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后，罗马已在拉丁姆地区拥有了广阔的海岸线。在萨姆尼战争期间，罗马又成功地将意大利南部纳入了由它主导的联盟体系之中。前一项成就引发了罗马与迦太基的接触，而后一项成就则开启了罗马与伊庇鲁斯的皮洛士王之间的战端，后者在公元前3世纪前期曾意图凭借看似有利的时局将他的帝国扩张至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岛。于是，在罗马跃升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这段历史中，迦太基与希腊化诸邦便成了它的两大敌手。因此，也同样有必要对迦太基和希腊化世界进行一番简述。
迦太基原为腓尼基[38]城邦泰尔（Tyros）的一处殖民地，建于公元前800年左右。公元前6世纪，迦太基成为一个大帝国，它不仅控制了腓尼基诸城、北非各个商埠、西西里岛西部以及位于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班牙的据点，而且还掌握了各个海峡以及巴利阿里群岛[39]的要冲之地，而迦太基城正是这个帝国的中心。迦太基人以海盗、商贸与殖民为生，以清除为之所不容的竞争活动为己任。他们通过订立条约以达此目的，但在不得已时亦会诉诸武力。迦太基人的死敌主要是希腊人，而他们之间的对抗也决定了公元前3世纪之前西西里岛的历史走向。
希腊的福西亚人[40]曾试图在科西嘉岛上定居，但这一图谋在公元前540年被迦太基人和伊特鲁利亚人合力挫败。斯巴达王子多里阿斯[41]曾欲侵占迦太基位于北非和西西里岛的势力范围并进行殖民，但在公元前6世纪末，迦太基又同样让多里阿斯的计划成为泡影。与此相比，迦太基人倒是通过签约的方式与地中海沿岸诸城的伊特鲁利亚人达成妥协，而后者也同迦太基人一样是令人生畏的海盗。
罗马与迦太基也曾订有条约，其中有两份条约的原文被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所收录。第一份条约规定罗马及其盟邦不得驶入卡本半岛（Kap……Bon，位于今突尼斯）以南的海域，同时也禁止迦太基染指已臣服于罗马的拉丁姆沿海诸城。对于尚未向罗马称臣的城市，双方只是约定迦太基海盗不应在这些城市定居。第二份条约严禁罗马人在西班牙沿岸、撒丁岛以及北非进行海盗和殖民活动，但条约相反却允许迦太基任意进攻尚未归附罗马的拉丁姆诸城。同时条约规定，如果迦太基征服了这些城市，那么可移动的战利品应归迦太基人所有，而罗马则可接收被攻占的城市。由此可见，第一份条约似乎是在罗马获得对海岸线控制权的前提下签订的，而第二份条约则当是在罗马暂时失势之时缔结的，这最有可能是在拉丁人内战期间（前340—前338）。因为公元前4世纪中叶应该正是罗马打算殖民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时期，但罗马却放弃了在迦太基的势力范围之内从事海盗与殖民活动，以此作为交换，迦太基人便许诺将所占领的拉丁姆城市交给罗马。如果一切属实的话，那么隐含在这份条约之中的便不仅仅只有利益的划分，还包括了利益分配的前提条件，即有限的合作。
当皮洛士王企图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建立帝国时，罗马和迦太基亦选择了合力抗敌。而这也只不过是伊庇鲁斯国故技重施而已，因为早在亚历山大大帝的舅父亚历山大一世[42]担任伊庇鲁斯国王之时，他便曾谋求实现这一计划（前334—前331），而其外甥亦知晓此事并表示赞同。公元前304年，西西里岛叙拉古[43]的雇佣军司令阿加托克利斯[44]效仿亚历山大大帝的诸位后继者加冕称王，并迎娶了统治埃及的托勒密一世[45]之女。意大利南部也遭到了希腊人的威胁，多位希腊君主借古意大利人之手插手当地事务。塔兰托曾先后依靠斯巴达王子克利奥尼穆斯[46]与西西里王阿加托克利斯，以图与其邻邦卢加尼亚[47]和布鲁提乌姆[48]对抗（前304—前289）。当塔兰托于公元前282年无端与罗马开战之时，前者便曾向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求援。这位跻身古典时代最伟大统帅之列的君主在经历了马其顿的得而复失之后，便以塔兰托人的求援为契机转而向西进军。在公元前280年至前279年间，皮洛士以巨大的代价赢得了两场无关紧要的胜利。之后，他便应西西里岛希腊人之请挥师南下，后者在阿加托克利斯死后受到了迦太基人的威胁和打压。但在那里皮洛士亦未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由于皮洛士的古意大利人盟友无法独力抵抗罗马，因此他再度回师意大利半岛，并于公元前275年在贝内文图姆再次取得了“皮洛士式的胜利”。于是，皮洛士就此罢兵，返回伊庇鲁斯。后来，皮洛士在阿尔戈斯[49]的街头巷战中战死，当时他正欲建立一个囊括马其顿和希腊的帝国。
