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重走长征路活动情况汇报
张冠梓
对历史知识的获取，一般通过阅读文献的途径。幸运的是，我们通过重走长征路活动，把一部死的历史读成了活的历史，经历了两种版本的精彩对照。这种对照，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对照、理论与实践的对照、必然与实然的对照、书斋与社会的对照。
一 活动的基本情况和考察队的主要工作
红军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以它特有的战争魅力，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无穷尽的精神力量，而且就像是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这也是事隔已经近70年，长征路上仍然脚步声前后相闻、依稀不断的原因。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组织实施了这次青年学者重走长征路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重走长征路活动，是我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大活动之一，是遵照李铁映院长关于青年科研人员要深入基层、认识国情的指示而采取的具体步骤之一，是新成立的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团结、带动全院青年学者躬身实践、服务社会的重大举措之一。
这次活动，得到了铁映同志、院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领导的自始至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共青团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沿途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首都各大新闻媒体和沿途各地方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在此，请允许我代表考察队的全体队员向以上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重走长征路”活动，由我院知名青年学者和科研骨干约20人组成，中国青年报1名记者随访报道。活动历时37天、途经8个省（区）。5月18日由北京出发，赴江西省井冈山、瑞金，经广西、贵州、四川、甘肃、宁夏等地，6月18日到达陕西延安，6月23日顺利返京，圆满结束实地调研活动。
通过重走长征路，我们较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一系列学习、参观、走访、调研、讲座、研讨等活动，获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可以说，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走出了一条传统教育之路，一条理论联系实际之路，一条国情调研之路，一条智力扶贫之路。
1.传统教育之路
我们重走了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长征路段，参观革命纪念馆和纪念地，拜访老红军和沿线民众。通过参观学习，较为系统地学习了红军长征的伟大业绩和革命精神，学习了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勤劳苦干、开拓创新的好的工作经验、工作方法。
这些好的精神、经验和方法，将是我们毕生的精神财富，激励我们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搞好。我们也一定认真研究这些好的精神、经验和方法，通过各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学习和发扬。
2.理论联系实际之路
我们在调研之前，每一位同志都认真阅读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红军长征的回忆录、史料和著作，观看了有关录像片。许多同志带着问题和思考去参观、去学习，遇到当地的有关领导、专家甚至讲解员都虚心请教有关细节问题。
同时，在井冈山、瑞金、兴安、遵义、安顺场、宕昌、会宁、延安等地，与当地有关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建党80周年专题研讨活动，如红军长征历史研讨会、长征精神研讨会、学习“三个代表”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西部地区发展研讨会等。通过召开研讨会，我们得以把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丰富和提高了自己。
3.国情调研之路
我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长征沿线不断走访山寨、农户、牧区、厂矿、企业、学校、社区、部队开展调研，多次深入瑶族、苗族、壮族、侗族、彝族、藏族、回族等地区开展调研，收集到了大量的材料和数据。不断开展访贫问苦簡动，如走访老红军、贫困户等活动。同时召开了若干次大型理论研讨会，对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和带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我们将认真研究这些材料和心得，力争写出质量较高的调研报告，为长征沿线的发展服务，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4.硯务社会、反哺社会之路
在重走长征路活动过程中，我们的队员应邀为瑞金、桂林、遵义、雅安、石棉、冕宁等地做了近10场形势报告和学术报告，主要内容涉及长征历史、西部大开发、经济形势、科技创新、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等题目，受到了各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我们还通过各种形式，为长征沿线进行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经济信息、社会问题方面的咨询。另外，我们通过开展专题调研，将撰写调研报告。
组织青年人文社会科学重走长征路，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红军长征沿线的实际调研结合起来，以深入实际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学术服务社会是本次大型调研活动的突出特色。组织这样的活动，在我院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也堪称首创。
以后，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1300多名青年学者将继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用所学的知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西部大开发服务。同时通过深入基层，服务社会，进一步检验和提高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理论水平。
我们这次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实地学习和调研已经告一段落，每一个成员将认真研究材料、梳理思路、分析问题，撰写调研报告和文章，制作声像专题片，力争尽快把这些调研报告、学术论文和专题片向中央、全院、长征沿线党政领导和群众汇报。
二 初步的收获与感想
通过重走长征路，我们收获很大、感慨良多。起初我们一再考虑，铁映院长和院领导在时间有限、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为什么安排这次特殊的行走？它的意义何在？我们怎样才能不辜负铁映同志、院领导和全院同志的期望呢？
走完了以后，我们才觉得有所悟、有所得。我们想起了尽人皆知的孟子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们觉得，此行不虚，收获丰硕。
1.我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洗礼
长征之所以能穿透时空、名扬天下，在于它具有挖掘不透、琢磨不尽、阻挡不住的魅力，这个魅力的核心就是长征精神。在长征路上，我们不仅是在不断追寻红军先辈的足迹，同时在紧紧追问——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对此，作为青年科研人员的我们，有着某些独特的感受，甚至我们队员之间也不尽相同。但是，大家一致认为，长征精神是一笔弥足珍贵、历久常新的精神财富，是一笔神圣的遗产，是这支英雄的队伍迭遭危难而不溃散，屡历险境而不退缩的动力所在。
通过重走长征路，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红军指战员忠于革命，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大公大德、义无反顾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忘我奋斗，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深切地感受到红军指战员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英雄浪漫主义、革命乐观主义；感受到他们人性的壮美，人格的魅力，这就是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壮怀激烈。
毛主席说：“长征是播种机。”通过重走长征路，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红军长征播下的精神的种子在长征沿线，在当今的和平时期在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得到了进一步地继承和发扬。我们参观甘肃宕昌县秦峪沟扶贫攻坚示范区，深深地被他们的“干字当头苦为先，乱石堆里造良田”的羊古堆精神所感动，他们创出了一条路子，塑造了一种形象，也创造了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也是一种激昂的史诗，不断地激励、感染和净化着我们。我们经过南昌没有去看庐山的孤松，经过桂林没有去看漓江的山水，经过贵阳没有去看黄果树瀑布，经过都江堰市没有去看都江堰的雄姿，经过小金县没有去看四姑娘山的皑皑白雪，经过阿坝没有去看九寨沟的秀美。说实在的，不是说这些地方对我们没有吸引力或者没有什么意义，而是说在日程紧张、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大家深深懂得什么地方是最应当看的，什么事情是最应该做的。
