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敲出“我要我们在一起”几个字，然后回车，居中，改黑体，加粗，选三号字。
2016年年初，我被制片人徐瑶生生按在香港的家里，哪里也去不了。她穿着隆重，抽着烟拿着一本美国版的《VOGUE》[1]，冷冷地静静地坐在我家书房角落书架前的沙发里，像一幅挂在墙壁上的老旧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另类贵妇图。
这种感觉特别压抑，混合着久违的烟草味道，我开始头昏脑涨，几乎再也写不出一个字。
我的躁动惊动了徐瑶，她的目光从杂志上移开，抬起头看看我。香港虽是二十摄氏度的温暖天气，可她冷冰冰的眼神却将周围的一片都冻住了。
她站起来，穿过书房，木地板和她的高跟鞋相互碰撞的“嗒嗒”声就像一首催命曲。她靠近我，拿杂志在我后肩上说重不重地砸了下去：“汪佩佩，我告诉你，我剧组上百人等着你一个人，这可是两个亿的投资，你打算怎么跟我耗？”
在作家编剧圈子待了十一年的我不是不知道这些。大学毕业，我打了两年可有可无的工，之后认识徐瑶，看着她辞职，看着她穷困，看着她创业，看着她成为这个圈子里唯一的一个一线女性独立投资人兼独立制片人。九年间，我辞职、写书、没饭吃、当编剧枪手、当编剧、当她公司的创作总监、当她的合伙人。
这一年，我们都三十三岁，她终于和我争吵、开战了。
我们从第一部戏合作至今，整整八年，所有的电影和电视剧从来没有用过苗凯。这是我和徐瑶约定好的。
这个圈子里称得上一线的男明星只有三个，有一个还奇丑无比，戴不起“偶像”的高帽。
因为我们从不用苗凯，所有的偶像剧就由魏东晨一人担当男主角，所以整个编剧团队都习惯性地直接拿魏东晨的形象和气质套入主角开始创作。好在公司一年也就一两部电影、一两部电视剧，也不至于让人厌倦到吐。
魏东晨是一个脾气极好的艺人，家境不错，从小没有经历过什么大挫折，生来一张开饭脸，不用怎么挣扎就红透了整片天。他和我们的合作也一直很顺利，互惠互利。也许是他脾气太好，就给了小人可乘之机，他的经纪人和底下各路人马为利益互撕的事情层出不穷。终于撕到徐瑶眼皮子下，伤及了徐瑶的名声和利益，徐瑶就爆发了。
她爆发的后果很严重，2016年的两部戏都要改苗凯来挑大梁。我开始消极怠工。编剧团队以前从来没有写过苗凯，再加上我又不管不问，结果当然是一连出品了五版的渣剧本。
苗凯的经纪人吕颖看到修改五遍的剧本还这个水平，开始怀疑徐瑶的名声，就打算彻底回绝徐瑶的邀约。徐瑶安抚了吕颖一天，当晚就飞来香港，住到我家，开始和我认真地争论。
我曾一直天真地以为世界可以大到让我们永不再相遇，事实证明没有什么事是永远的，哪怕是永远不见。
一想到要和苗凯谈剧本，我就什么都写不出来。脑袋木然，手指僵化，俨然是一具干尸。曾在年少时我还更天真地以为只要有钱有地位，我就能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和他相处，现在看来，一样可笑。
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和他有这种“过节”的原因，实际上，这根本不是“过节”，而是避讳。为什么有避讳？我依然无法回答。人最难了解的是自己，因为人害怕直面自己的内心。内心深处到底有些什么？在时隔十五年之后，我实在有些失忆了，也许是选择性失忆。可我也无从选择不失忆，无从直面自己，亦无从解开这个避讳。
我可以放弃自己，却没道理放弃徐瑶。人的地位越高，名誉越盛，需要保护的人就越多，就越身不由己。这一刻，我倒希望自己是一个无闻的小责编，只负责审稿，远离尘嚣。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
如果有，我会选择怎样和他开始？
改变开始，是不是就可以改变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