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所改变的，除了政治主张，还有民众的所有观点。国家法律和社会风气都会被它影响。此间，我想要探查的仅仅是出版自由对政坛的影响。至于出版自由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它为美国人的思想指引的方向和美国人的思维观念因它形成了哪些习惯，我会在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地方，想办法估测和阐述。
毋庸讳言，对于出版自由，我是不会因为事情本身是非常有益，就予以绝对的肯定的。我会喜欢出版自由，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可以预防缺陷，之后才是它自身有益。
在思想绝对自由和臣服中间，若是有人能找出一个我可以相信的中间立场给我，我或许会选择置身于这一立场。可是没人能够找到这个中间立场。现在，如果要求你根据出版许可做事，听命而行，你会怎么做？首先，你或许会把作家送交陪审团，可是陪审团将裁定他们是清白的。如此一来，一个人的看法就成了整个国家的人民的看法。于是，你有很多事要做，可能够做成的却非常少，而你又不得不继续做。
这次，你被要求把作家送往常识法院，在作出裁决之前，法官要求被告作出解释，先前不敢明目张胆地写在书里的内容将出现在辩护词中，却不会触犯法律，原本写在文章里的暗示性话语，在别的众多文章或者资料中反复出现。言谈和文章仅仅是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要问我的意思，我将会说，它显露的并不是真实的思想，而是思想的外衣。被告的思想，你的法庭是惩处不了的，它仍在被告身上发挥着玄妙的效力，而被惩处的仅仅是思想的外衣。于是，你仍有很多事要做，能够做成的依旧很少，而你也仍旧不得不继续去做。最后，你为作家建立了出版核查机制。太好了，这一机制，我们支持。
可是这样一来，政治法庭岂不是要忙到焦头烂额？所以，你仍旧一无所获。就算我说得不对，你的麻烦肯定也增多了。你忽然想到思想这种物质力量，宣传的人越多就越强悍；在你看来，作家如同部队里的士兵。可是，思想的力量却和所有强劲的物质力量不同，它通常是阐述思想的人越少越强劲。相比于一千个演说家声嘶力竭地呼喊，一个能力出众的人，在宁静的民众大会上发表的肺腑之言更有威力。就算只有一个公开场合能够进行自由演讲，其影响力也会和在各个乡镇对着所有村民演讲一般。所以，你还得去打击演讲自由，就像打击写作自由一般。这次，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你终于得偿所愿。可是你还记得你原本的目标吗？你原本是想对自由做一些约束，可我却将你送到了一位暴君的脚边。
从过度自由到过度盲从，在这样漫长的路途中，你甚至没遇见一个能停下来歇歇脚的地方。
除了我刚刚谈及的一般原因，还有些特别的原因会让某些国家必须推行出版自由。
一些国家说是自由国家，可是宪法却没授予受压迫的民众向法院起诉官员的权利，致使政府的所有公职人员都能不受法律的制裁。出版自由在这种国家不但是公民的自由与安全的保障，还是其自由和安全仅有的保障。
所以，这种国家的掌权者若是宣称废除出版自由，所有民众可如此作答：“想让我们考虑不去舆论的法院披露你们的罪责，除非允许我们去一般法院对你们的罪行提起诉讼。”
一个国家的施政方针如果完全遵循人民主权思想，那么在这个国家构建出版核查机制不但危险，还非常荒唐。
既然所有公民都有权管理国家，那又怎么能质疑公民对自己所在时代的种种观点进行辨别的能力？怎么能觉得人们在了解了各种事实之后，无法判断哪种事实能引导自己的行为？
所以，出版自由与人民主权这两件事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而出版检查和普选这两件事却彼此冲突，没办法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内长时间共存。迄今为止，美国国内的1200万人中，一个有胆量提出制约出版自由这种建议的人都没有。
