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等人赶到校场时，正好看到这个山崩海裂一般的场景。数万人共声一呼，就连原本遮蔽太阳的云朵都似乎被吓到了，一缕阳光顿时从云间照射到了崇祯身上，皇帝身上的武弁服顿时鲜明的像是一团烈火。
“士气可用，陛下此次亲征当无大碍了。”孙承宗有些心情激动的说出了声音。
不过其他几位官员却并不都是如同孙承宗所想，有人已经忍耐不住说道：“这于礼不合啊，大军出征是肃穆之举，万人高呼，这成何体统？
陛下如此轻佻，这些武人今后还能服从我辈调度吗？此辈之中未必没有钱宁、江彬之类，我等还是应当继续劝谏陛下，不能亲征冒险啊…”
当北郊大营三军高呼时，夏允彝似乎听到了些什么，不由起身推开窗户向外张望。他站立的地方，正是喜雨楼二楼北面的杏花阁内。
喜雨楼是京城东南角的成贤街入口处的新建茶楼，此楼高三层，内部优雅简洁，加上离燕京大学不远，因此便成了夏允彝所在的讲谈社的根据地。
自从国子监改成燕京大学之后，除了名字被更换了之后，连国子监的诸多规矩也改了。原本门禁森严，普通人难以进出的国子监，现在已经变成了能够自由出入的大学校园了。
而原本国子监的建筑占地面积也就不到3万平米，扣除了教授、学官占用的面积，还有藏书楼和孔庙，只要监生超过800人，就已经显得极为局促了。不过，国初地位崇高的国子监，到了近世已经成了一群纨绔和商人子弟混日子的所在。
到了天启年间，虽然名册上有5、600人，但是真正入监读书的人员，也就在2、300左右。当国子监改为燕京大学之后，崇祯对于燕京大学的在校学生数量要求是不少于3000人。这样一来，国子监的扩建也就顺理成章了。
原本监生们居住的地方全被改建成了校舍，而学生们的住宿地方被迁移到了成贤街以外的街区。如果不是国子监周边都是民居，崇祯是很想在大学内弄出一块操场，以供这些学生们运动的。
说来也是奇怪，当初国子监门禁森严的时候，监内的学生们总是想着要逃课，巴不得离开如同监狱一般的国子监和成贤街。
但是改成了燕京大学之后，新入学的学生们又觉得宿舍离学校太远了，有钱的学生纷纷自己花钱在学校周边租赁房屋居住。虽然现在燕京大学的学生还没有达到3000人，但是超过1000人是肯定有的。
加上还有一些没有资格入学，选择在学校内进行旁听的人员，每日1、2千人在此进出，成贤街倒是一时热闹了起来。而原本京城读书人最喜欢聚堆的秦楼楚馆，经过市政厅的整顿之后，终于衰落了下去。
成贤街上新开的茶楼棋社，倒是渐渐成了京城读书人聚会聊天的所在。燕京大学内每三日召开一次的主题辩论或是演说，也成为了京城新思想、新知识的宣传发布会。科学、哲学、逻辑学这些新名词，正源源不断的从成贤街的茶楼棋社扩散出去。
燕京大学在校内建立真理堂，让学生和学者们进行辩论和演讲，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让人觉得有些新鲜。不过渐渐便有人听出了味道，甚至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旁观者，希望能够下场亲自参与。
但是申请的人员实在太多，使得绝大多数想要宣传和捍卫自己观点的读书人难得轮到一次。于是在成贤街上的茶楼棋社内，甚至是在成贤街的街头，常常都会有人进行自己私下的演讲。
有些人因此而得到了燕京大学真理堂的邀请，从而直接进入到真理堂发表自己的学术主张，有人因而声名大噪，甚至获得了燕京大学的聘请。因为这些幸运儿的事迹，使得成贤街上开起了许多茶楼，以供京城或是外地来的读书人发表言论。
以往读书人想要成名，要么走正经的科举仕途。一朝金榜题名，立刻便是天下皆知。要不然就是走名士的道路，名士有真名士和伪名士。真名士如刘宗周这种，读个2、30年书，然后著书立作，天下闻名。
但是真名士对才学的要求太高，前期投入太大，不是一般人可以仿效的。于是到了近世，伪名士便应运而出了。明代是一个市井社会，不管从上到下，对于情色都非常热衷。扬州瘦马、大同婆姨、西湖船娘，甚至都成了地方特色了。
在这种社会风气的侵染之下，各地秦楼楚馆的名妓，她们的一举一动就成了市井百姓最为关注的热点。而勋贵官僚更是这些名妓的热烈追求者。同这些名妓见上一面，喝上一杯粗茶，最起码也要10两纹银起步。
这些名妓也就成了交际花一般的存在，同平常妓院中的娼妓完全不可类比。不少流落风尘中的女子，最大的梦想也就是成为一名名妓，从而获得一些自由。而想要成为名妓，并不是看脸和身材的，最重要的是要有名士吹捧。
