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虽然有两性的结合，但这种结合的目的是为了人种的自然繁衍，纯属一种自然现象。所以，这种两性之间的结合，严格来讲不能称为婚姻。
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之间的结合不仅渐渐形成一定的规范，而且逐步产生了相应的婚姻制度和某些特定的婚俗。这时的男女结合，是以得到社会的许可为特征的。有关婚姻法律的出现，将男女之间构成婚姻的原则，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婚姻不仅得到社会的认可，而且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这是人类婚姻的一个巨大进步。
在远古的时候，我国西北有一个华胥国，国内有个大湖泊名叫雷泽，是雷神居住的地方。雷泽两岸为雷河，华胥国的人民都聚居在雷河两岸。华胥国有个叫华胥的女人，据说她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的母亲。
有一次，华胥来到水波荡漾的雷泽湖边游玩，观赏着美丽的湖光山色，姑娘沉醉了。漫步之际，她忽然看见水泽边绿茵茵的草地上，有一个巨大的人的脚印，觉得很好奇，就欣然用自己纤细的小脚去踩那巨人的脚印。
刚踩上去，华胥就感到一股暖流流过丹田，一种幸福的感觉使她久久不愿离去。她哪里知道，当那巨大的足印向她身上注入幸福的热流之后，她就怀上了这雷泽之主雷神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伏羲。
不久，华胥就生下了伏羲。在她的培养教育下，伏羲成长为一个聪明勇敢、风姿秀美的青年。
这一天，伏羲躺在大树下休息，偶然间看到蜘蛛编网捕捉苍蝇进食的过程，他灵机一动，起身跑到草地，拔草编织草绳，再用草绳纵横交错网络，最后织好了一张大网。
伏羲叫来当时还不懂得农耕的山民，让他们拿着这张大网去捕捉鸟兽和鱼，很快获得了成功。他又教山民用皮革编织成衣服，还教山民钻木取火，极大地改善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尔后，伏羲还推演天地万物的变数，画成八卦，乾、坤、坎、离、艮、震、巽、兑，并教山民用八卦符号记事，方便了当时还没有文字的山民相互间的沟通交往。
后来，伏羲娶妹妹女娲为妻，生儿育女，创造了人类，开辟了世界。
由于伏羲结绳为网、钻木取火、以八卦记事、兄妹相婚等功绩，被后来的人们誉为上古“三皇”之一，尊称他为“人祖爷”，并认为他是渔猎文明时代的文化英雄。
为了纪念伏羲，人们在河南淮阳地区一个绿树掩映的环境中，建造起了一座“伏羲陵”，当地人称之为“人祖庙”。人们经常到此烧香祈拜，除祈求农事丰收之外，也表达了盼望得子的意愿。
这个故事，体现了我国古人在原始状态下的一种婚姻形式，即“感生说”，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生育原理的最初认识。
由于当时的人们群居野处，没有固定的伴侣，两性的交往也无任何习俗和理性的约束，常常“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因此不可能构成家族。
随着原始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原始人生活经验的积累，特别是学会了利用火，于是，在血缘家族的内部，开始产生了婚姻禁例，开始排斥亲子通婚，只允许同辈男女发生婚姻关系。这就是我国古代的第一个婚姻形式，称为“血族婚”，也叫“血缘婚”。
这种同辈血缘婚制，在我国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南朝刘宋的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南蛮传》中，就记述了高辛氏之女和盘瓠结合，生育六男六女，其子女相互婚配的传说。
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的《风俗通》中说，女娲是伏羲之妹，后世出土的汉墓石刻上，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造型，“两尾相交”即夫妻的象征，表明女娲、伏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对偶神。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兄妹通婚的故事也流传甚广。
还有苗族的《伏羲姊妹制人烟》、彝族的《梅葛》、布依族的《姊妹成亲》、壮族的《盘古》、纳西族的《创世纪》等史籍中，都有兄妹通婚的记述。这类传说虽多主观虚构的成分，但反映的却是原始社会血缘婚的普遍现象。
