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我又去古罗马浴室洗澡，然后动身去海格特。我现在已经不再意气消沉，不害怕破衣烂衫，不再渴望骑灰色骏马了。对于最近我们遭受的不幸，我的整个思想都发生了变化。我必须做的就是向姨奶奶表明，她往日的诚心善意并没有白白投向一个无动于衷、薄情寡义的人。我必须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沉稳持重地投入工作，好好利用年轻时代受到的痛苦磨砺。我要做的就是拿着我手上伐木人的斧头，在艰难困苦的林地里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道路，最后走到多拉身边。于是，我快速向前，仿佛这一切用走路就可以成就。
我走在那条通往海格特的熟悉的路上，过去到那儿是寻求快乐，因为它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回却不同了，这回我的整个人生看起来都发生了变化。但是，这并没有让我垂头丧气。随着新生活的到来，我有了新的目标、新的志向。需要付出的劳动是巨大的，但得到的回报是无价的。多拉就是我要得到的回报，我必须赢得多拉。
我激情洋溢，以至于自己没有因衣衫褴褛而感到惋惜。我想把充满艰难困苦的林地中的那些树木砍倒，以便证明自己的力量。有个戴着金属边儿眼镜的老人正在路上凿石块。我想诚心诚意地请求他把他手上的锤子借我一会儿，让我能在花岗岩上凿出一条通向多拉的路。我激动得热血沸腾，气喘吁吁，感觉自己好像挣到了不知多少钱。我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了一幢正要出租的别墅，并且仔仔细细地察看了一番——因为我觉得要实事求是。我和多拉住在这儿正合适。房前有个小花园，吉卜可以在里面来回跑，隔着栅栏朝商贩狂吠。楼上一个最好的房间留给姨奶奶住。我又到了房子外面，身上更加热乎，步伐更加迅速，飞也似的直奔海格特，结果早到了一小时。即便我没有提前到达，我也必须四处走走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才能去拜访。
完成了这必要的准备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博士的住处。它不在海格特斯蒂尔福思夫人住的那一边，而是在小镇的另一边。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我又情不自禁地折回斯蒂尔福思夫人府上旁边的一条小巷，隔着花园院墙的一角朝里面张望。斯蒂尔福思住的那个房间门窗紧闭。温室的几处门倒是敞开着，罗莎·达特尔在散步，没戴帽子，她步伐急促，焦躁不安，在草坪一端的石子路上来回走着。她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只被链子拴住的脾气暴躁的野兽，只能在链子长度的范围内来回走，渐渐耗尽心血。
我悄悄地离开了张望的地方，避开附近那一带，后悔自己到了那儿，接着四处徘徊，直到十点。当时还没有现在那座耸立在山顶上的尖顶教堂，不能告诉我时间。当时那儿是一幢红砖大房子，用作学校的校舍。我记得那是一座雅致的古建筑，是个上学求知的好去处。
我走近斯特朗博士住的房子时——那是一所精巧雅致的住房，如果从它外表刚刚修缮过的情况来判断，他似乎在上面花了不少钱——看见他在住房一侧的花园里散步，裹腿装束一应俱全，好像从我当他学生的时候起，他就在一直不停地行走。昔日他的那些伙伴也还在，因为附近有大量参天大树，草地上三两只秃鼻乌鸦，仿佛那些坎特伯雷的秃鼻乌鸦给它们写过信，因此悉心地照料着他。
我当时站立的地方距离他那么远，知道完全不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所以我斗胆推开栅栏门，走到他的身后，等他转过身来时同他打个照面。他转过了身，并且朝着我身边走来。有好一会儿，他满腹狐疑地端详着我，显而易见，他根本没想到会是我。随后，他慈眉善目的脸上呈现出了异常的喜悦，握住我的双手。
“啊，亲爱的科波菲尔，”博士说，“你都长成大人啦！你好吗？见到你真高兴。亲爱的科波菲尔，你可有出息啦！你真的——对啊——天哪！”
我问候了他，也问候了斯特朗夫人。
“哦，很好！”博士说，“安妮很好！她见到你也会很高兴的。她一直很喜欢你。昨天晚上我把你的信给她看了之后，她就是这么说来着。而且——对，毫无疑问——你还记得杰克·马尔登先生吧，科波菲尔？”
“记得很清楚，先生。”
“当然，”博士说，“毫无疑问，他也很好。”
“他回国了吗，先生？”我问了一声。
“从印度吗？”博士说，“回来了。马尔登先生受不了那儿的气候，亲爱的。马克勒姆太太——你没有忘记马克勒姆太太吧？”
会忘了那位老军事家？这才多长时间啊！