皮洛士被视为希腊化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冒险家之一，但罗马与他之间的战事仅仅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插曲。然而，已经显露无遗的是，随着罗马染指意大利南部，它已陷入了群雄逐鹿的利益纷争之中。而深受希腊文化浸染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便是这场纷争的焦点之所在。该地区一方面对渴望成就王朝霸业的希腊化世界的军阀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地中海西部两大强国的必争之地，而这所谓的双雄便是罗马与迦太基。
罗马与迦太基
地中海西部的双雄之争爆发于公元前264年，但这场冲突却是因一件无关紧要之事而起。在阿加托克利斯去世之后，他的奥斯坎雇佣兵——他们以自己所崇奉的战神玛尔斯之名自称玛迈尔提人（Mamertiner）——强占了梅萨纳[50]，并在西西里岛东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达数年之久。在抗击玛迈尔提人的过程中，一位名为希伦的军阀最终赢得了叙拉古的统治权。当他在一场关键的战争中取得了对玛迈尔提人的胜利之后，希伦加冕称王，并围困了梅萨纳城。于是，陷入困境的玛迈尔提人便向罗马求援，后者接受了玛迈尔提人的请求，并不计后果地将梅萨纳城纳入了自己的盟邦体系。然而，在罗马军队抵达梅萨纳之前，一位迦太基的海军将军已经派兵占领了这座城市。于是，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冲突便由此而起，战争规模令人始料未及。起先是希伦与迦太基人结成同盟与罗马对峙，但在希伦转投罗马之后，迦太基便独力作战争夺西西里。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41年，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一场艰难的考验。为了与迦太基的海上霸权抗衡，罗马不得不建立了一支海军舰队，而迦太基则不惜倾尽全力，以维持西西里岛上庞大的雇佣军团。
在战争期间，双方都增兵不断：对罗马而言，迦太基人的进攻令罗马在意大利南部的统治岌岌可危，因此维护萨姆尼战争的这一胜利成果尤为重要；对于迦太基而言，西西里岛乃其帝国霸业的战略要地之所在，所以将古意大利人的势力驱逐出岛亦是重中之重。在战争末期，汉尼拔之父哈米尔卡·巴卡[51]率军在西西里岛西部进行了长达数年的顽强抵抗。公元前241年迦太基海军在埃加迪群岛[52]附近被一支经由私人捐助而筹得军费的罗马舰队所消灭，于是迦太基陆军再也无法经海路得到补给。直到此时，迦太基才不得不承认战败。
战后的和约规定迦太基人必须撤出西西里岛及与意大利之间的所有岛屿，并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三年后，当被遣散的雇佣兵在迦太基起义造反之时，罗马又乘人之危，强迫迦太基支付额外的赔款，并迫使迦太基人从撒丁岛和科西嘉岛撤军。这样一来，迦太基便丧失了所有可以发兵侵袭意大利沿岸的军港基地。
与迦太基之间的对峙并不是罗马独霸意大利所带来的唯一冲突。当时的阿尔迪安人[53]部落在女王特乌塔[54]的领导下变海盗活动为正规海战，由此亚得里亚海的伊利里亚海盗便成了一大忧患，罗马的各个盟邦深受其害，其中尤以希腊人的沿海诸城为甚。在各盟邦的请求之下，罗马于公元前229年派兵干预，以图在达尔马提亚[55]建立势力范围，从而控扼有组织的海盗活动。然而，最终罗马却并未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在当地一位王公的领导下，海盗活动又死灰复燃，愈演愈烈。公元前219年，罗马再度派兵干涉，于是这位王公便逃跑，投奔了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56]。这样一来，罗马对巴尔干半岛的干预便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一场更为严峻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然而，公元前218年的罗马还需转而应对另一个严重得多的问题。在西班牙，又一场与迦太基的武装冲突爆发了，此即第二次布匿战争。在平定非洲的雇佣军之乱后，哈米尔卡·巴卡于公元前237年进兵西班牙，以图再创大业、扩充财源。在哈米尔卡·巴卡去世（前229或前228）之后，他的女婿哈斯德鲁巴[57]以外交为主要手段，继续推进将迦太基各统治地区连成一体的进程。