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说：“咱们一定要尽快回到中国去，那里需要我。”
●1955年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周恩来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激动地说：“学森同志，你回来真好啊，我们欢迎你，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
钱学森乘船归来
1955年10月1日的清晨，在那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海面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地驶往香港。
在这艘轮船上，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此时正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阵阵海风不时掠过他那宽大的前额，吹散了他的头发。
他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望着一轮喷薄而出徐徐升起的海上朝阳，屈指一算，已经在海上航行15天了。
他望着朝霞映红的远方，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祖国，此时，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呀！
他就是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归心似箭的赤子钱学森先生！
他想到自己即将回到祖国，并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新中国，他的心里禁不住涌起一阵澎湃的激情。
这场景，不禁使他联想到，20年前只身离开上海黄埔码头时的情形，以及在美国的场景……
钱学森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和交通大学。1934年暑假，他从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在当时，这种公费留学生实际上就是指那些“庚子赔款留学生”。
在这些留学生中，为人们所熟悉的有胡适、茅以升、竺可桢、高士其、周培源、费孝通、闻一多、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等。
1935年，在赴美留学前，钱学森来到他的导师王士卓的办公室，钱学森是王士卓的得意门生。
王士卓很欣赏钱学森的才华，在学习上，对钱学森关怀有加，眼看着爱徒要留美深造了，王士卓心里虽有不舍，但他仍然为钱学森能有这样的机会而深感高兴。
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拉了张椅子让钱学森坐下，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谈了起来。
王士卓告诫钱学森说：
学森啊，你要时刻牢记，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对自己的祖国说三道四。你要知道，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把自己的祖国奉为至尊。祖国富强，人民光彩；祖国落后，我们脸面也无光。祖国的兴衰与个人的荣辱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我并不是说一个人不可以对国家当局进行批评指点，我说的是另一层意思。祖国是母亲，哪有儿子嫌母丑的，当然更没有骂亲娘的。在我们国家，谁要是打骂爹娘，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力，他都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他会被孤立，被耻笑，最后变成臭狗屎。这是任谁也无法改变的道德意识。而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称得上优秀民族，这也是一个重要特征。
导师的一席话，深深地感染了钱学森，这对他以后学习和做人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
那几天，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也在为儿子出国的事情忙碌着。
钱均夫是一位非常有责任心的父亲，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
钱学森后来常说：
我的父亲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师。
那段时间里，钱均夫时刻不忘提醒儿子，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还要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为此，他还特意为儿子买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以及《论语》、《纲鉴易知录》等一类典籍。
他告诉儿子说：
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
钱均夫还意味深长地说：
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他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
1935年的8月，钱学森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了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了“杰克逊总统号”美国油轮。
轮船的汽笛凄厉地长鸣了一声，钱均夫依依不舍地走出船舱，钱学森紧随父亲走向船舷。
钱均夫两眼含泪地望着儿子，他心想，这次离别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他故作坚强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转身要走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什么，只见他抖动着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急促地塞到儿子的手里，说道：“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
说罢，老人快步走下舷梯。
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出口处，他这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
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乃父告之。
读罢，钱学森不禁潸然泪下，在船上，他默默地背诵着家父的临别教诲，他在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
亲爱的父亲，您的教诲，儿子终身难忘，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老人家尽管放心吧！
自1935年的8月，经过近20天的远洋颠簸，钱学森终于来到了美国，进入了在工程学科方面蜚声学术界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执美国科技工程教育之牛耳。麻省理工学院名师云集，学风笃实。
早在出国前夕，钱学森就与同窗好友戴中孚约定好：掌握技术，报效祖国。可见钱学森从走出国门那时起，就是心怀祖国，是为了国富民强而非个人的前途锦绣才去求学的。
正如他自已说的：
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我留学的最终目的。