“马克勒姆太太，”博士说，“为了他的事挺揪心，可怜的人啊。所以，我们又把他弄回来了，花钱替他在专利局谋到了一个不是很重要的职位，这对他倒合适多了。”
我很了解杰克·马尔登先生，所以，根据这个说法，我认为那个职位事情不多，但是报酬挺丰厚。博士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来回走着，和善的面孔带着鼓励的神情转向我，接着说：“对啦，亲爱的科波菲尔，谈到你提议的这事，毫无疑问，我很感激，也很赞同。可是，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你可以找一个更理想的差使吗？你知道的，你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成就卓著、出类拔萃了。很多理想的职位你完全能够胜任。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任何高楼大厦都能建造起来。你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耗在我提供给你的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上，难道就不觉得可惜吗？”
我浑身充满激情，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恐怕得说，是用狂热的语气），强烈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且提醒博士我已经有了一个职业。
“行啊，行啊，”博士回答，“这是事实，毫无疑问，你有了一个职业，而且正在学习提高，这就不同了。但是，我年轻的朋友啊，一年七十英镑顶什么用呢？”
“而我们的收入增加了一倍，斯特朗博士。”我说。
“天哪！”博士回答，“想想也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严格控制在每年七十英镑，因为我一直考虑，对我雇请来的任何年轻朋友都得送份礼物。毫无疑问，”博士说着，一只手仍然搭在我的肩膀上来回走着，“我总是要考虑每年送一份礼物。”
“亲爱的导师，”我说（确实，这会儿可没有胡言乱语），“您对我已经恩重如山，我简直无以为报——”
“不，不，”博士打断我的话，“别这么说！”
“我的时间是一早一晚，如果您能接受我这个时间，并且认为值一年七十英镑的话，那您给我提供的帮助，我就无法用言语表达了。”
“天哪！”博士说，一脸天真，“想想这么一点儿钱竟然这么有用！天哪，天哪！要是有更好的差使，你再去干，好吗？你现在承诺，好吗？”博士说着，他总是这样严肃认真地抬举我们年轻人。
“我承诺，先生！”我回答，还是用我们昔日在学校时的腔调。
“那就一言为定！”博士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手仍然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们仍然来回走着。
“如果我要做的事同那部词典有关，”我说，话里面带点儿——但愿不是有意为之——奉承的意思，“那么我会二十倍开心的，先生。”
博士停步不前，微笑着，再一次拍了拍我的肩膀，得意扬扬地大声说着，叫人看了高兴不已，仿佛我洞察到了人类最最深邃的智慧：“亲爱的年轻朋友啊，你说到点子上啦，就是编纂词典！”
怎么可能会是别的差使！就像他的脑袋一样，所有口袋里都装满了词典的材料，正上上下下地冒出来。他告诉我，结束教书生涯之后，编纂词典的工作有了惊人的进展，对于我提出的一早一晚做事，这种安排再适合他不过，因为他习惯于白天散步，边走边思考。由于近来杰克·马尔登先生自告奋勇，偶尔会来帮着抄抄写写，其实马尔登先生并不擅长做这方面的工作，结果弄得手稿有点儿零乱，但我们很快就会整理好，再顺顺利利地继续编纂。后来，我们真正开始工作之后，我才发现杰克·马尔登先生给我帮的倒忙比我原先预料的多，因为他不仅把斯特朗博士的手稿弄得错误百出，而且在上面画了许多士兵和女士的头像，经常把我搞得云里雾里。
博士看到我们要共同合作进行这项了不起的工作，感到很高兴，于是我们说好，次日七点开始工作。我们定好每天早上工作两小时，每天晚上工作两到三小时，星期六除外，因为那天我休息。当然，星期天我也休息，我认为这样的条件很宽松。
我们的工作计划就这么安排好了，双方都很满意。博士把我领进屋，来到斯特朗夫人面前。我们在博士的书房里找到了她，她正给书籍掸去灰尘——和他那些神圣的心爱之物打交道，他不允许其他任何人享有这种自由权。
为了我，他们推迟了早餐，于是，我们一块儿坐在餐桌边。我们坐下没多久，我还没听到有人来的声音，便从斯特朗夫人的面部表情看出有人来了。有位骑着马的绅士来到院门口，接着牵马进了小院里，把缰绳绕在胳膊上，好像到了自己家。他把马拴在空马房墙上的一只铁环上，走进了早餐室，手里握着马鞭。是杰克·马尔登先生。依我看，杰克·马尔登先生去了印度之后也没有什么长进。然而，我当时有那么一种心态，那就是对不在困难林地里披荆斩棘的年轻人十分反感，所以他给我的印象肯定打了一些折扣。
