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北京，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潘家园的周末始终在络绎不绝的人群中呈现出喧嚣和宁静两个层面，金毓璋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地摊和四周的店铺中。他看似漫不经心，既不是捡漏，又不是卖呆。他的目光就留连在出卖古字画和拓片的摊前，不时询价，却全无买进的意思。
临近中午，金毓璋走进一家名为“博古轩”的门店。店主是一位年轻人，似乎多日未开张，古玩圈内早有“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说法。他见进来一位中年长者，外在温文尔雅，有些行内玩家的意思。便满面春风般问：“这位先生，您要看哪一类玩意儿，我给您介绍一下。”
金毓璋环顾一下四周，漫不经心地说：“哦，听朋友讲你这有努尔哈赤遗诏，不知是……？”
还未等金毓璋说完，店主便急道：“先生，您来晚了一步，遗诏已上交国家文物局了。”
金毓璋笑了笑，说：“你误会了，我不是要看遗诏。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遗诏的。”
店主怔了怔，道：“是礼亲王代善第16代玄孙送来的，也是急着用钱，他家老爷子尿毒症住院了，这透析花费太大了。这不，还没等我出手呢，就被国家文物局知道了，他们以国家名义收上去了，价位嘛不便告诉您，还请您理解。”
金毓璋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就转身离开了。他乘出租车向国家文物局方向开去，在他的身后，却悄然跟上一辆别克轿车，车内的3个人正密切注视着他。
在国家文物局内，金毓璋被3位国家文物鉴定专家带到一间全封闭的文物鉴定中心国家一级文物一号室内。他们经过指纹和密钥确认后，打开了编号为0330号保险柜。其中一名姓王的副主任戴上特制防护手套，小心奕奕地取出了被国家文物局收藏的“努尔哈赤遗诏”。他将遗诏放在精钢打制的托盘内，请金毓璋鉴定。
金毓璋从遗诏的材质、字体及品相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鉴定。由于他是辽宁省文物局特别推荐的鉴定专家，国家文物局的接待人员虽然也均是文物鉴定的专业人士，但他们对金毓璋的身世背景简要了解后，便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和敬意。
金毓璋此时也不无紧张和欣喜。紧张的是此次鉴定的重大意义，欣喜的是一睹祖先的遗诏真容，但更为重要的是将由此解开了历史的一大谜团。
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金毓璋缓缓坐了下来，陷入了沉思。出于对祖先的敬意，他一直是以站立的姿态鉴定着遗诏的。此时，金毓璋的落座，在场的专家们以一种问询的眼光注视着他，如同等待一个法官的庄严宣判。良久，金毓璋以一种筋疲力尽地口吻说：“这份遗诏是新的，是仿制品。”
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们不禁大惊失色，这份遗诏是经过多位大师级文物鉴定专家鉴定过的，被一致认为是真品。王副主任以质疑的口气问：“金先生，能告诉我们您是从哪方面下的鉴定结论吗？”
金毓璋叹了一声，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其临终之际或是宾天之后，并没有制作遗诏布告天下之举。《太祖高皇帝实录》对努尔哈赤死后没有遗诏一事有过提及：‘于国家政事、子孙遗训，平日皆预定告诫。临崩，不复言及。’推究原委，并非清代开国君主临终前来不及留下遗言安排后事，而是当时清代皇室还没有立‘遗诏’以昭告天下的体制，更何况老罕王建立的政权国号为‘金’，还未全面纳入汉人朝制。严格而言，清代皇帝的遗诏颁布之际，当是朝中皇权的转移已成定局之后。当然，问题不在于遗诏的内容为何，而是在于能否考掘出‘原件’以供对勘检验。而就目前所知，清代唯有康熙遗诏的‘原件’幸存于当世，而且不止一份：两份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另两份收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四份中，除了北京的一份疑似抄稿，其他三份皆为满汉文对照书写并盖有印玺。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康熙遗诏的‘原件’？而这些‘原件’是否可以为雍正继位提供有力的解答？据我们本家族人考证，雍正是为篡位，那么现存的康熙遗诏即使为真品，也是雍正朝补写归档的。如同明代燕王朱棣逼走建文帝自立后编撰的《永乐大典》，即将其身世改得面目全非。还是那句话，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其真实性或许还不及时人所写的野史家言。”
金毓璋顿了顿，接着说：“其实史学界众所周知，老罕王所建立的金国，史称后金。虽然仿其汉制，但总体上还未全盘汉化。在帝位传承上并没有预拟遗诏的做法，也就是说，所谓遗诏内容均是口授，而无笔墨书写。皇太极无疾而终传位于玄烨也是这样。自雍正朝始为正视听以预立遗诏成为定制，自此清廷传位趋于明朗化，少了许多争执和谜团。”
王副主任在一旁感叹到，“真是扑朔迷离，真伪难断啊！”
金毓璋不忍让王副主任过于失落，说：“其实真正的努尔哈赤遗诏早就作为一诺千钧的国书沦落他国了，但是历史的风云变幻，让这一诏书一直封存在中华大地。唉！也是世道轮回罔替，目前又是去向不明了。”他话音刚落，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们面面相觑，如坠云里雾里一般。
金毓璋不便将沈阳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案情说明，闲谈几句后就离开了国家文物局。他本想尽快赶回沈阳，高丽王剑的下落一直让他惴惴不安。
当他来到北京站过街天桥上时，迎面走来一男一女两个身着迷彩登山服的年轻人，其中那个小伙子走到金毓璋面前，问：“请问您是金毓璋先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