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写一章道德精神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是因为在我看来，这座城市乃是麻痹的中心。
这一回他没什么希望了：已是第三次中风。我夜夜经过那座房子的时候（那会儿我正放假），都盯着那亮着灯的方窗看了又看：一夜夜过去，它每天都亮着微弱又均衡的光。我想，要是他已经死了，人们会在死者的头边点上两支蜡烛，那样的话，我就会看到烛光在百叶窗上投下的暗影。他以前时常对我说：“我活不长了。”我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现在才知道那是真话。每晚仰望那扇窗户，我都轻轻地对自己唤出“瘫痪”这个词：我的耳朵听到这个词总感到奇怪，好像听到欧几里得著作里的“磬折形”[1]，以及教义教规手册里“买卖圣职”这样的字眼。可是当下，“瘫痪”这个词在我听来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的名字。它给我浑身上下注入恐惧，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要凑近它，去看看它犯下的恶事。
我下楼来吃晚饭的时候，老科特正坐在壁炉边抽烟。婶婶正用勺子给我舀玉米稀饭，他开口说话了，好像是接着前面没说完的话：
“不，我不是说他就是……但有些地方感觉怪怪的……他有些神秘兮兮的。你听我说啊……”
他吹了吹烟斗，无疑是在整理脑子里的想法。讨人嫌的老傻瓜！初次相识的时候还觉得他有点儿意思，聊聊酒精和蜗杆什么的，然而我很快就厌烦了他和他那没完没了的酿酒故事。
“我自有一套理论，”他说着，“我认为嘛，这事儿就和那些特殊情形……没什么两样……不过很难讲呀……”
他又吹了吹烟斗，这次却没有给出他的理论。我姑父瞅见我，开口对我说：
“嗨，你的老朋友走了，听到这消息很难过吧。”
“谁？”我问。
“弗林神父。”
“他死了吗？”
“老科特刚告诉我们的。他来时路过了那座房子。”
我知道他们都盯着我呢，就装作毫不在意，继续埋头吃饭。伯父开始向老科特解释。
“这小子和他关系好得很哪。要知道，老家伙教了他不少东西，他们都说他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
“上帝啊，怜悯他的魂灵吧！”婶婶虔诚地说。
老科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感到他那一对黑得发亮的眼珠在上上下下地打量我，我才不会让他得逞，我头都不抬一下。他拾起烟管，朝壁炉里狠狠吐了一口痰。
“我可不想我的孩子们，”他说，“跟那样一个人说太多话。”
“为什么这么讲呢，科特先生？”婶婶问道。
“我的意思是，”老科特答道，“这对孩子们不好。我觉得年轻人要跟同龄的年轻人一起玩，而不是跟………我说的对吧，杰克？”
“也是我的原则，”伯父发话了，“让他们自己去拼去闯。这也是我跟我们这位玫瑰十字会[2]小会员讲过的：得锻炼身体。为什么呢，想当年我是小毛孩的时候，不论冬夏，我每天早上都洗冷水澡。这习惯我坚持到现在。学校的教育倒也不错……科特先生可以来一块羊腿肉。”他对婶婶说。
“不不不，别给我了。”科特应声道。
婶婶从橱柜里取了那盘羊腿肉放到桌上。
“科特先生，您刚才为什么说那对孩子不好呢？”她问道。
“对孩子很坏呀，”科特说，“因为他们的脑筋很容易受影响啊。孩子们一旦看见那样的事，你知道的，那个影响……”
我灌了一大口玉米粥，不然的话，心中的愤怒就要冲出口了。讨人嫌的红鼻子老傻瓜！
夜深了我才入睡。尽管我很生气老科特把我当孩子看，但还是忍不住琢磨他欲言又止的话是什么意思。在漆黑的房间里，我想象自己又看见了瘫痪病人那张沉重的、灰白的脸。我把毛毯拉上来盖住头，逼自己尽力去想圣诞节。但那张灰白的脸始终跟着我。它在低语，我悟到了它的意思，它想忏悔。我觉得我的魂魄渐渐退向一个既舒适又恶毒的地方，在那儿我又见着了那张脸。它开始喃喃低语，向我忏悔。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张脸一直在微笑，为什么沾了唾沫的双唇那么湿润。但我很快想起来它已经死于瘫痪了啊，我感到自己也浅浅地笑了笑，似乎是赦免了他买卖圣职的罪过。
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饭，我就去看了大不列颠街道上的那座小房子。这是家不起眼的店铺，挂着一张含糊的招牌“布料”。这家布艺店卖一些儿童尺码的毛靴子和雨伞，平常日子里，窗户上都张贴一张告示，上面写着“雨伞换面”。如今百叶窗关起，告示也看不见了。门环上用丝带系着黑纱扎成的花束。两个衣着寒酸的女人和一个送电报的小男孩在读黑纱上的卡片。我也探身过去看个究竟：