数年之后，希腊人的梅萨纳城（墨西拿）提醒了罗马，迦太基人正在向北扩张。于是罗马便向哈斯德鲁巴提出申诉并与之协商，以图将迦太基的扩张限制在埃布罗河[58]以南。出于对凯尔特人的提防，罗马当时的要务便是要划出一个缓冲地带，以分割掌控西班牙的迦太基人和波河平原上颇不安分且与其高卢南部的同胞联系紧密的凯尔特人。然而，公元前226年与哈斯德鲁巴签订的两军和约并未对迦太基及汉尼拔产生任何约束效力。汉尼拔于公元前221年成为哈斯德鲁巴的继任者，并大力推进迦太基的扩张进程。罗马企图以外交手段予以化解，却徒劳无功。公元前219年，汉尼拔进攻萨贡托[59]，并在历经九月的围困之后将之占领，而罗马作为仲裁人曾与这座位于埃布罗河南岸的城市交好。当时罗马正忙于伊利里亚和意大利北部的战事，无暇西顾，因此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这便使得汉尼拔得寸进尺，于公元前218年春领兵跨过埃布罗河，开始征服居于比利牛斯山以南的各个部族。于是，罗马便对迦太基宣战了。
战争伊始，双方均相机组织攻势。寻敌于国门之外，并歼灭敌之援军，成了罗马和迦太基的基本战略意图。罗马人引兵西进至西班牙，汉尼拔则翻过阿尔卑斯山侵入意大利。双方都试图大战几场，以速决胜负。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16年为战争的第一阶段，此间汉尼拔成了战争的赢家，而罗马则屡次落败，其颓势更是在著名的坎尼会战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场大战在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进行，最后罗马一败涂地[60]。此外，在西班牙罗马人亦无骄人胜绩可言，直到公元前211年，罗马将领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61]和盖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62]还遭遇了一次大败。
在坎尼战败之后，罗马转而在意大利采取了拖延迂回的战术，而当时暂摄最高统帅之位的费边马克西穆斯[63]也因此被人称为“迁延者（Cunctator）”，他的战术也得名为“费边战术”。当时的罗马人确信，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将帮助他们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汉尼拔和迦太基人因此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却显得并无成效。最后，汉尼拔试图解散意大利南部的罗马盟邦体系，但徒劳无功。谁投靠了汉尼拔，谁就是在向强权屈服。因此罗马的盟邦体系并未分崩离析。反而是迦太基将战争扩展至无关紧要的地区，倒使得自己不得不将有限的军力分兵各处。至于争夺西西里岛的战争，则是以罗马征服叙拉古而告终，后者当时已是该岛上最后一个独立的政权。而汉尼拔在坎尼会战后与马其顿王腓力五世达成的合作协议，罗马几乎未费一兵一卒便化解了：当时希腊西北部的埃托利亚人（toler）及其同盟宣告与马其顿王开战，此即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前212—前205）。
后来，罗马人在西班牙占据了上风，于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便出现了重大转机。当时汉尼拔之弟哈斯德鲁巴[64]率军从西班牙驰援意大利，但这最后一支援兵却在公元前207年遭到全歼。于是，先前征服西班牙的大西庇阿率领罗马人发动攻势，自西西里岛出发登陆非洲，从而迫使汉尼拔撤出意大利。在公元前202年的扎马决战中，汉尼拔被大西庇阿击败。
签订于公元前201年的和约宣告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束，而这次和约却与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所签订的条约有着根本区别。根据先前条约的规定，迦太基除了撤出西西里岛和支付战争赔款之外，并无其他必须履行之义务。但这次新约的订立，却早已将迦太基承认西班牙归罗马所有这一条件列为默认的前提，需要谈判的仅仅只是迦太基还可以保有什么，以及该城还须承担哪些额外义务而已。新约至少在原则上确认了迦太基人还可以占有非洲的土地，并仍然享有依照自身法律继续生活的自由。但罗马人做出以上让步，是以迦太基的军备受到限制、主权遭到损害为前提的，因为迦太基人若要发动战争，就必须得到罗马人的批准。此外，迦太基还须支付数额甚巨、要分50年方能付清的战争赔款，同时还须派人前往罗马充当人质。最后，迦太基还被迫与马西尼萨[65]的努米底亚王国（位于今阿尔及利亚的东北部）为邻，后者虽是罗马的盟友，却不为迦太基所喜。这样看来，公元前201年的和约内容无不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罗马已然无法容忍迦太基作为一个独立强权的存在。在与迦太基缔约之后，罗马元老院便立即抓住现成的机会，找汉尼拔的盟友、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秋后算账。