到了美国之后，我看到的第一份报纸中刊载了这样一篇文章，现在我将它如实翻译下来：
“杰克逊（总统）在这整件事上所用的语言，都是一个冷血无情，只想着保住自身权力的暴君才会说的。他的罪恶源于他的野心，而他终将为野心所累。他喜欢阴谋诡计，而阴谋诡计终将扰乱他的计划，抢走他的权柄。他在治理国家上腐败奢靡，他应该受到指责的行为将会让他声名狼藉，遭人唾骂。他如同一个走进赌场的寡廉鲜耻又胆大包天的赌徒一般登上政治舞台。他赢了，可审判的时间也要到了。赢了的东西，他必须退回去，他要将虚假的赌博设备扔掉，让他离任后死掉吧。他退休后，自由的降临或许让他对自己以往的荒唐行径感到惊异，并为此咒骂自己，可是因为良心发现而忏悔这种品德，他并不具备。”（《文森斯报》）
不少法国人觉得，社会状况动荡不安、我们的政治热情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的不安，导致了我国的报刊暴力。所以，人们满心期待等社会稳定之后，报刊能安静下来。而以上各条，我虽然也愿意说是报刊因为这些原因对我国影响极大，可我相信这些原因对于报刊所用的语言，效用有限。在我看来，无论何时，报刊都该拥有自己的特点和热情。美国当前的情况已证实了我的想法。
革命的幼芽如今或许最难以在美国发展壮大。可美国报刊喜欢破坏的趋向，和法国的并无不同。然而，趋向虽然相同，可美国报刊激怒民众的原因和法国报刊激怒民众的原因却不一样。美国和法国的报刊都是一种融合了善、恶的奇异的力量，自由依靠它存在，秩序因它而维系。
有一点需要注意，即相比于法国，美国报刊的力量相对较弱。可美国的报刊通常不会受到司法部门的处罚。这很容易解释：认可了人民主权理论之后，美国人马上一丝不苟地将其用到了实处。
能以日新月异的因素建立起永恒的体系，这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所以，除非用武力和法律对抗，否则，挑衅当前法律也算不上犯罪。
除此，他们还坚信法院管不住报刊。人类语言的奇妙差异使司法部门抓不到把柄，因此试图惩处此类罪行的人，往往会让此种性质的罪行逃过去。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有一个既能维持当前秩序，又能不被周边舆论所左右的法庭，对报刊施加有力地攻击。这个法庭需要私下审案，不公开惩处的理由，以动机而非用词为首要攻击目标。
无论有权建立这种法庭的人是谁，负责人的又是谁，既然它作为社会自身的独裁君主，能将作者和他的著述连锅端掉，那么我相信再如何追寻出版自由都将徒劳无功。
所以，在出版这件事上，并不存在位于服从和同意中间的折中之路。除非放弃出版自由带来的巨大利益，不然，就只能容忍它势必引发的折磨。国家生病时经常生出只得好处不受磨难的幻想。国家此时已经打累了，筋疲力尽之下，试图找到一种措施，好让敌对观点和对立宗旨长在相同的土地上。
美国报刊作用有限的原因有很多。现在将主要原因罗列在下边。
和别的自由一样，国家最担心写作自由的时候，是这一说法刚被提出来的时候；对于首个在自己面前出现的法院，从未被别人当面评判过国家大事的民众坚信不疑。写作自由，英裔美国人在殖民地初建时就已经享有。可是，报刊虽然能让人的热情变得更加高涨，却无法独立创造热情。美国的政治生活虽然频繁、多变，甚至不太稳定，这我们都知道，可通常它不会被狂热的情感打破。连物质利益毫不退让的碰撞，都极少引发疯狂的热情，美国的这种利益又不难满足，自然更不能了。
只要看看两个国家的报刊，就能弄清英裔美国人和我们法国人在这件事上的差别。法国报刊留给商业广告的版块极少，连商业报道都不多见，报纸的各个版面多是探讨政治问题。你再看看美国的报纸，广告占了四分之三的版面，剩下的地方，通常是政治报道或者有趣的小故事。刊登在我们法国报纸上，供读者每天热议的内容，要翻过来调过去，才能在人们不太留心的边角中发现，并且还没有几个字。
无论何种力量，其威力都是使用的方向越集中越大。这个自然定律，观察者已经通过实验得到证明了。某些不值一提的暴君，凭借自己比实验还可信的本能，从未怀疑过这一定律的效果。