2.我们获得了情感上的震撼
37天的重走长征路，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被浓浓的情感所包围、所激荡。
我记得院报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一路高歌上井冈》。当时是从南昌到井冈山的路上，大半天的时间大家欢歌笑语不断，有心人数了一下，是72首。其实，我们是一路长征一路歌，一路歌声颂长征。唱得最多的，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诗篇《七律·长征》。四川以后的路段，当地的同志知道我们擅唱这首歌时，竟常常点唱。
正是在走着长征路、唱着长征歌的过程中，在临时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成为了一个友爱的、团结的、战斗的集体。管社会调研的、管新闻宣传的、管收集材料的、管携带物品的、管对外联络的、管生活财务的、扛旗帜的、拿药品的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许多情况下，大家不分你的我的、分内分外，齐上阵、共分担。大家笑谈：“我们真正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
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长征沿线各地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重走长征路，是用热烈的掌声铺成的，是用炽热的话语连成的，是用深情的拥抱连成的，是用洁白的哈达连成的。
每一个省委都极为重视此项活动，周密安排，热情接待。江西社科院的姜书记、湖南社科院的王院长、贵州社坷労的冯祖贻院长、四川社科院的刘子键副研究员、甘肃社科院的魏胜文院长，都是不远千里，从省会驱车到我们的活动地点，迎候、陪同、送行。
最让大家难以忘怀的是四川的大客车司机王土明师傅。他是受聘来为我们服务的，开的是一部底盘很低、一般只适合于在平原地区或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宇通牌大客车。在四川境内的十多天里，我们走的路半数以上是凹凸不平的沙石路面，路面狭窄，弯多、坡陡、泥泞难行。且不说我们乘车的人感觉异常颠簸，酷似坐着过山车，或在鱼脊背上跳舞，最让人心疼的是刚开了不足半年的客车就已经损失惨重、面目全非了。路面不断把车底盘拍打得山响，前挡板被撞得粉碎，底盘严重变形，下面的备用轮胎多次被掂掉，幸亏被后面的车拣到。
由于注意力太集中，王师傅的眼睛始终是红红的、满脸的疲惫。但是，他始终没有一句怨言，而是一再安慰我们，“没事儿，回去以后我自己就找地方修好了。不管路有多难走，我一定要把你们准时、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他还表示，“你们重走长征路的精神太让人感动了。无论车有多大的损失，我都会自己扛。以后，只要是你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如果还走长征路，请告诉我。我还要为你们开车”。王师傅是个以客运谋生的同志，但他不计金钱、不计得失，乐此不疲。我们大家都极为感动，我们感到了长征精神在今天仍然闪耀着光芒。
在陕西，陕西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为了迎接我们，出动了六位同志、两部车，专程从西安赶到千里以外的吴旗。不幸的是，路遇车祸。一部面包车严重受损，三位同志程度不等地受了伤。陕西社会科学院的杨学义副院长又要照顾伤员，又要处理善后，还要安顿好我们的行程，保障我们划动的顺利开展。我们眼见杨院长日渐憔悴，但他反过来还安慰我们。
3.我们获得了思想上的升华和认识上的深化
临行前，我们通过书本了解到了长征的艰苦卓绝，但身临其境，红军的艰苦程度仍然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像。
原来，有一种颇有市场的看法是，红军长征是土包子闹革命。通过参观，我们感觉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在瑞金参观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遗址时，感悟很多。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将成立大会会场的两侧，用木板搭成一个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里面陈设简陋，是组织、宣传、财政、土地分配、交通运输、银行、邮政、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办公场所，是现代国家的雏形。这里机构设置的全面、分工的合理、工作人员的干练、领导者的素质、组织运转的高效，都是让我们非常吃惊的。遵循科学的精神治理国家，这是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迅速成长壮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获得了了解国情社情、民情民意的机会，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重点之一。长征沿线基本上是老少边穷地区，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几十年来他们发展的巨大成就以及发展的潜在优势，同时也看到一些问题。如投资与效率问题、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一些地区和一些干部身上的等靠要思想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并尽快寻求发展出路的。
4.我们获得了意志上的磨炼
我们练就了能吃苦、会工作、讲团结、愿奉献的集体。我们不辱使命。尽管交通条件今非昔比，各地领导和沿线群众热情接待、周到安排，使得我们这次重走长征路远远难以与红军前辈的艰苦卓靖的长征相提并论，但我们仍然遇到了从未曾经历过的困难。
由于日程紧张，我们几乎每天都要长途奔波，日行数百里、千里是常有的事。5月28日，为了从黎平赶到遵义，考察队早上五点多就起床，从六点半一直走到晚上十点。当天没能赶到，在贵阳歇脚，第二天一大早又直赴遵义。到了遵义以后，整个队伍没有去招待所，而是直接奔赴红军山和遵义会议会址，先行参观学习。陪同的领导和专家都连连称赞我们的工作作风。
长征沿线多是山地，沙石路段多，崎岖狭窄，我们活动的时间又正值雨季，路途泥泞。阿坝的小金县到甘孜的丹巴县大约50公里，我们早早动身，仍然走了整整一上午。这一天，我们是早上七点半在小金吃的早饭，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到金川吃上午餐，晚上赶到马尔康已经是九点多了。
6月3日，在泸定到小金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辗棯于崇山峻岭大约五六个小时、翻越了海拔4325米的夹金山以后，大约晚上8点多，天渐渐暗了下来，这时候雷暴雨骤然而至。我们身处高山峡谷间，一边是壁立千仞的峭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沟壑，脚下的路非常狭窄，几乎容不下两辆车并行。在暴风畦雨中，眼见或砖头大小或西瓜大小乃至写字台大小的石头，夹杂着树根、草皮和泥浆不断冲刷下来，造成滑坡和泥石流，挡住了去路。我们考察队成员和当地的同志一次次下车，清除障碍。最要命的一次是，我们突然发现，前面的路在暴雨的冲刷下塌陷了一半。当地有经验的同志讲，仅剩的不到一半的路面肯定只剩下了柏油路面，下面的泥土地基已经塌陷了，根本承受不了一个装满了人和行李的大客车的重量。不走又不行，山上随时有防不胜防的泥石流，脚下的路面也难保不塌陷。怎么办？经慎重考虑，大家全部下车，客车空车驶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考察队队员表现出了高度的思想觉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他们无怨无悔，或冒着暴风雨帮助清除泥石流，或下车步行，或安身待命。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当空车驶过塌陷地段后，大家发现还有两位队员没有下来。事后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下来，他们解释说，司机师傅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最需要精神上的支撑。越是危险，我们越是要和司机同志在一起。闻听此言，我非常感慨，我告诉他们：“你们这是违反了纪律，犯了规。但你们犯的是美丽的、感人的错误。”
事后回想这段历险的时候，当地的同志不断对我们感慨、不断念叨着两句话。一句话是“你们太幸运了”；另一句是“你们太可爱了”。
由于路途遥远，时间紧张，我们不可能给大家留很多的时间进行社会调研。我们的队员见缝插针，随时和农户、居民交谈。他们已经养成了下车就是工作、逢人便能调研的军队作风。
在泸定，6月7日，我们的集体活动结束早了一些，离晚餐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的队员觉得不过瘾，在征得同意以后，又爬上了县城后面的山坡，一个隐约可见的山寨去调查，来回竟用了三个小时。最后，他们如愿以偿，较为全面地了解到了这个山寨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当地领导对我们那么熟悉当地的情况感到有些吃惊。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已经在前一天“独上南山、踏访民情”了呢？
除了这次重走长征路活动，我们还有一系列调研活动的安排和设想，还有一系列学术活动的安排和设想，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帮助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在改善我们的学术环境的同时，提升我们的工作水平。
关于长征沿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王春法
从5月18日到6月22日，我有幸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重走长征路小分队的一员，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足迹，从风景如画的祖国南疆一直走到黄土遍野的塞外高原。在这一路上，一直有三种情结萦绕在我的心头：其一是红军情结，那就是对它们身处逆境坚忍不拔、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它们胸怀祖国、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崇高敬意。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震撼和洗礼；其二是环境情结，那就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令我赞叹不已。无论是青山绿水的南方，还是黄沙无垠的西北，它们的阴柔之美和壮丽之美都令我们倾倒；其三是人文情结。这里的人们朴素好客，这里的人民的贫困和生活的艰辛，这里的生活环境的严酷，都使我因为自己为祖国和人民做得太少而感到愧疚，因而有一种要为他们做点什么的冲动。