男子汉行事，说得出做得到。钱学森为了向世人证明一个中国青年的实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以超人的毅力努力地学习着。
在麻省理工学院，他勤学精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他对知识的了解也在不断深入。同时，他感到在美国这个科技发达的国家里，要学习的东西简直太多太多了，他虔诚的求知渴望，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还有那千里之外如一叶孤舟在风雨中飘摇的故国，这些都无不在时时刻刻地鞭策着他，使他不能有丝毫懈怠之心。
在古色古香的布里奇市，在宁静幽雅的查尔斯河畔，钱学森从未有闲情雅致驻足欣赏身边的景象，参观游览各种历史古迹。
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去学习。当然，这样的牺牲，一定会得到回报的，他在那里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
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的努力学习，以及通过学习所掌握的知识，不仅为他取得了学位，还为他日后成为世界级科学大师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但是，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因此，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
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
可后来的事，钱学森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学生，并且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提升成了他的最得力助手。
冯·卡门是匈牙利籍犹太人，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工业大学，1934年移居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主持组建了世界上第一航空系。
他是一个坦诚直率、性格开朗而又十分谦逊的长者，也是美国航天科学的创始者之一。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慕名而来的钱学森站到了冯·卡门面前，谦恭地自我介绍：“您好，尊敬的先生，我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来的。我想由航空工程转学航空理论，也就是力学，您能告诉我，我做这样的选择合适吗？”
冯·卡门听完了这个年轻人的诉说，禁不住露出了赞许的目光。在他看来，一个从事技术工程的年轻学者不满足已有的专业知识，感悟到理论的重要性，这是一种远大志向的表现啊。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为了了解他的专业功底，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
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真是不简单啊，他不仅思维敏捷，而且头脑异常聪慧。于是，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
钱学森成为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里，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3名成员之一。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钱学森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其中，一半时间用来看书，一半时间用来讨论，晚上继续苦战。
3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为冯·卡门的得力助手。
这期间，他不仅掌握了空气动力学的根本知识，而且已经站到了这门科学的最前沿。
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鉴于钱学森研究工作的出色成绩和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
1944年，美国军方委托冯·卡门教授为首，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
钱学森负责理论组，他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
林家翘是1941年从加拿大来到美国的一位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同年来的还有郭永怀与傅承义。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钱学森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密切，常常一起吃晚饭，并讨论各种问题。
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担任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1945年初，他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员，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冯·卡门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大的心力。
冯·卡门这样评价钱学森：
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他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心物理图象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
所以在1945年初他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提名钱学森为团员。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钱学森随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
回美国以后，钱学林向空军领导人作了精彩的考察报告，得到了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不久，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与了为美国空军提供火箭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
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对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用做了这样的论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钱学森的帮助下，使大大落后于德国的非常原始的美国火箭事业过渡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他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他穿上了军装随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去研究由希特勒的工程师们设计的可怕的空袭武器。