1895年7月1日
詹姆斯·弗林神父
（曾供职于米斯街的圣凯瑟琳教堂）
享年六十五岁
逝者安息
读着眼前这张讣告，我才确认了他已死亡这一事实。我心烦意乱，站在门口一步也走不动。如果他还没死，我多半会溜进店铺后面的小黑屋，找到壁炉边、躺椅上、盖着厚厚大衣的他。兴许我婶婶还叫我带了一包高级鼻烟给他，这份礼物足以让他从昏昏沉沉的瞌睡中醒过来。每次都是我拆开包装，把东西倒进他黑色的鼻烟壶里；因为他的手抖得厉害，要是叫他自己来，有一半的鼻烟都得洒落到地上。当他抬起颤抖的大手把鼻烟凑到鼻子跟前时，总会有小片的烟粉从他的指缝间飘落在大衣前襟上。也许正是这许多掉落的烟粉，让他那件陈旧的牧师服呈现某种褪了色的绿；那条沾染了一周鼻烟污渍的红手帕，向来都是黑乎乎的，他想用它拂去烟灰，自然是不管用的。
我唯愿进去看看他，可我没有勇气敲开那扇门。我沿着阳光普照的那一面街道缓缓地走远，一路走一路看橱窗上张贴的剧院海报。这一天，和我，都没有沉浸在悼念的悲痛中，这不免让我感到奇怪，我甚至有些恼火，因为我体会到了一丝自由，好像他的死让我从某件事中解脱出来了。我对自己的情绪感到困惑，就像我姑父前一天晚上说的，神父教了我许多东西。他早年在罗马的爱尔兰学院求学，曾教我拉丁语的标准发音。他给我讲过地下墓穴，还有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还给我解释过各种弥撒仪式以及神父穿的不同法衣的含义。有时他为了逗乐会抛些难题给我，问我在某种情形下应该怎么做，这样或那样的恶行是致命的、轻微的，抑或只是瑕疵。他抛给我的种种问题展现了教会某些制度的复杂和神秘，而我之前只把它们看作再简单不过的规定。神父对于圣餐和保守忏悔者秘密的职责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我不理解怎么会有人有勇气去承担这样重大的责任。他告诉我从前有神父们撰写了若干本书阐述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那些书厚如《邮局目录》，字体却小得像报纸上的法律公告，我听了并不感到惊讶。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往往什么也答不上来，要么就笨嘴笨舌的，他总是报以微笑，还冲我点两三下头。有时他会考我一些应对弥撒仪式的短诗，当我叽里呱啦诵读的时候，他若有所思地微笑着，轮番往两个鼻孔塞入一撮又一撮的鼻烟。他一微笑便露出大颗发黄的牙齿，舌头贴着下嘴唇——在我们刚认识还不熟的时候，这个习惯一度让我很不自在。
我晒着太阳边走边想老科特的话，也试图回忆我的梦里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我记得我看见长长的丝绒窗帘，和一盏摇曳着的古董吊灯。我感觉我漂了很远，到了一个风俗奇特的地方——是在波斯吧，我想……但是我也不记得那梦的结局了。
傍晚婶婶带我去吊唁堂。太阳已落山，朝西的那片房子窗户上映射了片片黄褐色的晚霞。南妮在前厅接待我们，大声跟她打招呼显然不合时宜，我婶婶只跟她握了握手。老妇人询问地指向楼上，婶婶点了点头，她于是走在我俩前面，颇为费力地爬上那狭窄的楼梯，她的头低得几乎和旁边的扶栏一样低了。到楼梯第一个转角平台时，她停下来招呼我们往前走，从那扇敞开的门进去瞻仰逝者遗体。我婶婶进去了，老妇人见我犹豫，又频繁地向我挥手示意。
我踮着脚尖进去了。透过百叶窗的花边，屋子泛着暗淡的金色光芒，烛火透过这光看起来苍白又微弱。他已经躺在棺材里了。南妮牵头，我们仨一齐跪在了棺脚边。我装作在祷告却完全无法集中思绪，老妇人的喃喃声使我分心。我注意到她的短裙笨拙地系在身后，一双布靴的鞋跟都被踩到一边。我幻想老神父此刻在棺材里微笑呢。
但他并没有。我们起身走到棺头时我看到他并没有笑。他躺在那儿，看上去庄严又博学，身着祭祀的丧服，一双大手松松地握着一盏圣杯。他硕大灰暗的脸庞看上去十分凶狠，两只黑色鼻孔深如洞穴，脸颊周边长着一圈稀疏的白毛。房间里的气味浓郁——那是鲜花散发出来的。
我们在身前画了十字，随即离开。在楼下的小房间里，我们见到伊莱扎端坐在他那把扶手椅上。我摸索着找到我平时坐的那把椅子，南妮则走到橱柜边，拿出一瓶雪莉酒和一些酒杯。她把酒和酒杯放到桌上，邀请大家都来喝一杯。在姐姐的吩咐下，她把雪莉酒倒入酒杯中端给我们。她极力建议我吃点儿奶油脆饼，我婉拒了，因为我不想发出很大的咀嚼声。她对我的拒绝似乎有些失望，便安静地走到沙发边，在姐姐身后坐下来。没人说话，大家都盯着空荡荡的壁炉。
听到伊莱扎叹息了一声，我婶婶终于忍不住发话了：
“啊，好了，他已经去了更好的地方。”
伊莱扎又叹了一口气，低了低头表示赞同。婶婶用手指捏着酒杯脚，抿了一小口酒。
“他走得……还安详吧？”她问。