罗马与希腊化世界的列国诸邦
公元前3世纪，希腊化世界列国并存，此乃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276年间亚历山大大帝诸位部将为争夺其遗产而互相征伐所形成的格局。希腊化世界幅员辽阔，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达印度边陲，北抵兴都库什山脉，南到埃及。在这一广大的地域内，分布着三个王朝帝国、一些较小的王国、若干希腊联邦国家以及繁多的希腊独立城邦。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继者的开疆建城之举使得古希腊城邦式的都邑遍及近东、两河流域乃至更远的地方。安提柯、托勒密、塞琉古这三个大帝国维系着希腊化世界脆弱的平衡。其中安提柯的中心便在马其顿，此外，这个王朝还拥有希腊半岛的据点，并意在控制爱琴海及其诸多海峡乃至小亚细亚西部。安提柯的死敌乃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者掌握着爱琴海以及小亚细亚南部的零散地区，并能对希腊半岛施加政治影响。而波斯帝国及亚历山大帝国的主要遗产在当时则由塞琉古王朝继承。叙利亚北部、两河流域乃是塞琉古帝国的核心疆域，此外小亚细亚大部及伊朗高原也归属于塞琉古王朝，尽管这两个地区的疆域常有变迁。塞琉古帝国作为宗主国统辖着这片君主王国、教团领地以及希腊或腓尼基城邦交错混杂的地区。也正是这样的组织架构造成了这个大帝国特有的弱点：塞琉古王朝深受分裂割据的威胁，其统一的局面以及军事动员能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能力。
当公元前204年托勒密四世（Ptolemaios IV）尚未成年的儿子登上埃及的王位时，安条克三世（Antiochos III）与腓力五世均试图借托勒密王朝衰微之机趁火打劫。安条克三世攻占了原属于托勒密王朝的柯里叙利亚（Koilesyrien，今黎巴嫩与巴勒斯坦），并开始夺回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失地。在那里，安条克三世与腓力五世达成了一项（颇为有限的）合作协议，由此腓力五世便开始在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南部进行扩张，并企图将各大海峡的沿岸地区纳入囊中。在收到腓力五世企图攻打各个海峡的战略要地的警报之后，安提柯的敌人便结成同盟，以对抗腓力五世的进攻，而这一联盟的领导力量便是帕加马[66]国王阿塔罗斯一世[67]以及重要的海上贸易城邦——罗德岛[68]。当时，他们还向罗马提出了申诉，而罗马元老院也意欲加入联盟参战——但这并不是出于对马其顿国势日隆的恐惧，而是想要拿汉尼拔曾经的盟友开刀，惩一儆百，并把马其顿打回原形，使之沦为主权缺失的二流国家。召集希腊半岛上马其顿的敌人，在外交上并非难事，同时人民大会对再度参战的反对态度，也得以顺利摆平。在战争胜负未分数年后的公元前197年，罗马人终于在提图斯昆西图斯弗拉米尼乌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的领导下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最后和约的达成却显得颇为不易。希腊方面要求彻底灭亡马其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罗马会趁机取而代之，并企图占领诸如科林斯、埃维亚岛[69]上的哈尔基斯和色萨利[70]地区的德米特里阿斯[71]等战略要地。弗拉米尼乌斯最终所达成的和约将马其顿逐出了希腊半岛，并宣布欧洲和小亚细亚的所有希腊国家获得自由。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希腊化世界列国间的关系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细微之处往往暗藏危机，况且若要实现希腊诸邦的独立，则首先必须解决众多的地区冲突与争端问题。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安条克三世趁马其顿落败之际，掌控了小亚细亚西部和欧洲（海峡沿岸）的希腊城邦。由此罗马便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为了挽回颜面，罗马最终决定出兵一战，以维护希腊诸邦的独立。
