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要在这个地球上拥有最宏大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找一个满意的容身之所，其艰难指数就跟TMD跳进太平洋找一根神农架金丝猴的阴毛似的。我犹如一只失去了嗅觉的丧家之犬，在东起八王坟、南至方庄、西到巴沟村、北抵大屯的广阔区域内狼奔豕突，四处寻找一个几平米的空间和一张铁架床、木架床、木板床或者一个床垫子。
如果你不愿意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中介打交道，你首先得花一半以上的精力来甄别这些防不胜防的骗子。这些吸血鬼们具备变色龙一样的功能，中介名声臭了大街后，他们摇身一变“我们是房屋代理，和中介不一样”；代理名声臭了，他们又成了“我们是房屋银行，和房屋中介、代理都不一样”；等房屋银行破产后，他们换成“社区服务”啦……我可不愿意蝉联傻逼，只要不是房东，一概挂断电话。
房子还没着落时，出书的事情突然节外生枝。按合同，怎么也该排版了，当我给那位王姓主任打电话询问时，他支支吾吾地说这本书要放一放。
“放一放？”我大吃一惊。他说：“现在社里对这部书稿有不同意见，可能要放一放。”
“放一放，那得放多久啊？”我小心翼翼。
“这就难说了。任编辑突然调走了。”
我慌张起来：“可是我们已经签合同了。”
“合同是在终审之前签的。”
我申辩：“那跟我没关系吧，我是按你们的意见来的。稿件上明明白白写着呢，人一走茶就凉啦？”
王主任笑起来：“你想多了。当事人走了，情况就麻烦了。而且我也看了稿子，改动不大，基本故事基本基调没变，大改又没什么意思了。”
“那怎么办啊？”我急了。王主任模棱两可地说：“先放一放，看看吧。你也可以找找别的社嘛。”
我被弄蒙了，给任雅萍打电话，她开口就叹气“人一走茶就凉”。我找天宝，他已经知道了，说下班就来找我。我刚放下电话，正在指挥搬家的唐总就问我：“哥们儿，房找好了吗？只有两天了。”
我暴跳如雷：“怎么啦，人还没走，茶就凉啦？”
在场的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唐总转眼满脸堆笑，拿起饮水机旁的水杯递给我：“您喝茶您喝茶，房子慢慢找。”
天宝看着我就像看一个不求上进的亲兄弟：“我愣是纳闷，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不去做生意呢？我在这儿都待得懒心无常了，为人做嫁衣，没意思。”
“是啊，我也知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也唉声叹气，“可是我还没修炼到脸厚心黑手辣那个份儿上呢。”
关于合同，天宝拍了拍脑门，给我指出了几条路：一是赶紧找别的社，二是让出版社给点赔偿，解除合同。都行不通就打官司，谁也说不准，去咨询一下律师。先别付钱，成功了加倍付。
更要紧的是两天内必须找个栖身之所。头天一无所获，幸好新租户还没有入住，唐老板给我宽限了两天。我想如果余下一天找不到房，就到李皓或牛毕那里借住几天。
和王主任交涉了几次无果，我怀揣合同进了一家事务所，一个衣冠楚楚的律师说可以给我十五分钟免费咨询。浏览了我的合同，他力主打官司。我疑虑重重地把天宝说的困难给他说了一下，他也说这是霸王条款，和当前高层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一听到高层，我立马底气十足。我问先预付多少，他说这案子标的不大，一般律师都没兴趣，看你也是一读书人，就预交两千块吧。我小心翼翼地说我最近一个项目运作砸了，囊中羞涩，是否可以先打官司后付钱，加倍付。
“您看上去不至于吧？”律师有些嘲讽的口吻，我意识到我看上去比实际有钱的落差又误导消费者了。
“我确实没有，我现在住地下室，京漂初级阶段呢。”我豁出去了。律师大人的笑脸就跟TMD性工作者的裤子似的，刷地一下就拉下去了：“您拿我们这儿当慈善机构啊？都您这样我们喝西北风啊？”
我可不忍心别人因为我去喝西北风，趁着还没超过十五分钟赶紧滚蛋了。幸好出版社预支了两千，想想算了吧。
我再次在这个望不到边的钢筋水泥丛中四处奔突，寻找一个可以容纳我的小小窝棚。北京越来越热，毒日头暴晒下，建筑、树木、车流和人群都萎靡不振，空气也近乎停滞，偶尔传来的鸟叫近乎哀鸣。柏油路被晒得黑油油的，迎面扑来的热风里饱含着烧焦的柏油味儿。不远处，柏油、汽车尾气和空调排气扇发出的黑色热浪朦胧了眼中的一切影像，若隐若现，宛若海市蜃楼。热浪和尘埃中，人们头顶烈日，脚踏焦土，女士们还可以顶着花花绿绿的遮阳伞软塌塌地走，男人们大多无处可逃，挥汗如雨。我拎着矿泉水疲软而坚韧地走在马路上，眼睛迷离，鼻孔扩张，汗水瞬间变成黑色污渍。无所事事的阴茎倒悬在潮热的暗处，逆来顺受地晃荡着。