“杰克先生！”博士说，“这是科波菲尔！”
杰克·马尔登先生同我握了手，但我觉得他不是很热情，懒洋洋的，感觉在抬举我。对此，我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不过，他那副懒洋洋的德行完全就是一道了不起的风景，只有同他表妹说话时除外。
“吃过早餐了吗，杰克先生？”博士问。
“我几乎从不吃早餐，先生，”他回答，坐在安乐椅上头往后靠，“我讨厌吃早餐。”
“今天有什么消息吗？”博士问。
“没有任何消息，先生，”马尔登先生回答，“有一篇报道说，在北方地区，人们忍饥挨饿，心怀不满，然而，忍饥挨饿、心怀不满的人总是存在的。”
博士变得严肃起来，似乎想换个话题。他说：“那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消息啦。人们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多家报纸登出一篇长篇报道，是关于一桩谋杀案的，先生，”马尔登先生说，“但是，总会有人遇害的，所以我没看。”
对人的一切行为和情感表现得漠不关心，在当时并不像我后来观察到的那样被视为一种高贵的品质。我知道，后来这种做派确实很时髦，我看到过人们把它表现得很成功，遇上过一些高雅时髦的女士和先生，他们可能天生就像毛毛虫。也许我觉得马尔登先生那种态度在我看来很新奇，所以当时的印象更深刻一些，但是并没有因此就对他印象更好，或增强了对他的信任。
“我出来，是想看看安妮今晚去不去听歌剧，”马尔登先生说着，转向她，“这可是本季上演的最后一场。有位歌唱家，真该去听听，她唱得棒极了，不仅如此，而且丑得令人着迷。”说完，他又变得懒洋洋了。
博士任何时候都喜欢看到自己年轻的夫人高高兴兴的样子，便转向她说：“你得去，安妮，你得去。”
“我不是很想去，”她对博士说，“我宁愿待在家里。我很愿意待在家里。”
她没有朝她表哥看一眼，便转身对着我说话，询问我阿格尼斯的情况，能否看到她，那天会不会来。她显得非常焦躁。我感到很惊讶。而博士正给面包涂黄油，这么显而易见的状态，他怎么就没有看见呢？
但是，博士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态度和蔼地告诉她，她很年轻，应该参加娱乐活动开心开心，别让一个呆板愚钝的老人把自己也弄得呆板愚钝了。此外，他说，他希望她把那个新歌唱家的歌唱给他听，如果她不去，怎么唱呢？所以，博士坚持要替她安排这件事，杰克·马尔登先生要回来吃晚饭。这事安排好之后，马尔登先生走了，我想他是去专利局了，反正他骑着马走了，看上去悠闲自得。
翌日早晨，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到底去了没有。她没有去，派其他人陪她表哥去了伦敦，这事算是敷衍过去了。但是她下午外出去看了阿格尼斯，并且说服博士陪她一道去了。博士告诉我，他们穿过田野走回家，傍晚的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我当时心里思忖着，如果阿格尼斯不在伦敦，她会不会去看歌剧呢，阿格尼斯是否也会对她产生好的影响？
我觉得，她看上去不是很开心，但是脸上的表情很好，要不就是装出来的。我时常瞥一瞥那张脸，因为我们工作时，她一直坐在窗边。她替我们配好早餐，我们就一边忙一边吃。等到晚上九点我离开的时候，她便跪在博士脚旁的地上，给他穿鞋、打绑腿。绿色的树叶垂在楼下敞开着的窗口，在她脸上投下柔和的阴影。在去民事律师公会的路上，我想着那天晚上看到的情景，博士在阅读，她看着他。
我现在够忙碌的，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九点或者十点回家。我这么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心里却感到无限满足，走路从来不慢吞吞的。我热情洋溢，心里觉得，自己越疲劳，就越对得起多拉。我还没有把自己严峻的状况告诉多拉，因为她过几天就会来看米尔斯小姐。我想，到时候再告诉她也不迟，只是在信中对她说（我们的书信都是通过米尔斯小姐秘密传递的）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她。在这期间，我已经很少用润发油，根本不用香皂和香水，还用低得出奇的价格卖掉了三件背心，因为相对于我的艰苦生活，这些东西显得太过奢华了。
我并不满足于采取这一系列措施，还是心急火燎地想多干点儿活儿，于是去看了特拉德尔。他现在住在霍尔本区城堡街一幢房子顶上的女儿墙[25]后面。迪克先生已经同我去过两次海格特了，而且重续了昔日的友谊，所以这次我带他与我一同前往。
