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形式和城门的开法深受传统风水理论的影响。因为城门关系到一方百姓，所以要慎之又慎，其修建总是要以迎山接水为最好。城门的开法，通常以城市的东南西北四个正位为准。《宅经》认为，东西方位是不吉利的，代表着鬼门，故不易在此方位开设城门。而北京城不在正北方向开设城门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藏气。试把城比作人，既然北京城已经开设了南门，如果正北方向再开一门，城市的精华之气似乎就会随之泄掉。所以，北京城正北方向两侧各开一门，而正中却无门，也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城的南面耸立着三座城门，即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正阳门是皇帝出入的专用通道，皇帝生前可以通过，死后也得另走别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箭楼正中的门洞允许大总统的专车出入，百姓也可以步行通过，车辆马车一律禁止。在这当中，安葬珍妃、隆裕太后出殡和袁世凯灵柩回原籍都属例外。古以以南为阳，为正，又取“日者众阳之示、人君之象”的含义，所以命名为“正阳门”。正阳门城楼，与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是现在仅存的三座城楼。现存的前门箭楼，于入国联军侵华时被烧毁，20世纪初重新进行了修建。当年的北京城城楼、箭楼和角楼，总数达47座之多，现存的已经寥寥无几。
前门
“有钱你买前门楼子去”，这是老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前门楼子不能做买卖，更不能吃，强迫商人店铺购买前门楼子就成了当权者敲诈勒索的借口。亿兆百货商店、同仁堂药铺、长春堂药铺先后都曾购买过前门楼子。看似交易，其实是强迫，是明目张胆的掠夺。
正阳门几次遭遇火灾，最严重的一次是光绪庚子年（1900年）和第二年的两场大火，门楼箭楼全部被毁。所以，逃出城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家的时候，只能在前门楼的底座上，用席棚和五色绸缎，硬生生地临时搭起了一座彩绸牌楼。与隆重的入城仪式相比，多少显得寒酸、冷清了许多。直到1906年，耗时5年，费银43万两才进行了重新修建。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正阳门箭楼进行了改建，增添了一些西洋式的装饰。
崇文门
崇文门位于前门的东侧，意为光明、昌盛之门。元朝时叫哈达门，或哈德门，又称为“景门”。这座门人人都可以通过，连皇帝也偶尔临幸。细算起来，其实通过此门最多的还是商人。不管是腰缠了贯的巨富，还是肩挑于担的小贩，都从此门经过。瓮城左边镇海寺内的铁龟享誉京都，也是该寺的镇物。而且，崇文门更是以“税关”著称。
崇文门位于十字路口的东南角上，坐北朝南，是京师地区唯一一座征收百货税的“户关”。作为北运河的终点站，崇文门成为商船货船检查和缴纳锐金的地方，每年的税收额相当可观。户关最高官为监督，均由内务府大臣或尚书侍郎兼任职位。有内务府总管兼理此关，此关自然成了肥缺，而且任职的多数为皇帝的近亲。
崇文门税关每年收受的税银数目巨大，仅道光二十至二十二年，实征税银就达63万两。无论职位高低，只要在此任职，油水都很大。这就使得各个税吏贪婪之心日益膨胀。无论商贾游客，还是进京赶考的，包括外省官员、外国使节、外藩五公等进京，都会遭税吏的盘剥。至于那些小商小贩，被任意宰割已是家常便饭。
清道光年间，一位外省先生进京，经过崇文门关时，随身携带的几个价值连城的鼻烟壶被一抢而光。这位先生的好友周先生，决心为朋友出气。于是他将疥疮痂疤研成末，分装于几个鼻烟壶中，装做从外地进京。经过崇文门时，鼻烟壶被抢。一年后，周先生再次从此门经过，果然发现门卒个个都长了一身疥疮。尝到苦头的门卒，依然敲诈勒索，没有丝毫改变。
每年岁末，崇文门都要以银两“孝敬”内务府，以便使内务府的公公们替他们向圣上美言一番。而在此关供职的监督，收入更是不可计量。例如，慈禧的胞弟桂祥，在任崇文门关监督时，仅一年就翻修了府第，甚至连后半生的家当都积累下来了。辛亥革命以后，崇文门仍然是北洋政府的肥缺，甚至连总统的工资也要由税收来支付。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崇文门关才被取消。这也成为中国税务史上的一件大事。