这场战争（前191—前188）最终以罗马获胜而告终，之后所签订的条约内容也大致同罗马与腓力五世订立的和约相似。除了支付不可缺少的战争赔款和限制军备以外，安条克三世还不得不退出托鲁斯山脉[72]以北的小亚细亚地区。这样一来，希腊化时代的各个老牌强国便被逐出了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这两个希腊化世界的核心区域。罗马主导了小亚细亚各邦之间领土的划界分配，在希腊半岛亦是如此。帕加马王朝成了主要的受益者，但这一中等强国同时也面临着与众多自由城邦、大大小小的王国以及教团领地相互对峙的局面。
罗马通过公元前210年、公元前196年以及公元前188年这三个条约所要达成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它为自己量身打造了地中海世界的新秩序，而这一秩序的要义则在于：打压各大老牌强国，使之除了狭小的外交空间之外再无还击之力。但这一由罗马自己创建的格局所带来的诸般后果，却是罗马所推行的政策无法有效应对的。面对层出不穷的困局，罗马最终只得选择灭亡马其顿王国（前168）和迦太基（前146）。随着希腊化世界的解体，最后罗马不得不勉为其难，进入这一权力真空地带，并将地中海世界诸邦置于自己的统御之下。
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在于，由罗马所创建的列国体系在面对自身的大小争端时显得无能为力。各国不论所遇何事，都会请求罗马介入，即便是无足轻重之事亦如此。在干预异邦争端这一问题上，无论元老院是反感还是力挺，最终都会加剧诸国对这一体系的不满与抵触，归根到底该体系的始作俑者便是罗马自己。此皆列国体系本身的缺陷使然。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反应过激与诉诸暴力的行为便蔓延开来。马其顿东山再起，咄咄逼人，以图重振在希腊的霸主地位，而马西尼萨王与迦太基之间也冲突不断，困局丛生。所有这一切都促使罗马最终做出肃清马其顿王朝并灭亡迦太基的决定。两大强权沦亡之后，罗马别无选择，只得在两国原有地区建立起直接统治。
公元前146年，罗马在迦太基故地设立了阿非利加行省。在巴尔干半岛，罗马先是平定了马其顿和希腊地区的起义，在此期间又于迦太基亡国的同年攻灭科林斯。之后，罗马便不得不承担起庇护马其顿与希腊诸社群的职责，使之免受伊利里亚人与色雷斯人[73]的威胁。罗马在希腊化世界的帝国初现雏形，而帝国的肇建也受惠于一些王国的遗赠，后者的君主为了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言明身后之安排，便立下遗嘱，让罗马人继承自己的王国。比如，帕加马帝国的阿塔罗斯三世（Attalos III）（前133）、昔兰尼加王国（Kyrenaika）的托勒密王朝旁支（前96）以及小亚细亚西北部比提尼亚王国[74]的尼科梅德四世（前74）。这些地区也就逐步凝聚成了罗马在地中海东部所经营的仆从联盟的核心。
后来，罗马的地位再度发生动摇，而这乃因本都[75]王米特里达梯六世而起。这位祖籍伊朗的君主统治了包括小亚细亚东北部以及克里米亚半岛与刻赤半岛[76]上的希腊诸城在内的土地。米特里达梯六世的兴兵攻伐，皆因罗马在领土纷争中曾亏待过本都王国。而当罗马与其古意大利人盟邦激战正酣之时，米特里达梯六世便于公元前88年下令出兵进击。在进军的过程中，他利用了东部地区高涨的反罗马情绪。于是，小亚细亚和希腊地区纷纷归附在这位解放者的麾下。尽管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重新恢复了这一地区的秩序（前88—前85），但直到庞培才最终得以平定东方的乱局，并于公元前63年在此地确立了直接的政治统治[77]。
东方的这一乱局在一定程度上亦是由塞琉古帝国的崩溃所致。公元前130年/前129年，塞琉古帝国在两河流域的领土为帕提亚帝国所据，后者于公元前3世纪在伊朗高原上立国。犹地亚在哈斯蒙尼家族[78]的领导下宣布脱离塞琉古帝国，并吞并了它的邻邦。此外，各个王国之间亦是争斗不止。最后，与米特里达梯六世结成同盟的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一世（Tigranes I）在公元前83年将塞琉古帝国位于叙利亚和奇里乞亚[79]的土地收入囊中。
