云天，有道家的离尘超世，有玄学的狂傲不羁。亦儒、亦侠、亦道，儒侠仙相得益彰；亦狂、亦狷、亦逸，狂狷逸集于一身，共同铸成了他的狂傲豪迈，卓而不群的奇异人格，写下了中国文化史上瑰丽的诗篇。从而也注定了他在仕途上，在现实中的命运多舛。
曾国藩：两种性格，两段人生
曾国藩的一生可分两段，一段是太平军起义前，这时他的性格极其刚愎自用，不可一世；一段是太平军起义后，为了平定太平军，他化“刚”为“柔”,成为中兴名臣，青史留名。
据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进京面圣，北京城人头攒动，他们皆想一睹这位盖世功臣的风采，许多精通相术之人更是不会错过为这位湘军统帅相面的机会。然而，令北京人失望的是曾国藩竟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糟老头，令相术之人困惑的是曾国藩本应是奸臣短命之相，为何会有这等荣耀的命运？
不管传说是否属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金陵攻克后，朝廷确实对曾国藩有了防范之心，倘若曾国藩没改变自己的性格，仍按照以前的性格办事，也许他真会像雍正时期的年羹尧一样被杀头。因此，曾国藩的的确确因改变性格而改变了自己命运。
曾国藩是一位复杂而且具备多元影响的人物。对他褒奖的人把他捧得比天还高；贬斥他的人又把他看作一文不值、不足称道。曾国藩一生历尽周折，最终走出湘江大地，成为中兴名臣。他得心应手地驾驭着各种权力，合而不露，随机应变，他成就了最大、最全的自己。他的成功取决于他性格上的刚柔并济。他性格刚中有柔、变化多端，使他自己成为近代史上较有影响的人物。毛泽东称他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曾国藩性格中的“刚”,在他四次抗旨，以保湘军的事件上表现出来。“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曾国藩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是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朝廷圣旨。
1853年，曾国藩把聚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朝廷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薪、黄一带，武汉危急，朝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朝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地，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其实，朝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立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军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看你的奏章，你简直以为自己已承担了数省军务，试问你的才能可承担此任吗？平时矜诩自夸，认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你的，但大事当前，如果你言行一致还好，倘若畏首畏尾，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鹜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催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我知道自己才智浅薄，只有忠心耿耿，万死不辞，但是否能够成功，却毫无把握。皇上责备我，我实在无地自容，但我深知此时出兵，毫无取胜的可能，与其失败犯欺君之罪，不如现在具实陈述，宁可承受畏首畏尾的罪名”.并进一步倾诉说：“我对军事不太娴熟，既不能在家乡服丧守孝，使读书人笑话，又以狂言大话办事，让天下人见笑，我还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每天深夜，想起这些，痛哭不已，我恳请皇上垂鉴，体怜我进退两难的处境，诚臣以敬慎，不要再责成我出兵。我一定竭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也不敢稍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思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