崇文门是由元朝时的“文明门”改称呼而来的。据《析津志》记载：“文明门，即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这就说明了哈达门称呼的由来。而崇文门则是明英宗正统初年才改称的。民间传说崇文门与宣武门的名称都是出自天意。因为崇文门的“崇”字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崇”字重合，宣武门的“宣”字又与清朝末代宣统的“宣”字重合，正应了两代皇朝：“正阳门，连西东，左亡明，右亡清。”
其实，细究起来。这两个城门的命名，是出于“文治武安”的美好愿望，希望帝王基业稳固，国运昌盛。
宣武门
崇文门位于正阳门西边，被视为无福之门，称做“死门”。日常送丧的，官府杀人的，都由此门出。所以，人们称之为“鬼门关”。在宣武门箭楼的西侧，立着一块其上刻有“后悔迟”三个大字的石碑，警示人们作奸犯科的后果不堪设想。
宣武门的前身是元大都时的“顺承门”，位于今西单十字路口南侧。名称来自《周易》“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的含意。明朝时期重建北京城时，这座城门向前推移，到明英宗正统初年才改为“宣武门”。与左侧的崇文门正好一文一武，符合古代都城建置时遵守的方位观念。而这种文化方位与建筑象征紧密联系的例子，在城市规划中比比皆是。宣武门不仅是其城门的名称，而且明代点兵的校场也位于城门之外，皇城正门西侧的千步廊中，武职的衙署占据了多数。
据传说，宣武门瓮城内的五座砖丘中埋葬了五位英勇善战的同胞兄弟火仁、火义、火礼、火智、大信，他们曾经协助燕王朱棣打败元军，立下了仅马功劳。后来燕王心生猜忌，惧怕他们功高盖主，将兄弟五人诱骗到宣武门瓮城内杀害。将士悲痛万分，将五兄弟的尸首埋在了瓮城内，并砌成了五座坟，竖起五根七竿，意在为五人招魂，祭奠亡灵。
其实，这五座砖丘，是守城的兵卒测量北京城降水量和积水高度的水文标志——“水平”。因为北京城地势北高南低，而宣武门地势最低。每逢遭遇大水，城内的积水都会向南倾泻，守城官兵以比“水平”作为标准，测量积水的深度。水即将淹没“水平”顶，就要打开城门。否则水拥堵至城门，城内易患水灾。这可以说是这五座砖丘在实际中的作用，至于初建时的目的，至今无人知晓。
现在的宣武门已经不见其踪影了。
和平门
和平门是1926年才建造的，位于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民国初年，人们从北新华街到南新华街去逛厂甸，都要绕道至宣武门，十分麻烦。于是有人建议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开个洞子门，以方便出入。这项提议遭到了前门外商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会使通过正阳门的人流减少，从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意。甚至还请来风水先生，妄称擅开城门会泄露王气，这样提议也就化为了泡影。直到“北京政变”时，冯玉祥下令开辟了此门，命名为“和平门”。城门很简陋，但是却使冷清的北新华街热闹了起来。
和平门建成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进驻北京，将“和平门”改为“兴华门”。之后，张作霖听说，被他杀害的李大钊之女名为李星华，为避免触霉头，又将“和平门”的名称改了过来。
西直门
北京城的西面城墙上开有两个门：南边的叫阜成门，北边的即为西直门。
提到西直门，不得不提喜仁龙在《北京的城门和城墙》一书中的生动描述：
“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西直门都显得气象不凡。沿着通往城门的大道望去，耸立于一片低矮建筑之上的城楼显得格外雄伟。从城外看，方形的瓮城和箭楼在四周赤裸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颇具城堡气概。与颐和园和卧佛寺比，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能够提供关于古老北京的更为真切的印迹。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林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那带有雉蝶的厚墙在晴空下显出灰色的轮廓。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独秀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十分清晰。每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城楼的飞檐似乎也在震颤，垛墙随之晃动，化在渐渐散去的涟漪当中。”