4年以后，他就成为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浆式飞机向喷气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的贡献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美国官方的赞扬和确认。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1946年暑期，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有分歧而辞职，作为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
1947年，36的岁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正教授行列。同年7月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回国探亲。
这是他来到美国第12个年头后第一次回国。
当时飞越太平洋的航线开辟不久，钱学森从美国乘飞机直接抵达上海。在龙华机场，他的好朋友范绪箕，曾经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专程从杭州赶来迎接他。
旧友重逢，彼此都有诉说不完的话语，忆往昔，看今朝，那场景着实让人感动。
晚间，钱学森与久别不见的父亲一并睡在同一张床上。他听着父亲向他叙述母亲去世时的情形，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父亲见状，也不知说什么好，两人就这样沉默着。过了好大一会儿，老父亲打开了电灯，从枕头下摸出了一页泛黄的小纸片，递到钱学森的手里。
钱学森赶忙爬起身来，借着灯光仔细看去，当他看到那娟秀的字迹时，他就知道那是母亲留给他的。
他看到母亲的字迹，感觉到异常的亲切，只见那上面写着：
窗外细雨飞，
老妇命垂危。
夫君煎药苦，
盼子子不归。
这篇纸上泪痕斑斑，那是一位慈母思念远方游子的泪水啊！钱学森捧着母亲临终留下的小诗，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悲苦，竟像儿时那样放声嚎啕起来。他的泪水和母亲的泪水，在诗笺上汇合在一起，不知道地下有知的钱母是否因此而感到心慰。
钱学森这次回国，在上海与昔日女友，留学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婚。
蒋英是我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同窗好友，钱学森与蒋英青梅竹马。这一年，钱学森已36岁了，蒋英也已27岁，为各自心中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始终没有时间结婚，今天终算喜结连理，完成了父辈们的心愿。
结婚后，钱学森面临着去留问题。他本打算不再回美国去了，但回国后的所见所闻，真是令他伤心极了。
黑暗、混乱、丑恶和悲凉的景象就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归来游子火热的心，他在心里无数次地问自己，这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吗？祖国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官僚腐败，物价飞涨。一边是达官贵人巨贾富商的灯红酒绿，穷奢极欲；一边是穷苦人民的无衣蔽体，饿殍满地。罢工、罢市、罢教、罢课；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游行示威不绝于市；特务军警密布，如临大敌；豺狼当道，危机四伏。
徒有一腔热血却终报国无门！钱学森夫妇只得又双双去了美国。
1948年，钱学森被推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长。他在大学里担负着教授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负责主持对新的推进技术的研究。
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社会工作，并未削弱他将核能技术引入火箭发动机的雄心壮志，他以非凡的意志与智慧敲开了未知世界的坚硬外壳，完成的《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的论文，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出色论文。
这篇论文首次将核能技术引入了火箭发动机，在数十年仍被公认是经典著作的论文，震惊了美国的科技泰斗们。他将人们带入一个无法想像的新天地，重新唤起了人类开拓宇宙间的火一样的热情。
此时的钱学森才刚满38岁，就已被世界公认为力学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和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
同时，他还被公认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和创造人。
钱学森在这次回国之行中，虽然看到了很多令人沮丧的现实，但同时，他也在同学亲友中获悉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消息：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战略性转折，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共产党的胜利已指日可待。
从这些消息中，他仿佛已看到了民族的光明前途，坚信自己总有实现报国之志的一天。
回到美国之后，夫妇俩更加关注祖国传来的每一条信息。
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了由人转来的曹日昌教授5月14日写给他的信。
作为中共党员的曹日昌在信中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并希望他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华夏儿女齐声欢呼，强烈的自豪感、热切的雷鸣声荡气回肠，在中国的土地上长久地回旋。
这是何等的喜悦，何等的骄傲！人民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敲打着大洋彼岸游子的心。
振奋人心的消息使钱学森内心激动得难以平静，他向10多位中国留学生通报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商讨尽快回国的办法。
实际上，钱学森一回美国就做着随时回国的准备，从麻省理工回到加州理工任喷气技术教授后，埋头研究工作，很少接待来客，很少积攒钱财，连人寿保险都没有办。
虽然归心似箭，但现实情况却使他不敢贸然行动。他深知自己为美国军界服务多年，较深地介入了军事技术工作，美国军方绝不会让他轻易离去。
过了5天就是我国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
这天钱学森去“华人街”选购了中国月饼，与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围坐在一个大圆桌旁，共度祖国的传统佳节。
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并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
钱学森拿起一块月饼，激动地说：
新中国已经成立6天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需科学技术，急需建设人才，我们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时候到来了。
海外赤子们的眼睛湿润了……
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钱学森踏过罗湖桥
1955年10月8日这天，秋高气爽，风轻云淡，钱学森一家经历了22天的海上航行，终于和同船航行的李整武一家以及其他中国留学生，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罗湖桥。