公元前67年，庞培开始清剿困扰罗马已久的海盗团体，而棘手的海盗活动正是由东方的权力真空所引起的。庞培在位于小亚细亚东南部、原为海盗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的奇里乞亚建立了罗马行省。公元前63年，在击败米特里达梯六世与提格兰一世之后，庞培便在整个东方重建了统治秩序，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本都、比提尼亚和叙利亚这三个行省的设立。通过建立众多的城市，庞培才得以为罗马对这些地区进行行政管理打下了部分基础。位于小亚细亚和近东的各个行省亦将众多依附罗马的诸侯王国——所谓的仆从国——收入其中。而罗马与帕提亚则是以幼发拉底河上游为界。至于边境沿线希腊化诸国的故地，便为各国的后继者所瓜分。其中东部归于帕提亚帝国，而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部则为罗马人所有。
罗马帝国的肇端
罗马帝国的诞生并非深谋远虑的扩张政策所致，而是在将近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终导向世界帝国的每一步，实际上都基于为应对某一具体挑战而做出的个别决策。而罗马所奉行之政策的具体目标也是因时而异的。当我们回溯这段历史时，至少可以将之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主要忙于保卫意大利，以使之免受迦太基人、凯尔特人和伊利里亚人的侵袭，所采取的手段便是控制前沿阵地以及敌方的海岸乃至前线岛屿（前264—前218）。在经历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和对希腊半岛的武装干涉之后，罗马迫使反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强国霸权称臣，而达到此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削弱后者的主权独立（前201—前188）。但这一统治理念的最终破灭，使得罗马选择彻底灭亡马其顿和迦太基这两大宿敌（前168—前146）。在这之后，从最开始的迟疑不决，到之后清晰方案的形成，一个由罗马统治的国家联盟（imperium Romanum）便应运而生了。
当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掌控了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时，原本意在将迦太基的势力驱逐出意大利半岛的前沿诸岛。为了应对可能的战事，建立军工设施势在必行，其中海军舰队的建造更是尤为重要，而打造花费昂贵的舰队的费用便由罗马的各个臣属国按比例分配承担。关于当时西西里岛上的情形有明确的记载留存至今。岛上的梅萨纳被纳入意大利半岛的盟邦体系，至于希伦的叙拉古帝国，罗马亦与之结成了同盟，双方许诺互相支援。但梅萨纳和叙拉古并无向罗马纳金输贡的义务。但曾臣服于迦太基的西西里岛西部社群就不一样了，他们必须为罗马建造船只、提供补给或者献宝纳贡。为了管理这一因军需而设的机构，罗马在西西里岛西部港口利利贝乌姆[80]派驻了任期一年的舰队财务官（quaestor classicus）。直到公元前227年，罗马鉴于与意大利北部凯尔特人的对峙以及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扩张而决定采取预防措施之时，西西里岛上才派驻了拥有军队指挥权的行政高官——裁判官。当叙拉古王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被武力吞并之后，罗马人亦采用了更为严苛的希腊化赋税体系。从此开始，监管税收体系也成了总督的职权（provincia）[81]。在臣属社群的协助之下，这一税收体系通过地方的包税人向行政辖区征税。在西班牙，罗马的直接统治从一开始便得到了彻底贯彻，而实行直接统治所要达到的两大目的便是：实现政治和军事控制并建立赋税体系。罗马希望借此彻底断绝迦太基企图染指西班牙的念头，并从当地的银矿、铜矿、铁矿和锡矿中获取收益。曾有报道说，单是银矿开采便可单日获益25000德拉赫马（Drachme）。此外，罗马人还效法迦太基人，要求臣服的各个部族向自己纳贡，以维持国内的驻军。输贡的金额刚开始是按需计算的，但后来（自公元前180/前178起）就改为按所估粮食收成的5%计算。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比利亚半岛就此恢复平静。这一地区地域辽阔，伊比利亚的凯尔特部族又野蛮好战，再加上山区闭塞、鞭长莫及，这一切都迫使罗马大规模增兵伊比利亚半岛。公元前197年，罗马在伊比利亚设立了两大军区，并且不断地派遣大军进驻。但直到奥古斯都皇帝时代，西班牙才得到彻底平定。