西直门在现代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劫难。第一次是1957年的大拆城门之风中，在梁思成的再三劝阻下，得以勉强保留，可惜最终还是难逃被拆的命运。在“文化大革命”中，西直门最终以修建地下铁道为借口，被拆除了。北京城余下的最后一座有瓮城的城门也在历史中成了回忆。
德胜门
北门历来被视为北京最重要的防御城门。
北城墙没有开辟中门，仅有两座旁门。德胜门，是品德高尚之门的意思，又称为“修门”。行军打仗的军队都要通过德胜门，以求胜利而归。诗中有说道：“己巳王师出，安危在此门。万家裹囊囊，一世柱乾坤。炮下无敌骨，帐前有儿孙。忠勋何处显，白日照中原。”既然德胜门是“军门”，自然少不了安置守备器械。现在的德胜门外冰窑口胡同内有一弓箭胡同，就是以前兵器行会中的弓箭会馆。德胜门较为著名的还有乾隆于四十四年所立的“祈雪碑”。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天下旱情严重，饥民举家迁徙。年末，乾隆前往明陵，到达德胜门时天下瑞雪，于是乾隆留下了三首祈雪诗，并刻在石上以告慰神灵。石碑于是就立在了瓮城中（当年同兴德煤栈西侧）。往来的商户见到这座石碑都要下马阅之，而同兴德的生意也日渐兴隆。
民国以后，德胜门城楼被军阀拆毁。“文革”时德胜门箭楼得到古建专家的极力维护，才得以幸免。
安定门
安定门，又称“生门”，因为粪场大部分都开在安定门外，粪车出入城走安定门最近，而且每年春天，皇帝前往地坛参加祈祷丰年活动时也要通过此门。最具趣味性的是，这个城门瓮城内建的是真武庙，而其余八个城门瓮城里建的都是关帝庙。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安定门城楼被炮火轰炸破坏了，其后进行了大修到1967年还是被拆除了。
在北面的两座城门，安定门更为重要。但是到民国之后，安定门门楼破坏得最为严重。垂脊和中间的平座已经开始断裂，好多柱子都已严重开裂，只能用铁箍加固着。环城铁路直接从瓮城中穿过，致使一部分瓮城已经拆毁，但没有破坏其整体形象。城楼气势雄壮，城台宽阔，砖壁上开有四层方形箭窗，且有垂檐挑出。城下有护城河，河面宽阔，水中倒映着城楼的影子，非常壮观。
东直门
南方运送的各种物资都从东边的朝阳门、东直门两座城门进京。具体来说，东直门进出的是拉木材的车，而拉粮的车则由朝阳门进出。朝阳门外有一个名为“关东店”的旅店，至今仍然存在。这是当时为方便南上的米商歇息而建的，因为这些人通常在经过朝阳门时要缴锐，没赶上的时候，就只能等到第二天缴税后才能进城。由此，“关东店”的名称也就叫响了。元朝时，朝阳门被称为齐化门，讹化为卖货门，意思是通过运河进京的奇珍异宝都要经过此门。在朝阳门瓮城门洞内还刻有一支谷穗，被称为“朝阳谷穗”，这就是粮食进城的标志。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就是从这座城门进城的。
东直门较著名的是“东直铁塔”，相传于明朝修建。塔内是一个肉身涂漆坐像的和尚，过往的行人都敬若神明，份份下马顶礼膜拜。“东直石雕”是这座城门的镇门之宝，是一尊精雕细琢的药王爷像。另外，东直门还有“商门”之称，百姓常在二闸附近从事日常买卖，靠近运河的地方还有许多木材加工场。东直门的景致要胜过其他城门。郁郁葱葱的柳色，河边尚嫩的芦苇，宽阔的护城河，水面嬉水的白鹅……成了一幅田园般的图画，令人流连忘返。南面对岸开辟了一个小渡口，使人们到火车站方便了许多。
建国门和复兴门
这两座城门是日本占领时期伪政府开设的。所谓城门，只是在东单以东的城墙和西单以西的城墙上开出的豁口，仅仅安装了简易的铁门。东边新开的豁口称作长安门，后来北平市建设局于1946年改名为建国门。西边的豁口称为启明门，后改称为复兴门。西边的豁口开了两个，分上下行道，一直没有正式投入使用，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北平建设局才正式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的城门洞，安装了城门，并立石碑于城门脚下，书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北平建设局”以作纪念。而东豁口，至今没有正式建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东西长安街的加宽，建国门和复兴门成了横贯东西城的交通要道。1958年天安门大规模扩建，这里又成为北京最宽、最直、最方便的交通干线。