法国的报纸有两个不同的集中点。
第一，报纸将一切力量都朝向了一个地方；第二，开办报纸的机构极为有限，称得上控制在少数几个人手中。
一个国家所有人都非常多疑，创建于这种国家的权力自然有着近乎没有止境的影响力。它和政府是敌人，二者虽然签署长期或短期的停战协议，却很难长时间共存。
在美国，我刚刚谈及的两种集中，都不存在。
美国没有大都市。那里的人员、物资散落在辽阔疆域的各个地方，人类智力的光芒在各个地方交相辉映，而非从一个统一的中心点向周边扩散。无论在哪个方面，美国人都不限定思想的指导方针和工作的总体原则。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人力无法左右的地理位置，除此之外，法律也有所贡献。
在美国，印刷业不需要得到执照，报纸不需要进行登记，人们更不知道什么是保证金。
所以，办报纸既简单而方便，做出的投入只要有点用户就能收回，因此美国的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种类繁多得让人吃惊。报纸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么小？有些非常有学问的美国人认为原因是出版力量过于不集中。所以，美国政治学有这么一个理论——只有一个办法能减小报纸的影响力，就是让报纸种类更多。这个真理如此浅显，怎么还没在我们法国推广？我实在无法理解。所以，我可以轻易理解，那些想通过报纸发动革命的人为什么不多办几种报纸，而是少数几个大机构掌握报纸。可是，我不明白当前秩序的官方捍卫者和当前法律的天然拥护者，怎么会觉得报纸的影响会随着报纸的集中而变小。在我看来，欧洲各国政府打击报刊的手法，似乎是中世纪骑士打击对手的那种。经验告诉它们，集中这一武器力量强悍；若让敌人拿到这一武器，那么当它们将其击败，得到的荣耀会更绚烂。
差不多所有的美国小镇都有自己的报纸。想在如此多的勇士中形成秩序，实现步调一致，非常困难。所以，人人自立旗帜，各凭本事。所有报纸团结一致对抗或者支持政府的情况，在美国并不存在，而且，它们攻讦政府和声援政府的办法也是多种多样，不一而同。所以，在美国，报纸成不了能够打击或者击垮坚实堤坝的巨流。报纸的此种分散还带来一些别的非常鲜明的结果：所有人都能办报，因为这没什么难度；另一边，竞争使得所有报纸都无法获得暴利，进而让睿智干练的实业家不会投身此类事业。另外，就算办报可以赚钱，报纸种类的多样性也难以让文笔出众的笔者发财致富。
所以，美国从事报纸行业的人通常地位有限，受教育程度较低，思维也不够敏锐。众所周知，决定一切事宜所有情况的是多数，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是由多数制定的。这些统一惯例的集合叫作原则。因此，出现了律师行业的原则、法院的原则等。
法国报纸的原则是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使用激烈而崇高的方法，通常通过有说服力的辩论进行。有时，也会采用别的做法，这说明一切规律都有例外。美国报业人员的原则是，通过蛮横、豪爽、开门见山的方式，惹怒他们的敌人，而非与人讲道理，他们甚至会将对手的私生活作为标靶，披露他们的缺点和问题。
对于此种滥用思想自由的行为，应该感到可惜。报纸让美国人的喜好和道德发生了哪些变化，这点我之后会讲，现在我要说的是政坛，因此，对于此种影响将一笔带过。应该承认，这种让出版界顺其自然的行为，曾经带来了一个政治结果：间接推动了公共秩序的稳定。于是，为了继续保有煽动民众情绪的最强大的武器，在为自己谋利时使用，那些已经在同胞的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是不会将文章刊登在报纸上的[156]。可见，读者通常不会将出现在报纸上的个人意见放在心上。读者希望从报纸中看到时事新闻。除非新闻篡改或者扭曲了事实，否则，作者的意见没什么影响。
报纸在美国仍然是一种影响力很大的权力，虽然它只能够做到这一步。它让政治生活在这个疆域广阔的国家的各个地方传播开来。
