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去华把他的作品送给编辑部每人一本，那已经是几个星期之前的事了。虽然这本书是工部文学奖获奖作品，但这些免费拿到此书的人当中并没有谁翻开哪怕一页，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开卷有益吧。他们对他的小说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们对任何书籍都不感兴趣。李义山本应是个例外，可是，因为嫉妒，因为文人相轻，因为同行是冤家，他也没怎么看。他不想看，他觉得以刘去华的人品写不出什么震古烁今的东西，虽然他明知道业绩和人品无关。他把自己定义为善于抒情的作家，而刘去华是“善于”叙事的作家，他看他的书没有什么帮助，并不能提高他遣词造句的能力。后来，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前，他在晚报的网站上看到了关于本书的评论，才知道他写的是个什么故事，本能地无法不对这个故事产生强烈的好奇。在把文章发给令子直的当晚，也就是把诗发给柳里娘的那天，他回到家中，找到这本原打算束之高阁的读物，用钩沉派的眼光看了起来。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他完全读不出李文饶在评论文章中给出的见解；但结合那篇文章来看，他又觉得作者的确是在象征什么。关于薛茂卿，日报里的人多少都知道些“轶事”。但除了道听途说，他们并不知道更多的内幕。这个已经死去多年的、渐渐被人遗忘的、曾经红极一时的“买卖人”，因为这本书和这篇文章——主要是这篇文章——的反复提及，重新回到了街谈巷议的热门人物行列之中。如果热议焦点也有排行榜的话，那么薛茂卿的热度一直呈上升趋势，并直接助推本书的销量不断攀升。不过，经过师生见面会风潮的冲击，刘去华可能很难因为这件事而高兴起来。他的作品，如那些批评者所说，不具备一本拥有传世品质的作品起码应当具备的东西，亦即“正确”的世界观。它的确很像是一本能够传之后世的作品，乍一看，它和那些几百年上千年前写的并至今仍在广泛传播的作品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它们都批评了丑恶，弘扬了正气。但如果承认大学里面那些尚未毕业的批评者的看法多少有些合理之处的话，那么，刘去华这本小说，坏就坏在和此前的那些作品一样，有褒有贬，却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人生观上，那就是，不道德即该死。或者说，一个人如果有瑕疵，不管这疵瑕到什么程度，给予他的惩罚都无一例外的是死刑。相比在社会上走动的人，在校学生大体上要单纯得多，但正是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指出了刘去华作品中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弊病。这是人类思维当中固有的缺陷吗？象美国人说的那样，无法克服的性本恶？无论答案是什么，这些批评显然都给刘去华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以至于师生见面会的第二天他没有上班。当然，让他困扰的也许不止别人对他的批评，还有他在应对批评时的表现。就连他自己都认为，他的表现不怎么样。他怎么会允许别人明火执仗地指摘他付出了无数心血才写成的处女作呢？他为自己辩解，并且使用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言语，不是一处，而是到处。他暗示那些提出不怀好意之问题的学生全都“脑子不好用”，或者“心术不正”，这使他和听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现场唉声叹气之声此起彼伏，似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对他感到失望。他们没想到这个文坛新贵是这样的，这样的骄矜，这样的不可一世，这样的欺世盗名。有趣的是，学生们的逻辑似乎和刘去华的有着极高的相似度，他们几乎全都天然地认为他不是一个“好人”，因此其作品便也同样一无是处。持这种看法的包括刚才向他抛出问题的那些人，尽管明知创作“好作品”和是一个“好人”是两回事，但他们还是敌忾同仇，打心眼里讨厌这个来演讲的人。这种人也配来大学演讲吗？这种人，最好的下场就是隐姓埋名，别再出来丢人现眼。
刘去华是在学生们的嘘声当中离开现场的。他怒目圆睁，瞪视着现场几个格外活跃的“反刘分子”，目眦欲裂。他是希望自己能讲道理的。试问连作家都不讲道理，还有谁会讲道理？举个例子。在中日关系最差的时候，有一天，RB作家听说中国的一些书店下架了RB作家的书，他不无担心地说，RB的书店千万不要报复，下架中国作家的书。但在那样震耳欲聋的“滚出去”的声浪之中，刘去华没办法保持理性，只想破口大骂。生活真的糟透了，自己十分杰出却无法当选杰出青年，和读者见面却遭到反水，还有什么能挽回颓败至极的心情呢？外不圆内不方，这简直称得上是他一生当中最差劲的一天。对外，他就像卡夫卡笔下站在城堡之外的那个人，终究进不到城堡之内，遑论赢得堡内人给予的表彰了；对内，他一直信心十足的新道统开拓者的身份也动摇了，他出现了认知危机。内外兼修的苦难，终于将他击垮了，以至于无法去上班，不得不告假在家，思量自己的“是非”。
