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一个本来已经进入时代记忆的曲艺品种，正当大家逐渐淡忘之时，却在2000年后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这里面有很多相声人的努力，不过真正把相声推向更多的社会大众，并将相声甚至整个曲艺作为产业化发展的，还是郭德纲的德云社。
从开始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郭德纲就伴随着官司和争议。而这也是让全国的观众开始注意他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都是客观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确实有足够的实力。常言说，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些话是一点都不假。当他在小剧场逐步一点点做出来之后，成功也就成了必然的产物。
然而，郭德纲在成功前大家都很团结，剧场演员也人才济济，为什么成功之后反而不断地有演员离开呢？其实原因很多，下面我们就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从相声的初始发展到所谓新相声的崛起和没落，一直到郭德纲所带领的相声团体的成功，成功之后出现的问题，我们逐步来剖析。
其实从经济角度来说，相声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产物，从百年前的撂地，到后来的茶馆、小剧场，这是个真正为了普通老百姓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为了迎合老百姓的兴趣和审美取向，出现了京、津两派相声。其实本不该分门派，因为到后来相声演员已经逐步把两派所长糅合到了一起，但毕竟京津两地的相声各有特色，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就给归类于两派了。
北京是数百年的皇城，一些没落的贝子贝勒等因为平时喜欢曲艺故事，当没饭吃的时候也就把一些书本上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故事改编到相声里，很多人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可是由于适应了北京本土的文化气息，自然也就形成流派站住了脚。而天津是曲艺之乡，当时一般都是中下层的艺人，他们所创作的基础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趣事，以及用自贬自嘲的方式来表演，于嬉笑怒骂之中让大家感觉到生活的乐趣，就好像自己的邻居和朋友闹的一些笑话一样。所以不管是哪一派，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市场环境。
解放之后所有的艺术品种都被赋予了政治意义，那些单干的街头艺人逐步被剧团吸收，没有了残酷的市场竞争，也就没了危机感。加上新时代的到来很多演员也没适应过来，新的作品也就不那么多了。
当十年浩劫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由于长时间的娱乐枯竭，当时所有人都像一块儿干海绵，特别想吸收新的娱乐及知识，但又特别需要思想指引。这个时候，以马季为代表的新一代相声人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并迅速崛起。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大批新相声的后起之秀开始崭露头角，像姜昆、冯巩、牛群等等非常受观众的欢迎。但后来，相声逐步被赋予了更多宣传和教育职责，背上太多包袱，加上小品的竞争也让相声市场流失了很多人才，逐步变成了吃老本型和哗众取宠型，慢慢地背离了市场需求，自然也就开始走向没落。
新世纪之后，当人们逐步解决温饱，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精神压力逐步加大的时候，郭德纲的以“实话”相声为主线、传统相声为依归的返璞归真的艺术形式，让人们眼前一亮。因为，生活中面具太多、虚假太多、套话太多、官话太多，人们自然愿意听一些让自己觉得舒服的并用搞笑来铺垫的实话，并且越是往新时代发展，越是应该珍惜传统留下来的东西。
当这种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展现出来的时候，小剧场传统与实话搞笑相声的融合自然也就适应了经济的规律。另外，这种新相声往往就是讲述了身边的事情。尤其是在后经济危机时代，整个社会经济压力加大，也会带来某些不公正现象，很多负面情绪压抑在大众心里。相声是时代的产物，必然要适应于时代。这时候这些新相声的倡导者就把身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用嬉笑怒骂的方式讲出来，从另一方面让大众的心理压力得到了宣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引起一些人的垢病，被认为“三俗”。实际上相声本身就是一种雅与俗并存的东西。实际上也可以看到市场非常能接受这种形式。
更难能可贵的不单单是郭德纲把人们带回了小剧场。而是他把相声这种传统的艺术再次带回了市场经济的运作当中，并真正商业化运作，以市场经济为依归将相声作为产业来进行运作。
