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各个解放区广泛传唱着这样一首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其实，农民们并不在乎头顶上的“天”，那些空空荡荡的蔚蓝和明朗，都是文人的浪漫和梦想。他们最在乎的是“地”——脚底下实实在在的黑土地、黄土地或红土地。
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农民最关注的焦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提出过类似“均土地”的诉求。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把“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作为其“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并终生孜孜以求之，但最终也落空了。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特别是广大农村处处败落，毫无生机，农民阶层则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在此背景下，志士仁人曾提出过很多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案，但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落脚到了防止土地兼并和实现“耕者有其田”两方面。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
应该看到，给农民以必要的土地，并不是近代中国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个别主张，而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只不过，同其他党派相比，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将此愿望贯彻于实践的最坚决的政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把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制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战争需要，将平分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布坚决支持和保护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开始了。
但是，“五四指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对某些地主照顾太多。在各解放区内，不少县级以上干部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区、村干部和支部党员中也以中农成分为主。于是，少数干部便借机多分土地，贪污公粮公款，新地主和新富农又滋生了出来。
分管这项工作的刘少奇，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右倾”现象和党风问题。
于是，中央决定在1947年5月4日召开土地会议，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中央撤离延安，这个计划不得不中止。
5月31日，中央工委经请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向各中央局发出通知，决定七月在“到晋察冀之平山县开会。”
1947年7月17日，一个火热的日子。
在西柏坡村恶石沟西侧的打麦场上，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特殊会议召开了。
关于这条著名的恶石沟，很多书籍记载其位于西柏坡村外。其实，这条沟就在小村中间，呈南北走向，直通滹沱河，平时干涸，只在暴雨时节才咆哮几天。沟的西侧是一片椭圆形麦场，空荡荡的，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虽然不雅，却也真实。其实，恶石沟的真名是屙屎沟，是几百年来约定俗成的土名，也是山里人乡土文化和生存状态的写照。土地会议后，文人们嫌其失雅，便在行文时改为现名。
那天一大早，麦场上的石块和粪便被清扫得白白净净。白白净净的麦场，像一张刚刚烙出的浑圆的大饼，香喷喷的，散发着莫名的诱惑。
工作人员在麦场北侧放置一张褪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这就是主席台了。没有会标、没有标语、没有水杯，更没有麦克风和扩音设备。
面对主席台的中央腹地，排放着一个个高高低低的小凳子，这就是代表们的座位。这些凳子都是借用村民的，开会时带来，散会时各自带回住所。
场地的四周有几棵半大的槐树和大叶杨，根本挡不住三伏天的炽热。为了遮阳，会场上方临时扯起了一个布棚。布棚下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代表，董必武、康生、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刘澜涛、罗瑞卿……
为了这次会议，不少人半年前就出发了，装扮成商人或教书先生。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封锁线，东北局的代表甚至还绕道朝鲜，从山东登陆。
刘少奇站在主席台上，脑袋剃得光光，瘦瘦的胳膊坚定地挥舞着，像是在表示：共产党不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不公平现象，也不允许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土改必须彻底，作风必须转变！
头顶上的阳光火辣辣地烧烤着。聂荣臻坐在小凳子上，一边听，一边记。他身后的薄一波，赤腿搭在一个石墩上，边擦汗边摇帽子。
围观的山雀、鹌鹑和斑鸠们，看着这一群黑黑瘦瘦、南腔北调的陌生人，格外兴奋，在树枝上和天空中“叽叽喳喳”地叫嚷着，实在有些喧宾夺主。几个持枪的战士悄悄地走过去，狠狠地往树上投掷石子和土块，鸟儿们猛地意识到闯祸了，便赶紧闭嘴，惊慌地四散飞逃，像一伙神出鬼没的蟊贼。
近来，刘少奇一直在闹胃病，虽然天气燥热，却仍要用暖水袋捂着肚子，1.75米的大个子，体重还不足100斤。此时的他，已经离婚，独自带着几个孩子，正是生活上最困顿的时候。
开幕式过后，会议便采取大会集中、小会分散的形式。代表们都住在附近村里，大多时候是分头交流和讨论。
这期间，刘少奇每天的工作就是听取各地汇报。约谈之前，他总是嘱咐工作人员：“态度一定要客气，就说少奇同志请你去谈话。”
那态度，那语气，如同一个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内，麦场上的小凳子们聚聚散散。
代表们真实地反映了各地情况，提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渐渐地，刘少奇对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情况全面掌握了。
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联系特别稠密。
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土地改革只有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及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与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政府和干部提出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等建议报告。
8月13日，毛泽东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9月5日，刘发电：“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方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而缺点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农外，还可能从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分土地。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因系彻底平分，中农的不安与动摇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
9月6日，毛泽东回复：“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它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
……
无影的电报密码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编织着玄幻的历史风云，酝酿着天网般的民族命运……
一抹猩红的曦光，静静地涂染在西柏坡上，像新鲜的蛋黄，颤颤的。
那是中国的未来！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闭幕，刘少奇做“为彻底平均地权而斗争”的结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大纲规定：“（一）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二）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三）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四）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五）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组成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这个简陋的会场，喊出了中国农民两千年来压抑在心底的一句话：平分土地。
这句话像一个火种，经太行山的山风一吹，火星四溅，烧遍全国各个解放区：陕甘宁、晋察冀、冀鲁豫、晋绥、鲁南、冀热辽、鄂豫皖……
到处是烧地契、埋界桩、量土地的火热场景，到处是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的铿锵锣鼓。
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预演，从土地开始了。
土改，的确是一场扭转乾坤的大运动！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1948年，美国作家威廉·辛顿（Willam Hinton）以观察员身份生活在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用半年时间亲身参加土改，而后以韩丁的笔名发表了著名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他在书中感叹道：“新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发表的《黑奴解放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