一 四个充分估计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是带着自己的眼光和思考来重走长征路的。一路走下来，我个人认为，我们对长征以及长征沿线地区应该有四个充分估计。
要充分估计红军时期党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能力。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对红军时期党在这些方面的巨大贡献的估计和评价并不充分。这种创新能力可以从两个典型案例中清楚地看出来。其一是叶坪遗址群所展示的中央苏维埃政府机构设置。当年这里同时也是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以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著名的红军广场也在这里。参观这些地方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中央政府成立初期的规范制度建设，九部一局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机构精简，职能齐全，人员精炼，职责明确，效率极高。虽然这些政府机构明显大多带有仿效苏联的印记，但它也是结合了诸多中国特色而成的。另外，在军队建设方面，支部建在连上、红军干部学校的创办等，都是非常可贵的制度创新。可以说，红军之所以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英雄部队，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这样一个军政合一、效率极高的中央政府机构，而我们共和国的雏形就诞生在这里。这既使红军有别于一般的土匪武装，又使工农政权与国民党政权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其二是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非常注意进行社会调查，注意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朱德等在宁冈、永新等地进行的农村经济状况调查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应该说，这种理论创新能力是非常可贵的，它们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的。
要充分估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长征沿线地区社会经济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红军长征时期，即使是比较大的城市如遵义也仅仅只有一家小企业使用了电灯，许多地方极为偏僻，根本没有路可走。但是，当今天我们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乘坐汽车前往这些地区，而且许多地方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发达的交通干线网络，有了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我们所经过的大多数县城都比当年红军经过的最大城市如遵义等要大许多，现代化程度也要高许多。再从电力的普及情况来看，即使再偏僻的地方，我们也能够观察到电力的使用，高压输电线路纵横交错，在许多地方水力发电竟然已经发达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小水电站随处可见。如果从1882年爱迪生在纽约中央公园建立的第一座发电站算起，到20年代末期美国乡村普及电力使用为止，则美国人大概花了50年左右的时间才在全国普及了电力的使用，而美国的人口至今也不过2.5亿人左右。中国电力的使用比美国要晚许多，长征时红军路过遵义时曾经排着队到当地的一家小企业去看电灯。但是，从那时以来，特别是解放以来，中国电力使用的普及速度非常快，大体也用了50年郑右的时间实现了电力使用的普及，可是中国的人口有13亿之多。再从媒体的扩散来看，当年长征沿线地区的主要媒体还只有报纸，而且这种报纸往往要在一周之后才能够到达读者手中。但是，今天在我们路过的许多地区我们都能看到电视天线，再偏僻的地方也能够看到俗称的“大锅”（接收天线），一般在县城电视都可以接收十几个频道以上，信息的扩散非常便利。在教育方面，当年红军路过的地方连小学都不多见，但在今天，尽管许多地方办学条件还比较差，但至少大多数孩子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另外，外出打工人员也很多，即使是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我曾经问过彝族同胞，外出打工是不是还要穿民族服装，它们说要穿汉族服装。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地区的发展已经很好了，它们的交通等不需要再发展了，而是说我们应该拿今天的长征沿线地区与当年的长征沿线地区比较，这些地区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具有了实现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只是机械地拿它与其他发达地区甚至发达国家相比较的话，我们就可能会严重地低估长征沿线地区建国50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发展潜力。
要充分估计长征沿线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努力和奉献精神。长征沿线许多地区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交通不便，海拔非常高，在四川西部的甘孜、阿坝等地区，海拔一般都在3500米左右的样子，内地人刚去时甚至连走路都不敢快走，上三层楼的楼梯都会感到气喘。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些地方，当地的各级政府机构却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思考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执行着各种政府职能，保持社会安定；那里各级学校的老师也在非常执著地工作着，没有怨言，没有牢骚。尽管这些地区的地方财政非常困难，许多地方都是靠木材吃饭的，但是，一旦中央下达了禁伐令之后，这些地区还是毫无怨言地执行了，有些县的工业企业甚至因此而全部垮掉了。虽然如此，它们还是将财政的一大部分拿出来支付老师工资，而且有些地方教师的工资普遍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工资。我们在泸定考察时，了解到当地一家较好的企业中，一个中专毕业生的工资每月只有269元，该企业厂长的工资每月只有500多元，但该县中学教师（中等师范毕业）的工资平均每月也可以拿到900多元，相当于县政府局级干部的工资水平。有的县级财政支出的一多半都用于支付教师工资了。所以，我们在私下议论时经常说，能够在这种地方坚持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
要充分估计长征沿线地区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巨大价值，以及保护这些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是很便利，长征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一般都保持的很好，其生态资源有着无尽的价值。比如说，江西和湖南南部、贵州、四川西部的长江和黄河上游地区以及甘肃南部等，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红色资源，其潜在的旅游价值是非常大的，四川的雅安地区甚至被称为天然的氧吧，空气极为清新，日照充足，水力资源也极为丰富。现在，四川西部的许多地区已经提出要充分利用该地的电力资源发展高耗能产业。雅安地区有所谓“雅安三绝”（即“雅鱼、雅女和雅雨”）的传说，但是，现在雅鱼吃光了，雅女到外地去了，雅雨不下了。由于这些地区地处中国两大流域的上游地区，因此，这些地区和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不仅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意义，而且对整个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些生态资源和红色资源的潜在价值，我们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估计。
二 对长征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基本判断
从总体上看，长征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在我们考察过的大多数地区，其人均收入水平都在1500元以下。何以如此呢？应该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原因、生态环境方面的原因等。但是，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长征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市场发育水平不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应该承认，在我们考察过的大多数长征沿线地区，经济活动的主体还是农业经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由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单位产出非常低，商品化水平也不高，经济收入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仅仅依靠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是无法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的，因为农业活动的单位产出本身就是比较低的。这在西北地区尤其如此。但是，在主要发展经济作物的地区，则当地的生活一般都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在我们参观冕宁的一个彝族村寨时，发现当地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的发展相当活跃。在我们访问过的一家彝族农家中，妇女在家中种植花椒，年收入可达0.6万元左右，丈夫带儿子在成都打工，年收入有1万多元钱，合计起来家中年收入将近2万元左右。家中彩电、冰箱、录像机等都有了，生活条件很好。甘肃的有些地区则利用生态改造工作发展仁用杏产业，收入也比较可观。由此可见，市场发育水平、特别是经济活动商品化水平的高低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只要有良好的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其发展还是有条件的。