我之所以带着迪克先生一同去，那是因为他对姨奶奶遭受的厄运感同身受，同时打心眼儿里觉得，连划桨的奴隶或囚犯都没有像我这样拼命干活儿的，而他又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开始感到忧心烦躁，情绪低下，茶饭不思。在这种情形下，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更无能为力，无法完成呈文。他越是拼命地投入写作，查理国王那颗倒霉的头就越是经常搅和进去。我忧心忡忡，担心他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除非用些善意的谎言哄骗他一下，使他相信他是有所作为的。或者我们想出个办法，让他真正有所作为（这样当然更理想）。于是，我决定试一试，看看特拉德尔能否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在去看特拉德尔之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全部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特拉德尔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同情和友谊。
我们发现特拉德尔正在卖力地同纸笔打交道，他显得精神振奋，因为看到那个花盆底座和那张小圆桌放在小公寓的一角。他热情地接待我们，而且一会儿就和迪克先生成了朋友。迪克先生语气很坚决，说他以前在某个时候见过特拉德尔，我们两个人都说：“很有可能。”
我要和特拉德尔首先商量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听说，许多在各行各业出人头地的人物都是依靠报道议会的辩论起家。特拉德尔曾经向我提到过新闻报纸，说那是他希望从事的事业之一，所以我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信里问他我怎样做才能具备从事新闻报纸的职业资格。特拉德尔进行了一些咨询。现在他告诉我，如果要在其中功成名就，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单单是掌握那些机械刻板的必要技能，也就是说，要完全精通速记和阅读的奥秘，就跟精通六门语言一样艰难。但是，如果几年下来孜孜不倦、坚忍不拔，或许还可以做到。特拉德尔有理由认为这么说，事情就了结了。但是，我觉得这儿确实有一些大树要砍伐，于是立刻下定决心要在这片丛林中手执斧头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通向多拉的路。
“真是谢谢你啊，亲爱的特拉德尔！”我说，“我明天就开始。”
特拉德尔惊诧不已，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并不明白我欣喜若狂的心情。
“我要去买本系统介绍这方面知识技能的书。”我说，“打算在民事律师公会里学习，因为我有一半时间是空闲的，把法庭上的陈词抄录下来用作练习——特拉德尔，亲爱的伙伴，我要精通它！”
“天哪，”特拉德尔说着，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压根儿没想到你有如此坚定不移的性格，科波菲尔！”
他怎么会想得到，连我自己都是刚刚想到的。我把这件事先放下，提起了迪克先生的事。
“你看看，”迪克先生说着，情绪热切，“我能不能使上一点儿劲儿，特拉德尔先生——看我能不能敲敲鼓——或者吹吹喇叭什么的！”
可怜的人啊，我并不怀疑，比起所有其他事情来，他打心眼儿里更高兴干诸如此类的事情。特拉德尔无论如何都不觉得好笑，他沉着冷静地回答：“但是，您的字写得很漂亮，先生。你是这样告诉我的吗，科波菲尔？”
“漂亮极了！”我说。迪克先生的字确实写得漂亮，出奇地工整。
“如果我给您安排，先生，”特拉德尔问，“您愿意做抄写文稿的工作吗？”
迪克先生满腹狐疑地看着我：“呃，特罗特？”
我摇了摇头。迪克先生也摇了摇头，然后叹了一口气。“把那份呈文的事告诉他吧。”迪克先生说。
我向特拉德尔解释说，要把查理一世拒之于迪克先生的文稿之外，存在一定困难。与此同时，迪克先生恭敬谦逊、态度严肃地看着特拉德尔，同时吸吮着自己的大拇指。
“但是，你知道，我所说的这些文稿已经拟好了，”特拉德尔考虑了片刻，说，“迪克先生用不着做任何改动。这情况就不一样，对不对，科波菲尔？不管怎么说，试一试总可以吧？”
这么一说，燃起了我们新的希望。我和特拉德尔单独商量了一下，而迪克先生就焦躁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们。我们商量出了一个办法，次日就按照这个办法让迪克先生开始工作，结果很成功。
