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不是宣：现在不是你同不同意的问题。是对方同不同意你不同意的问题。
众人闻言感受到了来自灵魂的战栗：这是要被绑架成为邪恶科学家吗？
医死人不偿命：要是不同意，就只有删号咯。
当然也可以等到三天后继续刷新位置，但除非在未来的游戏生涯中彻底成为深山老林里或者世界屋脊上的一个野人，否则在玩家的汪洋大海中，再次被抓住只是迟早的事情。
苦海无涯，回头找不着岸。
扁思邈：我们能不能这样，表面上答应研究更烈性的病毒，但暗地里悄悄研制解药？
论坛里尚未讨论出结果，大川师兄躲在树屋吃肉干的惬意生活先过不下去了。这天，他刚拿出一块肉干，号角便响了起来：“怪物攻城啦！”
台词还是那句老掉牙的台词，怪物却不再是那老掉牙的怪物。
从前“攻城”的是被鹿蜀召唤满山乱蹿的背背羊，而今攻城的是一个个血人玩家。
好在外来的和尚不好念经，这些进攻玩家大多没有提取过猴子的基因不会爬树；基山的土著居民们纷纷掏出弓箭，把自家的树屋当作哨塔，居高临下放箭，还算占据上风。
今天又是血雨腥风的一天呢。
由于基山医院东海分院造出腐败血液病毒的魔鬼行径，远在基山的总院也不幸遭到迁怒，成为被感染玩家攻打的目标。好在这座养老山因为背背羊的周期性奔逃流行树屋，算是易守难攻；加上气候湿润多雨，放火烧山也难得点着，在感染玩家的攻势下依然能够勉强支撑，一雪“养老山”之名，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战根据地，千里投奔者众。
但是附近青丘、招摇山、亶爰山的玩家就不那么好运了，这些地方因为野怪比较凶猛，向来都是组队打猎的地方，基础设施不行，有个帐篷就算不错，如今全都暴露在了血人兵团的铁蹄之下，民不聊生。
没有感染的玩家纷纷逃离往常的聚居地，躲在野外艰难求生。毕竟野怪再可怕，有玩家可怕吗？
重温饥荒生涯，大伙仿佛回归了山海经刚刚开服的时候，竟有返璞归真之感。
而随着被感染的玩家越来越多，人和丧尸的比例会逐渐倾斜，形势也将愈发地艰难。
一切都神似2005年的艾泽拉斯大陆，只是这一次不再是因为任何BUG，于是连游戏公司都无能为力。
姜若没有时间掩埋受害者，甚至没有时间为他们哀悼。他把斗篷帽子压得更低了一点，翻墙而出。
他沿着屋檐，循着记忆中的路线，螺旋地接近城中心偏南的一栋建筑。记忆来自在黑色桃花源隐匿，绕着祠堂打转试图营救同伴的那段日子。如今的城自然与那时不同，但也许是因为地形，也许是因为某种他无法解释的因果律，建筑的分布和街道的走向竟然很是相似，于是姜若显得轻车熟路。
他的目的地，是城主府。
玩家向来无所敬畏，在他们心目中城主也不过是万千NPC中稍微特殊点儿的一个，如果不给发任务的话连“特殊”这个前缀都可以去掉。但对于岛民来说，当发生了无法理解无法应对的可怕事情时，他们就会下意识地来这里寻找依靠。
城主府里果然聚集了很多NPC，像一个巨大的难民收容所，不敢回家的人们携家带口藏在这里，像一窝雏鸟挤在一起，获取一点稀薄的安全感。
姜若绕过院子和大厅，直奔收藏卷宗的档案室，果然找到了正独自掌灯翻阅卷宗的城主。
城主已经不是玩家涌入之前曾与姜若接洽过的那一个。虽然这里的时间流速不比大荒，NPC对于玩家而言还是衰老得很快。这一任城主似乎同样并不年轻，也或许是近来过度的忧虑让他显得苍老。
姜若翻窗而入的时候他并没有惊惶，甚至眼睛也没有离开手里的卷宗。
“这些都是关于神灵的记载吗？”姜若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
“是啊。从久远以前一直记录到最近的事情，哪一年我们遇到了什么灾祸，神灵是如何帮助我们解决的。但没有任何一本卷宗告诉我，如果灾祸来自于神灵该怎么办？”
“我有时候甚至怀疑，这些记载是不是真的。”
“在你们之前，曾经有一个已经消失的部族，”姜若说，“他们有一条祖训，要视神灵为敌人。”
“我猜他们是对的。”
姜若：“如果无法恢复生产，你们的粮食还能支撑多长时间？”
城主：“你为什么关心这个？”
姜若：“我想知道我有多长时间，来解决眼下的问题。”
当姜若推开游戏仓的门，活动一下筋骨，照例准备挨个敲开仓门把T细胞的残疾员工们抱出来时，惊讶地发现仓门全部已经打开且里面空空如也。
周周坐在轮椅上打瞌睡，见他出来才稍稍清醒，拍了拍脸，道：“我们放假了，过去四个小时刚刚紧急疏散，估计你在全城逃蹿不好下线，所以没有叫你。”
姜若：“紧急疏散？”
“你看。”周周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滨城残疾人护理中心的外景，大楼门口的地面上被喷上了一个红白相间的伞面图案：“这是古早游戏生化危机里面，搞邪恶科学研究的保护伞公司LOGO。”
“示威？”姜若对一切把游戏里的事情带进现实的行为都本能反感，“怎么着，还想真人PK吗？”
“也许只是虚张声势吧，但看看我们这帮人，一个个缺胳膊少腿的，还是各回各家，别在这当靶子的好。”周周伸个懒腰，往后靠在轮椅上，“你呢，走还是留？”
姜若挑眉：“你不走？”
周周：“万一那帮玩家真的化身愤怒小鸟，冲进来打砸，总得有人在这里摄影留念，以后才好告他们破坏财物嘛。”
姜若席地坐下，空旷的游戏室里全是仓门敞开的棺材，看起来真是适合聊天的氛围：“我想跟你谈一谈。”
因着众所周知的十分有意思的事件，姜若再三地回忆起先哲的教诲：
“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某些人会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他甚至会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但是人们也会坚持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
我们可以用a-b线表示必要劳动时间的持续或长度。假定ab线代表6个小时，那么超过ab线1小时、3小时、6小时就可以得到3条不同的线。
这3条线表示三种不同的工作日，就是7小时工作日、9小时工作日和12小时工作日。当然，工作日等于ab+bc，延长线bc表示剩余劳动的长度，工作日可以随着变量bc一同变化。考虑到ab是已定的，bc与ab之比总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因此，它在工作日I中是1/6，在工作日II中是3/6，在工作日III中是6/6。当然，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比率决定剩余价值率，而且已知这两段线之间的比例就可以知道剩余价值率。总而言之，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不仅可以由不断再生产者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而且可以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当然，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它本身是不定的。
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当然，它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如果假定延长线bc即剩余劳动为0，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工作日的最低界限，即人们为维持自身所必须从事劳动的时间。然而，在特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人们工作日的一部分，而且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当然，工作日不能延长到某个一定的界限，它是有一个最高界限的。至于这个最高界限的影响因素，就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和社会道德界限。一般来说，普通人只能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如同一匹天天干活的马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人们不仅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用来休息和睡觉，而且需要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比如吃饭、盥洗和穿衣等。当然，人们还需要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虽然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可以由一般的文化状况来决定的，但是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的变动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