2.技术基础薄弱，与外界的技术交流少
在四川西部地区，许多县只有几家企业，几乎还没有启动工业化进程。比如说，在若尔盖县，全县统计企业只有18家，而真正仍在经营的企业也就是四五家。而且即使这些企业，它们的经营状况也不是很好。正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市场发育水平不高，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化工业企业较少，因而缺乏引进技术的必要技术基础，技术信息交流不足，当地对于应用现代技术改造经济的需要并不是非常迫切。在冕宁县，虽然著名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就设在这里，但它们与当地政府之间没有任何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由于农业仍然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主体，因而在这些地区，当地科技发展的主体是放在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上的，而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特点以及较低的单位产出又使农业推广体系无法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进行运作，因而不得不依靠政府财政来支持农业的推广体系的运转。
3.各地所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严重趋同
在我们所经过的几乎所有地区，均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而对旅游业所需要的巨大投入又认识不足。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虽然保护的很好，但是，由于交通条件的局限，发展旅游业的成本非常高，但其风险又非常大。全国的旅游市场就这么大，自然条件好的地区强掸绿色资源的价值，自然条件不好的地区强调红色资源的价值，可是，这些地区与北京、西安等传统的旅游地相比，既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旅游资源优势，如何从既有的蛋糕中分得一块，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四川小金的四姑娘山，因为是夹金山脉的一座雪山，而且从来没有人上去过，因而来自日本和港台地区的游客较多，据说去年来此旅游的旅客达到17万多人。该县为此在山一修建了一大片非常现代化的宾馆饭店等，据说是外商投资修建的，其规模比该县的县城也毫不逊色。可以说，这个县发展旅游业是比较有特色的，但在其他地区就未必如此。甘肃会宁耗资百万余元修建了长征缩微景园，但游客寥寥，与山顶民间集资百万元修建的寺庙形成鲜明对照。
4.思想观念亟待转变，伸手向国家要钱的思想处处存在，对投资主体多元化考虑不够
在我们所经过的沿线地区，普遍都把上级转移支付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越是对革命贡献大的老区，这种思想倾向越是明显。比如延安，甚至陕西省的同志都说是全国人民把延安给惯坏了。在若尔盖县，当地政府甚至把上级支援作为当地经济是否能够启动起来的基本前提。因为当地是藏族聚居区，当地领导甚至要求享受与西藏同样的政策优惠，减免税收、上级财政拨款、希望纳入国家级贫困县名单等。如果没有享受到国家级贫困县的待遇，有的县甚至连干部工资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而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地区则可以享受较高的工资。这就迫使它们有动力去寻求这样一种优惠。
5.城市化程度低，居住分散
从擒体上看，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西部地区不仅人口稀少，而且居住非常分散，比箯大的村落或小城镇很少。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区域性商品集散市场比较少，规模也小。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的生产生活活动也相当分散，商品化程度较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仍然以自给自足为特征，它们的生产活动不是为市场而进行的，它们的生活来源也无法依靠市场获得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扶贫工覈客观上存在一个极限，是否可以说存在一种自然贫困率现象。因为这种贫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散居住的居民不愿脱离原有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在理论上可以假定它们的生活质量优于在拟迁入地区的生活质量，比如说享受着清洁空气、优美的自然环境等；扶贫成本是非常高的。据介绍，在甘肃宕昌的一个村，为了修建集雨水窖和梯田，政府投入扶贫资金500多万元，修建了整齐划一的梯田，解决了4000余人的脱贫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在另一个村镇，为了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县政府将分散在各地的居民集中到一个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集中建房，由政府补助3000元的建筑材料，不足部分由农民自己贷款解决。从总体情慷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当地已经开始成为一个较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由此可见，在这些地区，政府的扶贫成本是非常高的。
6.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植被一旦破坏就很难在短期内恢复起来
在红原县，据当地领导介绍，那里的草原在解放初期还可以齐腰高，到70年代还可以到膝盖，现在则只到脚脖了。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草原退化，二是牲畜过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包产到户的产物。虽然从总体上看，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得还比较好，但由于人类活动增加，两河源头地区已经出现了局部地区沙漠化的情况。由于气候条件较差，这里的植被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在短期内恢复起来。在贵州以及四川西部地区，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因为修路或开垦荒地而导致的局部地区植被破坏的情况，许多地方的公路塌方或泥石流均因此而起。
三 几点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长征沿线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对于这种变化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另一方面，在长征沿线地区还存在着许多影响甚至阻碍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如何认识和克服这些因素的影响又是我们正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据。为此，我个人认为，在研究制定长征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重要性：
其一，正确认识并处理中央政策的统一性与各地区实际情况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比如包产到户50年不变与草原地区水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人口增长与增人不增地之间的矛盾等；西南和西北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所导致的经济活动方式的差异、少数民族聚居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差异等。如何将统一的中央政策与各地复杂多样的社会经济现实结合起来，制定正确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这将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二，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联系和融合问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就是其市场发育水平不高，生产要素、特别是人的流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本地区，而没有融入到全国统一大市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建议通过制定省际商务关系法、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等，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省与省之间的商务管理权限，以立法促进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联系与融合。
