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是两排座，可是后面全是袋子，根本就没办法做人，只能让萧英坐在副驾，徐可清坐后面的车厢了。
这大冬天的在后车厢坐着，真的有得受了，幸亏这不是北方，要不会更冷。
坐在那几个袋子上，感觉都是一片一片的东西，解开袋子，往里一看。
晕了，全是铜钱。
其实，这铜钱就相当于现在的分分钱，两文钱买个烧饼。
现在两分钱也能买个烧饼，只不过现在要粮票而已。
现在也不用这种铜钱了，所以这些铜钱基本上就成了废铜烂铁了。
徐可清好好看了看，大部分全是那种康雍乾的铜钱，还有就是民国的分隔子。
但是还是有不在少数的重宝，这当然是以咸丰时期为主了。
咸丰年间正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
此时民怨沸腾，清政府财政拮据，国库亏空。
在钱币铸造上大做文章，将财政危机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相继铸造“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咸丰元宝”等种类繁多的钱币。
咸丰元年首铸“咸丰通宝”制钱。
由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生，和鸦片战争的爆发．钱局铸造制钱已很难正常进行，很多省的钱局实际上处于停铸状态，即使开铸，也是偷工减料。
因而造成咸丰通宝制钱精品少，而粗制滥造的多，大都质劣而轻小，或以铁钱、铅钱代替铜钱。
咸丰元年时，规定钱重一钱二分，到咸丰二年，变为一钱，但各铸行所铸造的制钱大多轻于规定重量。
“咸丰通宝”面文大多书写楷书，背文满文局名有：宝源、宝泉、宝河、宝德等等二十四个钱局，徐可清也记不清都是哪个了。
反正是宝台、宝德、宝广、阿克苏等局数量极少。宝台局是台湾的铸币，宝德，就是承德的铸币，宝广就是广州。
此后各地太平军连捷，加上鸦片战争的影响。
清军政府军费开支大增，而各项税收大减，导致财政拮据，国库亏空。
为了筹款镇压太平军，缓解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于咸丰三年开铸大钱。
下面一段话引自《大钱图录》咸丰三年，军务日滋，清饷不能继，寿阳相国权户部议，请铸当十大钱，兼增铁冶以供度支。旋推及当五十，当百钱。巡防王大臣续请铸当五百，当千两种。”
从这段话上看说明咸丰大钱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铸的。
“咸丰重宝”始铸当十大钱，继而又开铸当五十、当百和当百以上，并令全国各省迅速铸造推行。
“咸丰重宝”铸行情况十分混乱复杂，当值等次，大小轻重，铸造材质，铸造工艺，文字书体，钱文等，在各局甚至在同一局监内铸造时，都差异很大，以至有当值大小和钱体大小轻重倒置的，此外还有铁钱和铅钱。
为了能迅速推行大钱，咸丰铸钱局数量上比前朝又有增加，在原有宝源、宝泉和各省钱局外，又设立热河宝德局，江苏宝苏局再设清江浦分局，XJ喀什局，还准许克勤郡王，设立捐铜局专铸大钱，已停铸的钱局纷纷恢复铸行。咸丰大钱的当值有多种。
这里的克勤郡王钱，也很有意思。
所谓“克勤郡王钱”是咸丰宝泉钱局中一类由克勤郡王庆惠（授正黄旗汉军都统）与文瑞（授左副都御史）等官员“捐铜”督办所铸的大钱。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钱背“当”字两侧带有“星月纹”，有些虽然后期去掉了星月纹，但通过钱文的特殊写法也能一眼便识。
咸丰皇帝反对庆惠提议新设钱局是由于铸钱关系到国家命脉，铸币权自然被政府牢牢掌控，任何私人铸钱都是违法行为。当前所推行的钱法，朝廷自有权衡。
庆惠郡王的做法在咸丰皇帝看来是“徒事铺张”没有实际的效果的，并且担心官局私铸，无法稽查。并且批示对于市场中任意折算钱币的违法行为要“法在必行”。咸丰皇帝的做法是为了维护祖制以及国家的尊严。
咸丰皇帝对铸钱绝不放权，命宗人府对庆惠捐铜铸钱一事无需添设官职，庆惠、文瑞等人只是督办。咸丰元宝星月当二百、当三百等钱币就是在此时铸造的，早期也有流通，但很快就因民间流通不便被收回停铸。
代善长子岳托也是清代早期的人物，其英年早逝被清太宗追封“克勤郡王”爵位。至此“克勤郡王”爵位诞生，共传13世17位郡王，到爱新觉罗?庆惠已是第10代，家族第14位郡王。
其实克勤郡王庆惠是当朝咸丰皇帝“旁系家族”已过十代人的重孙辈，即使末代皇帝宣统也是庆惠的叔伯辈。
中国人有“五伏”传统，五伏以内认一个祖宗。出五伏后只是同宗同姓，而没有了血缘关系，甚至还可以结婚生子。
由此可见庆惠郡王与咸丰皇帝只是君臣关系，清政府是典型的“家天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家的私产。有人说庆惠郡王的举动是“捐铜救国”，徐可清个人认为这不太准确，因为这铸造小平钱是捐铜救过，这都当百、当千了，这还怎么救过，根本就是抢钱啊。
铸钱的根本目的是“赚钱”，清代咸丰时期规定小平钱的重量是一钱二分，当百钱重一两四钱。每铸一枚当百钱币虚值近九成。
克勤郡王钱比同等计值的宝泉局钱币尺寸略小，铜质偏白（含铜量低）。
星月当二百，仅比星月当百钱重出一枚小平钱的重量，虚值程度却要翻倍。这种以“百”为单位，递进铸造额度的情况与王莽的“宝货制”有相似性，其目的与结果显而易见。