以上是北京的九座内城门，而北京的外城则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修建的。外城总共开设七座城门，分别是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正中间的是永定门，左右对称分布，各有三座。左边是左安门、广渠门和东便门，右边是右安门、广安门和西便门。
永定门
永定门是北京外城墙南面的正门，地理位置显著，这座城门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33年）时建成，九年后加筑了瓮城，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了城台。这样，永定门就形成了城门、箭楼和瓮城共同组成的城门体系，结构较为完整。
永定门城楼位于今天的永定门内大街南端，桥北侧。其顶为重檐歇山顶，铺设灰筒瓦、绿琉璃瓦镶边。此城楼1949年已被拆除。直到2004年9月，永定门城楼经过复建，才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左安门
左安门，俗称“江擦门”，地理位置显然不如永定门。其为单层门楼，红色墙壁，单檐歇山顶，一层有回廊，楼下有拱形城门，箭楼有两层。城内的道路很狭窄，没有内城的繁华景象，只有一些会馆的义地和简单的街巷，之后又增加了一些寺庙。
左安门最为著名的是它东南碑楼与西朝房之间的几棵虬劲、盘曲的松树。这为过往行人在炎热的夏季撑起了一个阴凉地，许多行人都在树下乘凉或者休息。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住宅区。
右安门
右安门与左安门东西相望，位于外城南墙的西侧。因地处偏西，所以又称作“南西门”。右安门外水源较多，所以植物生长茂密，百花争奇斗艳，景色迷人。解放之后，附近修建了园林，如陶然亭公园、大观园等。其城楼、城墙在1956年已被拆除。
广安门
广安门是北京外城的西墙城门。自金代以来，中原广大地区都由此进入北京。早在金代，金中都就在这里设立了城门，遗址在西面1公里左右。现在位于广安门立交桥附近的城门，是明朝修建外城时建立的。清朝乾隆年间，为方便游人进出城，广安门至卢沟桥修建了石道，民国时被损毁。
广安门地理位置重要，自唐代以来，贸易和市场集中的商业街就已经开辟，到金代时达到繁华的顶峰。进入明代以后。兴建了一批会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穿过卢沟桥，沿着残败不堪的石道，经广安门进入京城，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侵略占领。
广渠门
这是北京外城东墙的城门，俗称“沙窝门”。明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10万军队在广渠门外进行了激战。最终八旗兵惨败，后金主将阿济格受伤。广渠门见证了督帅袁崇焕的正确指挥和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
东便门
这是北京外城东南拐角处的城门。这座城门规模不大，较为简陋。因为嘉靖年间修外城时财力不济，所以，只修建了环抱南郊的一处，与原城墙相接的一座门，主要是为了交通方便。
东便门附近热闹的地方，是位于城门内桥南的蟠桃宫。每年农历三月初的庙会，都会有很多城里人来这里踏青游玩，投壶射柳。进入夏季以后，东便门通往通惠河的河面上，人们乘着船消暑纳凉，享受两岸的风景。
西便门
位于北京外城西南拐角处，与东便门遥相对应。西便门城楼在建外城时就已经修好，其瓮城，尤其是箭楼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才最终修好。西便门是外城城门中最小的一座，民国以后逐渐被废弃。
直到1988年，有关部门才将紧靠城墙东侧残存的195米的内城西墙重新进行了整修，并修复了与外城相接处的城楼。而事实上新修的靠近原北京内城西南处的一段城墙上的城楼，并非原来的西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