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跟张峰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只是他们谈论的主题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张岚并不参与两个男青年的论辩，但是张岚的妈妈感到这些问题过于敏感，几次打断他们。但是，话到热烈之处是停不下来的，两个人居然转到楼下自行车棚继续讨论。他们讨论了当时的局势和今后的发展趋势。
张峰说：“谁也没想到，一个包产到户，一下子让中国活起来了，邓小平真是功不可没。天佑，你认为下一步该怎么办？”
天佑说：“包产到户只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农民有了积极性，但土地不是他们的，承包地又变动太快，农民要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就要解决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张峰说：“对，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定要耕者有其田，实行土地私有。”
天佑接着说：“农村改革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商业供销、银行财税、工业交通、科技文化、人事劳动以至党政领导部门的改革，现在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
张峰说：“所以政治改革必须从上至下，知识界要全面推动普选。”
天佑说：“那样恐怕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特别是在中国老百姓普遍素质不高的情况下，马上推行普选没准会事与愿违，搞不好就会种下的是理想，收获的是跳蚤。”于是，两个人又争辩起来，搞得脸红脖子粗的，使得在楼上一直看动静的张岚以为两人在吵架，急忙跑下楼来劝架。
吃饭时，张峰对妈妈说：“妈，张岚很有眼光，这个男朋友不错，很有思想。”
张岚妈瞪了他一眼，说：“思想能当饭吃？还是能换个好工作？”张岚不愿意张峰再提这个话题，在桌子底下使劲踹了他一脚。
临分手时，张峰推荐天佑读一读萨谬尔逊的《经济学》，多做学习笔记，多做实际调查，争取能写点东西，他给推荐到北京的学术刊物上。他说：“如果能发表，对你将来毕业分配会有好处，假如你真的能留在哈尔滨，我妹妹将来也不会两地分居不是？”
张岚在一旁用手打了一下张峰：“哥，你说什么呢？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
大学里的日子，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比较悠闲的，日子枯燥、单调而又有滋有味地从指缝间流淌着。一学期结束了，面临的是期末考试。大学生活最重要、压力最大的是期未考试，因为学校规定考试4门以上不及格要留级、6门以上不及格要退学。考试没通过，再英雄也会气短。留级或离校，那可是校园三大悲剧之一啊！因而考试的紧张气氛就像从魔瓶里放出的巨大妖怪一样，威胁着平时游山玩水的读书人。天佑脑子灵活，记忆力强，所以复习还算轻松。毛博思、任品等可惨了，整天脸青唇白，十分吃力。天天都开夜车，以致一双眼睛都睁不开了，总是布满血丝，细眯着。最后一门考完了，大家才都松了口气，兴奋地想大喊，不管考得好不好，都感觉解脱和幸福得要晕倒。
毛博思所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影响，现在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因为整个哈尔滨的高校的参加人员，据说已经超过三百，最让天佑感到有意思的是，任品现在几乎成了活跃分子。杨成辉因为刚刚被发展成积极分子，所以他不解地问天佑：“任品能思考马克思主义？”天佑无法回答，因为最近他正为姚可惠担心，姚可惠最近经常跟毛博思参加一些比较激进的学术讨论。
特别是有一天，当天佑从姚可惠口里听到一句：“现在我们正处在华夏民族千古未有的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用赤热的鲜血和激情疯狂地奏响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这时候，天佑忽然感到她疯了，自己一定要拯救她。
这天，大家去锅炉厂参观都回去了，因为战玉书安排上的失误，把天佑、姚可惠和另外一个女同学落下了。因为那女同学家就在附近，所以她直接就回家了。剩下天佑和姚可惠站在2线车站等车回学校。姚可惠今天穿了一件灰色的套装，里面是粉红色的衬衣，发型已经不再是张岚那种短发，而变成了一种波浪，看起来成熟得可笑。2线车许久不来，天佑就问姚可惠：“你最近还是很热衷那些活动吗？”
姚可惠没说什么。天佑又接着问了一句：“你和毛博思处得还好吧？”