其三，中小城镇建设在长征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西部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的局限，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中心城市对同围地区的辐射作用并不非常明显。在这种情慷下，建设中小城镇对于西部地区的未来发展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次重走长征路活动，我对这一点的体会是没有这么深刻的。
其四，要突破仅仅围绕着脱贫扶贫来实现经济发展的传统思路，而是把发展的起点建立在启动工业化进程上。目前长征沿线许多地区的扶贫脱贫工作还仅仅满足于吃饱肚子，强调农业是基础。我们承认农业是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地区农业都是基础，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地区都要实现粮食自给。在这里，长征沿线地区首先要确定自己在全国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寻找自己的突破点。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观，无法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之中，这是目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思路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梦寐以求的夙愿，难以忘怀的历程
左玉河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语）。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重走长征路”是我10多年来的夙愿。这次有幸参加青年学者重走长征路活动，心中格外激动。为此，自己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目标：追寻先烈足迹，了解民俗政情，接触社会实际，弘扬长征精神。暗自下决心：决不游山玩水，决不虚掷光阴，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收集有关红军长征的史料，实地考察长征沿线的社会文化情况，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为了这次重走长征路，除了物质上必要准备外，我主要在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1.在思想上，做好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准备
30多天要走完2万多里的路程，并且经过的地区多为老少边穷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沿途条件艰苦，环境恶劣，气候复杂，一定会在交通、气候、饮食等问题上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必须在心理上做好准备。
2.在资料上的充分准备
从4月初开始，我再次阅读了大批有关长征和中国革命的各种专著和回忆录，对红军长征的这段传奇历史做了一次系统回顾，对长征中的一个个历史事件做了一定的研究，对有关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疑点问题做了重点思考，以便在实地考察中来解决；查阅了长征沿线各省区、市、县大量地方志和其他有关资料，对长征沿线各地的风土民情、社会历史情况、民族风情及自然状况做了必要的了解；
3.为了锥到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目的，我发挥自己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特长，结合西部大开发的现实，准备了两个演讲报告一是《西部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二是《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力争为长征沿线的西部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贡献自己的才智。
此外，为了使这次活动有较大收获，我自己有意识地列举了三方面的考察内容：《一个青年学者眼中的中国革命》，《一个青年学者眼中的长征》，《一个青年学者眼中的中国社会》，每一部分都列了五六十个问题，供自己在沿途思考，并带着这些问题去考察，去思索。
我们5月18日从北京出发，赴江西井冈山，再到瑞金，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等地，6月20日到达陕北延安，23日回到北京。37天中，我们小分队的队员们在临时党支部的领导下，团结友爱，服从指挥，遵守纪律，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队员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每到一处，参观当年红军生活和战斗菇的革命遗址；访问老红军，向当地方志办和党史办的同志们虚心请教；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我们的哀思和敬意；收集红军在当地活动的调查资料，考证历史上的疑点；为当地干部作社会经济形势报告，联合召开座谈会，了解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当地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深入工厂、企业、农村、山寨访贫问苦，认真调研，虚心学习，接触社会实际。
一路上，我们收集了一批有关红军长征的地方史资料，有些资料是过去未见的，对于纠正历史研究中的谬误，深化长征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收集了各地近年编撰的新县志，对该地历史和现实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我们注意收集长征沿线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资料，各地市县“九五”、“十五”规划，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社会调研报告，每年的统计报告，有关环保、退耕还林、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等方面的资料，共有13箱，为我们深入了解西部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
这次重走长征路活动，锻炼了我们的意志，陶冶了我们的情操，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我们走了一路，看了一路，问了一路，也思考了一路，对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有了深刻认识，也产生了许多深刻感受。
第一，经过这次活动，使我将“纸上的历史”变成了“活的历史”。作为一个历史专业研究者，我对长征和中国革命史是比较了解的，对中共及工农红军在长征中的事迹也是熟悉的，但过去自己研究和了解的这段历史，只是一种死板的“纸上的历史”。这次重走长征路，实地追寻红军先烈的足迹，亲临当年红军战斗的场景，身处当年红军的艰苦境地，与当时的红军一起思索，一起悲愤，一起欢呼胜利，从而将一部“纸上的历史”演变成一部“活着的历史”。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綄似神话般的英雄史诗，仿佛就在眼前，我对工农红军坚忍不拔、英勇顽强的精神，有了非常直观的体验。这种深刻的体验，决非书本上所能得到。
第二，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有了直观感受。在党的历史上，我们曾受到过“左”右倾两方面的干扰（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1934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这两方面都给我们带来了惨痛教训。右倾错误容易发现，而“左”的错误则比较隐蔽，危害更严重。王明“左”倾错误，不仅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的丧失，而且带来了长征前期的失利，尤其是湘江战役的惨败，将党和红军置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因此，我们必须反右，更应防“左”。
第三，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遵义会议在最危机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共独立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的开始，标志着中共有能力、有胆识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从党的一大到六大的历次会议，苏维埃一全、二全大会，包括长征均受命于莫斯科（成败得失均与之有关），听命于其指示；遵义会议则是未请示共产国际（电台失去联络），自己决定召开的，自己决定自己的重大军事及组织问题。从此，中共开始独立地决定自己的事情。①中国革命既不能照抄苏联、共产国际的洋教条，照搬共产国际与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抄马列经典及本本；②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靠共产党人自己（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了解国情），一定要走独立决策的道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长征前期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干革命如此，搞建设也应如此；治理一国如此，治理一省、一市、一县、一乡、一部门更是如此。学习他国、他省、他地的经验，一定要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一定要靠本地熟悉情况的同志。