我急切地想找一个可以正常呼吸的地方，本能地想起了地下室。那儿凉快，也是我惟一的去处。这处地下室位于北三环一小区内的高层建筑下，地下二层，进去时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洞穴似的通道；即使大白天也开灯，否则伸手不见五指；弥漫着由各种不明物质交织而成的复杂霉味儿，东北名菜“乱炖”的怪味卓尔不群。这是一对下岗职工夫妇承包后转租的地下公寓。有二十多个房间，我们那一间有十五平米左右。除了一张破旧的双人大床垫、两张小铁床、一张破写字台和一盏惨白而吱吱发响的日光灯以外，一无所有。有公用厕所，还可以在厕所旁边小隔断用老板的煤气炉洗个热水澡。房东没放过任何从穷光蛋们身上榨出油水的机会。洗澡一次五元还必须在十分钟内，超时每分钟多收一块。有公用投币电话，五毛钱一次，接听电话两毛钱一次。他们禁止使用一切大功率电器，开水必须在他们那里买，两块一瓶。如果你加上十块钱，还可以到他们锅里盛上一碗饭一碗汤什么的。那间房子要价八百，含水电。梁顺子说完全由我拿主意，我当即交钱。
搬家前一晚午夜，人去屋空的隔壁电话响起，一阵紧似一阵，锲而不舍，精疲力竭的我只好哈欠连天地起身去接。
“戈海洋吗？”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我惊奇又倦慵地问：“你怎么想起我来了？”
“这么久才接电话啊。”她抱怨。
“我哪知道是找我的，这办公室没人啦。”
我还没说搬家的事，她就急切地打断了我：“陪我说会儿话，陪我说会儿话——”
“什么话非得半夜说啊？午夜凶铃，吓死人啦！”
武彤彤突然纵声大哭起来，我彻底愣了，一个劲地问，她只是一个劲痛哭。这一哭，足足十分钟，哭得撕声裂肺地动山摇，哭得我睡意全无头皮发麻四肢发冷，还好我没用免提，要不这幢楼的人肯定以为闹鬼了。
我只好诱导：“你说话啊？是不是生病了？”
“不是。”
“被盗了？”
“不是。”
我又问是不是家里出事了，考试考砸了，奖学金丢了，和导师闹别扭了，例假来了身体不舒服……她一概否认，我最后问：“和男朋友闹别扭了？”
一阵沉默。尽管我已对我们的关系不抱任何希望，心里还是五味杂陈，除了痛苦焦虑愤恨嫉妒厌恶和麻木，隐隐还有一丝坍塌感和幸灾乐祸。我问：“怎么回事？给我说说。”
“我不说。”
“为什么不对我说？”
“说了也没用。”
“你给我说说就好受多了。”
“不。”
我有些不悦：“那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我去睡了。”
“不行！我就是想和你聊聊。”她又大哭，“我想让你抱着我！抱着我！”
我苦笑：“我怎么抱你，胳膊还能伸过太平洋去？”
“可惜你不在这儿，可惜你不在……”她近乎喃喃自语。
“你逃避什么呀你，你就说吧，说出来就好多了。”我以很肯定的口气说，“我知道你问题出在哪儿，和男朋友分手了吧？”
她不吱声了。循循善诱后，她哭哭啼啼断断续续描述起来，一个没什么新意的故事轮廓渐渐浮现。一个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大她十岁的美国白人男子，在和她若即若离一段时间后确定了关系。按武彤彤拐弯抹角的说法，他们没同居，很快如胶似漆。一个晚上，本想给那人一个惊喜的她来到那人宿舍。灯开着，按门铃，无人答应；打家里电话，没人接；打手机，他有些慌张地说在外面和朋友喝酒。她话还没说完那边就挂了电话。她的直觉告诉她不对劲，就悄悄在楼外的花台后守候，那人既不接电话，也不现身。突然，窗户上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剪影，整理衣服，然后梳头。继续蹲守，后来看见一个拉美裔女子出来，离开。他们大吵了一架。
这是武彤彤单方面的描述，我忍痛谈了我的看法，这人并不如你说的那样在乎你，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成年人，他爱不爱你的惟一试金石就是他是否愿意娶你，何况你们都是单身，大龄。她对我的说法不置可否。我开了个苦闷的玩笑，也许那个狗屁人类学博士，对她——还有那个拉美裔女人，更多的是出于人种上的好奇，现在好奇过了，所谓的爱情也就完蛋啦。我武断地说：“这更像TMD一场不人道的科学研究。”
她骂我：“你别污蔑了，幸灾乐祸吧？”
我压抑着悲愤：“不是我污蔑你，我们拿事实说话。”
“什么事实？”
我说：“我看过一篇报道，你在美国也应知道，中国女人和西方男人的婚姻百分之九十以上以散伙告终。”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有些女人更像商品或者试验品——还免费！”我咬牙切齿。
“你就骂我吧！”
我说：“我只是提醒你，恋爱中的人都是蠢驴，你就是一头蠢驴——母驴而已。”
好不容易武彤彤才稳定下来，我说了搬家的事情，出书的变故提也没提。她让我搬家后告诉她我的新电话。我摸索着回屋睡觉，梁顺子迷迷糊糊地问：“哥们儿，怎么啦？”
“前女友失恋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拜拜啦。”
“这种女人，什么玩意儿，甭理她。”
“你雏儿一个，懂个屁啊。”我喝了口水，伸了个懒腰，躲进了被窝。
“我最讨厌的就是中国女人被外国男人上了，中国没男人啦？国耻啊！”他梦呓一般地说，一边磨牙一边咂吧着嘴，“中国男人上外国女人还差不多呢，韦小宝就上了罗刹公主。”
坦率地说，这事突然让我恶心。这跟那人的人种和国籍无关，只和他的性别有关。有一点明白无误，我对武彤彤本来就不牢靠的感情已经土崩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