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城建设之前，城墙上共开没了九个门，这九个门构成了九道关口，所以有九门九关之说。在过去，九个门上都按一定时辰打典。什么是典呢？典是与钟、锣相似的金属敲击器，形状偏平，跟曲尺差不多，敲击时发生的声音清脆悠长。上面有一个孔，可用绳索穿系悬吊。每天晚上，只要钟楼一敲钟，除崇文门外的其余八座城门上就开始打典，钟声、典声遥相呼应，声音悠长苍凉，给古城增添了一种古朴神秘的色彩。等钟声停止，典打一轮就开始关城门了。俗语讲“城门响点不等人，出城进城要紧跟”。如果不小心走慢了，城门准时一关，无论进城、出城就都不可能了。除非官方特许某人可以进出，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通融。
据说当时的北京城是在晚上十点时关城门，每次打三次典之后，城门就完全关闭了。第一次打典时城门关上一半，仅留一半供人通行，赶着进城的人们听到典响就得赶快往回赶。过一些时间，再打第二次典，这时城门又关上一部分，仅留下不宽的路供人通过。打到第三次典的时候，城门就完全关闭了，任何都不能进出。
崇文门因是税关，敲钟就是要通知纳税人及早做好准备，加紧赶路。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崇文门是漕运终点，打钟是提示漕粮船。这种说法没有切实的根据。因为自明代修筑北京城后，东便门外的大通桥才是漕运终点。船泊后，粮运往北边的朝阳门和东直门，并不进崇文门。况且大通桥与崇文门之间还有东便门隔着，两者无直接联系。
这里有一个典故说明崇文门为什么敲钟而不打典。相传，明朝初年修建北京城的时候，孽龙作怪，使得水灾成患，弄得刘伯温没办法，只能抓一条镇一条，有的压在白塔寺下，有的压在北新桥底，有的锁在井里，有的赶到山上。最后还剩下一条最凶恶的龙，无法降服。
一天，这条龙窜到了崇文门，拱倒了城墙，刘伯温想上去治服它，又担心制服不了，就去借来托塔天王李靖的宝塔。此时这条恶龙正在崇文门兴风做浪，弄得墙倒城陷，风雨交加，整整闹了三天三夜。刘伯温想，硬干成功的可能性太小，要等到冬至入蛰（冬眠）时再收拾它。
入蛰后，刘伯温估计这龙在南海子，就去将它镇了起来。这龙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被刘伯温全身上了锁，已经没法再闹腾了。于是，转而向刘伯温求情，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祸害百姓。
刘伯温指指这崇文门城楼说：“这城楼上打典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了。”
“这还不好办？”龙想，反正每天都要打典，顶多委屈一天。
不曾想，刘伯温已经想好了办法，让崇文门上打钟而不打典，托塔天王的宝塔已砌在了城墙里。这下，龙才知道，自己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传说虽然生动可毕竟不能相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崇文门不同其他八座城门一样打典却反而敲钟呢？据说，这是因为崇文门是个税关，每天进出的人很多，人声嘈杂，敲钟自然比打典的声音要洪亮。因此，崇文门才敲钟而不打典。同时，也是崇文门与其他城门不同的特殊作用的显示。
然而，北京史地民俗界的老前辈王佐贤先生却说，崇文门作为当时京师收税的总机关，每天通宵达旦地开着，并不跟其他八座城一样，昼开夜关。如果有行人想要由此通过，就要敲钟告之。这样，老北京才有了“九门八典一口钟”的说法。这里的“典”通“点”，与“钟点”的意思相差不大。
崇文门作为税收的关卡，既使不收税，检查也在所难免。可凡事都有个例外，比如一位京郊农民，进城时可以大摇大摆而来，自由自在而去，并没受到过守门人的刁难。
这是家住大兴县西红门村姓陆的一位农民。大兴都是沙地，以西瓜而出名，而这位农民种的水萝卜却是远近闻名。水萝卜又叫“心里美”，上小下大滚圆形，绿皮红芯，甘甜清脆，颜色鲜艳。具有去痰、止渴、消炎和中之效，而且价廉物美，所以，小贩们叫卖时总是喊“萝卜——赛梨！”每到冬季，尤其是到了春节前后，西红门的“心里美”成了各菜场、小摊主的抢手货，或者是把这种萝卜削成各种花形招徕买主。
西红门村种水萝卜的人很多，要数陆家的最有名。他家的萝卜有一套独特的种植办法：即以晚种为主，每年立秋后五六天，才开始下种。不求产量高，但求味道鲜，颜色美。在播种之前要深耕细耙，耗开沟后施上稀粪肥和酱渣子。平土压实，再培埂播种。霜降后，并不急着拔萝卜，还要再浇几遍水。收获前再浇一遍，边收边入窑。入窑之前，先在窑底泼水，铺层沙土，然后将萝卜码好，上面盖一层土，然后再泼上一些水，等上冻后再盖土，盖上草帘子。这样的萝卜不糠不辣，入冬后就可以陆续上市，春节过后仍然味道鲜美。
陆家的水萝卜出了名，就连清朝的官员和后来的北平市长都大加赞赏。1935年，当时的市政府曾给陆家挂匾并颁发奖状，表示奖励。上面写着：“奖给陆明通（陆家当时的当家人）”，中间贴有大红纸，上面写道“一分善士”，下方署名：“北平市市长袁良”。此匾至今还由陆家后代保存着。以后每逢春节，陆家都要给市里的官员送几筐水萝卜做礼物。进城时，只要一提西红门送萝卜的，就可以免受守门人的检查，顺利通过，久而久之，就流传下来“西红门的萝卜叫城门”的俗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