结果，姚可惠的回答却令天佑大吃一惊，她说：“我现在关心的事不是情情爱爱，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已经进入了异常艰难的时期，什么官僚、腐败、渎职呀，什么经济管理混乱、双轨制呀，一时良莠俱出，整个国家乌烟瘴气，所以我要去努力改变这些。”天佑感到她的目光里充满着火焰，似乎整个人都在燃烧。
天佑一时有些发懵，这还是以前他认识的那个姚可惠吗？姚可惠又接着说：“在社会主义体制逐渐走向商品社会体制的这个过程中，是否必然会有一些旧有的东西爆发出来，而成为这整个过程的最黑暗的一面呢？这也许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这几乎就像一个鲜明的标志，标明着中国正在锐意改革着旧有腐朽的制度，同时也在踫触着那暂时还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困惑。”她的声音坚定而高亢，只不过这次天佑没有嗅到那种浓烈的香味。
这使得天佑更无法看懂这个几个月以前还热衷于给自己打饭，洗衣服的女生，他问：“你说这些是不是看西方政治书多了？我问你，没有知识和文化、没有判断能力的公民如何行使投票权？”
姚可惠哼了一声：“天佑，以前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现在看来不过如此。”她的眼睛开始向通乡街方向看，阳光照在她漂亮的脸上。可是天佑觉得有些怪异。
天佑笑道：“可惠，我承认你们很高明，也许一下就看到了最完美的中国应该采取的制度，但是求你们给你的祖国一个发展的时间，不要拔苗助长，很多事情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规律无法勉强，落后就要挨打，如果因为你们的无知妨碍了国家的发展，那你们将成为中国历史的罪人。”
2线车来了，姚可惠没有跟天佑上车。但是天佑感觉到，她孤独的身影就像是自己一样孤立无援。他知道是自己的拒绝改变了这个女孩对世界的看法，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爱情是不能勉强的，天佑离不开张岚那种淡雅的香味。
秋天早就来了，可是哈尔滨的天气还是那么热。在一次班会上，毛博思跟战玉书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那天，针对马克思主义学会最近的一些观点以及学术活动，
那天，针对马克思主义学会最近的一些观点以及学术活动，战玉书对全班同学说：“我告诉你们，不管他们怎么鼓动，咱们班的同学一个也不能参加，谁要是参加了，请马上退出，不然的话，我开除他团籍，然后建议学校对其劝退。我看啊，那些人动机不良。谁反动我们打倒谁！”
早已经忍不住了的毛博思站来打断战玉书的话：“战玉书，你少来文革那一套，你吓唬谁啊？你扣什么大帽子？咱们班就我跟任品参加了，我们就是探讨一些发展经济，改变民生，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发扬光大，我们怎么就动机不良啦？我告诉你，就你这歪脑袋别老总想着给别人扣帽子，你开除别人的团籍？呸，我跟任品早就是党员了！”
任品拉住毛博思说：“冷静，冷静，平常心，平常心。”他现在不再是两年前那个胆小怕事的人了，他似乎有掌控一切的自信。
毛博思还是很激动：“战玉书，我们马克思主义学会是学术活动，一切都光明磊落，你用不着歪曲它，你要是真有证据说我们反动，你到公安局举报好了。”直到姚可惠站起来把他拉出教室。
他出去以后，任品笑着说：“他就这样，一说话就激动，战书记，咱们继续。”
天佑注意到身边的几个同学，王旭给人的感觉比较忧郁，甚至有点阴沉；杨成辉则洒脱不羁，热情洋溢；王凤山像个大男孩，有着一双朦朦胧胧、似醒非醒的大眼睛，单纯而又迷惘。艾军穿著一件肥大的土黄色的人民装，张全则低头记着什么。
而班里的其他女生，则认真倾听着，鸦雀无声。他明白，毛博思这是真正的赤诚爱国，真正的忧国忧民。天佑的清醒导致他更加忧郁了。天佑进大学有两年多了，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了，可是战玉书和毛博思吵架的那天他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似乎被某种神秘力量所左右。夜晚，天佑一个人待在空空的教室里狂热地写诗，渴望一种灵魂和精神的升华。
情绪的变化在海德格尔那里，是走向死亡的经验；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是在边缘状态或临界状态的遭遇；在萨特那里，是人感到厌恶或呕吐；在马尔赛那里，是走向神秘的经历；可是，在天佑这里，他感到的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张岚哥哥走后一直和天佑保持着联系，而天佑也试着写了几篇论文寄给他，其中一篇在一个青年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天佑拿了一份给系书记刘国强看，他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又将另外一篇推荐到校刊上，一时间在系里，天佑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人。因为到目前为止，政治系还没有在校学生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天佑的文章一发表，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同学们的求知欲。