第四，对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体会。长征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的转折点，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是这一伟大转折的关键点。中共成立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先后做过党的领袖，他们曾经带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崇敬的。但是，他们要么是共产国际任命的领袖，要么是自封自擂的“领袖”，并没有形成一个受全党共同拥戴的领导核心。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由长征初期的被打击、受排挤，到长征途中正确意见的受重视、被采纳，直至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的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找到了自己公认的领袖，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正是由于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才能转危为安、从失败的低谷中走出来。
第五，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性有了深刻的体会。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曲折性，中外反动势力的异常强大与野蛮，以及中共缺乏革命斗争经验，都会促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严重的“左”倾或右倾路线性错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被迫进行长征，便是“左”倾错误导致的一个恶果。但中共是一个伟大的政党，她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还在于她敢于正视严酷的现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承认错误并坚决地纠正错误。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的自觉批评，周恩来对失败责任的大胆承担，都体现出共产党人宽广的胸襟和非凡的气度。一个如此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并勇于纠正错误的革命站党，最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第六，对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深刻的体会。身单力薄、装备简陋、物资匮乏的红军男女青年，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没有被打垮，在雪山草地的险恶绝境中没有屈服，靠得是什么？靠的是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忠诚，靠的是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靠的是铁的纪律和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靠的是过硬的政治思想素质，靠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革命情怀。这些年轻革命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永远值得发扬光大的“长征精神”。
徐向前说：长征精神“主要就是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战的献身精神。”（1986年）正是靠着这种百折不挠、无私无畏、团结拼搏的精神力量，他们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人间奇迹；正是凭借这种精神，他们跨越了皑皑雪山和茫茫草地，跨越了人类身体的最大极限；正是靠着这种“长征精神”，他们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壮美的英雄史诗。
这种伟大的长征精神，还将继续激励后人为建设更美好的现代化中国而努力。
“重走长征路”，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是我一生中永远难以忘怀的经历，也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社会，服务社会”，“长征”出发时我这样说，“长征”途中我开始这样做了。今后我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际密切结合起来，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做一名无愧于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
信念：中国革命成功的精神动力——访瑞金中华苏维埃原址有感
吴楚克
尽管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但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前在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一新中国的雏形，还是充满了困惑与不解，以为，在这种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政权，主要是出于“宣传”和“正名”的需要，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执政活动。然而，当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重谉长征路活动，亲自走访瑞金，亲眼看到建立在沙洲坝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机构原址，以及记录下来的这些机构在短短2年4个月时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我的困惑和不解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这里曾经聚集着当时中国最先进、最能干、最有坚定信念的革命者，他们坚信未来中国一定会在他们手里获得新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信念，他们才能够充满自信地在瑞金——这个当时中国极其落后的偏远农村，建立起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民主、最现代、最先进、最高效和最能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权。
首先，这一政权的民主性表现在它是通过全苏区选举产生的，这是当时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蒋介石政权根本无法比拟的。毛泽东在1933年还专门写了《今年的选举》一文，阐述苏区选举运动与红色政权的辩证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革命政权的基础问题。
其次，这一政权的现代性表现在它的组织结构上。尽管小小的沙洲坝似乎无法容纳一个完整的政权组织形式，然而事实上，它不但成功地建立起来，而且一开始就党政分开，责权明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分别选举，分别设立，各职能部委一应俱全，与今天的区别只是规模大小而已。从本质上看，红色政权的组织结构的现代性正是它的人民性、革命性和先进性本质在形式上的反映。
其三，这一政权的先进性集中表现在它的高效的执政行动上。尽管瑞金红色政权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尽管它同时还遭到国民党政府从经济上“卡死”，尽管它只存在了短短的2年4个月，但正是这2年4个月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模本：它建立了37个犁牛合作社、兴建了两座大型水库，开展了广泛的植树造林活动；它开办了20多个国营工厂，修建了道路，甚至一个简易飞机场，设立了邮政总局，组建了国家银行，发行了公债，甚至股票，使红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它开办了4所大学、一所师范学校、一所农业学校，还有高尔基戏剧学校。
无论如何，瑞金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它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中国革命最珍贵的财富，而在所有的“财富”中，最珍贵的又是当时革命者们怀抱的坚定信念。试想，如果当时他们不相信中国革命会取得成功，他们就根本不会在那样弱小、艰难、困苦、幼稚时建立起瑞金苏维埃这样一个完整的政权组织，也只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伟大革命家们，以他们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超乎想像的革命浪漫主义，才能创建出瑞金苏维埃政权这样的革命奇迹。
在行程中，我时常听到旁边的游人讲：“没想到，现代得很！”恐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代表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三十七天长征路
李正华
2001年5月18日开始到6月23日，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重走长征路活动。这次活动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的倡议和关心下，经院党组批准，由院党组办和年初成立的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开展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重温党的光辉历史，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这次活动的参加者主要是社科院有关研究单位的青年学者，年龄最大的刚过40岁，最少的只有29岁，绝大多数都是博士毕业，都有副研究员以上职称。除12名研究人员外，还有党组办的秦其明、方军同志和1名财务基建计划局的同志，2名摄影记者，3名院报记者，1名中国青年报记者。经常性的队伍是15名。基本上是沿着当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前进的，先后经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八个省、自治区。