一名普通的妓女也许因为名士的一句话登上了花魁的宝座，同样一名寻常的读书人，也会因为同名妓交往而声名远扬。名妓和名士这种相互依存的特殊存在，也就成了大明特有的一道景观。
外地入京的读书人，想要让自己的名声尽快在京城流传，从而被权贵所赏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厮混在秦楼楚馆，得到某个京城名妓的垂青。
不过到了崇祯二年秋，这条名士之路在京城算是走不通了。今日想要名动京城，就需要先在成贤街扬名。那些整日在秦楼楚馆厮混的读书人，连燕京大学最新的演讲词都不了解，凭几首酸词烂曲，做着想要折服京城读书人，从而名动公卿美梦，都是跟不上形势的酸腐文人了。
一些京城名妓看着京城的风气变化，不是南下金陵，便是干脆金盆洗手，在成贤街开上一间茶楼，主持一些文人清谈的聚会。如此一来，京城成贤街便成了外地来京读书人必要前来拜访的圣地。
而依托成贤街的学生和外地士子，也渐渐形成了数十个小团体。这些以文社为名结合起来的小团体，不仅成为了北方士子的精神领袖，声势上也压住了年初在南方成立的复社。
从国初开始，大明的文风都是南胜于北，就连朱元璋也不得不弄出了南北榜来平衡南北士人的力量。到了近世，江南经济的发展，使得南方普通百姓的识字率远远超过了北方。
且江南交通便利，地狭人稠，士人求学和交流都比较方便。这也使得江南士子的学术成就，比闭门造车的北方士子要高的多。
东林党人兴起之后，江南的文人结社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不再是普通文人交流诗词的文学社团，因此江南文社的声望更是为普通百姓所熟悉一些。
张溥在年初纠合江南数十个文社，组成了一个超过千人的复社，并明确提出了建立复社的政治目的是，“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政治团体的雏形了。
在苏长青没有穿越的历史上，北方的年轻士子在明末完全没有形成一个类似的政治团体，因而无法同复社争夺舆论上的话语权。这也使得在北方沦陷之后，这些复社文人联合江南士绅排斥了南逃的北方士绅官僚，为了独自掌握了南明小朝廷的政权，兴起逆案打击异己。
一团散沙的北方士人当然斗不过占据了主场的复社文人，而南方百姓对于这些北方士人全无了解，因此在舆论上也就偏向了复社团体。最终的结果就是，南明小朝廷完全失去了北方士绅的人心，让满清稳固了北方的统治。
但是在现在，成贤街上聚集起来的数十个文人团体，比之复社内部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更有组织性和更强烈的政治性。依托于燕京大学成立的这些团体，并不认同复社的政治主张，对张溥提出的复古思想更是不以为然。
这些社团的成员在燕京大学内学到了足够多的新思想，也初步了解了海外诸国的地理和人文，而自然科学的发展，更是让他们开始从儒家构建的虚拟世界转向了对真实的物质世界的探索。
每三日一次的演讲辩论会，更是成为了各种新思想的创造源头，不同主张，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使得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成为了改革派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在这种状况之下，复社的成立对于北方士子的冲击，也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一些原本受到张溥邀请，一同参与复社创建的北方文社，最终也没有成行。不过复社的成立，倒也刺激到了燕京大学的学生们，他们也想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把现在过于混乱的各个社团梳理一遍。
去年宫门叩见，夏允彝得到了崇祯的称赞后，顿时成为了京城年轻士子的新生代领袖。
下去走访了陕西受灾地区之后，返回京城的夏允彝便开始倾向于朝政改革了。虽然他对于朝廷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方式还有诟病，但是对于这一政策本身倒是放弃反对了。
虽然他认为这个政策损害了士绅大户的利益，但是对于陕西这样的受灾地区来说，没有这个政策就真成了人间地狱了。夏允彝显然还做不到，把士绅的利益置于灾民的性命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