自从上了三年级以后，张岚不再作天佑班级的辅导员，只有一个叫葛明的班主任来管理，而这个班主任似乎谨慎有余，整天生怕班级出什么大乱子。因为毛博思与战玉书的矛盾似乎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班级里也出现了支持毛博思和支持战玉书的两派，当然也有天佑和杨成辉这样的中间派。不过，即使是这所谓的中间派也有不同，杨成辉是刚刚入党，还没有转正，所以不敢乱说乱动，而天佑则是已经被排在下一批入党的名单中，再加上张岚的因素，他没法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时的任品似乎很奇怪，一方面他和学生工作处的几个老师关系密切，另一反面跟毛博思他们也关系很好。
杨成辉对天佑说：“我怎么觉得任品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呢？”
天佑也说：“是啊，我总觉得他心里藏着什么事。”
胡威现在在考古方面的造诣已经很深了，因为跟老师到辽宁实地考察了几次史前文明，所以现在几乎是完全钻进故纸堆里面，对周围的一切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偶尔被王旭拉着到校外小店喝点小酒，但是，回到学校还是整天在图书馆里查阅那些线装书。胡杨的事情，天佑跟胡威说过，胡威说：“你把她当姐姐，我理解，可是她喜欢你是她的事情，这个我管不了，还是你自己处理吧，不过你不要伤害我姐姐，否则咱俩连哥们都没得做。”
天佑一直想跟姚可惠谈谈，可每次他看到姚可惠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再加上他不想跟姚可惠接触多了引起张岚的误会，所以，事情一直拖了下来。张岚这时跟家里的关系有很大改善，她跟天佑的关系也开始平和起来，两个人经常周末跑出去，张岚甚至去了宾县两次。弄得母亲乐得合不上嘴，因为这个女孩子嘴又甜，又懂事。不过，胡杨似乎听到什么风声，信开始少了些。
那时候，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倡导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实行“宽厚、宽容和宽松”政策，整个社会均在大谈文化全面开放。在这种空前自由活跃的气候中，杨成辉建议系里也办一个校园杂志，由天佑来主笔。可是，学校有关部门说什么也不批，就差给他们磕头啦。没办法，总不能真的让人家磕头，这不是民主运动的风范。而这时候，刘国强出面帮了杨成辉、天佑他们一下，第一期很快就将刊印。但天佑的一篇文章惹得杨成辉很生气，他的文章原来是对刘国强的一个观点发起挑战。这是新思维对传统哲学的论战，杨成辉怕天佑因此得罪刘国强，劝他不要用这篇文章，可是天佑却说：“向刘老师挑战是深刻的，而否定他是浅薄的。”
这话不知道怎么传到刘国强的耳朵里，他对系里的几个领导说：“天佑这个学生有才华、有思想、不媚上，将来必定是个好学者。但他绝对做不了官，因为他个性太强。”许多年以后，当天佑从杨成辉的嘴里听到恩师如此的评价时，他不无感慨，认为刘国强看人堪比伯乐。
这天，王旭建议大家到二龙湖去看一下，杨成辉说没问题，但是建议不要带女生。于是，四个最好的哥们，王旭、天佑、杨成辉、胡威骑上自行车从学校出发。那时哈尔滨去宾县的路十分难行，几个人从五点多开始骑车，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到二龙山。天很黑，几个人找了一个有灯光的招待所，在墙外互相依偎着坐下，等待天明。由于很累，大家草草吃点从学校带来的馒头就睡着了。
夜里睡觉发现风云突变。胡威说：“二龙湖不远，细雨绵绵，是农家的好事。”大家也觉得雨中游湖，也未尝不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于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布遮在头上，便接着沉沉睡去。
早晨大家醒来，发现雨很细很密，但风很大。他们刚走上大堤，烟波浩渺的二龙湖便扑面而来，哇，那种壮阔、那种朦胧，让天佑的血液几乎奔涌而出。天佑一下把披在身上的塑料布给抛掉了。杨成辉不甘示弱，比天佑还抛得远，他们像两个狂人，在大堤上举着手狂奔着、大笑着。天佑突然站住，仰天长啸：“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而杨成辉则驻立狂卷的风雨中，有板有眼的念：“嗟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王旭和胡威依旧披着塑料布，像看耍猴的一样看这队疯子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忽然，杨成辉对天佑喊道：“天佑，你毕业以后想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