在白金汉街我的住处窗边的一张桌子上，我们摆好了特拉德尔替迪克先生揽来的活儿——抄写一份有关通行权的法律文献，我忘记抄写了多少份——同时在另一张桌子上摊开他那份伟大呈文最近尚未完成的原始文稿。我们吩咐迪克先生，他必须原原本本地抄写摆在他面前的东西，不能对原文做丝毫改动。一旦他觉得有必要稍稍提一提查理一世，他就要快速地跑到呈文那边。我们恳请他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要求做，同时安排姨奶奶监督他。事后姨奶奶报告我们，刚开始时，他就像个打定音鼓的，注意力分散到两件事情上。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样做会使他心思紊乱、疲惫不堪。要抄写的文稿明明白白地摆在他眼前，他就会很快面对着文稿坐下来，有条不紊地抄着，而把起草呈文的事推迟到后面某个更适当的时间进行。一句话，尽管我们谨小慎微，不让他抄写得太多，以免影响他的健康，尽管他不是一个星期的头一天开始做，但到了星期六夜间，他还是挣了十先令九便士。他跑遍了附近一带店铺，把那笔财富全部换成了六便士的辅币，并且在一只托盘里摆成一颗心形交给我姨奶奶，眼里噙满了欢乐和自豪的泪水。此情此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自从他派上用场的那一刻，他就成了一个受保佑的人。那个星期六夜晚，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的话，那就是心怀感激之情的迪克先生，他认为我姨奶奶是世界上最最了不起的女人，认为我是世界上最最了不起的青年。
“现在不会忍饥挨饿了，特罗特，”迪克先生一边说，一边在一个角落里同我握着手，“我来供养她，少爷！”他使劲在空中挥舞着十根手指，好像那是十座银行一样。
我都不知道我们谁更开心，是特拉德尔还是我自己。“这事确实，”特拉德尔突然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弄得我把米考伯先生忘掉了！”
信是写给我的（米考伯先生从来不会错过任何写信的机会），“谨烦内殿律师学院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转交”。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科波菲尔：
当得知我时运好转的消息时，你可能不会觉得突然吧？上次我可能向你提过，我正等待着好时运的到来。
我拟安顿在我们得天独厚岛国的一个乡下小镇（此处社会和谐，农业和宗教相得益彰），从事一项与高深学问密切相关的职业[26]。米考伯太太及我们的孩子与我一同前往。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的尸骨或许会葬于一座巍峨建筑的附属墓地，我所指的这个地方将因此建筑而声名远扬，我可以说声名能从中国传到秘鲁[27]吗？
我们一家寓居在这个现代巴比伦期间，虽几经沧桑沉浮，但自信没有不光彩之处。我和米考伯太太都无法掩饰我们的离别之情，因为我们将要同一位与我们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离别，或许多年，或许永远。临别之际，你若陪同我们共同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前来我的住处，互致离别之情，道一声珍重，你将施惠于
永远属于你的朋友
威尔金斯·米考伯
得知米考伯先生摆脱了令人沮丧的处境，终于真正时来运转，我感到很高兴。特拉德尔告诉我，信中提出的邀请就在当天晚上。我当即表示，有幸受邀，将欣然前往。于是，我们一同去了米考伯先生以莫蒂默先生名义租住的公寓，该公寓坐落在格雷律师学院[28]路入口附近。
公寓的条件很有限。我们发现，那对双胞胎已经八九岁了，躺在起居室里一张折叠床上，米考伯先生在放在脸盆架上的一只大罐里调配他因此闻名的“酿造饮料”。在这样一个场合，我有幸同米考伯少爷重续友情。我发现，他已经是个二十二三岁的有为青年，手脚动个不停，这种情况倒是他这个年龄的青年身上不常见的。我还再次见到了他妹妹米考伯小姐，正如米考伯先生告诉我们的，“像凤凰鸟一样，她母亲的青春在她身上重现了”。
“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你和特拉德尔先生都知道我们就要搬家了，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便，还请多多原谅。”
我做了恰如其分的回答，同时环顾了一下四周，注意到家里的行李都已经打点好，行李量不算很多。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化，我向米考伯太太表示了祝贺。