小剧场也是作品、演员的孵化器，能够帮助“生产”更多的作品，锻炼更多的演员。这也就是郭德纲在功成名就之后依然不放弃不能赚大钱的小剧场的原因之一。而之所以他在业内树敌多，也正是因为他的营销目标是观众，而不是上级部门以及吃惯垄断甜头的同行，所以自然在言谈举止行为上会得罪同行。实际上，虽说这只是相声行业的变革，其实也像是民营企业打破铁饭碗的开拓行为。由于民营相声团体逐步打破垄断改变了市场格局，带来的往往是舆论与管理层的双重压力。
郭德纲虽然成功了，德云社的品牌也逐步建立起来，但是凸显出很多内部管理的漏洞。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传统相声开始逐步回归，并受到欢迎，但是传统相声艺人那一套经济行政管理手法却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这也就是为什么反而在成功之后他的搭档和徒弟逐步退出的原因之一。
其实相声团体和一般企业的运作已经没什么两样。像传统的认师傅、认干爹的形式来避免演员的退出，这本身已经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以前的艺人本身社会地位不高，赚的钱也不足以大富大贵，为了温饱让大家团结起来互助互勉，相声以拜师和认亲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强大的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也就自然能够对演员的个人行为起到制约的作用，但现在已不再适用。（赵本山的团体是例外，不过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今后还会专门解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郭德纲本身在圈内树敌但依然可以牢牢站住脚的原因。但是，如果有他下面的演员反他，自然也很难束缚住。
这个时候，合同的制约以及给下面演员逐步建立上升通道的运作系统就显得很重要，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角色转换。因为当一个演员尚未出名的时候，他自然会借助你的平台好好为你服务。而一旦他的名气大增，这个小剧场的平台自然满足不了他的需求，这个时候不应该限制他的发展，而是应该建立一个能鼓励他向上继续发展的系统，转变职责，由普通的演出团体转变为专业化针对该演员的经纪公司，演出计划变为经济运营。
当合同的完善加上针对单一“产品”进行专业化转型，也就进入了一个有序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体系。从近两年来看，这方面郭德纲做得还是不够。他还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链，所以德云社旗下演员一旦成名也就开始有所异动了。当然在2011年以后，德云团体逐步完善了合同化和企业化的运作，这也是一大进步。
最后来说一下危机公关。2010年的“倒纲”事件可以说让郭德纲甚至让德云社的品牌都摇摇欲坠，直到2011年才逐渐恢复元气。起因是徒弟打记者。客观地来讲，这件事原本不会影响到他的名声和德云社。原本的徒弟打记者事件也是个小事件，就是闹大了也不会造成暂停演出那么严重，甚至全国媒体口诛笔伐。
只是因为在演出的时候把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发泄”了一下，才一下子捅了马蜂窝。本来与同行就不和，这样更成了众矢之的。我在这里不予评论谁对谁错，还是从经济与管理角度来分析。从这一系列事件从小到大的发展，甚至徒弟和师弟都赶紧趁机离开德云社，说明德云社尚未建立企业管理的核心概念以及危机公关的应对体系。
其实，就德云社来讲，郭德纲就相当于招牌和灵魂，甚至说是品牌的无形资产及代言人。代言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是应该有一个处理危机公关的体系在背后运作，作出适当的言论。也许有人说，这也是说实话啊，他不是靠实话起家的么？但是实话和实话可不一样，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要有一套专门的策略来应对。“实话”是产品，而不是管理模式，而错把实话当作运行管理模式来做自然就有可能产生危机，因为这是管理错位。
郭德纲的作用，不是带火了相声，而是带出了相声商业化、企业化运作的新思维并由此可推广至整个曲艺行业，也给更多的同行业从业人员指明了方向。这点可能他本人也不见得能够感觉到，但是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判定。
我们都很希望相声能够长久传承下去，因为相声的传承就意味着曲艺的传承。而想要传承并真正树立品牌成为“百年老店”，就需要用真正的企业管理模式去建立一套良性循环的流程。如今，京、津两地比较出名的相声、曲艺表演团体已经越来越多，像嘻哈包袱铺、名流茶馆、大金台相声茶馆等，已经逐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并逐步成为京津地区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场所。这就是相声、曲艺焕发第二青春的表现。
而曲艺的产业化，在这个后经济危机时代里能异军突起茁壮成长，这不但让我们看到相声行业的再次兴起，也代表着这个古老而又新型的经济体的发展壮大。
在相声的兄弟表演形式中，小品曾经辉煌一时，可如今也逐步进入没落。但当年的小品之王赵本山，却把自己的商业王国搞得有声有色。他的经商术与对人才的掌控却并非一般人能够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