广州至深圳铁路的东端，有一条沿山脚弯曲而驰名中外的深圳河，宽不过50米，水深不足5米，河上静静地卧着一座秀丽庄严的钢铁桥梁，这就是罗湖桥。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罗湖桥成了西方列强侵略我国的通道。桥的两端都有粗大的铁栅栏门关闭着，并由戒备森严的武装人员把守。
桥的这一端，虽然是中国的土地，但却属于英国的管辖区域，只见此时有几个拿枪的英国士兵来回巡逻。为首的一个长官，翻着白眼，极不耐烦地验完他们的证件后，命令把守桥头铁栅栏门的士兵，将铁门打开，然后作了一个放行手势，放他们过桥。
钱学森亲眼目睹了这种场景，心里十分难受，面对这片由于鸦片战争而丧失的国土，他的心在滴血。他想到，旧中国就是从这块地方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如今，新中国已经诞生，可是，殖民武装依然在这块土地上耀武扬威。一种酸楚感涌上心头。
于是，钱学森牵着儿子永刚的手，妻子拉着永真，加快脚步向铁桥的这一端走来……
罗湖桥的这一端，由国务院、中国科学院派来的代表朱兆祥等人，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朱兆祥不时地看一眼手中的一张钱学森全家合影照片，这是他专程到上海从钱均夫老先生那里找来的。
过来了一群人，朱兆祥急忙看了看照片，认准了走过来的是钱学森，只见钱学森一家走在了人群的前头，那一张张噙着眼泪的笑脸向着朱兆祥走来了。
朱兆祥急忙上前去同他热烈握手，并作了自我介绍。
钱学森两眼含泪，激动的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历经了那么多艰险，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大地，见到了祖国的第一位亲人啊！祖国的空气是那么的清新，亲人的手是那么的温暖啊！
朱兆祥将钱学森一行迎进了深圳火车站事先准备好的接待室休息。
待大家坐定后，朱兆祥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及秘书长钱三强的信，分别送到钱学森和李整武的手中。
钱学森眼含泪水，读完祖国亲人写给他们的信以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走到李整武及其夫人孙湘面前，两手抱拳说道：
整武兄，孙湘女士，我们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恭喜啊！
李整武夫妇连忙站起身来，也抱着拳冲着钱学森和在座的各位，大声说道：
学森兄，我们同喜！我们大家同喜！
在这一刻，休息室中所有同船归国的海外游子，都纷纷站立起来，他们互相道喜、握手、拥抱。每个人都泪流满面，每个人都笑逐颜开。
欢声笑语，使这冷清的车站顿时热起闹来。
待大家稍为平静之后，热情的孙湘女士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把怀中的婴儿交给丈夫，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份报纸送给朱兆祥，只见报纸第一版用特大字号刊出两行通栏标题：
世界一流火箭专家钱学森
今日启程返回红色中国
朱兆祥看了这篇报道，更加意识到在当时中美强烈敌对的形势下，钱学森他们此次回国的行程，该是包含了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稍事休息后，接下来是紧张的办理入境手续。查验证件，兑换外币，填写入关登记卡，一项接一项。
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钱学森这位终身教授，一位闻名世界的“火箭专家”，也要和其他留学生一样填写一张“归国留学生登记表”。
在“专长”一栏中，钱学森认真地填写到：
空气动力学、自动控制学、弹性力学、流变学。
在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特别指示下，中国海关决定对钱学森一行的几十件行李免验放行。
当这些行李从九龙邮车向开往广州的邮车转移时，钱学森指着那几个大木箱说：“看看，这就是当年被美国政府无理扣压并诬陷为‘窃运军事机密’的箱子。美国当局归还后，我原封不动地放在家中，随时准备启运。如今，这些板条箱子终于运进了祖国的大门。”
在深圳站稍作停留之后，钱学森等人便在朱兆祥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十月的南国，依旧郁郁葱葱，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展现在钱学森眼前的南国风光，青山碧水，绿叶红花，生机勃勃。
看到祖国蒸蒸日上的新面貌，他惊喜万分，还不时地与妻子、同海外归来的朋友交口称赞。
他还向儿子永刚指着窗外的新建筑，新工程讲述着什么。活沷可爱的永真和朱兆祥用英语交谈着，他们很快有了共同的话题。
永真不断地问朱兆祥，“鸟”用汉语怎么讲；“山”的汉语怎么说，“花”用汉语怎么写等等。
车厢里的气氛异常欢快，海外游子们无不沉浸在回归祖国的幸福之中。
然而，仔细望去，你会发现迎接钱学森和李整武的朱兆祥，虽然表面上也是欢颜笑语，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与焦虑。
他想到，就在这年的4月10日，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婆罗州上空爆炸，我国数名出席万隆会议的外交人员遇难。这桩空难事件，是美蒋特务一手炮制的企图杀害周恩来的阴谋。这架飞机就是从香港起飞，美蒋特务就是在这里将炸弹装上飞机的。如今，钱学森这位被美国政府怀恨在心，世界瞩目的科学家，取道香港回国，他们怎么会轻易放过他呢？因此，对美蒋的阴谋必须得加以防备。
这时，他的耳边又响起了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秦力生对他的嘱托：
兆祥啊，你要记住，这是陈毅同志交给的任务，无论如何，你要保证钱学森一行安全到达北京。
想到此，朱兆祥不免有些紧张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认真地朝着车厢内所有的乘客挨个看了一遍。然后，又下意识地向车厢的一头走去。
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协常委，后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当年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学院在一个院子里合署办公。
9月下旬的一天，秦力生找来朱兆祥，表情严肃地说道：
“中央得到确实消息，由于王炳南大使在日内瓦中美大使谈判中力争，美国政府不得不把扣留了长达5年之久的科学家钱学森放行了。钱学森已于9月17日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从美国洛杉矶启程。如果顺利，20天以后可以到达香港。陈毅副总理要科学院派代表去深圳迎接，并把他安全护送到北京。经过研究，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这重担就交给你了。”
朱兆祥当时非常惊讶，他听到钱学森要归国，他的心里激动万分，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定会给新中国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迎接和护送钱学森实在是一个重任，光荣而艰巨啊。
说光荣，因为这是陈毅给的任务，陈毅当时是分管科技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由陈毅亲自安排钱学森的接待工作，可见其意义非凡，这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啊。
说艰巨，是因为钱学森这样一位科学家，他的言行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加上他与敌视新中国的美国政府有着尖锐斗争。因为有着这样的背景，所以，他的安全问题就变得异常重要。想到此，朱兆祥不免有些担心。