所以当年七月停铸当五百、当千大钱，同时停铸的还有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大钱。
之后咸丰皇帝降旨“饬庆惠等自八月起，仿照户工两局章程，按成配造。
以十成计算，铸当百大钱二成，其余六成铸当十、当五并制钱。
其实到了八月份，克勤郡王钱才停铸，据统计该局历次共放兵饷六十三万九千三百余万吊。
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一吊是一千，将近64亿吊，也就是6.4万亿文钱。其实基本上都是铸造的以当十居多，可以想见基本上铸造了6400亿枚铜钱。
再有其他地方铸造的铜钱，那基本上就是铸造了上万亿枚铜钱，再加上康雍乾等朝，还有明朝流传下来的铜钱，那就特别多了。所以说在解放前，这铜钱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不少。
而且，就是以后在清末、民国、新中国收了一部分，那也是有非常多的铜钱散在民间。
“咸丰重宝”当十钱的铸行最普遍，各开铸大钱的钱局都有铸行，铸造量颇丰。
其次是当五十，当百大钱，当五百，当千仅有宝泉局、宝源局、宝巩局、宝陕局、宝河局和克勤郡王等铸过。
除上述几种当值外，还曾铸过当五、当二十、当四十到当四百等大钱。
宝文当十，当五十大多用“重宝”，当百以上用“元宝”。但也有钱局用“通宝”重宝，或兼用几种宝文。
咸丰大钱的钱文书法，各局自成体系，差异明显。
宝泉局自咸丰三年五月起先铸当十大钱，八月又铸当五十大钱，十月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宝泉局咸丰大钱版本较多，书体变化较复杂，币材有红铜、黄铜、铁、铅等。宝源局自咸丰三年八月始铸当十大钱，十月开铸当五十大钱，十一月又铸当百，当千等，大钱币材用水红铜、黄铜、铁、铅等，版本、书体变化多，大小轻重差异较大。
这里面就有大小不一、颜色不一、材质不一的通宝、重宝、元宝。
还真有那种当千的元宝，这东西还真不好说。
据记载，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
当千、当五百，净铜铸造，色紫；当百、当五十、当十，铜铅配铸，色黄。百以上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幕满文局名。四年，以乏铜，兼铸当五铁钱及制钱。已而更铸铅制钱。
这东西一般是在京城附近和江浙附近发行的较多，所以听说当然去京城的人，都要去找个地方将本省的铜子换成这种劣币吧，要不你在京城还真买不到东西，查的可是特别的严。
到了光绪的时候，开始发行铜板。
铜元俗称铜板，是清末以来所铸各种新式铜币的称谓。
应该是清光绪十五年，那一年开始出现“机制币”。铜元仿照香港铜辅币铸造而成，因此外观与历代的方孔铜钱不同。
光绪二十三年，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奏请“仿造大小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光绪二十六年，铜元首次在广东试铸成功。铜元每枚重2钱，含铜95%、白铅4%、锡1%。正面铸“光绪元宝”四汉字和“宝广”二满字，周围有“每百枚换一圆”的字样。背面中央刻有一蟠龙纹饰，周围有英文“广东一仙”等字样。这是最初的铜元。
1904 年，铜元的外观稍有变化：原来的“每百枚换一圆”的字样改为“每枚当制钱十文”；背面的英文字“一仙”也改为“十文”。新铜元精秀、华美。
于是，各省纷纷仿效。但各省所铸的光绪元宝铜币，其画面上均置省名，字样和花纹也有所变化。
这时，“铜元开铸已有十省，设局多至二十处”。
据梁启超考证，各年份铜元铸额为光绪30年1741167千枚、光绪31年4696920千枚、光绪32年1709384千枚、光绪33年2851200千枚、光绪34年1428000千枚。
1905 年，清政府为整齐划一铜元，解决流弊，着手铸造“大清铜币”。分四种：当二十重四钱，当十重二钱，当五重一钱，当二重四分，成色定为紫铜九五，配白铅五。因为滥铸之风一发而不可收，铜元日趋贬值。
1910年（宣统2年）4月16日，清政府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铜元中的问题，颁布了币制则例，在确定银本位的同时，规定铜辅币为分币，有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这次计划尚未实施，就与清王朝一同寿终正寝了。
民国时期，各地军阀割据势力相互混战，继而又纷纷设厂制造铜元，用以筹措军费，竞相滥造，营私分肥，毫无章法，遂使铜元质地恶劣，价格暴跌。
北洋政府时期的钱法更坏，各省不仅没有停造，反而纷纷增设新厂，所造铜元铜质低劣，面值增大，以牟取暴利。
北伐以后，铜元逐渐被镍币所取代，逐步退出流通。
据徐可清看，这好几袋子的铜币，什么币都有，基本上是把清朝的铜币都囊括了。
不过，现在让他头疼的是，这些个东西怎么弄，肯定是要弄回沪海了。
但是这东西也太沉了，根本就不是徐可清自己能弄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