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贤王允禩和贝勒允禟都已遭到雍正毒手，更何况被他立为最佳政敌的抚远大将军——允禵。
允禵早在雍正元年以仁寿皇太后的崩逝为借口被软禁在京城外守陵。
“得位不正”传言也是因为这位十四阿哥引起的。
然而，不管皇帝心里再怎么别扭，允禵究竟是自己惟一的同胞兄弟，尤其是皇太后在日，无论允禵对他态度多么恶劣，他都得硬生生忍下去，除了在言语上痛斥一番，不能有任何进一步动作。好几次诸王大臣希承上意，奏请处置允禵，建请予以削爵、禁锢，甚至正法，皇帝都谕示“均行宽免”。允禵所居景陵附近的汤泉，本是京郊温泉胜地，顺治、康熙父子在位时，经常前往“泡汤”。做哥哥的也让他长期住在那里。因此，他名义上的守陵工作，过得十分闲逸不像“四凶”中其他三位兄弟那么整天诚惶诚恐，不知何日死期将至。
一直到雍正四年，有一个名叫蔡怀玺的“奸民”，就像张熙投书劝岳钟琪造反一样，投书允禵要他做皇帝，这才使雍正帝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一久系心怀的难题。
雍正帝在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诸王、文武大臣奏允禩、允禟逆天大罪并应戮尸示众；同党之允禵应正法（处死）。
奉上谕：
诸王大臣所奏，乃执法定罪至公之论，但阿其那、塞思黑既伏冥诛，其戮尸之罪，着从宽免。允禵乃狂妄无知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所愚，入其邪党，听其指挥，尚非首恶，故将伊拘禁于寿皇殿之旁，俟其悛改。
这第一段文字看起来，把一切罪过归诸于允禩和允禟；自己同胞小弟允禵不过是为其“所愚，入其邪党，听其指挥”罢了，全文语气充满开脱之意。不想接下来却是：
当日，皇考拘执阿其那之时（康熙四十七年废太子、允禩拘禁，允禟、允禵为此与父皇争执，故事已详前文），允禵与塞思黑公然挺身保奏；允禵且曾邀约朕躬。
伊等又私藏毒药，愿与同死。昨阿其那身故之后，联遣人询问允禵云：“阿其那在皇考之时，尔原欲与之同死。今伊身故，尔若欲往看，若欲同死，悉听尔意！”允禵回奏“我向来为阿其那所愚，今伊既伏冥诛，我不愿往看”等语。据此，则允禵似有悔心之萌；或伊伪作此语，欲留其身以图将来报复，均未可定。着暂缓其诛，以观其后；若竟不悛改，仍蹈罪衍，再行正法。允涐痴庸卑鄙，若将伊与阿其那同列，亦觉不称，今既已禁锢，亦免其正法。
雍正帝这篇上谕处处设有陷阱。将往事提出时，先问允禵：“允禩死了，你要不要去看他？要去看的话，当年‘同生共死的诺言你要不要履行？”
一个专制时代的皇帝，用这样口吻和内容问待罪的重犯，摆明了就是要他死，何尝有丝毫商量之意。不想死的话，就明白承认自己是个孬种！以允禵的个性，岂能接受？
但是皇帝却转述允禵的“回奏”说他不愿去看允禩，因为“向来为阿其那所愚”。这像是大将军王一贯的口吻吗？
上谕接下来既说“允禵似有悔意”，紧接着又说“或伊伪作此语欲留其身以图将来报复”。前一句让人看了松一口气，后一句立刻收紧，使人噎住透不过气来，一放一收之间，已是置
身生死边缘。
四年十月，这位抚远大将军被革爵禁锢。
看似这段“弑兄”“屠弟”的风波已然结束，没想到它的余波牵扯更大。
雍正六年秋，湖南偏远的永兴县失意文人曾静，派遣他的学生张熙前往西安，向陕西总督岳钟琪投书，要他反清兴汉，造大清国的反这一件“逆案”，随后发展成为清初一件极其重大的文字狱，前后历时将及四年，被牵连的人多达数百，已死的开棺戮尸，涉案的或则凌迟，或则斩立决，抄家灭族，流放极边。自古稀老者以至婴襁褓儿，无一幸免。
曾静在“逆书”中，列举雍正帝十大罪，排列在前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四项。
然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始作俑者的主犯曾静和张熙师徒两人，虽然在逮捕初期曾受刑讯，到最后不仅没有被判重刑，反而受到雍正帝诏令付予重任，并由官方负责保卫两人的人身安全，这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雍正只不过是为了要让曾、张师徒为他宣雍正帝的“扬其“得位不正”的传言，是出自于阿其那、塞思黑两位兄弟及其党羽“捏造谤言”所致，不惜将实际进行造反、大逆不道“宇宙内断无第二人”的叛乱现行犯，“宽宥其罪”；反而将因此案被牵连的吕留良、严鸿等思想犯开棺戮尸，抄家灭族。这是什么逻辑？他不但说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而且做得煞有介事，干净利落。此所以雍正帝之为雍正帝也！
曾静由于在整个审讯过程中，精密细致地配合雍正帝想法，尤其是对皇帝和朝廷的施政极尽吹捧之能事，这才换得免罪不死之身，更被派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行走，为阐扬皇帝御编《大义觉迷录》做宣传，并宣扬雍正帝“圣德”。
雍正帝此一令举国朝野大吃一惊的做法，后来却也出现了完全出人意外的后果。
雍正八年，湖南巡抚赵弘恩和观风整俗使李徽，联名奏报皇帝：曾静回到湖南不久，省城长沙就出现传单，要百姓们在八月十九日那一天，大家去捉曾静，并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