尽管罗马从西班牙获益颇丰，但是罗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大规模的持续增兵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损失。可以说，罗马在西班牙各个行省的诸般经历是充满矛盾的。因此，当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准备出兵干涉东方政局之时，有人便以新增行省只会徒增负担为由而坚决反对，力挺与反感的呼声针锋相对、势均力敌，而这其中的缘由也就不言自明了。甚至到了公元前168年罗马击溃马其顿王朝之时，在马其顿的故地之上仍未设置行省。直到马其顿和希腊半岛的起义运动遭到镇压之后的公元前146年，罗马才迫不得已地承担起庇护这一地区的责任。同年，迦太基亦被亡国，于是罗马便取而代之，成为先前迦太基各个属国的宗主。因为若非如此，努米底亚人的扩张恐怕难以遏制。
公元前133年，帕加马帝国的遗赠进一步推动了罗马这一跨地中海的帝国联盟的形成。但之后帕加马帝国的一位王位争夺者[82]掀起了一场起义，罗马深陷其中，最终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于公元前123年将这一富庶的行省定为罗马包税人的征税之地，以为自己推行内政改革争取资金和同盟。东方地区城邑密布，繁荣富足，传自希腊化时代的赋税制度全面而合理，这都大力促进了效法亚细亚行省、设置更多军事与财政合一的行政区的进程。然而，若要达此目的，还需满足以下条件：政治与军事的稳定必不可少，罗马贵族的雄心壮志亦不可或缺，后者当利用各大行省的资源以求得自身在罗马政治中的统治地位。而践行这一要义的绝佳范例便是庞培的发迹。
行省所指的并不仅仅是由总督统管、军事行政财税合一的行政区划，更是军队统帅所辖的战区，后者实乃行省之本意，且当时还完全未被后起之新义所取代。当罗马在其同盟马西利亚[83]的后方平定凯尔特诸部，并于公元前118年设立名为纳尔博（纳博讷）[84]的殖民地以确保通往西班牙要道之安全时，这一高卢地区新设的行省与波河平原上的原有诸行省一样都不过是军事战区而已。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这些行省并无固定之疆界。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50年，恺撒曾任山南高卢[85]与山北高卢两地的总督，主管平叛之后这些地区——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司法与行政事宜，而当时的山北高卢大部其实仍是军事战区意义上的行省。
依据当时的一项行省法（lex provinciae），行省被定义为行政与财税合一的政区，但行省的组织架构却并不统一。除去（尤其是位于山南高卢，当然也包括山北高卢和西班牙诸行省的）一些殖民地以外，各行省本土的部族和城市被分成三类：一类是必须向罗马上税的众多臣仆，另一类则是享有免税与自治的自由社群，而最后一类便是依照条约无须履行征调、募兵以及为军队提供宿营之义务的盟友。各大社群的法律地位取决于它们是在何种情况下加入日渐成型的罗马帝国的。
然而，罗马统治阶层的领导能力显然无法跟上帝国开疆拓土的步伐。掌握最高军事和“治权（imperium）”[86]的诸人不仅在罗马领导政府、裁判司法，更可以分别号令各大行省，而这一任期为一年的官职仅设6个，在独裁官苏拉（前81/前80）改革之后又增至10个。其实早在公元前2世纪，该官职的数量就已显不足，当时人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将任期延长，并把任职者派驻各行省，以代替执政官或裁判官在当地行使军事与民政之权[又称资深行政官（proconsule）或资深裁判官（propraetore）]。
不言自明的是，管辖区域、任职期限与职权范围的划分又会引起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须通过有针对性的立法加以解决。独裁官苏拉暂时化解了这些难题，但更为关键的是，建立跨越各个政区的作战指挥体系势在必行，而这便使得设立更高一级的指挥大权成为题中之义。罗马领导阶层个别成员的雄心壮志与军事才能将设置拥有多年任期的指挥特权提上了罗马内政的日程安排。庞培与恺撒利用这一指挥特权，动摇了他们所属阶层的集体治理模式。他们缔造了掌控更大统辖区域的全新特权，由此共和的国体也便岌岌可危，行将被渐已成型的帝国所取代。孟德斯鸠曾认为，是罗马帝国毁灭了罗马共和国。这一洞见即便是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仍未失去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