从朱兆祥的表情中，秦力生似乎看出了他的难处，他一面将有关报道钱学森的外文电讯稿交给朱兆祥，一面说道：
“陈毅副总理已经考虑到钱学森一行的安全问题，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广州、上海两地发出了电报，他们将尽力协助你。”
听到此，朱兆祥这才露出了笑容，但秦力生依然强调地说道：
“你要记住，务必保证钱学森路上的安全。”
十月初的时侯，当朱兆祥从上海赶到广州之后，得知这两市都已经按照陈毅的指示作了有关安全工作的部署。广东省政府还指定办公厅主任郑天保协助朱兆祥安排接待工作。并指定广州、深圳两地，尤其是铁路沿线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尽管如此，现在朱兆祥依然不敢稍加放松。他时而坐下来同钱学森等人攀谈，时而站起身来在车厢中走动，到车厢两头查看，唯恐发生什么意外。
10月8日晚，钱学森一行在朱兆祥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广州。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主任郑天保、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华南理工学院院长罗明橘、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等到车站欢迎钱学森一行。
在热情好客的广州，钱学森受到了祖国人民和政府的热情接待。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他们游览了广州的名胜古迹，参观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展览会，广州科技界还为他们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和最热烈的欢迎。
钱学森回到祖国后，首次登上的是广州的土地。神奇的色彩就好似是一夜间就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天空是这么蓝，这么广阔，大地是这样清爽，这样动人。走在大街上，只见一座座崭新的高楼拔地而起，愉快的歌声，在学校、在工地、在大街上，远远近近，此起彼伏，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钱学森感到真的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他时常被这种景象感动得泪流满面，他在心里无数次地呼喊：
啊！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回来了！回到你的怀抱里来了！
啊！祖国，你变得这样年轻，这样美丽。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自由，坎坷与挫折已经成为过去！
紧接着，他们去了上海和杭州，钱学森看望了老父亲和故乡之后，便于1955年10月28日，带领一家从上海到达北京。
周恩来接见钱学森
1955年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5年10月29日，钱学森一家到京的第二天下午，周恩来邀请钱学森和其夫人蒋英来到中南海。当车来到周恩来办公室门前时，周恩来快步走出来迎接客人。
周恩来一见面就紧紧握住了钱学森的手，心情无比激动地说：“学森同志，你回来真好啊，我们欢迎你，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
周恩来的几句话，说得钱学森浑身灼热，他的全身瞬间被一股暖流紧紧包围着。
周恩来问道：“你遭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身体怎么样？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吧？工作问题你先不急着考虑呢，先去医院检查一次，检查结果我是要亲自过目的。还有蒋英，也要去检查一次。这件事我让秘书给你们安排一下。”
周恩来的热情和深切的关怀再一次让钱学森感到了祖国的温暖，他看着周恩来关切的眼神，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为了钱学森能够回国，周恩来可谓费尽心思，这让钱学森一生难忘。
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党和人民政府郑重地邀请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游子回国参加建设。这在钱学森等学者心里引发了强烈的感召力量。
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曾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属于祖国。”
在学成之后，钱学森没有忘记他临行前立下的誓言，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要飞回到他朝思暮想，日夜牵挂的祖国。“人情同于怀士兮，岂穷达而异心。”
就在周恩来向世界各地的海外游子发出归国邀请的这天晚上，钱学森更加坐卧不安，他在庭院里踱着步子，打发着自己烦躁的思绪。异域的明月遥挂在窗前，徒增了些许思乡之愁。想到新中国，想到亲人。
这时，夫人蒋英走了过来，为他披了件上衣。
钱学森看着夫人，两眼含泪，激动地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钱学森一家久久不能入眠。钱学森打开了一张珍藏多年的中国地图，反复地看着。他对妻子说：“咱们一定要尽快回到中国去，那里需要我”。
报效祖国的激情与日俱增，钱学森和夫人抑制不住对祖国的思念，他们盼望着与国人携手，共同开创盛世中国。
妻子点了点头，眼角泪光莹莹……
回国的决心已定，只剩早晚的问题了，为了尽快回到祖国，钱学森还制定了一系列回国步骤。
他先申请退出美国空军咨询团，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却迟迟得不到军方的批准。
虽然第一步未能如愿，但钱学森沉住气，他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横行，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人的钱学森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查问。
后来，他们要钱学森揭发实验室里一位化学研究员是共产党，却遭到钱学森的严词拒绝。调查官员记恨在心，他们要给持“不合作态度”的钱学森“一点颜色”，便指控他10多年有曾参加过“美共第122地方支部聚会”的所谓事实，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剥夺了他继续进行喷气技术研究的资格。
这种随意加在钱学森身上的罪名，令他非常气愤，钱学森气愤之余冷静地想到，这不正是自己正式向当局提出回国要求的有利时机吗？
1950年8月22日这天，钱学森前往华盛顿，来到五角大楼丹尼·金布尔的办公室。金布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学森在喷气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
钱学森将目前的状况告诉金布尔后，声明说：“次长先生，有鉴于此，我已经准备动身回国了！”
金布尔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对他十分器重并优待有加。他认为像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美国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向他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丰厚的物质报酬。
当然，正是他将钱学森的辞呈压了这么久，他也想到过钱学森可能准备回国，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样快。因此，当钱学森来到他面前时，他不禁愣住了。
