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这是一条把北京城一分为二的城市中轴线，城内无数的皇室宫殿、坛庙、政府衙署和其他重要建筑都依附着这条中轴线而结合在一起，见证了这条辉煌之城。
当崇祯下令成立皇家科学院重新测量度量衡，从而用更为科学的手段对度量衡加以计算的时候，以米、秒、克为基本单位的新度量衡体系，就开始渐渐露出了雏形。
其中最为重要的长度单位，刚开始科学院的院士们都打算遵照崇祯的建议，计算出赤道的周长，然后以赤道周长的4千万分之一作为一米。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计算赤道的方法行不通，因为大明的国土并没有经过赤道区域，而且赤道地区大多都是海洋，难以进行实际的测量复核。最后他们决定还是测量子午线的长度，然后以一弧度的千分之一作为一米。
不过在经过了无数次的计算和讨论之后，他们终于还是决定，以通过北京城的子午线为基准，从北极到赤道长度的千万分之一为一米，也就是一公尺。
解决了标准问题，剩下便是反复的测量和计算而已。华北平原的地理特征，非常适合于测量。在崇祯的大力支持下，数千人一年的辛勤工作后，一原米的精确值已经算是测量了出来。当然这个一米长度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不过在现有测量工具的条件下，这已经是最为精确的结果了。
原本接下来就应当是制作米原器和测定质量、体积、温度的度量衡工作了，但是这些院士在测量子午线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便是北京城的中轴线并不是完全同子午线吻合的，两者之间大约差了2度多。
这显然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朱由检不得不对科学院的院士们下了封口令，严禁他们谈及城市中轴线同子午线偏差的事。
因为崇祯掩盖了这个事情，终于让这套公制度量衡体系加快了测定工作。到了崇祯元年12月中，一套以金、银、铜合金制作的度量衡原器，终于出现在崇祯的桌前。
当朱由检正饶有趣味的看着这套衡器，徐光启则还是有些犹豫的说道：“陛下，这套衡器虽然已经比较精确了，但是科学院的院士们认为，光凭一年的测量数据还是不够的，最好还是要继续测量下去，如果能够有个3、5年时间，也许这套度量衡单位会更为精确一些。”
朱由检直起身体摇了摇头说道：“军器监和文思院的官员都已经向我汇报过了，这一年来许多零件的标准尺寸都已经定下来了。他们打算同工部联手推出一套，从螺丝、铁钉这样的机械零件到建筑模数的标准尺寸图集和各种量具。
如果迟上几年才推出公制度量衡，到时候光是改动图集和收回量具，加上重新推广新尺寸，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所以，朕觉得还是先尽快把这套完整的度量衡体系推出去，然后等大明的经济好转了，再做进一步的精确测量好了。”
徐光启虽然有些遗憾，但还是没有再继续劝说皇帝了。虽然他心里很有一劳永逸的想法，毕竟下一次测量他未必能再参加了。
朱由检其实也挺遗憾，现在还没有发现铂和铱两种元素，使得他无法做出一个热膨胀系数最小的米原器。
朱由检转身看着徐光启和几位科学院士，心情愉快的说道：“这套度量衡原器就储藏在科学院的地下室内好了。另外科学院可以同工部一起组建一个国际计量局，准备把这套公制度量衡标准推广出去。
朕希望他不仅仅是我大明的标准，也是世界各国的标准度量衡。这样今后进行国际间贸易的时候，就不会再因为计量单位不同而大费周章了…”
对于崇祯的说法，不管是徐光启还是耶稣会的传教士，都不觉得意外。他们自认，这套基于科学原理测量出来的公制度量衡，绝对比现在各国混乱的度量衡制度要好用的多。
当徐光启等人带着度量衡原器离去之后，朱由检便开始听取吕琦的例行汇报了。朝会那天推出的释奴令果然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不过让朱由检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这场争论并不是一边倒。
支持释奴令的，除了他意料中的几所学校的学生外，居然有不少京城的勋贵也参与了进来。不过他们可不是为了拍他这个皇帝的马屁，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京城现在规模最大的棉、毛、麻纺织业，内府的资本额度已经从年初的五分之四，下降到了五分之二，剩下的都是勋贵和商人们的资本。
根据现在每千个纱锭要花费100个劳动力计算，50万纱锭就需要5万个工人。加上纺织业的其他环节，棉、毛、麻纺织业雇佣的工人已经快要接近8万人了。