1926年9月25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亨利·福特对他的员工宣布了每周五天的工作制。在此之前，他已经在1914年开始给他的工人每小时5美金的薪酬，这是当时普遍收入的两倍。这样工人们就有高涨的热情投入生产TS型号的汽车。亨利·福特在他们内部的宣传当中，说到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让我们走上了繁荣的道路，而每周五天工作制会让我们走上更为繁荣的道路。
撇开伸缩性不说，商品交换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而且也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由于某些人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会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会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虽然已卖出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一定的消费界限，但是人们也要求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另外，权利同权利之间的对抗，而且这两种权利都是被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因此，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团结就是力量，力量将会起决定作用。在特定生产方式诞生后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从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到某些人和人们之间的斗争。
资产并没有生产剩余劳动，而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在社会上，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都享有生产资料的垄断权，而且是十分明显的。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如果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那么剩余劳动就会受到需求的限制。当然，生产本身的性质也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
这样的特定社会形态是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某些人通过延长人们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榨取剩余价值。已经觉醒的人们为了不再通过自愿与资产缔结的契约而送死和受奴役，必须团结起来同某些人作坚决斗争，才能争得一个正常工作日。
实质上，特定生产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某些人不仅夺去人们道德和身体上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使人们的劳动力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换句话说，某些人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就是在一定期限内延长人们的生产时间获得增殖。
当然，劳动力的价值包含再生产的人们或延续人们所必需的商品价值。既然某些人的本性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那么缩短人们的寿命或他们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必然会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另外，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必须更加迅速地补偿，会给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带来更多的花费。如同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某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而且某些人和人们之间斗争的结果就是正常工作日的规定。
在剩余价值率和劳动力一定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同预付的可变资产量成正比。雇佣工人的人数是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一章里，我们假定劳动力的价值可以用再生产或维持劳动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来衡量，是一个已知量，而剩余价值率可看作是人们在一定的时间内为某些人提供的剩余价值量。因此，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可变资产的价值等于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乘以所使用劳动力的数目，尤其是在已知劳动力价值的情况下，可变资产的量与雇佣人数成正比。换而言之，人们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的，而且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预付可变资产量乘以剩余价值率。当然，人们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是由某些人剥削劳动力的数目与单个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之间的比例决定的。
一般来说，平均工作日的绝对界限就是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补偿可变资产减少的绝对界限，也就是通过劳动力受剥削程度的提高来补偿雇佣人数减少的绝对界限。因此，某些人可以通过减少自己所雇用的人数或者可变资产，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量。反言之，所使用劳动力数量或可变资产量的增加，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
19世纪进入机器大工业生产阶段后，某些人加大了对人们的剥削，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但这种做法很容易遭到人们的反对。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增加工资，但工资增长率低于生产效率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也是劳动力价格的明升暗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