“嗯，非常平静，夫人，”伊莱扎说着，“都不知道是哪一刻断气的。他走得很安详，赞美主。”
“还有什么……”
“奥洛克神父星期二来了，给他施了涂油礼，为他准备好了一切。”
“他那个时候就料到了？”
“他那时就听天由命了。”
“他看起来就是听天由命的样子。”婶婶说。
“我们请来给他擦洗身子的女工也是这么讲的。她说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看上去那么的安详顺从。谁都想不到他的遗容会这么美。”
“是啊，确实很美。”婶婶说。
她又抿了一小口酒，继续说，“嗯，弗林小姐，不管怎样，你已经做了你能够为他做的一切，明白这一点就会感到宽慰。要我说，你们二人都十分善待他。”
伊莱扎抚平她膝头裙子上的褶皱。
“唉，可怜的詹姆斯！”她说，“我们尽力做的一切，上帝看在眼里——尽管我们穷成这样，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他在那里头缺什么少什么。”
南妮头靠在沙发靠枕上，看起来快要睡着了。
“可怜的南妮，”伊莱扎看着她说，“她累坏了。那么多事情得我们处理，她和我两个，找人来擦洗他的身体，把遗体放进棺材，去教堂安排弥撒。要不是奥洛克神父帮忙，我们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是他买了鲜花，带来了烛台，又写了告示发在《自由民日报》上，他还亲手处理了詹姆斯的保险和墓地事宜。”
“要说真是个好人啊！”婶婶说。
伊莱扎闭上眼，轻轻摇了摇头。
“嗨，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老朋友，”她说，“不过话说回来，一具遗体是谈不上有信任的朋友的。”
“说得对，是这样，”我婶婶应和着，“现在他去了极乐世界，一定不会忘记你们对他的好。”
“唉，可怜的詹姆斯！”伊莱扎叹道，“他从来没给我们添什么麻烦。他还在的时候也没比现在的动静更大。可是，我知道他不在了……”
“尘埃落定，你就会思念他了。”婶婶说。
“我知道啊，”伊莱扎说，“我再也不能给他煮一碗牛肉汤了，还有夫人您，再也不必给他送鼻烟了。啊，可怜的詹姆斯！”
她突然停住了，思绪陷入了往昔，再次开口时她的语气变得机警起来。
“跟你们说啊，我注意到他去世前表现得有些古怪。每次我把汤给他端过去的时候，都见他仰面躺着，嘴巴张着，祈祷书掉在地上。”
她一只手指搁在鼻头，皱了皱眉，接着说：
“就这样他还老说，夏天过完之前，要找个晴天回爱尔兰区老房子看看，带着我和南妮一起，我们仨都是在那儿出生的。只要我们能弄到一辆新式马车——奥洛克神父告诉过他的，那种轮子转得飞快又没什么噪声的马车，租用一天很便宜，他说，在对面的约翰·拉什店里就可以租到，找个礼拜天傍晚拉我们仨一块儿去。他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心愿……可怜的詹姆斯！”
“神啊，保佑他的灵魂吧！”婶婶说。
伊莱扎拿出手帕，擦了擦眼睛，把手帕放回口袋，盯着壁炉里的炉排，一言不发。
“他一向那么有原则，”她说，“神父的职责对他来说太重了。他自己的生活，跟神职冲突了。”
“是的，”婶婶说，“他灰了心，看得出来的。”
寂静扫过房间，在它的掩护下我走到桌边，尝了一口我的雪莉酒，然后安静地回到角落的椅子上。伊莱扎似乎陷入了深深的遐想。大家都恭敬地等她来打破沉默。等了许久，她慢慢地开口了：
“全都因为他打破了那只圣杯……从那之后他就不好了。他们当然说没事，里面也没装什么东西，要我说，可终究……他们说是那个男孩的错。可怜的詹姆斯战战兢兢，神啊，给他一点儿慈悲吧！”
“只是这些吗？”婶婶问，“我可听说了一些事……”
伊莱扎点点头。
“那件事影响了他的精神，”她说，“从那之后他就一直闷闷不乐，也不跟人说话，一个人到处乱走。有天晚上轮到他值班，可谁也找不到他。他们上上下下地找，连个影子都不见。然后办事员建议去教堂看看。他们找来钥匙，打开了教堂的门，办事员和奥洛克神父还有另一位神父带了一盏灯去找他……你猜怎么着，他还就在那儿，一个人坐在他那漆黑的忏悔室里，清醒得很，还笑——对他自己轻笑？”
她突然停下来仿佛要倾听什么。我也在听，可屋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我知道那位老神父已经死去，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静静地躺在棺材里，庄严肃穆，胸口放着一盏圣杯。
伊莱扎接着说：
“清醒得很，还冲着自个儿笑……当然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们看到那情形，就觉得他不正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