京城虽然有70余万人，但是真正属于良民的百姓阶层不会超过35万人，去掉老幼也就15-20万成年劳动力这样。
而在剩下的30-40万人里，虽然还有10多万成年劳动力，但大多是属于贱籍的奴婢阶层。毕竟在崇祯元年之前，京城并不是一个生产型的城市，而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
作为天子脚下的城市，京城内的达官贵戚和豪商富户数量是数以千计的。这些大明的上流阶层，家中奴婢少的有2、30个，多的则是数百上千。
这些人所占用的奴仆数量，已经严重影响到京城各处工厂招募工人的问题了。虽说今年因为京畿旱灾，所以有不少京畿的灾民被招募到了京城的工厂工作。
但是这些灾民并没有把这工作当做自己长期职业的意思，毕竟他们虽然受了灾，但是家里的田地还是存在的，而现在工厂内的生活也实在是过于劳累了。
就算是内府名下的工坊，号称每日工作10小时，每10天休息一天，但是有些时候还是要加一个小时的班的。而至于私人开始的工坊，每天工作11小时是家常便饭。
最为痛苦的是，这些私人工坊主为了保证这些工人工作时有足够的精神，对这些工人采取了监管居住的措施。他们就像是一群奴隶一样，每天就是在工厂和宿舍之间重复而麻木的生活。
在工坊主雇佣的泼皮无赖的威胁下，这些工人们进了工坊就跟进了监狱一般。而为了降低成本，这些工坊主给这些工人们吃用的，都是最为廉价的食品，比如放了许多年的陈米之类的。
在这样差的劳动条件下，只要是家中还有田地的，谁还愿意给这些私人工坊主们打工啊。这私人工坊劳动力不足，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事了。
虽然也有私人工坊主向那些奴婢数量较多，而家势又有些颓废下去的家族雇佣奴婢，想要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填补工人不足的问题。
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良民为他们工作时虽然常常抱怨不迭甚至会闹事，但是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还是没什么可说的。但是这些奴婢们本身就拿不到工资，而且工坊内的生活水准和劳动强度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当家奴的时候，怠工和破坏机器也就成了各私人工坊习以为常的事了。
这些私人工坊主显然不会认为，这是他们对待工人过于苛刻造成的后果，而是觉得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12月1日朝廷有意颁发释奴令的消息在京城传开后，这些私人工坊主思考了一番，就觉得这个政策实在是太正确了。
这些豪门大户的奴婢们被释放后，除了自己的身体，几乎就没有什么财产。当然极少数上层的奴婢是不会这么轻易释放的，能够释放的肯定是没有什么特殊才能的奴婢。
这些奴婢为了生存下去，自然只有进入到他们的工坊内工作。而在这种状况下的工人，显然是不太会发生怠工和破坏机器的问题的。
这也使得当一些守旧的缙绅大声批评，释放奴婢会扰乱大明的纲常秩序时，这些开着工坊的勋贵商人，便极力的支持燕京大学为首的学生们，对顽固守旧的缙绅开始了反击。
虽然反对释放奴婢的缙绅势力不小，但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占据了主场的有利条件，在这些私坊主的支持下，大肆在京城街头宣传释放奴婢的好处，并把那些反对者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这些缙绅们虽然在言官内势力不小，但是在煽动起来的京城百姓面前，显然就有些进退两难了。
而随着这场争论渐渐吸引了天下官绅的注意力，崇祯和黄立极希望的，让朝野官员把视线从河南事件转移到别处的计划，算是实现了大半。
而另一方面，看到没人注意到自己，钱谦益费心说服了自己的第子之后，终于羞答答的挂上了新东林党的招牌。
钱谦益以东林党人良莠不齐，富贵则来，遇难则离的作风，实在是有违东林书院的主旨。
他决定要纯洁党人，再造东林，以匡国运，因此带着弟子、门人、好友等38人，成立新东林党，于此前鱼虾混杂的东林党正式分道扬镳，不再与旧东林党产生瓜葛。
钱谦益组党时说的这番话传出去后，顿时引起了一小波人的反感和攻击。但是在释奴令引发的风暴面前，这场小风波并没有获得更多人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