“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您热情友好，对我们的事情倍加关切，我心里很清楚。我娘家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流放他乡，随他们认为的好啦，但是，我是个妻子和母亲，绝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
特拉德尔受到米考伯太太目光的祈求，便充满感情地表示赞同。
“这，”米考伯太太说，“这，至少是我的看法，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和特拉德尔先生，对责任的看法，我复述那句不能反悔的话，‘我，爱玛，愿意嫁给你，威尔金斯’。这时候，我就得承担起责任。昨天晚上，我就着昏暗的烛光，又念了一遍婚礼仪式上说过的话，由此得出结论，我永远也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还有，”米考伯太太说，“即便我可能对婚礼仪式上说过的话理解错了，我也绝不会那样做！”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有点儿不耐烦，“我认为你绝对不会那样做。”
“我很清楚，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接着说，“我现在要到陌生人中去碰碰自己的运气。我也很清楚，米考伯先生已经给我娘家各个成员写了信，信的措辞礼貌文雅，把这件事通报给了他们。但是他们对米考伯先生的信置之不理。确实，我可能迷信，”米考伯太太说，“但我觉得，不管米考伯先生写多少信，其中大部分都得不到回音。根据我娘家人缄默不语的态度，我可以预测，他们反对我做出的决定。但是，科波菲尔先生，我绝不会受他们的影响，偏离自己的责任轨道，即便我爸爸妈妈还活着，我也不会那样做。”
我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这样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
“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有大教堂的城镇里，”米考伯太太说，“或许是一种牺牲，但是，毫无疑问，科波菲尔先生，如果对我而言是一种牺牲，那么对于像米考伯先生那样有才华的男人而言，就更是一种牺牲了。”
“哦！你们要去一个有大教堂的城镇吗？”我说。
米考伯先生刚才一直在从脸盆架上那只大罐里给我们斟酒，这时候回答：“去坎特伯雷。实际情况是，亲爱的科波菲尔，我已经把各方面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根据安排，我同我们的朋友希普签订了合同，尽力辅助他，为他效力——还要担任——他的机要秘书。”
我感到很惊讶，盯着他，他为此乐不可支。
“我必须向你说清楚情况，”米考伯先生说，态度一本正经，“米考伯太太处事风格独特，考虑问题周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先前，米考伯太太有一次提议以告示的形式发出挑战，结果我的朋友希普先生接受了挑战，于是我们达成了共识。关于我的朋友希普，”米考伯先生说，“他可是不同凡响，足智多谋。说到他，我要由衷地对他表示敬意。我的朋友希普没有把我的固定薪水定得太高，但是，他帮了大忙，帮我摆脱了经济困难带来的压力，依据的是我服务的价值，而我的信念则寄托在那些服务的价值上。如此技巧和才智，我碰巧拥有，”米考伯先生说着，一副他素有的温文尔雅的派头，既炫耀又自谦，“我将把自己的技巧和才智在为我朋友希普的服务中奉献出来。我已经掌握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由于我当过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准备马上研读《英国法释义》，作者是英国最最卓越的法学家之一。我想，无须补充，我所指的就是布莱克斯通法官先生[29]。”
米考伯先生正说着这番话，确实，这也是那天晚上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可是突然被米考伯太太打断了，因为她发现米考伯少爷或坐在自己的靴子上；或双臂抱住自己的脑袋，好像脑袋要掉下来似的；或在桌子下面偶尔朝特拉德尔踢一脚；或两只脚不断地相互变换着位置，要不就是把两只脚伸到老远的地方，很不成体统；或侧着身子躺着，头发散落在酒杯之间；或手舞足蹈，显得焦躁不安，弄得在场的人都不舒服。由于母亲发现了他的这些行为举止，米考伯少爷老大不高兴。我坐在那儿，听完米考伯先生的叙述，一直惊愕不已，不明白那是什么用意。最后，米考伯太太接着说了下去，我这才回过神来。
