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接对这个题目展开研究，而事先并没有证明研究它的重要性。看到我在论述政治，人们可能会怀疑我是一位君主或者是一位立法者。我两者均不是，而且，这正是我要论述政治的原因。如果我是其中之一，我会直接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如果做不了，我会保持沉默，但我肯定不会就我应该做什么发表长篇大论，那是在浪费时间。
我的呼吁可能不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什么影响，但我对公共事务有研究的义务和投票权，因为我是一个自由国家[1]的公民，况且我还是其权力机构的成员之一。令我倍感欣慰和荣幸的是，每当我对各种政府进行思考时，都能在我的探讨中发现热爱我国政府的新理由。
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也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人的境地与人自以为的样子相反，就是说，不是其他一切受人主宰，而是人本身就是奴隶，还不如其他一切。我并不清楚导致这种变化的过程，我自信我能够回答是什么将这种变化合法化的。
某人根据何种权利来剥夺人民的自由，人民就可以根据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若非如此，那人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剥夺人民的自由。因此，当人民被迫服从时，正确的做法就是服从，然而还有更正确的做法，那就是，在可以打破枷锁时径直打破。我提出的这种说法只是基于对强力及其后果的考虑。社会秩序是一项神圣的权利，因为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然而，这项权利并不是自然形成的结果，它得以建立的基础是契约。明白这些约定是什么，是我研究课题的关键。但我想在谈论它之前应该先提出一些东西，我将明确指出它们是什么。
注释：
[1]指日内瓦。——译者注（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