它总是目不转睛地探究着推动政治的隐秘力量，将政治活动家轮流送上舆论的法庭。在它的引导下，人民的视线被集中到某种主义或者理念周边，帮政党建立大旗。它为那些有过交流，却没见过对方的政党传声，让它们频繁往来。当众多报纸都沿着一条路走，时间久了，它们将形成近乎势不可当的影响，至于其他方面所控制的言论，在它们的打压下，最终只能低头。
美国的各家报纸都有少量权力，不过相比于报纸，期刊的权力更大，只比权威最高的人民逊色。
和别的受核查体制环境中形成的观点相比，在支持出版自由的美国的环境中形成的观点，通常更坚实
美国政府的政治工作通常无法贯彻始终和有次序地推进，因为那里的民主制度不停地挖掘管理国家事务的新人。可是，相比于别的大多数国家，美国政府的总体方向却更加稳定，掌控社会的首要言论所坚持的时间也更长久。当人们的头脑被一个观念掌控，再想将其赶出人们的头脑，难度都非常大，无论这一观念合不合理。
这种情况，在欧洲的英国也能发现，在之前的一百多年里，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思想自由，比所有国家都大，所拥有的成见比所有国家都坚实。在我看来，导致这一情况的正是出版自由，虽然乍看上去，出版自由应该起到遏制这一情况的作用。推行此种自由的国家，傲慢和自信在左右观点方面的效用毫无二致。如果他们热衷于哪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必定是他们认可的，以及他们自己选的。如果他们拥护哪种观点，除了它是真的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它为他们所有。除此，还有若干其他原因。
有位圣人说：知的两边是无知。我倒觉得更正确的说法是：怀疑的两边是自信。事实上，一般来说人的智慧通常会经历三个彼此相连的不同阶段。为什么人会对一件事毫不怀疑？原因是他尚未认真调查就认可它了。当出现不同意见后，他开始心存疑虑。最后，他通常会扫除所有疑虑，再次相信。不过这次，他是实实在在地研究真理，在真理的光芒的指引下前行，而非轻易而草率地接受真理[157]。
当发现民众的智慧处在第一阶段——人们习惯于不假思索地相信且毫无怀疑——出版自由会顺其自然很长时间，慢慢影响人们轻信的对象。所以，人类的理性在智慧的整个发展进程中，每次只能学会一点，如此前进，不过学会的那点却在不停地发展着。革命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因此，在忽然间率先认可出版自由的那代人，就要受些磨难。很快，新思潮在它之后也到了。上次的经验教会人们在不相信和广泛的质疑中试探着前行。
我们可以这么看，大部分人通常会在以下两个阶段中二选其一裹足不前：要么是不知其根由地相信，要么是全都不信。
而打破怀疑的滋扰，得到来源于真理的经过严密推敲的自信，并掌握此种自信这一阶段通常没什么人能够到达。
不过，有人曾经表示：在宗教繁荣鼎盛的时期，有时，人们会更改信仰，可是在怀疑之风肆虐的时期，人们却对自己的信仰坚信不疑。在出版自由盛行的时期，在政治上能见到此种情况。在彼此怀疑、争斗不休的所有社会观念中，人们若是选择了哪个观念，并予以保护，一定是因为人们觉得它比其他观点要好，而非真的觉得它最好。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难让人为了自己的观点拼死拼活，可若是想让他改弦易张，难度一样很大。与此同时，殉道者和变更信仰的人都非常少。
再给这个因素添加一个更强大的要素：由于和观点相比，本能和物质利益更容易被发现，更容易被感知，也更长久，所以人们在质疑一种观点时，最后总会考虑到自己的本能与物质利益。
民主制度真的就比贵族制度治理得好吗？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难度极大。不过，民主制度会让某些人愤懑，贵族制度却是剥削别人，这一点毫无疑问。
你有钱，我就没钱了，这个真理自动成立，用不着争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