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完父亲的电话，我只能苦笑：我害怕父亲的电话。每次接到父亲的电话，心情都变得极度颓败。如果儿子可以告父亲电话骚扰的话，我将去投告。可我怎可以置父亲的感情于不顾呢？况且，我又如何不理解父亲此番寄情于我之切切的心理呢！一个跌落尘埃的家庭，对于希望之渴求又是何等之强烈啊！
父亲差不多每周给我两次电话。询问的内容无非是我的工作如何，是否交了女朋友，现在在干什么之类。这些问题，程式固定，久而久之，如同一则没有艺术感却不断播放的广告一样，叫人抓狂。我只能支支吾吾地回答父亲，简直不能叫他高兴。他希望我能挣更多的钱，尽快改善生活条件，将破败的家庭改头换面，彻底洗刷掉家庭在乡里的耻辱。在外漂流、寄居的生活让他内心悲凉。他将希望寄托于我，至少，我是他的希望之最大的载体。他至今仍辛劳地工作着。当然，他也知道怎样保存自己，怎样快乐一点。他比我母亲聪明多了。
我时常想，如果没有发明电话就好了，或者电话的资费再高一些。那样，我或许可以更自由一点。但父亲的电话是一个严肃的伦理问题。一个选择远离父母的年轻人，父母只能通过电话接触到他。所以，电话沟通就成了必然要发生在父子之间的事情。
父亲为什么不喜欢写信？难道仅仅因为在外漂泊不定而觉得收信、发信比较麻烦吗？如果能写信沟通，我不知道那将是怎样一种情状。也许，我们之间的沟通效果要好得多；也许，我会让他知道我的一切——我的风险事业。不管他支持与否，我或许会告知他所有。这也许就是白纸黑字的好处。文字尽管可以如同说话那样支吾，但难度要大得多，特别是面对亲人，如何白纸黑字去扯谎呢？这岂不是大逆不道？而打电话则不同，我可以选择沉默，简单化处理，跳跃性处理。父与子通过电话保持紧密的沟通，其实成了一种形式和禁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从父亲的一方来看），常常是事与愿违的。如此，现代父子的电话沟通也就不及古人的一月半年的信件沟通更为有效。现代父子比之古代父子的关系可能更加疏远：父子表面上沟通极其频繁，使用的工具极其先进，但有时候沟通却沦为无效的沟通。
父亲掌握了一些关于儿子的信息，但又不是完全的或完全可信的。儿子作为父亲“掌控”的一个“囚徒”，超越时空地被父亲强烈地干预。父亲是一个关涉压力的词，是一个可以命令你的人，一个有权时刻指责你的人，尽管你认为自己正认认真真地活出自我，正一步步地朝着理想迈进。但父亲是不知道的。父子的未有效的沟通，使父亲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儿子将其最有价值的信息隐藏起来，报告父亲某些他愿意告诉的。由于这些信息过于小儿科，使得父亲对于这些信息有足够的驾驭能力。父亲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资历来品评儿子，在他眼里，简直可以据此判断儿子是一个彻底懦弱无用的人。因为，儿子显然还没有超越父亲，显然浑浑噩噩毫无方向感，毫无斗志，似乎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这时，父亲的干预之心立即陡增，儿子更进一步地成为父亲眼中的“劣等品”，成了“操心”的对象。这既加剧了父亲的悲苦，又让父与子之间的恶劣关系雪上加霜、恶性循环。这种处境中的儿子会更加不好受。
儿子的追求是非世俗的，是形而上的，不可以金钱来衡量，即便失败也有伟大的意义。但父亲的要求（父亲的要求其实也就是代表整个社会对儿子的要求）是世俗的。社会对于个人的世俗要求，如有钱、有房、有车、结婚生子等，是一种拖后腿的举动，是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压力——它是这个强大的世俗化社会的惯性或势能。面对这样的压力，有能力抵制的人，才是最为勇敢的人。
2009.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