出发前，院领导要求我们在这次活动中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学习宣传党的光辉历史，缅怀红军长征业绩，弘扬红军长征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磨炼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二是深入基层，虚心地向基层的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解国情社情和民情民意；三是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作用，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长征沿线的革命老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这次活动是严格按照这三个要求开展的。
参观长征途中重要的革命遗址，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井冈山，我们参观了五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到宁冈茅坪看了八角楼和红一军党代会的旧址，到小井参观了红军医院。这座医院是当年根据地人们捐资修建起来的，在会剿中，100名伤病员全部遇难，在附近的遇难烈士纪念碑旁，我们举行了纪念仪式。我们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在井冈山二年零四个月的革命斗争中，曾有4万多名红军干部战士牺牲在这里，其中留下姓名的只有1.5万余名。我们深深地被先辈们的事迹所感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纪念碑下向烈士们敬献了花篮。在大井王佐的据地，参观了毛泽东等住过的地方以及毛泽东的读书石。在井冈山，我们还听取了当地的毛炳华同志介绍井冈山斗争的情况，懂得了井冈山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五个第一：开始了马列主义思想路线的第一次飞跃，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一次进行中国的土地革命运动，第一次积累了党政军建设的宝贵经验。
在井冈山以南约400公里的瑞金，这是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有红都之称。在此，我们参观了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到了云石山，参观了叶坪、沙洲坝，看望了几位老红军，听了当地同志的介绍，认护了烈士纪念亭。在叶坪的红军广场，老红军为我们授旗，我们的长征正式开始。通过井冈山、瑞金的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央红军形成与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与发展、中央红军长征历史的了解。
离开江西，我们经湖南郴州，5月25日到达桂北的湘江之滨。
这是一片美丽如画的土地。在全州、灌阳、兴安三县交界处，碧蓝的湘江穿行于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静静地向北流去。两岸葱绿，生机盎然，远处青山如黛。这更是一片英雄的土地，长征途中战斗最为惨烈、红军损失最大的湘江之战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11月23日至12月1日，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从江西、湖南千里跋涉而来的6万余名红军将士，与四倍于己的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等在此鏖战了七昼夜，34师师长陈树湘、团长沈树清以及3万余名红军将士血洒疆场。他们当中，既有10几岁的战士，也有20出头30不到的师、团级指挥员；既有前仆后继英勇战死的勇士，也有受伤被俘，不甘屈辱，自尽而死的英雄。他们用鲜血和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保证了革命队伍突破封锁，冲出重围，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东岸的阴谋。
损失过半的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史上损失最为巨大、教训最为惨痛深刻的一次作战，是当时掌握红军领导权的中央主要领导，迷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排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不顾客观实际，优柔寡断，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战机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沉痛的教训，逐渐唤醒了广大的干部战士，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事实上恢复和确定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正是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红军才得以渡赤水，过金沙，跨越雪山草地，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重重障碍，胜利地到达陕北。也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领导，人民的军队才能由弱变强，由少到多，才能在短短的15年内，先后打败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消灭国民党800万军队，解放全中国。
驻足在这片烈士鲜血染就的红土地上，抚今追昔，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正确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无比重要性。一支军队有了正确的领导核心，才能无坚不摧，所向披靡，一往无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了正确的领导，才能不断地走向富强，欣欣向荣。战争年代是如此，和平建设年代也是如此。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湘江之战已过去了66个年头，参加过这次作战幸存下来的红军将士多已作古，但当年彭德怀元帅指挥战斗和渡江的三官堂依然耸立在兴安县界首的湘江西岸，身上刻满历史的沧桑。发源于海洋山的湘江在它身旁静静地流淌，仿佛在诉说着英雄们的壮举和伟大的业绩。为了纪念湘江之战中牺牲的英烈，1995年，广西人民还建成了红军突破湘江革命烈士纪念碑，100多米高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千古灵渠之侧、不尽湘水之畔，铭刻着英雄们的光辉业绩，供人民凭吊和怀念，让英雄们崇高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英雄不死，湘水长流。红军长征中所体现出的百折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它将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为着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富强而不断奋斗。
离开湘江战役旧址后，我们经龙胜到湖南通道，参观通道会议旧址。1934年12月11日，毛泽东向中央军事委员会建议改变行军路线，向贵州前进。我们随后进入贵州黎平，参观黎平会议旧址。从黎平到遵义，在遵义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娄山关、赤水河、遵义会议旧址。
6月4日至12日，在川西参观了彝海结盟、安顺场、泸定桥、雪山草地行军等旧址及纪念地。到甘肃参观了腊子口战役、哈达铺整编、会宁会师旧址，到宁夏隆德看了六盘山、西吉参观了将台堡，最后到达陕北的吴旗、延安。
这次活动也是我们这些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一次深入社会了解社会的极好的机会。一路上，我们本着深入实际，虚心地向当地人民学习的态度，去了一些工厂、农村、学校，访问了老红军，与基层干部、老师、学生、工人进行了座谈。在井冈山、瑞金，我们请老干部老红军为我们做报告，在广西桂林、湖南通道、贵州遵义、四川泸定、红棉、冕宁、若尔盖、甘肃会宁、陕北吴旗、延安等地，请基层干部、老总、工人、农民、老师为我们介绍当地的情况和工作经验，收集了大量的文字、音像资料。通过调查、了解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我们对沿途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长征沿线地区大多数还不富裕，有的甚至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状况，教育相对落后。与发达地区相比，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们有针对性地，通过专题研讨会、座谈会、咨询、走访等形式，克服旅途疲劳，热情地为长征沿线的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在30多天的时间里，我们全部12名研究人员，基本上都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研究课题为当地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服务，先后就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创新、脱困扶贫、西部大开发与现代化、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退耕还林还草、WTO与中国农业的未来、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等问题，在瑞金、桂林、遵义、雅安、石棉、冕宁、泸定、若尔盖、宕昌、会宁、吴旗、延安做了十五六次报告和专题座谈，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欢迎。我本人就西部大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先后在遵义和四川的冕宁做了两次专门的发言，由于与现实结合的比较紧密，反响良好。此外，我们还先后在瑞金、延安看望了老红军，赠送了纪念品。在井冈山、瑞金、兴安、泸定、西吉、会宁等地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举行了纪念仪式，有的地方还捐了款。在贫困的冕宁、小金、若尔盖、南泥湾等地的学校，我们看望了师生，也分别捐了款和文体用品。