后来出现了族外婚，也称“亚血族婚”或“普那路亚婚”。族外婚是继血族婚出现的婚姻形式。在这种婚姻形式下，本氏族的兄弟姊妹已不能通婚，必须在相互通婚的对方氏族的女子或男子中寻找配偶。同样，对方氏族中的兄弟或姊妹，则在本氏族中的女子或男子中寻找配偶。这样，父亲是集体父辈，母亲为集体母辈，成为共夫或共妻。
男子去世后，都要葬在各自出生的氏族墓地，而不能和本氏族的姊妹同墓合葬。所生的子女属于女方氏族，去世后与母亲同葬，不能与父亲合葬。
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男女分区聚集埋葬的墓地。山东兖州王因村有男性同葬墓10座，女性同葬墓7座。华阳县横陈村，有妇女与幼儿合葬墓。这正是族外婚在葬俗上的反映。
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由群婚制变为对偶婚制，即一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择一女为“主妻”，即正妻，其余为副妻。而一女子在许多的丈夫中择一男为“主夫”，即正夫，余者为副夫。
对偶婚仍以女子为中心，女娶男嫁，实行族外婚，夫从妻居，从而改变了过去子女“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状况。婚制的变化，使生父的身份得以确定，这就从血缘结构上为父系氏族和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族外婚的配偶范围逐渐缩小，异姓的同辈男女，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对偶同居，便成为对偶婚。其间，与长姊配偶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姊妹也娶为妻，叫做“妻姊妹婚”。
对偶婚的男女，分别在自己母系氏族生活，成年男子到异姓女子氏族过着“暮合朝离”的同居生活，两性的结合并不固定，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况仍然存在。世系仍按母系计算，女子在家庭和社会中享有崇高地位。
对偶婚的男女实行长期同居，逐渐形成一夫一妻的个体婚。这种社会转变相传完成于虞舜、夏禹之际。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舜娶尧之二女和象企图谋害舜，说明此时尚未脱离对偶婚的遗习。
《尚书·舜典》的敬敷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中，尚未提出夫妻的伦理道德规范，说明夫妻关系尚不稳定。到了禹娶涂山氏之女而生启时，夫妻关系才正式固定下来。
一夫一妻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产生了爱情的萌芽，爱情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这是排斥群婚的一大进步；二是夫妻共同经营家庭经济，使个体家庭从母系氏族中分离出来，成为现实。
奴隶制时期的“婚姻”概念，可以这样来理解。“婚”即黄昏的“昏”，封建时代的“娶妻以昏时”，就是它的遗意。“姻”同“因”。曹魏时的古汉语训诂学者张揖的《广雅释诂》说：“因、友、爱，亲也。”意思是说，男女在黄昏时约会，结成亲密的伴侣。
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云南基诺族，称得上是一个懂得爱情的少数民族。该族青年男女在16岁举行成年仪式后，就可以开始谈情说爱了。这些男女参加叫“饶考”或“米考”的社团组织，开始结识异性朋友。经过“巴漂”即私下相恋、“巴宝”即公开爱情和“巴里”即追求同居三个阶段，表明爱情已经成熟，然后由父母出面议婚，订婚，举行结婚仪式。
生活在云南的傣族的青年男女，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也有自己的组织和首领，男青年的首领称“乃欧”，女青年的首领称“乃绍”，均由选举产生，其职责是让青年懂得社交和婚配的习俗，调处相互关系。他们通过“丢包”、“赶摆”等社交活动，寻求自己的爱情。
进入阶级社会后，男子居于绝对领导地位，择妻制度被保留下来。至夏商时期，一元化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正式形成。然而，夏商两代国王的多妻使得王子甚多，因其母不分嫡庶，众子均有王位继承权。所以，在王位交接时，众王子之间常常产生矛盾冲突，甚至祸起萧墙，流血拼争。
周代吸取了夏商时期的教训，通过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确定了王位的归属，成功地解决了王位继承的难题。
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规定，从天子到诸侯、百姓，一个男子只能有一个妻子，即正妻，也称嫡妻，正妻必须经过聘娶大礼迎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