听到钱学森亲口说要回国，金布尔更是大吃一惊，他对钱学森说：“钱先生，我很敬重你，也很欣赏你的才华，我不认为你是共产党员，我从不认为你有什么地方对政治有兴趣。你不能离开美国，你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有价值了！我认为你应该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你放心吧，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把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钱学森激动地说道。
但他哪里知道，他的辞行竟然大大激怒了这位上司。
待钱学森离开后，金布尔一个人坐在那里，思考了很多，他完全懂得钱学森的价值，出于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他绝不情愿让这位稀世之才为共产党中国所用。
金布尔见钱学森主意已决，知道再怎么说服也没有希望了，便给司法部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说：“钱学森知道得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金布尔竟丧心病狂地叫嚷道：“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司法部得到金布尔的通知之后，立即转令移民局，叫他们经常监视钱学森，以防他突然飞离美国。
于是，移民局便安排对钱学森跟踪，并限制他的行动。
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夫妇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们缓缓地步下舷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因为他们已办好了回国的一切手续，托运了行李，向亲朋好友作了告别，还拿到两张加拿大航班的机票。
他们此时的心情犹如将出囚笼的小鸟，舒心而宽慰。
正在这时，移民局总稽查朱尔截住钱学森，向他宣布了由司法部驻移民局的执行法官兰敦签署的命令：
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
钱学森气得脸色苍白。全家的行李已经装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办好了一切托运手续，8月29日就要从洛杉矶运往香港了。
钱学森据理力争：海外侨民回归自己的故土，乃天经地义，美国还是一个自称为自由与人权的国度，居然阻挠这种正义之举，岂有此理！
朱尔根本就不听他的说词，从黑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冷冰冰地递给钱学森。
钱学森被突如其来的文件弄懵了，只见文件上写着：
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这就意味着钱学森不能回国！
钱学森夫妇气愤地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得知美国海关已非法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更是忧心忡忡，行李中有他的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
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
当一大批联邦调查人员涌到洛杉矶港口的仓库里，打开板条箱发现这些书籍时，你一句我一句地乱加断言：“里面一定藏有机密材料。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更加荒谬的是，海关竟制造了这个“现场”，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一“新闻事实”。
于是，美国新闻界闹哄哄地推出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美国”。
美国政府宣布，他们的稽查人员查获有密码的书籍、照片、草图、负片的底片、记录以及大批有关火箭研究的技术资料。
钱学森冷眼观察着这场闹剧。他心里明白，所有他认为应该归档而未曾过时的材料，都锁在实验室的柜子里，柜子的钥匙他已交给了实验室负责人、加州理工学院原院长罗伯特·密利根之子克拉克·密利根博士。而那些所谓的“准备运离美国的资料”、“证据”，只不过是他平时收集的教科书、课堂笔记本和一些科技杂志的复制件，其中有许多是自己写的学术研究文章。
8月25日，美联社报道了加州理工学院老院长密利根的谈话：“钱学森教授在该院的工作是纯理论性的，与秘密研究无关。”
后来《纽约时报》说：“这些行李里的印刷品，经联邦调查人员检查后，并无列入秘密的文件。”联邦调查局认为是“密码”的文件，原来是一本数学对数表。
8月25日，就在金布尔给美国司法部打过电话之后的第4天，美国司法部长就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命令，但又没有马上执行。
更为矛盾的是，对于当局想尽办法要留在美国的这个人，逮捕令却要求把他从美国驱逐出去。
联帮调查局监视着钱学森的一举一动，还搜查了他的工作室和家。
9月6日，移民局总稽查朱尔和稽凯尔带着手枪和手铐，敲开了钱学森家的门，以“企图运输秘密的科学文件回国”为由，非法逮捕了钱学森。
他们把钱学森推进警车，驶到移民局总部，先把他关在四楼的单人牢房里。
后来，把钱学森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开始几天不准接见任何人，也不准与任何人联系。
钱学森在监管期间忍受着种种变相的刑罚。他们不许他和任何人谈话，每天晚上每隔10分钟跑来开一次电灯，看他在做什么，使钱学森不能休息。
作为华夏子孙的钱学森不屈于美国当局的淫威，傲视着他们的无耻伎俩和卑劣行径。
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迫害，激起了许多美国朋友的愤怒和留美中国人的强烈抗议。
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奇在钱学森被关押期间，致信海军次长金布尔，要求释放钱学森。
金布尔接到杜布里奇的信之后，由华盛顿来到洛杉矶会见了钱学森的辩护律师，即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库珀。
库珀建议释放钱学森，库珀去拘留所与钱学森谈了几次话之后，建议由军队和政府的双方代表主持，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初步会商，以“确定事实真相”。
参加这次会商的官员共有8位：两位是陆军军火部的高级官员，一位是海军洛杉矶情报局的官员，一位助理检察官，两位海关官员和两位移民局的代表。
库珀希望通过这次会商，让检察处明白事实真相，以便将钱学森先行保释。
会商主要由库珀对钱学森进行了一连串巨细无遗的盘问：从钱学森初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问起，如何与马利纳认识，如何开始研究导弹，以及如何结识威恩鲍姆，平常往来如何，一直问到钱学森1947年回中国大陆，再经檀香山返美……经过这次会商之后，司法部要求钱学森必须缴纳1.5万美元的保释金方可保释。
9月22日，冯·卡门及加州理工学院许多师生向移民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师生集体捐献1.5万美元保释金。
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奇亲赴华盛顿去说服司法部长，要求释放钱学森。
在众多人奔走呼号，多方营救的情况下，美国当局才开始感觉到压力。终于，在关押半个月后，钱学森得以获释。在此期间，钱学森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体重下降了整整30磅。
震惊旅美华人的“钱学森事件”，使留美中国学生看清了美国当局的险恶用心，纷纷决定提前回国。
从拘留所回家的钱学森继续被监管，不准远行，住宅随时被搜查，以埃德加·胡佛为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人员在监视钱学森时，经常闯进他的办公室和住宅。