走一路，看一路，也思考了一路，收获很大，感想很多。
首先，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样的奇迹，只有具有铁的纪律、坚强的革命意志、代表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创造出来。长征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使党由幼稚走向成熟，使革命力量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不会有我们充满生机和活力、欣欣向荣、不断走向富强的今天。长征的胜利，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长征所体现出来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长征作为历史事件，虽已成为远去的传奇，但英雄们创造的长征精神，却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永不消失的遗产，永不贬值的财富，它曾经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懈奋斗。缅怀当年长征英雄们的光辉业绩，回顾党的这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深刻地领会长征精神的内在实质，对于教育青年，激励人民坚定地跟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50多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长征沿线地区人民艰苦创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有的地方可以说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遵义，它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最大的都市，但1935年不过3万人。如今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临贵阳，西与四川接壤，北靠我国最大的直辖市重庆，是大西南通江达海的黄金通道，国家规划的长江中上游综合开发和黔中产业带建设的重要区域。到2000年底，该市市区人口已达到60万人，全市人繗707万人，形成了八大支柱产业，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通过对四川凉山彝族新村的参观，我们看到了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的新面貌，通过对西昌卫星发射站的参观，我们看到了航天高科技在西部地区的崛起。可以说，经过建国后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的发展，长征沿线地区已建起了一大批现代工业。一些工业区的产业基础和科技力量并不亚于东部，有些地区甚至优于东部。我国目前在高科技领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航天技术、核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研究和制造单位，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总的来看长征沿线地区多属于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许多地方还很贫穷，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还很大。一些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有许多国家贫困县，基础薄弱，教育设施落后，交通不便，资金缺乏，人才缺乏。不开发、发展西部，不努力缩小东西部的差距，中国就无法实现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1995年底，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陕、甘两省谈到西部地区的建设问题时指出：“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西部的全面振兴，没有西部地区的基本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功。”西部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发展快慢将直接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实现，因而，西部地区发展与否，便成为我国现代化战略成败的关键。所以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启动西部开发战略，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
第三，长征沿线地区拥有许多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土地辽阔，许多地方地广人稀，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能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另外水资源、光资源、草地资源、耕地资源也比较丰富。比如遵义，人文荟萃，全市有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两个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三个省级风景名胜区，五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山川壮丽，风光独特，尤以山、水、林、洞为主要特色。北部，娄山巍峨雄伟，万峰插天，危岩千仞，绝壁峭立。仰望娄山，“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构成了壮丽的娄山景观。南端，乌江汹涌澎湃，奔腾咆哮，翻卷直下，号称“天险”。越娄山关西北行，是著名的国家级风景区——赤水，这里有“瀑布”、“竹海”、“桫椤”三大奇观，堪称“三绝”。出遵义市区，东北行40公里，是绥阳风景区，这里宽阔的水自然保护区，林海茫茫，原始古朴，变幻莫测；双河溶洞，钟乳倒悬，若“仙女思凡”、“将军夜巡”，气象万千。丰富多彩的历史古迹，雄秀的自然风光，把人文景观和自然观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遵义景观特色。龙胜、若尔盖等地的自然资源也十分突出。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是西部的宝贵财富，亟待合理地利用和适当的保护。
第四，沿线地区开发发展当中目前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一是投资与效率问题。在发展中必须立足于自身优势，扬长避短，决不能盲目攀比，好大喜功，扬短避长。要看到自身的优势，也要看到别人的优势。二是发展决不能以牺牲怀境为代价。开发大西部在这个问题上，西北与西南有所不同，西北主要是如何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问题，西南则是在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护好山川秀美的大西南的问题。在开发发展的过程中，要切忌饥不择食的不好倾向（草场沙化：阿坝州有96万亩沙化，其中若尔盖有70万亩）。三是干部问题。发展西部，关键在干部。“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一个地区发展的快与慢、一个单位搞得好与坏，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在诸多因素中，领导干部的素质至关重要。通过西部之行，我更深深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应当说，沿途接触到的基层干部中，绝大多数政治素质、政治水平都比较高，头脑清醒，发展思路明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干部队伍中也存在参差不齐，在大局观念、创新开拓方面与时代的要求有差距，在政策水平上还有待于提高，有的甚至还需要更准确地把握实际等问题。
第五，人文科学的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了解社会，将研究课题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好地肪务于社会，才能充分体现和发挥科研工作的价值。
这次活动开展得十分成功，很有收获。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组织准备得比较充分，得到了铁映院长和院党组的支持和关心。
二是得到沿途各省地县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得到了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
三是考察队的全体成员都能吃苦耐劳，始终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各自的任务，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具有极高的集体荣誉感。发扬团结友爱互助协作精神，展现高尚的道德情操。遵守纪律，服从领导。
在中国共产党80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能有这样集中的时间，系统地考察和亲历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之路、英雄之路，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相信在参加者的一生当中都将会留下深刻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