赵皙交稿比李义山还早，从页数来看篇幅也是李义山望尘莫及的。令子直看了他们俩各自写的关于此次见面会的报道，一喜一忧。喜的是赵皙真是体察上意的典范，极尽所能地渲染当时双方对立之白热化，唇枪舌剑之锋锐，你来我往之激烈，并先天地把刘去华放在受批评一方的位置上，使他看上去可恶极了；忧的是李义山并不懂得机会的宝贵，他完全没有象赵皙那样处理这次交锋，而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对他们双方各自的立论进行了一番分析，而且还不肯给出刘去华罪有应得的结论。两篇文章都看过之后，他表扬了赵皙，说他写得好，他看的时候仿佛身临其境，一颗心砰砰跳个不停，简直要窒息了，场面描写真是太棒了；什么也没有对李义山说，只是平静地将他的稿件放在了他的桌上，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又轻描淡写地笑了笑，便走开了。他的决心，说不定就是那个时候下定的。
没有人能容忍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令子直觉得他受够了，这个他一度寄予厚望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从李义山这方面讲，看了刘去华的小说，他对令壳士在薛茂卿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有了初步的了解，这影响了他的判断。没人愿意为“不正义”的一方卖命，这不是给多少钱的问题。因为人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所以没人想成为一个“坏人”，哪怕坏得巧夺天工。令子直意味着什么，李义山再清楚不过了。对他来说，令子直几乎意味着一切。金银细软要依靠他，飞黄腾达要依靠他，就连结婚生子都要依靠他。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不少政治学家认为，现实问题的优先性高于其他所有问题。解决不好现实问题，解决其他问题便无从谈起。有时人们也将这种思维称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在理性活动当中通常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不占，说明活动主体面临的就不能简单地用现实问题来概括。活下去是很现实的，活好却另当别论。李义山没想过活不下去的问题，于是，不现实的思维便活跃起来。对他这样条件的人来说，这着实不是一个好现象。但既然能跳出三界外，那就很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利他主义的行动，也就是那种在文艺作品中会教人热泪盈眶的壮举。对他这样处境的人来说，这同样不是一个好现象。他铁了心要和令子直过意不去吗？非也，他并未服用秤砣，不会有那样的想法横空出世。他此时所做的，是在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的指引下做出的。就像消费一样，大部分时候关心价钱，也有小部分时候对代价视若无睹。上学的时候他干过这样的事。两伙人因为一个女人而发生了冲突，甲伙中的乙是该女子的前男友，如今两人已经分道扬镳；丙伙中的丁成了该女子的新欢，就在她和乙分手后不久。于是丁成了乙怪罪的对象，并欺骗自己相信如果没有丁的插足他不会被她甩掉，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于是两伙人火并，乙背景深厚，帮手众多；丁虽不至于势单力孤，但攻击力明显不占优势。结局是很显然的，丁不能挡，败绩；乙胜，然不为女喜。李义山和乙丁都有交情，但他同情丁，认为乙仗势欺人，便表露出对丁的支持，尽管只是道义上的。这种小事也是乙不能容忍的，便向李义山咆哮，教他站到他们一边，还因为气愤而以拳击墙，导致骨折。李义山记得自己当时的表现，虽然他被勒令远离那个战败者，虽然连战败者本人都奉劝他离自己远一点，但他仍然不为所动，上演了一出威武不能屈的活剧。乙没有连他一块揍，但交情明显淡了。后来此人以二百分的高考总分进入某名校就读，便从此失去了联系。再后来偶然在社交网站上看到了此人的主页，发现已经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至于那女子，已经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同学聚会的时候李义山曾多方打听，依然一无所获。
刘去华不在场，关于他的话语反而多了起来。这不奇怪，在这间办公室，谁不在场谁就能够成为焦点，这和其他保证丑闻能够飞速传播的场合没有区别。令李义山感到奇怪的是，形而上学从来不在场，可形而上学从来不曾成为褒贬的焦点。谁成为焦点李义山都曾见识过，他也想象过自己成为焦点的样子——这个就只能靠想象了。卢鄯不在场时，众人议论的是他的家室；卢泾不在场时，众人议论的是他的穿着；赵皙不在场时，众人议论的是他的性格；李氏兄弟不在场时，众人议论的是他俩的稚嫩；令子直不在场时，众人议论的是他的前景；而在想象中，李义山觉得，自己不在场时，众人议论的是他的寄居。现在，刘去华不在场，而众人又能够明确地感受到来自上峰的对他的敌意，便展开了一场针对他的批判。有些话如实，有些话杜撰，说什么全看说话之人的心情以及他和被说之人的交情了。考虑到刘去华在这间办公室当中的处境以及众人见风使舵的水平，关于刘去华的言论不太可能呈现出和谐美满的样貌。事实也的确是那样，话锋一露面就不释放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