“我特别提请米考伯先生注意的是，”米考伯太太说，“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他在攀上法律这根旁枝时不要影响自己最终攀上树顶。我坚信米考伯先生才华横溢，能言善辩。如果他专心致志，把他的优势施展到一门职业上，他一定会出人头地。喏，比如，特拉德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着，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架势，“当个法官，甚至说当个大法官。是不是说一个人如果从事米考伯先生接受的这样一个职位之后，就不可能被提升到那样的职位了？”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同时又用探询的目光瞥了一眼特拉德尔，“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那些问题。”
“米考伯，”她回答，“不！你这一辈子错就错在自己没有远见卓识。即使不是为了还自己一个公正，也得还你家庭一个公正啊。你应该放眼看到远方的地平线，那可是你能力所及的地方。”
米考伯先生咳嗽着，同时喝着自己勾兑的潘趣酒，一副乐不可支的神态——但仍然用眼睛瞥着特拉德尔，似乎想要征询他的看法。
“对啊，事情显而易见，米考伯太太，”特拉德尔说，语气委婉地向她透出实情，“我的意思是说，真真切切的情况，你知道——”
“就是嘛，”米考伯太太说，“亲爱的特拉德尔先生，涉及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希望尽可能真实确切。”
“那是，”特拉德尔说，“在法律这个行当里，即便米考伯先生是个正式的初级律师——”
“说的正是。”米考伯太太说。（“威尔金斯，你斜着眼睛看东西，到头来复原不了啦。”）
“那跟这个情况也扯不上边儿，”特拉德尔接着说，“只有在法庭上出庭辩护的专门律师才会有资格升任大律师。而米考伯先生如果没有进律师学院学习满五年，是当不上专门律师的。”
“我不知道听明白了您的话没有，”米考伯太太说，态度求真务实，和蔼真诚，“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亲爱的特拉德尔先生，学习满五年之后，米考伯先生就有资格当法官或者大法官了？”
“那他就有资格了！”特拉德尔说，对后面几个字加重了语气。
“谢谢您啊，”米考伯太太说，“这就够了。情况果真如此，米考伯先生去从事现在的工作，他的权益不会因此受到什么损失，那我就放心了。当然，我这是，”米考伯太太说，“作为女人说的话。但是，我从前住在爸爸妈妈家时，常常听见爸爸说起司法方面的才能。我一直认为米考伯先生具备这方面的才能。我希望米考伯先生现在进入这个行当，他的才能可以得到发挥，能够得到引人注目的地位。”
我现在完全相信，当时米考伯先生用他那具有司法才能的眼光看见自己端坐在设有羊毛坐垫的席位上。他用手掠过谢顶的头，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接着用故作无奈的口气说：“亲爱的，命运难料。如果我注定要戴法官发套，至少我在外表上做好了准备，”他针对自己的秃顶而言，“接受那一项殊荣。”米考伯先生说，“并不因为自己头发的事而感到懊悔，我掉头发原来是有特别意义的。这事我说不准。亲爱的科波菲尔，我拟教育自己的儿子将来替教会效力，不可否认，要是他出人头地，我会心满意足。”
“替教会效力？”我问了一句，心里还在想着尤赖亚·希普的事。
“对啊，”米考伯先生说，“他的头声很出色，可以从担任唱诗班的歌手开始。我们就住在坎特伯雷，在当地也有人缘，毫无疑问，一旦大教堂的唱诗班里有了空缺，他一定能增补进去。”
我又看了一眼米考伯少爷，发现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表情，好像他的头声是藏在眉宇后面的，因为不一会儿他给我们唱起《啄木鸟之歌》[30]时（唱歌或去睡觉，二者选其一），果然那声音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大家对他的演唱大大地赞扬了一番，随后海阔天空地聊了一会儿。对于自己境遇的种种变化，我本来铁了心要埋在自己肚子里，不告诉任何人，但终究按捺不住告诉了米考伯先生和米考伯太太。想到我姨奶奶身处逆境，他们竟然兴高采烈，舒心惬意，热情友好，那情形我简直无法描述。
我们喝潘趣酒差不多快到最后一巡时，我对着特拉德尔说话，提醒他我们应该举杯祝愿，祝愿我们的朋友身体健康、幸福美满、事业有成，然后才能分别。我请求米考伯先生给我们斟满酒，然后正式给大家祝酒：隔着桌子同他握手，吻了米考伯太太，以此来纪念这样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对于第一个举动，特拉德尔如法炮制，但对于第二个举动，他自觉交情还没有到那一步，不敢贸然行事。