钱学森的信件和电话经常受到严密的检查。他的朋友或同事们，有的因为给他去了一次电话，便受到联邦调查局无休止的盘问。
钱学森这位顶天立地的汉子，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殷红的鲜血，他回归祖国的决心坚如磐石。
在以后的整整5年内，钱学森为了减少朋友们的麻烦，深居简出，使自己经常处在和朋友们隔绝的境地。
但是，这种变相软禁的生活，并没有磨掉钱学森夫妇返回祖国的意志。
他的夫人蒋英后来回忆说：“那几年，我们总是摆好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搭飞机动身回国。”
为了回国的方便，他们租住的房子都只签订一年合同。5年中他们竟搬了5次家。那时候，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知道，离美国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中国，那里才是他们的祖国，那里还有他们的祖父和外祖母在想念着他们。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无法与之抗衡，要想早日回归祖国，必须想一个“金蝉脱壳”之计。
钱学森思前想后，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个“曲线回国”。
他迅速化解了屈辱和悲愤，努力安下心来，开始著书立说。
当时，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祖国的国防建设有关，想通过滞留他来阻拦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于是，他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新专业进行研究，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经过努力，他于1954年用英文写出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
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和国防建设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就是了。
1954年秋，钱学森精心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出版了，这是他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继而对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相关的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潜心研究，发现并提炼了制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与方法。这是继美国科学家诺伯持·维纳发表的《控制论》之后，对控制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标志着新兴的工程控制论学科的诞生与创立，为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钱学森他将自己这本用5年时间写成《工程控制论》和一本讲义送给老师，作为最后的答卷和纪念。
冯·卡门看了看这本书的内容，对这本书作了高度的评价，并说“学森啊，我为你骄傲！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也很快地传到了新中国。此时，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
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在钱学森被监禁的这5年里，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救缓行动，在他的回国问题上，中国一直与美国进行着谈判协商。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
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国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
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
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
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1955年7月25日，我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目的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
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问题得不到解决，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有国不能回的痛苦折磨着钱学森，事情究竟什么时候能有个了结呢？
为了钱学森先生的事情，周恩来更是努力地想着对策。正当大家束手无措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
周恩来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
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那是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到一家餐馆去用餐。他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人员，蒋英借口上洗手间，给在比利时的妹妹寄了一封信，请她把信转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
陈叔通是钱学森和蒋英的杭州同乡，也是他们的父亲钱均夫和蒋百里的老师。
信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信上写道：
被美国政府扣留，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
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他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恩来那里。
“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当即做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
周恩来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
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谈：“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
铁证如山，白纸黑字岂容他一人说了算，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
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
这一天，在全家向导师冯·卡门及挚友告别之后，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
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作到何时”的感叹。