“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着，一边站起身来，大拇指一边一个插入自己的背心口袋里，“我青年时代的伙伴，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还有我尊敬的朋友特拉德尔，如果你允许我这样称呼他的话——请允许我代表米考伯太太，我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用最最热诚和最最由衷的言辞，对二位的好意表示感谢。我们即将迁往异地，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值此成行之际，”米考伯先生说着，看样子他们好像要长途跋涉五十万英里，“面对站在我们面前的两位朋友，我应该说上几句临别赠言。不过，关于这方面的话，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如今，我就要投身于一种需要高深学问的职业，要在其中当一个无名小卒，通过这样一种途径，不管自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我都将竭尽全力，不至于辱没那个地位，米考伯太太也必定会为其增光添彩。我曾签约举债，本想立刻偿还，但无奈世事弄人，未能如愿，在这种暂时的经济压力下，我不得不乔装打扮，其实这是我天性中厌恶的事情——我指的是戴上眼镜——还得隐名埋姓，换上一个并不合法的姓氏。在这方面，我所要说的是，阴郁沉闷的场景上方，阴霾已经散尽，白昼之神再次高高地重现于群山之巅。到星期一下午四点，马车抵达坎特伯雷，我的脚踏上故土——我就要姓米考伯啦！”
米考伯先生说完这番话便坐了下来，接着态度严肃地接连喝了两杯潘趣酒，然后郑重其事地说：“这次分别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那就是履行完一项法律手续。我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为了我住宿的事情，分别两次在期票上‘签名’——如果我可以用这种非专业的说法。第一次，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被置于——简单地说——困境之中。第二次的期票尚未到期。第一次期票欠下的数额，”说到这儿，米考伯先生认真仔细地查看了那些单据，“我认为，是二十三英镑四先令九便士半。第二次期票的数额，根据我记录的账目，是十八英镑六先令二便士。如果我计算得没有错，总共加起来是四十一英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我的朋友科波菲尔，可以帮忙替我核对一下吗？”
我核对了一下，确实没错。
“如果自己没有清算这笔债务，”米考伯先生说，“就离开伦敦这个大都市，离开我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我会觉得心情沉重，难以忍受。因此，我替我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拟就了一份借据，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有了它，就达到了目的。我请求把这份欠有四十一英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的借据交到我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手上。我感到很高兴，找回了自己的道德尊严，同时知道，自己又一次可以在同胞面前挺直身子行走了！”
米考伯先生说完这段话（他说得很动情），把借据交到特拉德尔手上，祝愿他今生今世万事如意。我深信不疑，不仅米考伯先生觉得这就像还清了钱一样，而且连特拉德尔本人在有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之前也觉察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有了这么一个彰显高尚的举动，米考伯先生果然挺直身子在他的同胞面前行走了，所以他举起蜡烛照着我们下楼时，胸膛都显得宽出了一半。我们告别了，双方都热情洋溢。我把特拉德尔送到他的住处门口，然后独自一人返回。这时，我心里想着种种离奇古怪而又充满矛盾的事情，其中想到，米考伯先生虽然为人不可靠，但他大概还记得我做过他的小房客，于是对我怀有怜悯之心，因为他从来没有开口问我借过钱。要是他向我开了口，我肯定也不好意思拒绝。我毫不怀疑，他同我一样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提上这么一笔，算是对他的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