往事历历在目，转眼离开祖国已有20年了，如今自己学业有成，回归故里的期望欲加强烈。
他准备在新中国的空气里，释放出自己所有的能量，把无限的热情投寄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怀着一颗憧憬而热切的心，他期待着，期待着……
回忆起回国的道路，真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现在，他终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北京，并且，就站在周恩来面前了！
中科院举行欢迎宴会
也是在同一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隆重款待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又饱经磨难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副院长张劲夫、吴有训作陪。
席间，吴有训向钱学森正式交待了由钱学森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决定。
钱学森欣喜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钱学森以格外的重视和厚爱，为此，敏感的海外报纸一开头便进行追踪报道。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当天，美国一家报纸便用通栏标题，发出了一则新闻。标题是《钱学森到达北京中共派出盛大欢迎队伍》。
文中写道：
当钱学森博士走出北京前门火车站时，中共派出的一队由科学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欢迎他。
代表团中有几位他相当熟悉，其中一位年轻的科学家他很熟，那就是在美国念书时的钱伟长。
钱伟长在加州理工学院念书时与钱学森一同从师于冯·卡门教授，也是一位火箭专家。
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就是比钱学森更早到达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华罗庚，他是国际驰名的数学家。
对于这样高规格的欢迎和接待，钱学森也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他心中充满感激，同时也有深深的歉疚。是的，他还没有为祖国效力，尚未建树寸功啊！
北京，是钱学森少年时代居住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乡。
古都数不尽的风景名胜，在他眼里是那么的熟悉与亲切，这里的街道小巷，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
20年后，他又回到这里，回到这新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他倍感温暖。
开始，钱学森一家人被安排住在位于长安街的北京饭店。这里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宾馆。
这家宾馆周围的环境非常优美，清晨起来，一家人站在临街的阳台上，向西可以看到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城楼，再向西眺望，晨霭中，显露出延绵起伏的西山群峰，守卫在北京的西北部，是一条苍翠的自然屏障。
向南望去，可以望见高耸的正阳门和崇文门城楼，还有远处天坛祈年殿的蓝色圆顶。一双儿女被北京的风光迷住了，他们兴奋地高呼：
爸爸妈妈，北京太美了！
爸爸妈妈，北京太可爱了！
开国之初的北京，虽是百废待兴，但已是万紫千红，一片生机勃勃的局面。钱学森所到之处，新气象扑面而来。
人们精神振奋，干劲十足，合理化建议层出不穷，技术革新硕果累累。工人和知识分子当家做主人所焕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变成了强大的生产力。
许多新老朋友来北京饭店与钱学森叙旧话友，带给他的是激励和鼓舞。
两天后，他迫不及待地协同妻子、儿女步行来到了他仰慕已久，被世人称之为中国心脏的地方——天安门广场。
站在天安门广场，望着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望着那巍峨的天安门城楼，他仿佛听到了毛泽东那宏亮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站在这里，他有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有一种主人翁的使命感。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那时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如今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钱学森看到，所有到广场上来的人，神情都是这样的虔诚和神圣，有的人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高高飘动着的五星红旗，似乎就是一种象征：解放了的祖国，在蒸蒸日上，一个繁荣强盛的中国，就要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高高耸立起来。
陈毅接见钱学森
1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了钱学森。陈毅问他回到祖国后的感想。
他回答说：“通过回国后近一个月以来的参观访问，我看到，新中国虽然成立才有几年时间，但是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祖国到处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规模之大，是我回国之前没有想到的。”
陈毅摆了摆手说道：“这仅仅是开了个头嘛！国家让大清帝国的辫子，民国的黄包车拖得太久了；让西洋的鸦片，东洋的铁蹄，八国联军的刀枪蹂躏得太苦了。比起你居住了20载的美国来，大大地落后了。”
说到这里，陈毅同志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
现在国家解放了，要搞建设了。我们这些人打仗是可以的，搞建设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千方百计地把你们这些科学家请回国门，目的就是打一个现代化的翻身仗啊！
钱学森连忙说道：“陈副总理这样说，我们就受之有愧了。不过，我们回来，就是为国家效力的。我所到之处，发现几乎每个部门的负责人对工业现代化都有一种紧迫感，各个单位都迫切需要技术人才。”
陈毅笑着说道：“这就对喽，可见我们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钱学森被陈毅的坦率和求贤若渴的精神，深深打动了。
他迫不及待地向陈毅介绍了我国留美学生的情况，特别是讲述了我国留学生渴望回归祖国的迫切心清。
他恳切地说道：“这些留学生，都有一技之长。国家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尽力争取更多的人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
陈毅点点头称赞道：“钱先生讲得好，讲得好啊！”
接着，钱学森向陈毅汇报了他组建力学研究所的一些初步设想。
他认为，应该扩大力学研究的范围。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要走在工业生产的前面。科学技术应该为工业指导方向。
陈毅同志对钱学森提出的许多建议，都表示赞同。
钱学森刚刚回到祖国，就好像已经找到了知音。所以，他直言不讳地向国家领导人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可见其报效祖国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定。
后来，他也因此受到陈毅的多次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